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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中国互联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价值19亿美元收购案的半年多前，2012年11月，百度公司CFO李昕和她的管理层团队出现在美国，这是一系列行程的最后一站，从香港开始，然后是新加坡、英国，最终是这里。距离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已经有8年时间，它也早已成功在中国搜索市场占据垄断地位，美国的投资者对它并不算陌生。
那时百度的账面上大约有34亿美元现金，但再往前9个月，李彦宏开始斟酌发行美元债券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表现最抢眼的第一阵营中，百度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移动互联网战略。
摩根大通（JP Morgan）公司是百度的财务顾问。债券发行意味着百度要向投资人借钱，在约定的时间内偿付本金和利息。百度的目标是融资15亿美元。
过去IPO收入在亚洲投行业务中的比例可以达到70%以上，但2012年的IPO市场空前萎靡，相比前一年，香港IPO规模整体下降了67%。从2009年到2011年，香港一直是全球最大的IPO市场，但到了2012年，香港退居到了第4位，今年截至4月，排名又降到12位。好在公司对于资金的需求并没有减少，中国的大公司完成上市之后，债券发行往往会成为一个大业务，摩根大通正在发现这样的机会。
按照摩根大通的判断，2012年的年底美元债券市场利息将处于一个历史低位，百度选择这个时间发行债券将可以达到最低的融资成本。这是摩根大通为百度制定的一系列策略的第一步—确定发行窗口。然后，百度需要说服资本市场。
故事的脚本仍旧是“中国的Google”，但令百度略感尴尬的是，当时中国公司的VIE结构风波正在美国发酵，在摩根大通带领百度管理层与投资者一一见面时，这成为绕不开的话题。他们为此定的策略是坦然承认VIE结构，但强调公司具有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性，风险很低。同股票投资者不同，债券投资者对公司成长的理解是防御性的。在每次半个小时的会议里，路演团队会向对方解释债券发行的资金用途、公司财务状况与发展前景，有时也可能用于解释市场上的各种传闻。
为了吸引到更多投资者，摩根大通为百度做的事情是：向“投资级”债券基金推介并建议百度在美国证监会注册这笔债券。以往，中国公司在海外发债，它们一般都被定位为“新兴市场”公司，因此主要针对的是新兴市场债券基金。摩根大通认为百度的定位应更国际化，因此将重点放在了“投资级”债券基金。这个基金群体掌握着巨大的资金池，对苹果等技术公司十分熟悉。“以往中国公司很少进行这样的尝试。”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翟普对《第一财经周刊》 说。
在美国证监会注册也出于同样目的。如果按照常规发债，百度能够接触到的是符合资格的机构投资者，而注册之后，范围则扩大到更多的美国国内投资者群体。
债券发行的定价是市场化的，与股票有些类似，投资者以某个价格下单认购达到发行额度后，这个价格便是债券的票面利率。百度的债券是在全球债券市场上发售，根据各个市场的下单量，最终确定票面利 率。
11月20日，百度在亚洲市场宣布了公开发行债券的消息，但亚太区的新兴市场债券基金对债券息率要求更高，原因在于这类投资者依然会对它的投资风险与中国及新兴市场公司作比较，因此对回报要求更高。
当晚，百度在美国启动债券发行，很快美国市场投资者成为定价主力，价格向有利于百度的方向发展。此时，翟普和同事在香港，他们与美国同事一同控制整个发行的节奏。在此之前摩根大通为百度债券提供了一个价格参考区间，12个小时后，息率已经归入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价 格。
百度最终发行了两笔共计15亿美元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分别为2.25%与3.5%，这创下了许多记录，是中国公司海外发行债券的最低息率，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发行的最大单笔债券。债券发行主承销商能够得到的费率一般在发行债券金额的0.8%至3%之间，也就是说，摩根大通及其承销团最多可以在这笔交易中获得2000万美元的收入。2012年，摩根大通的债券业务同比增长了80%，收入达到9.9亿美元。而根据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统计，债券承销收入占全球投行业务收入的比例在这年也创下了15年来的历史新高。
