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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仁宗皇帝御书记》、《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是黄庭坚的两篇文学作品。由于两文中皆无题识，所以对于其创作年代，历代学者只进行了大致的时期划分而并无详细的系年。对于前篇，主要有“戎州时期（1098-1100）”与“离荆渚至宜州时期（1104-1105）”两说；对于后篇則主要有“戎州时期（1098-1100）”说。而实际上二文准确系年的关键在于对两篇作品文本内容的细读以及对张縯《寒食帖》题跋的钩沉。本文指出：二文有着完全相同的创作背景，皆是黄庭坚应元符三年（1100）八月至十一月间造访自己于眉州青神的故友张浩之请而产生的作品。
关键词：黄庭坚 创作年代 飞白书 张浩 张縯
一.《仁宗皇帝御书记》
《仁宗皇帝御书记》是黄庭坚见到其故友张浩所藏宋仁宗赵祯（1010-1063）飞白书后所作的一篇记文，收在山谷正集卷十六[1]。前人中较早提及到此文的是南宋名臣范成大。他在其《吴船录》中谓：
季长之族祖浩藏仁宗御飞白书，山谷所跋者。其末句“誉天地之高厚，赞日月之光华，臣知其不能也”，今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自”字盖后来所增，语意方全。山谷自称“洪州分宁县双井里前史官臣黄庭坚”，盖谪戎州时所跋。[2]
“季长”是蜀州江原人张縯之字。范成大在淳熙四年（1177）帅蜀，曾受张縯之邀，至其江原老家访游，这则题记便是事后所补[3]。张縯是张浩的侄孙，所以范成大此行不但得见了黄庭坚曾经见过的这幅宋仁宗飞白书，还得见了黄庭坚的《仁宗皇帝御书记》原迹。因为《仁宗皇帝御书记》实是黄庭坚为张浩所藏的宋仁宗飞白书所作的一篇跋文，同仁宗飞白书乃一直同存于张縯江原故家。
由于黄庭坚跋文原迹存有文集所无的“洪州分宁县双井里前史官臣黄庭坚（书）”题识，这为范成大对该文创作时间的判定似乎提供了一些依据。因为黄庭坚任职史馆，是在元祐间（1086-1091）。而元祐末蔡卞、章惇等奸臣用事，因党争而诬黄氏所修《神宗实录》多诬失实，以致其一贬再贬，先后至于黔州、戎州、宜州等地[4]。其题识既云“前史官”，显然跋文是作于元祐后。由此可知，范成大“盖谪戎州时所跋”的判断，确非妄言。
和范成大的观点相较，当代郑永晓先生的看法则略有些出入。因为郑永晓先生认为《仁宗皇帝御书记》约作于离荆渚至宜州时期[5]，也即崇宁三年（1104）至崇宁四年（1105）间。尽管郑先生并没有提出明确根据，但就题识来看，他的判断也符合黄庭坚“前史官”的题识要求。不过，《仁宗皇帝御书记》记文有云：
恭惟昭陵复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尝不霣涕，后生闻说前朝事，无不踊跃，恨不身当其时[6]。
“昭陵复土，垂四十年”即谓宋仁宗去世，已有将近四十年时间。换言之，黄庭坚作此文之时，距离仁宗逝世时间还未满四十年，故黄氏作文必在崇宁二年（1103）三月之前。所以郑永晓先生约作于离荆渚至宜州时期（1104-1105）的说法显然不妥。与之相反，范成大作于贬戎时（1098-1100）的判断则正合文中“垂四十年”之言，所以范成大对于《仁宗皇帝御书记》的系年应近事实。
二.《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
《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是黄庭坚为张浩叔父张公邵所作的一篇墓志铭，收在山谷别集卷第十[7]。关于此文的创作时间，未见有前人记载。郑永晓先生认为此文约作于戎州时期，即绍圣五年、元符元年（1098）到元符三年（1100）之间[8]。按戎州即今四川宜宾市，黄庭坚戎州时期，为蜀中亲友的故亲作墓志铭乃为常事，如《南园遁翁廖君墓志铭》、《泸南诗老史君墓志铭》、《张子履墓志铭》、《朝奉郎致仕王君墓志铭》等皆是如此。尤其是元符三年七月至十一月眉州青神之行，为成都、眉州一带亲朋之故亲所作墓志铭尤多。像《史端臣先生墓铭》、《朝请郎郭方进墓志铭》、《青阳希古墓铭》、《程氏夫人墓铭》、《成都赵夫人墓志》等皆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所作对象张修孺，乃蜀州江原人，其文自宜为黄氏贬谪巴蜀时所作。故郑永晓先生约作于戎州时期的说法，当属无误。而蜀州江原（今四川崇州市东南），属成都辖地，离眉州不远，所以《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极有可能是黄庭坚戎州时期到眉州青神探访其姑时，受江原亲朋所托而创作的铭文。这在《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本文中也有明确的证据：
君（张修孺）于兄弟中号为孝友，才器能任事，而得仕最晩。……改通直郎，知卢山县，以绍圣四年十月丙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八。……夫人句氏，唐安（蜀州地名）先生某人之女，能俭能勤，族人宜之，实配令德，不幸后君三年亦卒。二男，曰澥，曰湜。一女，嫁新神泉令李澥。将以某年某月某日，举君及句夫人之丧，葬于其县之清阳乡太常之墓次，而来乞铭[9]。
