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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并不比其他任何正常人有更多的光——但是，他有一个能聚光以至燃点的特殊透镜。
维特根斯坦
哲学家以其独特的方式去运思、去求索、去追问。哲学从来不是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遁，而是在独具个性的思考本身中安身立命和受苦受难。因此，大哲维特根斯坦才告诉人们：“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听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维特根斯坦有一副过于沉重的大脑，有一颗极为敏感的心灵，同时，他还有着一个充满骚动而渴求明晰的灵魂。透过他的《文化和价值》(收录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五一年的有关笔记)，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位哲学思考受难者的独特的思想和个性，也能看到他对哲学、宗教、美学、艺术、教育、历史、科学的精辟见解，和他在求解这些问题途中所遭受的折磨。毫无疑问，浓缩在这些格言警句中的幽奥哲思，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维特根斯坦近四十年苦苦思考的缩影以及他在人生路途上孜孜求索的心路历程的展示。
作为一个谜的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在哲学上，竞赛的获胜者是能够跑得最慢的人。或者：最后到达终点的人。”(《文化和价值》第49页。下引此书只注中文版页码)维特根斯坦一生几乎可以说是运思解谜的一生：他不屑于将哲学作为，追求功名的工具，因为在他看来“贪图功名.是思想的死亡”，然而他却成为二十世纪最为重要、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他对现代西方文明失望悲观而转向哲学，但他却没有将哲学真正变成自己逃遁现实喧嚣的绿洲，反而将其创造性天才用之于破坏和摧毁哲学的工作；他并不固执自己的观点，而是不断地扬弃和深化，以至前期(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与后期哲学思想(以《哲学研究》为代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具有矛盾性、非一义性，而且具有神秘主义。要描述这一变化绝非易事，而要给以解释则更加困难。因为他本人对自己思想变化的解释本身就需要给以解释。因此，奥地利诗哲伯伦哈德才慨叹道：“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谜，这个谜是不能加以解答的。”
维特根斯坦面对的是整个文化和哲学问题，他本人和他要解决的难题，都不是自明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自明性，而传统哲学使自明性遭到重重遮蔽和隐遁。对此，维特根斯坦极不满意，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应该说的而且能说清楚的东西却未能从哲学的角度真正说清，甚至故作高深，结论武断，或好走极端，或首鼠两端，而又说得糊糊涂涂，而那些不该说甚至也无法说清楚的东西却充斥整个哲学领域。因此，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其打击方式是对传统哲学进行“语言批判”。因为在分析哲学家看来，形而上学(传统哲学)的错误根源，就在于语言的误置错用。维特根斯坦针对这一错误明确地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说清楚。而凡是不能够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逻辑哲学论》第26页)
那么，人们必然要问，哪些是可说的，哪些是不可说的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那种经验的自然科学命题，是有意义的，可以证实为真或假，即“可说的”；而形而上学的东西，是无意义的，不可证实无所谓真假，则是“不可说的”，应该永远保持沉默。哲学上的大多数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偏离了哲学的重要目的。因此，作为“语言批判”的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其根本要旨无非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从而达到命题的明晰，由此而划出可证实的与不可证实、可思考与不可思考、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正因为如此，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说的形而上学问题加以拒斥，认为，真正的发现才能使自己中断哲学思考，才能“给哲学以平静”，使哲学不再受那些使“哲学本身”成为问题的问题的折磨。因为“探讨哲理的人渴望思想平静”。(第62页)
具有浓厚的德国思辨性和哲学气质的维特根斯坦，基于这种反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对于本体论、人生哲学、美学、伦理学的根本问题，除了从知识论的立场对其非理论性质予以澄清并指出其不可说以外，就沉默而不再说什么了。然而，沉默并不意味着不再想不再思，他没有停留在这一步，他还一直往深里想、往深里思，从而进入语言分析之路。他通过可说的与实际应说的这二者的差异去追求言词的意义来自何处。在语言的现实运用中看到词的意义并不在词本身，也不在词的一般意义上，而是在词的用法中，在词所处的具体语境关系中。语言的用法产生语言的意义，同一个词，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关系中有不同的意义。这样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向。
《文化和价值》的多元取向
维特根斯坦在其公开出版的著作如《逻辑哲学论》、《哲学评论》、《哲学研究》中保持沉默而不加言说的东西，却可以从收录其遗留下来的私人笔记的《文化和价值》一书中看到某些追询的线索，在这些慑人肺腑的格言警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大哲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多种学科的冥思。