100多年前，摩根大通公司的前身J.P摩根就在中国开始了类似业务，1909年，它帮助湖广铁路发行债券。公司以债券业务起家，在那之前，伴随着运河修建到淘金热、南北战争，再到铁路兴建，美国债券业经历了州政府债券、联邦政府债券以及铁路债券几个阶段。直到1920年代美国股市进入繁荣期，这时证券交易开始渐渐成为投资银行主流业务，在其后的股市繁荣和萧条更替中，IPO业务又成为投行主要营收之一。2001年，摩根大通为中国发行10亿美元欧洲债券，现在它也是中国财政部指定的政府债券发行一级交易商与造市商。
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上主要的金融中介。除了IPO、并购与债券发行这些传统业务，摩根大通其他的投行业务还涉及外汇、全球期货与期权、股权及股权产品以及固定收益交易与研究 等。它的亚太总部位于香港中环，许多明星雇员曾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包括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等。作为各种交易的撮合者，投资银行和银行家们左右着全球资本市场的活力。
摩根大通最早帮助掌上灵通等中国公司赴美上市，亚太地区的营收大约占到公司整体营收的20%至25%。但2011年左右，因为造假和做空，中概股公司在美国经历了股值的低潮。
盛大网络创始人和CEO陈天桥在那时打算把公司私有化。与他见面的是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顾宏地。陈天桥认为，盛大的价值在纳斯达克二级市场被严重低估，几个月后，盛大向市场宣布了自己的退市计划。
私有化是IPO的反面，同时也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此刻退市的定价与股价波动密切相关，如果股价上涨则退市成本就会被推高。摩根大通为盛大选择的窗口时间就在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初，这个时候美国资本市场低迷，但也意味着留给这场私有化的时间并不多。 钱从哪里来是第一个问题，以陈天桥向董事会提出的收购邀约方案，他需要准备6亿至7亿美元的并购资金。因为并购所需资金规模一般很大，往往是交易中充满变数的一环。摩根大通在短时间内为盛大安排过桥贷款，锁定了资金的稳定性。
“我们调动了整个平台去协助盛大的并购、融资、审批。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项目涉及资金规模大，公众股东结构也很复杂。”顾宏地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在有限的4个月窗口期内还要组织召开股东大会，让投票最终得以通过。
公众股东结构复杂，意味着股份回购价格确定的复杂性，这其中需要在美国证监会的监管框架内平衡公众股东利益，如果稍有疏忽，则可能使退市流产。香港电信盈科私有化的失败，便是例子之一。顾宏地说：“目前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有30多家公司宣布退市，其中约20家公司最终成功，盛大网络规模居第二。”
2012年2月14日，盛大网络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批准了陈天桥收购股份的提议，这创下了美国股市中概股企业并购退市最短时间纪录。
“外界看到投行撮合交易都很风光，但这就像你看天鹅在湖面划行，没法注意到水面下爪子是如何摆动来保持前进的速度和姿态的。投行运作中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好，就可能失败。”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亚太区副主席兼中国CEO方方说。
2013年第一季度，包括巴菲特收购亨氏的交易在内，总金额超过930亿美元的4个巨无霸收购案中摩根大通都担任了财务顾问。金融危机之后，遭受重创的金融机构们正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复苏期，相对而言，摩根大通的情况好一些，它在危机中收购了贝尔斯登。
摩根大通在这种情况下抢下了为数不多的“席位”。2012年香港最受关注的IPO是人保集团和海通证券，摩根大通担任了这两个项目的联席主承销商和薄记管理人，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行业务主席龚方雄是海通证券项目的负责人。
2012年香港市场持续震荡，发行窗口极不稳定，大多数公司选择推迟IPO。在这种市况下，寻找基石投资者和“锚定投资者”（Anchor Investor）对投行来说是巨大考验。龚方雄想到了找PE做基石投资者，这也是摩根大通能跻身联席主承销商的重要原因之一。
找PE做基石投资者听起来比较难。通常情况下，PE的性质是做Pre-IPO投资，在企业上市前几年便进入，为企业注入资金，拓展业务规模，帮助企业提升资本实力与管理架构，为顺利上市做准备，这决定了PE一般不做企业上市时的基石投资者。
龚方雄说：“当时我们想，PE一定会对海通证券感兴趣，那时中国券商平均市净率才仅在1.3倍左右。金融危机前，这一指数为5至10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锁定期内，从1.3倍翻倍变成2.5至3倍是基本确定的。”
