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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些，并不是想抱怨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如今，像我父亲这般业务能力强，兢兢业业、心无旁骛曾经创造了无数成功的商人也能走到这步田地，还有多少民营企业能够很好地生存。
无奈搬迁遭遇重创
父亲曾是国营企业的副厂长，业务能力极强，1994年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地处长三角地区一个经济水平极高的城市，主营机械加工。
工厂创办时固定资产约两百万左右，虽然是租来的厂房，但机械行业的机器价值很高，这两百多万的固定资产几乎都是机械的价值。从1994年到2006年，12年间，企业几乎每年都保持15%的增长率，2006年，企业发展到高峰期，有150名工人，年营业额2500万，毛利润在30%左右。
那段日子是民营企业发展最为迅速的一段时间，仅从父亲的脸上，就能读出他对自己企业的满意度。随着企业利润增多，父亲萌生了产品线更新换代的想法。一条进口自动线大约需要一千万左右，而我父亲当时的空余资金有五百多万，我们开始积攒资金准备在2008年更新自动生产线。
如果之后的这场人为变故没有发生，父亲的企业应该早已进行了产品线的更新换代，企业规模会有所扩大，我们的家庭依然很幸福地生活。可是，如果就是如果，一切还是发生了。
2006年，当地政府对工业园区重新规划，需要我们搬厂房。当时，江浙各地都在争相新建工业园区，而县财政缺乏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地方政府鼓励当地企业搬迁进入工业园区。然而，这些工业园区当时都是毛坯房，既不符合工业厂房的标准，更没有任何装修。当时政府的承诺是，各厂以租赁的形式搬入新厂区，自己支付厂房改建和办公区装修的费用，地方政府将在第一个租赁期（5年）到期后，以便宜价格将地皮卖给各个企业。如果不搬迁，有什么麻烦需要企业自己兜着。
说这话的是当地的一把手，几十家企业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搬入了工业区。厂房改建、办公区装修、搬迁费用一共耗去了大概五百万资金，企业十几年的积累瞬间化为乌有，更新生产线的计划更是遥遥无期。
更为不幸的是，2006年通胀加剧，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首现长三角地区。父亲当时为了留住人，给每个工人增加了10%的工资。厂里一线工人人均1200元每月，二线工人800元每月，一个月做满20个工作日之后，每天的加班工资为100元。此外，吃住厂里是免费的，四人一间宿舍，一天三餐。
2007年开春，我和父亲奔赴安徽和盐城，将厂里的工人接回来上班。这一年，钢铁和工业用油价格上涨，毛利润下降了10个百分点。父亲开始着急，他把一些闲钱放进了当时疯涨的股市，想从中获利后贷款，在第二年更新生产线。
不曾预料，资金在投入股市六个月之后遭遇A股暴跌，还好投入的资金量不算太多，只是，通过股市盈利这条路是走不通了，父亲只能回到原来的轨道慢慢经营。
人工成本疯涨带来的灾难
2008年，全球经济遭遇重挫开始下滑，企业的主要客户日本方面的订单量急剧减少。父亲意识到，工厂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局，开始采取裁员措施。2008年底，工厂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2009年的电视里，浙江民营企业倒闭潮的新闻频频出现。我们曾经的供货方，浙江的一些微型企业纷纷关门停业。一家跟我们配套了十几年的企业在倒闭清算前，父亲前往追回其拖欠的五万元应付款。当父亲踏进那家工厂大门时，工厂五十多岁的厂长被两个追债的年轻人按在地上打。父亲看到这种场景，五万元余款的事情没再提起，买了当天的返程车票回家。
2010年，人工成本继续疯涨，普通一线工人2000元的工资都留不住人；食堂里烧饭的阿姨，每天工作4小时，1500元的工资都嫌少。由于当地进行大规模拆迁，很多原本需要打工赚钱养家的当地人都分到了至少三四套房子，坐地生财的他们再也不把区区一两千元的工资放在眼里，招工更是难上加难。
这一年，传闻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辅助，可是始终只闻雷声，不见雨点；这一年，贷款标准依然很高，民间借贷开始流行，就我们所接触的一些民间借贷机构，年利率几乎都在40%以上，民营实体行业很难有这样的利润；这一年，人工成本、原材料继续疯涨，原本处处碰壁的低利润订单此时也开始遭遇哄抢；这一年，我们工厂的账面出现亏损，这是建厂16年来的头一次。