在张修孺夫人卒后，其后人乃欲将二人合葬而来向黄庭坚乞铭。故黄庭坚作文时间，自当与张修孺夫人去世时间相差无几。张修孺卒于绍圣四年（1097），其夫人三年之后而卒，时间正在元符三年（1100）。所以可以肯定此文乃产生于元符三年（1100）八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初黄氏在眉州探亲之时。
三.张縯《黄州寒食帖跋》钩沉
不过对于是何人来为张修孺乞的铭文，黄庭坚并没有在《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中指明。实际上，来眉山青神向黄庭坚为张修孺乞铭的正是张浩。其侄孙张縯在苏轼《黄州寒食帖》后有跋云：
东坡老仙三诗，先世旧所藏。伯祖永安大夫尝谒山谷于眉之青神，有携行书帖，山谷皆跋其后，此诗其一也。……昔曾大父礼院官中秘书，与李常公择为僚。山谷母夫人，公择女弟也。山谷与永安帖自言，识先礼院于公择舅坐上，由是与永安游好。有先礼院所藏《昭陵御飞白记》及《曾叔祖庐山府君志》，名皆列《山谷集》，惟诸跋世不尽见。此跋尤恢奇，因详著卷后。永安为河南属邑，伯祖尝为之宰云[10]。
而结合清代学者彭元瑞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所作“张縯跋所云‘曾大父礼院’，乃张公裕，曾官秘阁校理。其子浩，即所谓‘永安’，庭坚为作《仁宗皇帝御书记》者也。‘庐山府君’，乃公裕弟公邵，官通直郎，知庐山县[11]”的梳理，可知张修孺字公邵，是张浩的叔父。张浩父亲乃张公裕，同黄庭坚舅舅李常是朝中同僚，关系较好。所以张浩同黄庭坚认识较早，时有书信往来，属于旧交。在其叔娘去世之后，由他去眉山青神向黄庭坚为叔父张公邵求作一篇墓志铭，无疑是不二人选。张縯跋中谓“《曾叔祖庐山府君志》”（即山谷文集中的《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原迹，为其伯祖张浩所有，便是张浩作为乞铭人的明证。所以《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一文，乃是黄庭坚应故友张浩之请而为其叔父所作的铭文。其产生的时间，就是元符三年八月自十一月初黄庭坚在眉山青神探亲之时。 此外，张縯这段跋文，还道出了范成大之所以要将黄庭坚的《仁宗皇帝御书记》系年于戎州时期的原因。因为张浩元符三年（1100）去眉山造访黄庭坚，除了为叔父求取墓志铭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即将所藏字画让当时书名已盛的黄庭坚作跋。而《仁宗飞白书》墨迹和苏轼《黄州寒食帖》墨迹一样，皆为张浩此行所携带的行书帖。《仁宗皇帝御书记》正是黄庭坚在张浩到达青神，出示仁宗墨迹以观的情况下作下的跋文。它和《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黄州寒食帖跋》以及其他行书帖的跋文一样，都是张浩元符三年青神之行取得的“成果”。
张縯作为张浩侄孙，对于黄庭坚为张浩所藏仁宗真迹作跋一事当然非常知情。当其招请范成大做客江原故居，并特邀其观赏仁宗真迹和黄跋之时，不可能不会将此引为为荣之事的来龙去脉告诉给范成大。所以范氏的判断，实际上并不是基于“前史官”的题识内容，而主要乃是根据好友张縯的叙述。不然仅以“前史官”或者文中的“垂四十年”之言，范成大是不可能将此文如此肯定地判系于贬戎时期的。因为在黔州后期的黄庭坚也满足这两个条件。
四.结论
黄庭坚《仁宗皇帝御书记》、《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黄州寒食帖跋》等看似内容不相关的作品，实际上都与他的故友张浩相關，都有着共同的书写背景：即元符三年（1100）八月至十一月中张浩对在眉州青神做客的黄庭坚的造访。《仁宗皇帝御书记》、《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二文便是在张浩这次造访所取得的“成果”。换言之，前人“戎州时期说”虽无不妥，但借此联系，则可进一步将二文创作时时间更加精确到元符三年（1100）八月至十一月之间。
参考文献
[1]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421
[2]范成大.吴船录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5
[3]范成大.吴船录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5
[4]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165-414
[5]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5、48
[6]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421
[7]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666-1667
[8]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4、37
[9]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666-1667
[10]顾云清，张玮编.宋苏轼书黄州寒食帖·张縯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8-9