龚方雄与摩根大通团队带领海通证券IPO团队与PE接触，PE很认可，但问题在于，PE们面对一个难题—如果做基石投资者，就相当于投资上市公司，而不是拟上市公司，如何向LP解释。
LP是有限合伙人，也就是PE的出资人，不参与PE管理，有项目时投，没项目时撤资。但PE募资是以特定的项目投资或潜在的项目投资的名义发起的，项目一般是指未上市公司。如果要改变投资方向，需要得到LP的认可。对LP来说，唯一能接受改变投资方向的理由是风险可控、回报率高、退出时限短。在摩根大通的主导下，LP最后投了赞成票。这在IPO的历史上是少见的案例。2012年4月27日，海通证券在港交所挂牌，其阵容强大的基石投资者包括私募基金PAG、对冲基金D.E.Shaw、阿曼主权基金、日本金融公司思柏易、Toyo证券、三井信托、大新金融、凯基证券与韩国机构Leading Albertson等。
2012年，摩根大通净利润为213亿美元，创了历史最高水平，在美国银行业中居首。但这一年同样是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遭受最大诘责的一年。因绰号“伦敦鲸”的交易员在投资金融衍生品交易时产生了近60亿美元的亏损，一向以风险管控严谨著称的杰米戴蒙不得不被市场戏谑。长期以来，投资银行的自营业务高度依赖市场环境与交易员的个人行为，他们肆意放大交易杠杆。2010年美国出台的“沃尔克法则”限制了投行以自有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这意味着一度风光的自营业务正在成为过去，投资银行正在回归到传统业务的竞争角逐中。
亚太区对于摩根大通来说仍然具备潜力。7月30日，百度发行了第二笔10亿美元的债券，摩根大通再次担任了财务顾问。评级机构穆迪对百度的这笔债券给予了A3评级，同第一笔债券评级相同。
评级机构并不会轻易给出A3的评级，对于一家中国的民营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公司风险很小、资质优良、营收稳定、前景可期。债券发行中，债券的评级也会对票面利率的确定具有较大作用，评级越高，票面利率将越低，这也意味着融资成本越低。在这方面，摩根大通也会从中“周旋”，在百度第一笔债券发行时，它选定了穆迪与惠誉两家评级机构。
百度的评级用了4个多月才完成，大大超过了通常所需时间，这其中就包括摩根大通的大量数据分析，它调动了中国投行、亚洲投行、亚洲与美国债券、法律、全球销售等多个部门。为了把握美联储基准利率的变化，找到最好的发行窗口，他们还请出了数据分析与研究团队的同事帮 忙。
今年4月18日，摩根大通作为主承销商之一，又为中国石化发行了一笔35亿美元的债券，这再次创下纪录，是中国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债券发行。
那时百度的账面上大约有34亿美元现金，但再往前9个月，李彦宏开始斟酌发行美元债券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表现最抢眼的第一阵营中，百度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移动互联网战略。
摩根大通（JP Morgan）公司是百度的财务顾问。债券发行意味着百度要向投资人借钱，在约定的时间内偿付本金和利息。百度的目标是融资15亿美元。
过去IPO收入在亚洲投行业务中的比例可以达到70%以上，但2012年的IPO市场空前萎靡，相比前一年，香港IPO规模整体下降了67%。从2009年到2011年，香港一直是全球最大的IPO市场，但到了2012年，香港退居到了第4位，今年截至4月，排名又降到12位。好在公司对于资金的需求并没有减少，中国的大公司完成上市之后，债券发行往往会成为一个大业务，摩根大通正在发现这样的机会。
按照摩根大通的判断，2012年的年底美元债券市场利息将处于一个历史低位，百度选择这个时间发行债券将可以达到最低的融资成本。这是摩根大通为百度制定的一系列策略的第一步—确定发行窗口。然后，百度需要说服资本市场。
故事的脚本仍旧是“中国的Google”，但令百度略感尴尬的是，当时中国公司的VIE结构风波正在美国发酵，在摩根大通带领百度管理层与投资者一一见面时，这成为绕不开的话题。他们为此定的策略是坦然承认VIE结构，但强调公司具有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性，风险很低。同股票投资者不同，债券投资者对公司成长的理解是防御性的。在每次半个小时的会议里，路演团队会向对方解释债券发行的资金用途、公司财务状况与发展前景，有时也可能用于解释市场上的各种传闻。
为了吸引到更多投资者，摩根大通为百度做的事情是：向“投资级”债券基金推介并建议百度在美国证监会注册这笔债券。以往，中国公司在海外发债，它们一般都被定位为“新兴市场”公司，因此主要针对的是新兴市场债券基金。摩根大通认为百度的定位应更国际化，因此将重点放在了“投资级”债券基金。这个基金群体掌握着巨大的资金池，对苹果等技术公司十分熟悉。“以往中国公司很少进行这样的尝试。”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翟普对《第一财经周刊》 说。