维特根斯坦并非象有人认为的那样，其思想与其时代、文化、生活是相游离的。其实，只是由于思考方式本身和他对本体论的拒斥，才使得他没有将自己对生活的情感意绪和紧张执著的思想化为一种人生哲学。然而，我们仍需公正地说，他对文化、宗教、美学、艺术、伦理学方面有着自己独到新颖的见解和眷眷相照的意向。维特根斯坦认为：“文化是一种习惯，或至少是一种先前规定的习惯”。(第121页)“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第5页)维特根斯坦生活和思考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他对文化的功能作用及其意义作的界定必然也有其鲜明的时代印痕，他说：
一种文化犹如一个大型组织。它给每个成员分配一席之地，使这些成员按照整体精神进行工作。……即使时代展现的景象不是伟大的文化成果的形成过程，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种景象不是它的本来意义，因为它是由最优秀的人物在为一个伟大目标进行努力、一个拥有最优秀成员的团体在为纯粹的个人目标奋斗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不引人注目的景象。因此，我认识到，文化的消失不表明人的价值的消失，它仅仅意味着这种价值得到表述。
维特根斯坦面临的现实是，“纳粹主义者把文化和政治联系起来，并借助于一种巧妙的宣传从事把野蛮美学化。优良的精神被这种‘美好状态’逐走了，留存的文明外壳充满了非人性的精神。”(埃森哈根《掌权》)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看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时代历史的背景和动因，才会把握住他全部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的灵魂。
维特根斯坦选择哲学，并非要将哲学作为遁世的单纯技术科学。当他的哲学成为“时髦”时，其哲学难题却被有意无意地绕过去了，然而维特根斯坦还是坚持说：“哲学是反对通过我们的语言手段惑乱我们的知性的斗争。”(《哲学探讨》)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还认为：“哲学确实只应该作为诗文来写。……因为这样做的话，我就能揭示我自己，而不象有的人不能随意地尽其所能去活动。”(第34页)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苦苦思考、寻求的历程加以总结，深刻意识到：“我在整理我的可能是毫无价值的思想时，浪费了无法表述的大量努力。”(第40页)同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意义以及对读者的价值所在坦率地说了出来：“我应该只是一面镜子，因为我的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的思想的全部缺陷，从而借助这个途径将思想端正。”(第24页)
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灵魂深处执著地追问自己：上帝是什么，信仰上帝意味着自己承认其有限性和对罪愆的忏悔。他说：“忏悔必须成为你的新生活的一部分。”(第25页)“由于忏悔是一种真实的事件，因而绝望和诉诸宗教信仰的拯救也同样是真实的。”(第38页)他认为，信仰上帝是每一个痛苦的灵魂所需要的，“基督教只是对需要无限帮助的人来说，对经历了无限痛苦的人来说，才是唯一的。”(第65页)当维特根斯坦说：“宗教信仰和迷信是非常不同的。迷信是由恐惧所引起，是一种伪科学，而宗教则是可信的”(第104页)时，我们甚至在他身上发现某种宗教的可能性。
维特根斯坦对美学和艺术有精辟的见解，他的贡献在于确定了美学和艺术退化这一事实。维特根斯坦从不对美下定义，从而推开了当代美学的一个难题。他把美之谜看作艺术作品发生影响之谜，而且重点去探讨艺术对人们的作用。他认为：“审美力是感觉力的精炼，但是，感受并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它纯粹是接受”(第87页)，“审美力形成了可接受的事物。”(第87页)维特根斯坦对艺术的功能和作用作了独到的说明：“艺术品迫使我们——可以说——从正确的角度看待它。离开了艺术，这个物与其他事物一样只是自然的断片。”(第6页)因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艺术和人的审美都是特殊的生活形式，一种文化实践、一种审美游戏。
维特根斯坦还对教育发表过很好的看法：“我认为现今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趋向于削弱他们忍受痛苦的能力。现在，‘如果孩子们有好的时光’，那么学校就被认为是好的。而这常常不是判断准则。再者，家长们要求他们的孩子象他们自己那样成长(仅此而已)。但是，支配他们的教育已经非常不同于他们自己那时的教育了，——对痛苦的忍耐得不到高度评价，因为这里已被认为没有任何痛苦——这真是过时的。”(第103页)维特根斯坦的意见，值得当代教育者深思。
人格风貌与文风
真正的哲学思考是一种灵魂受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享受。维特根斯坦曾经写信给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假如你不想受苦，你就不能正确思考。”进而指出：“判别一个人是否伟大的标准，就是看他为他的工作付出了何种牺牲。”而且，他从一个独特的思维角度出发，认为：“你可以给思想标上价格。有些思想价格很高，有些则不那么高。一个人如何偿付思想的代价呢？我认为，回答应该运用勇气。”(第75页)维特根斯坦全身心地投入哲学思考，内心永远处在激烈的苦斗之中，他的思想达到的深度，使他已有万象在傍、掉臂独行之感。以至于他有时怀疑自己会发疯，并反思“我常常害怕发疯”，是因为害怕“浮士德所说的他的寂寞和孤独。”(第77页)他在思想时对自己极为苛求，他反复地对自己说：“天哪！不要害怕谈论谬论。然而，你应注意你的谬论。”(第81页)“我内心的秘密不断交织在一起，我每次展示内心时都必须把它们分开来。”(第83页)他对事业的那种力求彻底、无限和绝对的精神、一种极端庄严和神圣的责任感使他对自己的思维要求过苛过严，以致不时出现怀疑和感恩参半的心境：“我所从事的活动真是值得努力的吗？是的，但是只有当来自上苍的光芒照耀着它时才会如此。……如果我写的东西真有某些价值，那么任何人会怎样从我这里窃取呢？如果没有来自上苍的光芒，那我无论如何不会更为聪慧。”他甚至不无遗憾地说：“我从没有一半以上成功地表达我想表达的事物，实际上还没有一半，只有十分之一强。这仍然有些价值。我的作品经常只是‘结结巴巴’。”(第25页)尽管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苛求、怀疑，甚至抱怨自己的迟钝，但他取得的哲学成果却使他的同代人以及后人难于望其项背。