[11]（清）张照等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六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677
（作者介绍：周康，西南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书法理论与教育）
关键词：黄庭坚 创作年代 飞白书 张浩 张縯
一.《仁宗皇帝御书记》
《仁宗皇帝御书记》是黄庭坚见到其故友张浩所藏宋仁宗赵祯（1010-1063）飞白书后所作的一篇记文，收在山谷正集卷十六[1]。前人中较早提及到此文的是南宋名臣范成大。他在其《吴船录》中谓：
季长之族祖浩藏仁宗御飞白书，山谷所跋者。其末句“誉天地之高厚，赞日月之光华，臣知其不能也”，今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自”字盖后来所增，语意方全。山谷自称“洪州分宁县双井里前史官臣黄庭坚”，盖谪戎州时所跋。[2]
“季长”是蜀州江原人张縯之字。范成大在淳熙四年（1177）帅蜀，曾受张縯之邀，至其江原老家访游，这则题记便是事后所补[3]。张縯是张浩的侄孙，所以范成大此行不但得见了黄庭坚曾经见过的这幅宋仁宗飞白书，还得见了黄庭坚的《仁宗皇帝御书记》原迹。因为《仁宗皇帝御书记》实是黄庭坚为张浩所藏的宋仁宗飞白书所作的一篇跋文，同仁宗飞白书乃一直同存于张縯江原故家。
由于黄庭坚跋文原迹存有文集所无的“洪州分宁县双井里前史官臣黄庭坚（书）”题识，这为范成大对该文创作时间的判定似乎提供了一些依据。因为黄庭坚任职史馆，是在元祐间（1086-1091）。而元祐末蔡卞、章惇等奸臣用事，因党争而诬黄氏所修《神宗实录》多诬失实，以致其一贬再贬，先后至于黔州、戎州、宜州等地[4]。其题识既云“前史官”，显然跋文是作于元祐后。由此可知，范成大“盖谪戎州时所跋”的判断，确非妄言。
和范成大的观点相较，当代郑永晓先生的看法则略有些出入。因为郑永晓先生认为《仁宗皇帝御书记》约作于离荆渚至宜州时期[5]，也即崇宁三年（1104）至崇宁四年（1105）间。尽管郑先生并没有提出明确根据，但就题识来看，他的判断也符合黄庭坚“前史官”的题识要求。不过，《仁宗皇帝御书记》记文有云：
恭惟昭陵复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尝不霣涕，后生闻说前朝事，无不踊跃，恨不身当其时[6]。
“昭陵复土，垂四十年”即谓宋仁宗去世，已有将近四十年时间。换言之，黄庭坚作此文之时，距离仁宗逝世时间还未满四十年，故黄氏作文必在崇宁二年（1103）三月之前。所以郑永晓先生约作于离荆渚至宜州时期（1104-1105）的说法显然不妥。与之相反，范成大作于贬戎时（1098-1100）的判断则正合文中“垂四十年”之言，所以范成大对于《仁宗皇帝御书记》的系年应近事实。
二.《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
《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是黄庭坚为张浩叔父张公邵所作的一篇墓志铭，收在山谷别集卷第十[7]。关于此文的创作时间，未见有前人记载。郑永晓先生认为此文约作于戎州时期，即绍圣五年、元符元年（1098）到元符三年（1100）之间[8]。按戎州即今四川宜宾市，黄庭坚戎州时期，为蜀中亲友的故亲作墓志铭乃为常事，如《南园遁翁廖君墓志铭》、《泸南诗老史君墓志铭》、《张子履墓志铭》、《朝奉郎致仕王君墓志铭》等皆是如此。尤其是元符三年七月至十一月眉州青神之行，为成都、眉州一带亲朋之故亲所作墓志铭尤多。像《史端臣先生墓铭》、《朝请郎郭方进墓志铭》、《青阳希古墓铭》、《程氏夫人墓铭》、《成都赵夫人墓志》等皆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所作对象张修孺，乃蜀州江原人，其文自宜为黄氏贬谪巴蜀时所作。故郑永晓先生约作于戎州时期的说法，当属无误。而蜀州江原（今四川崇州市东南），属成都辖地，离眉州不远，所以《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极有可能是黄庭坚戎州时期到眉州青神探访其姑时，受江原亲朋所托而创作的铭文。这在《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本文中也有明确的证据：
君（张修孺）于兄弟中号为孝友，才器能任事，而得仕最晩。……改通直郎，知卢山县，以绍圣四年十月丙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八。……夫人句氏，唐安（蜀州地名）先生某人之女，能俭能勤，族人宜之，实配令德，不幸后君三年亦卒。二男，曰澥，曰湜。一女，嫁新神泉令李澥。将以某年某月某日，举君及句夫人之丧，葬于其县之清阳乡太常之墓次，而来乞铭[9]。
在张修孺夫人卒后，其后人乃欲将二人合葬而来向黄庭坚乞铭。故黄庭坚作文时间，自当与张修孺夫人去世时间相差无几。张修孺卒于绍圣四年（1097），其夫人三年之后而卒，时间正在元符三年（1100）。所以可以肯定此文乃产生于元符三年（1100）八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初黄氏在眉州探亲之时。
三.张縯《黄州寒食帖跋》钩沉
不过对于是何人来为张修孺乞的铭文，黄庭坚并没有在《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中指明。实际上，来眉山青神向黄庭坚为张修孺乞铭的正是张浩。其侄孙张縯在苏轼《黄州寒食帖》后有跋云：