在美国证监会注册也出于同样目的。如果按照常规发债，百度能够接触到的是符合资格的机构投资者，而注册之后，范围则扩大到更多的美国国内投资者群体。
债券发行的定价是市场化的，与股票有些类似，投资者以某个价格下单认购达到发行额度后，这个价格便是债券的票面利率。百度的债券是在全球债券市场上发售，根据各个市场的下单量，最终确定票面利 率。
11月20日，百度在亚洲市场宣布了公开发行债券的消息，但亚太区的新兴市场债券基金对债券息率要求更高，原因在于这类投资者依然会对它的投资风险与中国及新兴市场公司作比较，因此对回报要求更高。
当晚，百度在美国启动债券发行，很快美国市场投资者成为定价主力，价格向有利于百度的方向发展。此时，翟普和同事在香港，他们与美国同事一同控制整个发行的节奏。在此之前摩根大通为百度债券提供了一个价格参考区间，12个小时后，息率已经归入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价 格。
百度最终发行了两笔共计15亿美元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分别为2.25%与3.5%，这创下了许多记录，是中国公司海外发行债券的最低息率，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发行的最大单笔债券。债券发行主承销商能够得到的费率一般在发行债券金额的0.8%至3%之间，也就是说，摩根大通及其承销团最多可以在这笔交易中获得2000万美元的收入。2012年，摩根大通的债券业务同比增长了80%，收入达到9.9亿美元。而根据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统计，债券承销收入占全球投行业务收入的比例在这年也创下了15年来的历史新高。
100多年前，摩根大通公司的前身J.P摩根就在中国开始了类似业务，1909年，它帮助湖广铁路发行债券。公司以债券业务起家，在那之前，伴随着运河修建到淘金热、南北战争，再到铁路兴建，美国债券业经历了州政府债券、联邦政府债券以及铁路债券几个阶段。直到1920年代美国股市进入繁荣期，这时证券交易开始渐渐成为投资银行主流业务，在其后的股市繁荣和萧条更替中，IPO业务又成为投行主要营收之一。2001年，摩根大通为中国发行10亿美元欧洲债券，现在它也是中国财政部指定的政府债券发行一级交易商与造市商。
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上主要的金融中介。除了IPO、并购与债券发行这些传统业务，摩根大通其他的投行业务还涉及外汇、全球期货与期权、股权及股权产品以及固定收益交易与研究 等。它的亚太总部位于香港中环，许多明星雇员曾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包括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等。作为各种交易的撮合者，投资银行和银行家们左右着全球资本市场的活力。
摩根大通最早帮助掌上灵通等中国公司赴美上市，亚太地区的营收大约占到公司整体营收的20%至25%。但2011年左右，因为造假和做空，中概股公司在美国经历了股值的低潮。
盛大网络创始人和CEO陈天桥在那时打算把公司私有化。与他见面的是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顾宏地。陈天桥认为，盛大的价值在纳斯达克二级市场被严重低估，几个月后，盛大向市场宣布了自己的退市计划。
私有化是IPO的反面，同时也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此刻退市的定价与股价波动密切相关，如果股价上涨则退市成本就会被推高。摩根大通为盛大选择的窗口时间就在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初，这个时候美国资本市场低迷，但也意味着留给这场私有化的时间并不多。 钱从哪里来是第一个问题，以陈天桥向董事会提出的收购邀约方案，他需要准备6亿至7亿美元的并购资金。因为并购所需资金规模一般很大，往往是交易中充满变数的一环。摩根大通在短时间内为盛大安排过桥贷款，锁定了资金的稳定性。
“我们调动了整个平台去协助盛大的并购、融资、审批。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项目涉及资金规模大，公众股东结构也很复杂。”顾宏地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在有限的4个月窗口期内还要组织召开股东大会，让投票最终得以通过。
公众股东结构复杂，意味着股份回购价格确定的复杂性，这其中需要在美国证监会的监管框架内平衡公众股东利益，如果稍有疏忽，则可能使退市流产。香港电信盈科私有化的失败，便是例子之一。顾宏地说：“目前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有30多家公司宣布退市，其中约20家公司最终成功，盛大网络规模居第二。”