做机械行业的企业家应该知道，这个行业对资金冲赔率的要求极高。拿到一个订单，需要先垫付原材料费，产品出来后对方可能只是给你陈代汇票，需要一两个月后才能兑现。这其实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了折扣。在这个高通胀、高利率的年代，今天的10块钱，一两个月后可能就变成了9.5元，如果将这10块钱放进银行，一两个月时间还会产生一定的利息。这一来一往就等于打了一定的折扣。
但是没有办法，这样的单子也得接，这种客户也得做，我们不能让工厂支撑不下去，我们要为工人负责。在工厂里，有些骨干跟了我父亲快三十年，我们把他们当做亲人，他们也将厂子当成了家。
从2010年开始，劳资纠纷逐渐增多，新来的工人不到三个月就要求加工资，否则就要走人。要知道，新招来的工人从进厂到能够单独制作产品，至少需要两个多月的培训期。培训期刚过，工人就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涨工资继续用聘用，要么违反劳动合同将其解雇，一旦解雇不仅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还意味着这两个月的付出打了水漂。
但其实我很能理解这些工人，整个社会在高通胀的压力下变得浮躁，谁都想多赚钱，赚快钱，毕竟，赚钱的速度必须得高过钱贬值的速度，只有这样，你的劳动和付出才有意义。2010年底，一线几个核心岗位工人的工资已经涨到5000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新年到来之际，父亲苦笑着对我说：“今年白干了，一分钱没赚到。”
几乎每家民营企业都会面临困局
2011年初，父亲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一步就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工人的人数从100人降到了不足40人。 说来好笑，人都是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却是越做越小。对于订单，我们已经不具备消化能力，只能开始进行大规模收购，也就是说，我们逐渐从一家生产型企业转变成一个倒爷，只把检验关。而这些事情，是不能让客户知道的。一旦有大客户前来视察，父亲只能招呼亲友前来帮忙，所有人站在生产线上做样子。没办法，这就是现实。
遭遇这一切之后，父亲所考虑的不再是更新生产线的问题，而是如何给骨干工人安置，让他们有个好的归宿。
2011年新年刚过，厂房租赁期满，当地政府给我们两个选择：1、根据市场价格打8折将土地卖给我们；2、年租金涨100%继续租用。要知道，2011年土地的8折也是2006年的三倍。
如果没有搬迁工厂，如果搬迁不是由企业出资，如果2006年搬迁时同意企业可以买断土地，我们都可以继续活下去，但是没有如果。曾经承诺五年租赁期满以便宜价格将土地卖给企业的一把手已经调任他处，新上任的一把手发话，8折已是最大优惠。这里的企业从2006年到2011年五年时间关闭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有贷款的把土地买下干起了厂房出租的勾当。而我父亲决定，先续租两年再考虑对策。
如果这样的困局发生在我们一家企业身上，或者我们一个行业身上，我只能说我们能力有限，或者行情不好。可事实是，民营制造业几乎每一家企业都面临着和我们同样的困局，唯一的区别是困局是大还是小而已。
镇里每年都会有企业家聚会，大家相互之间探讨一些问题。2006年开会时有两百多人参与，今年已经只剩下六十多人。除了两家镇政府重点扶持对象年营业额过亿之外，其他的几十家大小企业，几乎面临同样的困局。年度大会变成了诉苦大会，那些原本讲面子，不甘示弱的企业家，在几杯酒过后纷纷掏心掏肺诉说自己的苦衷，说到伤心处，有的人几度落泪。
90%的企业倒在了生产线更新换代的前夜
如今，木已成舟，沉溺于失败中只会止步不前。回顾十余年来做企业的经验，我也总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写出来警醒自己，也希望对旁人有所帮助。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融资渠道极度困难，银行几乎不给微型企业贷款。仅从长三角地区来看，年营业额5000万元以下的都属于微型企业，但就是这些微型企业却担负了长三角地区95%的劳动人口，85%的税收。从2009年开始，浙江大量民营企业倒闭，慢慢地有不少人先借一大笔高利贷，然后全家出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二连三听说浙江全民借贷，资金链崩盘的原因。
