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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赴日学医到“弃医从文”。“幻灯片事件”是重要的转折。在遭遇“幻灯片”的教室空间中,“我”处在被日本同学凝视和观看的双重位置(既是观看者,又是被看者),这一现代医生/现代主体的位置与“教室”这一现代性启蒙空间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种现代主体的视野,中国被讲述为“铁屋子寓言”.清醒者陷入无法唤醒熟睡民众的困境.启蒙者不但没有启蒙庸众,反而被“戏剧的看客”所围观。直到“故乡”的空间中,作为启蒙者的“我”才拥有观看者的位置。被观看的则是闰土等麻木的灵魂,“故乡”成为落寞的前现代空间。随着从“教室”、“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