2012年2月14日，盛大网络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批准了陈天桥收购股份的提议，这创下了美国股市中概股企业并购退市最短时间纪录。
“外界看到投行撮合交易都很风光，但这就像你看天鹅在湖面划行，没法注意到水面下爪子是如何摆动来保持前进的速度和姿态的。投行运作中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好，就可能失败。”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亚太区副主席兼中国CEO方方说。
2013年第一季度，包括巴菲特收购亨氏的交易在内，总金额超过930亿美元的4个巨无霸收购案中摩根大通都担任了财务顾问。金融危机之后，遭受重创的金融机构们正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复苏期，相对而言，摩根大通的情况好一些，它在危机中收购了贝尔斯登。
摩根大通在这种情况下抢下了为数不多的“席位”。2012年香港最受关注的IPO是人保集团和海通证券，摩根大通担任了这两个项目的联席主承销商和薄记管理人，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行业务主席龚方雄是海通证券项目的负责人。
2012年香港市场持续震荡，发行窗口极不稳定，大多数公司选择推迟IPO。在这种市况下，寻找基石投资者和“锚定投资者”（Anchor Investor）对投行来说是巨大考验。龚方雄想到了找PE做基石投资者，这也是摩根大通能跻身联席主承销商的重要原因之一。
找PE做基石投资者听起来比较难。通常情况下，PE的性质是做Pre-IPO投资，在企业上市前几年便进入，为企业注入资金，拓展业务规模，帮助企业提升资本实力与管理架构，为顺利上市做准备，这决定了PE一般不做企业上市时的基石投资者。
龚方雄说：“当时我们想，PE一定会对海通证券感兴趣，那时中国券商平均市净率才仅在1.3倍左右。金融危机前，这一指数为5至10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锁定期内，从1.3倍翻倍变成2.5至3倍是基本确定的。”
龚方雄与摩根大通团队带领海通证券IPO团队与PE接触，PE很认可，但问题在于，PE们面对一个难题—如果做基石投资者，就相当于投资上市公司，而不是拟上市公司，如何向LP解释。
LP是有限合伙人，也就是PE的出资人，不参与PE管理，有项目时投，没项目时撤资。但PE募资是以特定的项目投资或潜在的项目投资的名义发起的，项目一般是指未上市公司。如果要改变投资方向，需要得到LP的认可。对LP来说，唯一能接受改变投资方向的理由是风险可控、回报率高、退出时限短。在摩根大通的主导下，LP最后投了赞成票。这在IPO的历史上是少见的案例。2012年4月27日，海通证券在港交所挂牌，其阵容强大的基石投资者包括私募基金PAG、对冲基金D.E.Shaw、阿曼主权基金、日本金融公司思柏易、Toyo证券、三井信托、大新金融、凯基证券与韩国机构Leading Albertson等。
2012年，摩根大通净利润为213亿美元，创了历史最高水平，在美国银行业中居首。但这一年同样是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遭受最大诘责的一年。因绰号“伦敦鲸”的交易员在投资金融衍生品交易时产生了近60亿美元的亏损，一向以风险管控严谨著称的杰米戴蒙不得不被市场戏谑。长期以来，投资银行的自营业务高度依赖市场环境与交易员的个人行为，他们肆意放大交易杠杆。2010年美国出台的“沃尔克法则”限制了投行以自有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这意味着一度风光的自营业务正在成为过去，投资银行正在回归到传统业务的竞争角逐中。
亚太区对于摩根大通来说仍然具备潜力。7月30日，百度发行了第二笔10亿美元的债券，摩根大通再次担任了财务顾问。评级机构穆迪对百度的这笔债券给予了A3评级，同第一笔债券评级相同。
评级机构并不会轻易给出A3的评级，对于一家中国的民营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公司风险很小、资质优良、营收稳定、前景可期。债券发行中，债券的评级也会对票面利率的确定具有较大作用，评级越高，票面利率将越低，这也意味着融资成本越低。在这方面，摩根大通也会从中“周旋”，在百度第一笔债券发行时，它选定了穆迪与惠誉两家评级机构。
百度的评级用了4个多月才完成，大大超过了通常所需时间，这其中就包括摩根大通的大量数据分析，它调动了中国投行、亚洲投行、亚洲与美国债券、法律、全球销售等多个部门。为了把握美联储基准利率的变化，找到最好的发行窗口，他们还请出了数据分析与研究团队的同事帮 忙。
今年4月18日，摩根大通作为主承销商之一，又为中国石化发行了一笔35亿美元的债券，这再次创下纪录，是中国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债券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