此外，疯狂上涨的人力成本也导致不少企业破产。涨工资本来是好事，但物价和工资一起涨，甚至物价涨幅超过工资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大部分企业能够接受人力成本每年5%—10%的涨幅，但如果突然跳涨30%，就会打破民营企业原有的生产规划和生产布局。90%的企业倒在了生产线更新换代的前夜。
如果说企业破产有一个间接因素，那么非房地产莫属。房地产业的快速膨胀打击了民营企业家们的积极性，尤其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们。我相信，很多企业家都跟我父亲一样，后悔没有在赚钱的时候多买几套房。以我父亲为例，2002年的年利润超过100万，那时候可以买三套房子，可是如今呢？当然，我父亲是投资失败的负面案例，那些投资房地产成功的商人们呢？以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为例，2004—2009年，平均每年购入两套房，2010年工厂日子不好过，直接关门大吉。这时出手两套房，每套获利300%。这对于父亲的这位朋友来说也许是好事，可是企业家全民炒房，真的是政府和这个社会想看到的吗？
企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需要解决生存问题，当生存下来之后才能考虑如何做大做强，从低端加工业逐渐向产业链上游靠拢，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时间和经历解决自主研发的问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一步到位。
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就已经被无情扼杀，政府没有把鸡养大就迫不及待地想杀鸡取暖，这种阵痛在往后的十年经济大萧条中会逐渐显现，每个人也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种阵痛。
人人都想做Google这样的企业，但这种企业不仅需要充沛的资金，独一无二的技术，还需要政策的扶持。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土壤，Google这样的企业又能有几个？而作为制造大国的中国，没有了民营企业，没有了在低端产业链低利润里挣扎的民营企业，上亿的就业人口该去往何处？
无奈搬迁遭遇重创
父亲曾是国营企业的副厂长，业务能力极强，1994年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地处长三角地区一个经济水平极高的城市，主营机械加工。
工厂创办时固定资产约两百万左右，虽然是租来的厂房，但机械行业的机器价值很高，这两百多万的固定资产几乎都是机械的价值。从1994年到2006年，12年间，企业几乎每年都保持15%的增长率，2006年，企业发展到高峰期，有150名工人，年营业额2500万，毛利润在30%左右。
那段日子是民营企业发展最为迅速的一段时间，仅从父亲的脸上，就能读出他对自己企业的满意度。随着企业利润增多，父亲萌生了产品线更新换代的想法。一条进口自动线大约需要一千万左右，而我父亲当时的空余资金有五百多万，我们开始积攒资金准备在2008年更新自动生产线。
如果之后的这场人为变故没有发生，父亲的企业应该早已进行了产品线的更新换代，企业规模会有所扩大，我们的家庭依然很幸福地生活。可是，如果就是如果，一切还是发生了。
2006年，当地政府对工业园区重新规划，需要我们搬厂房。当时，江浙各地都在争相新建工业园区，而县财政缺乏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地方政府鼓励当地企业搬迁进入工业园区。然而，这些工业园区当时都是毛坯房，既不符合工业厂房的标准，更没有任何装修。当时政府的承诺是，各厂以租赁的形式搬入新厂区，自己支付厂房改建和办公区装修的费用，地方政府将在第一个租赁期（5年）到期后，以便宜价格将地皮卖给各个企业。如果不搬迁，有什么麻烦需要企业自己兜着。
说这话的是当地的一把手，几十家企业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搬入了工业区。厂房改建、办公区装修、搬迁费用一共耗去了大概五百万资金，企业十几年的积累瞬间化为乌有，更新生产线的计划更是遥遥无期。
更为不幸的是，2006年通胀加剧，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首现长三角地区。父亲当时为了留住人，给每个工人增加了10%的工资。厂里一线工人人均1200元每月，二线工人800元每月，一个月做满20个工作日之后，每天的加班工资为100元。此外，吃住厂里是免费的，四人一间宿舍，一天三餐。
