中国的治理

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angruiqiang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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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处于2005年9月出版了《中国的治理》(Governance in China。2005)一书,该书第一部分第三章对中国腐败问题的状况、根源、反腐败措施进!行了解说。并指出中国在反腐败领域的优势和挑战。
其他文献
本文探讨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指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
激进环境主义的很多思想和行动都具有乌托邦倾向,本文将分析其中与这种乌托邦倾向相关的某些张力、悖论和矛盾性方面。它们包括:生态乌托邦主义实现社会变革的方法,既想拥护生态学的一般原则又想容忍极权主义话语的愿望,同时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方面扮演守护神角色的一般特征。以及在对待规模、地方和全球性议题上日益持极端化立场的倾向,等等。这些张力和悖论不仅仅是学术兴趣问题,而且有着实践的、策略的和战略的意义,会影响到生态乌托邦追求的“超越”潜能。
当代生态危机是由市场经济及其所要求的增长经济所导致的环境持续恶化的结果。要准确地理解这一危机,既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盛行的价值观念和相应的技术,也不能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应追溯到基于市场经济制度及其蕴涵的主宰自然世界观念的等级制社会的那种一般性统治型社会关系。因而,要真正克服这一危机,就必须开展一种旨在实现权力在所有水平上平等分配的“包容性民主”或“生态民主”变革。
本文对国外学术界关于“民主巩固”的两个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一个是关于“民主巩固阶段”民主的涵义或应采取的民主模式问题,指出达尔的“程序和制度的最低纲领”的理论是现代民主巩固模式研究的正确起点,但它主要是从制度上设计了民主的模式,没有建立民众和统治者之间联系的网络,而第三波国家在转型时面临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因而需要采取一种非经典或非完整意义上的民主模式。第二个是关于民主巩固的界定或路径设计,在这一问题上有制度主义的、行为主义的和多层面的三种分析模式。
本文从政治文明的内部结构入手,结合我国的政治形态实际。论证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各项民主和法律制度,推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加强政治行为文明建设;大力培育和增强公民的民主和法制意识。强化政治意识文明建设,并就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若干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在政府政绩考核和政府官员的选拔、任用方面过分注重经济业绩,加剧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失衡。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必须彻底转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错误的发展观,通过改革政府政绩考核制度,把环保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引导各级政府及主要领导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我国今后公共行政改革发展的目标模式。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创新政府间关系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而服务型政府应该包括内部和外部服务型政府两个部分,这两部分共同组成公共服务的完整价值链。现行政府间关系阻碍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要改革与创新。本文建议从创新政府理念、调整政府间纵向、横向和纵横关系以及减少政府管理层级等方面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发展。
邓小平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其丰富的内涵对当代大学生理解、把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群众观,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求真务实的实践观,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锻炼、形成开拓竞争进取的成才观,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挪威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弗洛拉·萨皮奥(Flora Sapio)发表了《中国的反腐败执行:选择性模式》一文,该文论述了中国的三种选择性反腐败模式,并探讨了它们产生的根源。
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最主要的变化之一是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B)的发展。继中国的经济改革之后,学者们使用了许多概念来界定从“第三领域”到“准公民社会”的社团领域(associational realm)。争论大多集中在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发展程度上。相对于国家,第三部门具有真正的自主性。一般认为,把中国的公民社会视为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的一种翻版,这是一种容易产生误导的观点。相反。中国的社团生活(associational life)仍然深深地嵌入在国家之中。但是,一种纯社团主义的视角把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