东坡老仙三诗，先世旧所藏。伯祖永安大夫尝谒山谷于眉之青神，有携行书帖，山谷皆跋其后，此诗其一也。……昔曾大父礼院官中秘书，与李常公择为僚。山谷母夫人，公择女弟也。山谷与永安帖自言，识先礼院于公择舅坐上，由是与永安游好。有先礼院所藏《昭陵御飞白记》及《曾叔祖庐山府君志》，名皆列《山谷集》，惟诸跋世不尽见。此跋尤恢奇，因详著卷后。永安为河南属邑，伯祖尝为之宰云[10]。
而结合清代学者彭元瑞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所作“张縯跋所云‘曾大父礼院’，乃张公裕，曾官秘阁校理。其子浩，即所谓‘永安’，庭坚为作《仁宗皇帝御书记》者也。‘庐山府君’，乃公裕弟公邵，官通直郎，知庐山县[11]”的梳理，可知张修孺字公邵，是张浩的叔父。张浩父亲乃张公裕，同黄庭坚舅舅李常是朝中同僚，关系较好。所以张浩同黄庭坚认识较早，时有书信往来，属于旧交。在其叔娘去世之后，由他去眉山青神向黄庭坚为叔父张公邵求作一篇墓志铭，无疑是不二人选。张縯跋中谓“《曾叔祖庐山府君志》”（即山谷文集中的《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原迹，为其伯祖张浩所有，便是张浩作为乞铭人的明证。所以《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一文，乃是黄庭坚应故友张浩之请而为其叔父所作的铭文。其产生的时间，就是元符三年八月自十一月初黄庭坚在眉山青神探亲之时。 此外，张縯这段跋文，还道出了范成大之所以要将黄庭坚的《仁宗皇帝御书记》系年于戎州时期的原因。因为张浩元符三年（1100）去眉山造访黄庭坚，除了为叔父求取墓志铭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即将所藏字画让当时书名已盛的黄庭坚作跋。而《仁宗飞白书》墨迹和苏轼《黄州寒食帖》墨迹一样，皆为张浩此行所携带的行书帖。《仁宗皇帝御书记》正是黄庭坚在张浩到达青神，出示仁宗墨迹以观的情况下作下的跋文。它和《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黄州寒食帖跋》以及其他行书帖的跋文一样，都是张浩元符三年青神之行取得的“成果”。
张縯作为张浩侄孙，对于黄庭坚为张浩所藏仁宗真迹作跋一事当然非常知情。当其招请范成大做客江原故居，并特邀其观赏仁宗真迹和黄跋之时，不可能不会将此引为为荣之事的来龙去脉告诉给范成大。所以范氏的判断，实际上并不是基于“前史官”的题识内容，而主要乃是根据好友张縯的叙述。不然仅以“前史官”或者文中的“垂四十年”之言，范成大是不可能将此文如此肯定地判系于贬戎时期的。因为在黔州后期的黄庭坚也满足这两个条件。
四.结论
黄庭坚《仁宗皇帝御书记》、《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黄州寒食帖跋》等看似内容不相关的作品，实际上都与他的故友张浩相關，都有着共同的书写背景：即元符三年（1100）八月至十一月中张浩对在眉州青神做客的黄庭坚的造访。《仁宗皇帝御书记》、《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二文便是在张浩这次造访所取得的“成果”。换言之，前人“戎州时期说”虽无不妥，但借此联系，则可进一步将二文创作时时间更加精确到元符三年（1100）八月至十一月之间。
参考文献
[1]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421
[2]范成大.吴船录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5
[3]范成大.吴船录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5
[4]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165-414
[5]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5、48
[6]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421
[7]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666-1667
[8]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4、37
[9]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666-1667
[10]顾云清，张玮编.宋苏轼书黄州寒食帖·张縯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8-9
[11]（清）张照等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六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677
（作者介绍：周康，西南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书法理论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