2007年开春，我和父亲奔赴安徽和盐城，将厂里的工人接回来上班。这一年，钢铁和工业用油价格上涨，毛利润下降了10个百分点。父亲开始着急，他把一些闲钱放进了当时疯涨的股市，想从中获利后贷款，在第二年更新生产线。
不曾预料，资金在投入股市六个月之后遭遇A股暴跌，还好投入的资金量不算太多，只是，通过股市盈利这条路是走不通了，父亲只能回到原来的轨道慢慢经营。
人工成本疯涨带来的灾难
2008年，全球经济遭遇重挫开始下滑，企业的主要客户日本方面的订单量急剧减少。父亲意识到，工厂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局，开始采取裁员措施。2008年底，工厂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2009年的电视里，浙江民营企业倒闭潮的新闻频频出现。我们曾经的供货方，浙江的一些微型企业纷纷关门停业。一家跟我们配套了十几年的企业在倒闭清算前，父亲前往追回其拖欠的五万元应付款。当父亲踏进那家工厂大门时，工厂五十多岁的厂长被两个追债的年轻人按在地上打。父亲看到这种场景，五万元余款的事情没再提起，买了当天的返程车票回家。
2010年，人工成本继续疯涨，普通一线工人2000元的工资都留不住人；食堂里烧饭的阿姨，每天工作4小时，1500元的工资都嫌少。由于当地进行大规模拆迁，很多原本需要打工赚钱养家的当地人都分到了至少三四套房子，坐地生财的他们再也不把区区一两千元的工资放在眼里，招工更是难上加难。
这一年，传闻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辅助，可是始终只闻雷声，不见雨点；这一年，贷款标准依然很高，民间借贷开始流行，就我们所接触的一些民间借贷机构，年利率几乎都在40%以上，民营实体行业很难有这样的利润；这一年，人工成本、原材料继续疯涨，原本处处碰壁的低利润订单此时也开始遭遇哄抢；这一年，我们工厂的账面出现亏损，这是建厂16年来的头一次。
做机械行业的企业家应该知道，这个行业对资金冲赔率的要求极高。拿到一个订单，需要先垫付原材料费，产品出来后对方可能只是给你陈代汇票，需要一两个月后才能兑现。这其实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了折扣。在这个高通胀、高利率的年代，今天的10块钱，一两个月后可能就变成了9.5元，如果将这10块钱放进银行，一两个月时间还会产生一定的利息。这一来一往就等于打了一定的折扣。
但是没有办法，这样的单子也得接，这种客户也得做，我们不能让工厂支撑不下去，我们要为工人负责。在工厂里，有些骨干跟了我父亲快三十年，我们把他们当做亲人，他们也将厂子当成了家。
从2010年开始，劳资纠纷逐渐增多，新来的工人不到三个月就要求加工资，否则就要走人。要知道，新招来的工人从进厂到能够单独制作产品，至少需要两个多月的培训期。培训期刚过，工人就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涨工资继续用聘用，要么违反劳动合同将其解雇，一旦解雇不仅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还意味着这两个月的付出打了水漂。
但其实我很能理解这些工人，整个社会在高通胀的压力下变得浮躁，谁都想多赚钱，赚快钱，毕竟，赚钱的速度必须得高过钱贬值的速度，只有这样，你的劳动和付出才有意义。2010年底，一线几个核心岗位工人的工资已经涨到5000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新年到来之际，父亲苦笑着对我说：“今年白干了，一分钱没赚到。”
几乎每家民营企业都会面临困局
2011年初，父亲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一步就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工人的人数从100人降到了不足40人。 说来好笑，人都是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却是越做越小。对于订单，我们已经不具备消化能力，只能开始进行大规模收购，也就是说，我们逐渐从一家生产型企业转变成一个倒爷，只把检验关。而这些事情，是不能让客户知道的。一旦有大客户前来视察，父亲只能招呼亲友前来帮忙，所有人站在生产线上做样子。没办法，这就是现实。
遭遇这一切之后，父亲所考虑的不再是更新生产线的问题，而是如何给骨干工人安置，让他们有个好的归宿。
2011年新年刚过，厂房租赁期满，当地政府给我们两个选择：1、根据市场价格打8折将土地卖给我们；2、年租金涨100%继续租用。要知道，2011年土地的8折也是2006年的三倍。
如果没有搬迁工厂，如果搬迁不是由企业出资，如果2006年搬迁时同意企业可以买断土地，我们都可以继续活下去，但是没有如果。曾经承诺五年租赁期满以便宜价格将土地卖给企业的一把手已经调任他处，新上任的一把手发话，8折已是最大优惠。这里的企业从2006年到2011年五年时间关闭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有贷款的把土地买下干起了厂房出租的勾当。而我父亲决定，先续租两年再考虑对策。
如果这样的困局发生在我们一家企业身上，或者我们一个行业身上，我只能说我们能力有限，或者行情不好。可事实是，民营制造业几乎每一家企业都面临着和我们同样的困局，唯一的区别是困局是大还是小而已。
镇里每年都会有企业家聚会，大家相互之间探讨一些问题。2006年开会时有两百多人参与，今年已经只剩下六十多人。除了两家镇政府重点扶持对象年营业额过亿之外，其他的几十家大小企业，几乎面临同样的困局。年度大会变成了诉苦大会，那些原本讲面子，不甘示弱的企业家，在几杯酒过后纷纷掏心掏肺诉说自己的苦衷，说到伤心处，有的人几度落泪。
90%的企业倒在了生产线更新换代的前夜
如今，木已成舟，沉溺于失败中只会止步不前。回顾十余年来做企业的经验，我也总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写出来警醒自己，也希望对旁人有所帮助。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融资渠道极度困难，银行几乎不给微型企业贷款。仅从长三角地区来看，年营业额5000万元以下的都属于微型企业，但就是这些微型企业却担负了长三角地区95%的劳动人口，85%的税收。从2009年开始，浙江大量民营企业倒闭，慢慢地有不少人先借一大笔高利贷，然后全家出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二连三听说浙江全民借贷，资金链崩盘的原因。
此外，疯狂上涨的人力成本也导致不少企业破产。涨工资本来是好事，但物价和工资一起涨，甚至物价涨幅超过工资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大部分企业能够接受人力成本每年5%—10%的涨幅，但如果突然跳涨30%，就会打破民营企业原有的生产规划和生产布局。90%的企业倒在了生产线更新换代的前夜。
如果说企业破产有一个间接因素，那么非房地产莫属。房地产业的快速膨胀打击了民营企业家们的积极性，尤其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们。我相信，很多企业家都跟我父亲一样，后悔没有在赚钱的时候多买几套房。以我父亲为例，2002年的年利润超过100万，那时候可以买三套房子，可是如今呢？当然，我父亲是投资失败的负面案例，那些投资房地产成功的商人们呢？以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为例，2004—2009年，平均每年购入两套房，2010年工厂日子不好过，直接关门大吉。这时出手两套房，每套获利300%。这对于父亲的这位朋友来说也许是好事，可是企业家全民炒房，真的是政府和这个社会想看到的吗？
企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需要解决生存问题，当生存下来之后才能考虑如何做大做强，从低端加工业逐渐向产业链上游靠拢，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时间和经历解决自主研发的问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一步到位。
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就已经被无情扼杀，政府没有把鸡养大就迫不及待地想杀鸡取暖，这种阵痛在往后的十年经济大萧条中会逐渐显现，每个人也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种阵痛。
人人都想做Google这样的企业，但这种企业不仅需要充沛的资金，独一无二的技术，还需要政策的扶持。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土壤，Google这样的企业又能有几个？而作为制造大国的中国，没有了民营企业，没有了在低端产业链低利润里挣扎的民营企业，上亿的就业人口该去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