他那种严密的真正的哲学思维方式使得他在哲学上独树一帜，取得惊人的成就，震动了西方哲学界。他的思想对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以及科学哲学、逻辑学、哲学方法论都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人是人的心灵的最好图画。”(第70页)从维特根斯坦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人，一位真正的把哲学当作自己生命的哲学家能够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凝聚、压挤、利用到何等惊人的程度。维特根斯坦骄傲地说：“我的思想的欢乐是我自己的奇特生活的欢乐。”(第31页)维特根斯坦从来不屑于对某一哲学体系修修补补，以作为栖身之地，而是以集中全部意志力去洞察和批判，以巨大的牺牲精神投身于哲学，去打破旧哲学的篱，创立自己新的哲学体系。他敢于直面真理，而不能容忍任何一点虚饰作假。他认为：“只有和真理亲如一家的人才能讲出真理。仍然生活于谬误之中，仅偶尔走出谬误、迈向真理的人是不行的。”(第50页)“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那他就决不可能伟大，倘若他蒙蔽自己的双眼的话。”(第71页)
《文化和价值》集中地反映出维特根斯坦的文风，在这些格言式句子或不连贯的章节中，精辟哲理随处可见，而真知灼见往往令人豁然开朗，顿然感悟。其文风之简炼明快，风格的潇洒自如更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当然，集子中也有一些意义模棱两可或前后矛盾之处，但这只不过是白壁微瑕，无损于这部著作的巨大魅力。
在西方哲学界，有的学者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从十九世纪唯心主义哲学转变为本世纪分析哲学的一次重大“革命”，称他是把现代哲学方法“推进到决定性转折的第一人”。维特根斯坦当然有他不可逾越的界限或局限性，但他以其独特的富于个性的哲学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让我们以维特根斯坦的一句箴言作结吧：
“假如某人仅仅超越了他的时代，时代总有一天会追上他。”(第12页)
(《文化和价值》，〔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黄正东、唐少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0.80元)
维特根斯坦
哲学家以其独特的方式去运思、去求索、去追问。哲学从来不是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遁，而是在独具个性的思考本身中安身立命和受苦受难。因此，大哲维特根斯坦才告诉人们：“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听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维特根斯坦有一副过于沉重的大脑，有一颗极为敏感的心灵，同时，他还有着一个充满骚动而渴求明晰的灵魂。透过他的《文化和价值》(收录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五一年的有关笔记)，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位哲学思考受难者的独特的思想和个性，也能看到他对哲学、宗教、美学、艺术、教育、历史、科学的精辟见解，和他在求解这些问题途中所遭受的折磨。毫无疑问，浓缩在这些格言警句中的幽奥哲思，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维特根斯坦近四十年苦苦思考的缩影以及他在人生路途上孜孜求索的心路历程的展示。
作为一个谜的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在哲学上，竞赛的获胜者是能够跑得最慢的人。或者：最后到达终点的人。”(《文化和价值》第49页。下引此书只注中文版页码)维特根斯坦一生几乎可以说是运思解谜的一生：他不屑于将哲学作为，追求功名的工具，因为在他看来“贪图功名.是思想的死亡”，然而他却成为二十世纪最为重要、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他对现代西方文明失望悲观而转向哲学，但他却没有将哲学真正变成自己逃遁现实喧嚣的绿洲，反而将其创造性天才用之于破坏和摧毁哲学的工作；他并不固执自己的观点，而是不断地扬弃和深化，以至前期(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与后期哲学思想(以《哲学研究》为代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具有矛盾性、非一义性，而且具有神秘主义。要描述这一变化绝非易事，而要给以解释则更加困难。因为他本人对自己思想变化的解释本身就需要给以解释。因此，奥地利诗哲伯伦哈德才慨叹道：“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谜，这个谜是不能加以解答的。”
维特根斯坦面对的是整个文化和哲学问题，他本人和他要解决的难题，都不是自明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自明性，而传统哲学使自明性遭到重重遮蔽和隐遁。对此，维特根斯坦极不满意，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应该说的而且能说清楚的东西却未能从哲学的角度真正说清，甚至故作高深，结论武断，或好走极端，或首鼠两端，而又说得糊糊涂涂，而那些不该说甚至也无法说清楚的东西却充斥整个哲学领域。因此，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其打击方式是对传统哲学进行“语言批判”。因为在分析哲学家看来，形而上学(传统哲学)的错误根源，就在于语言的误置错用。维特根斯坦针对这一错误明确地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说清楚。而凡是不能够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逻辑哲学论》第26页)
那么，人们必然要问，哪些是可说的，哪些是不可说的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那种经验的自然科学命题，是有意义的，可以证实为真或假，即“可说的”；而形而上学的东西，是无意义的，不可证实无所谓真假，则是“不可说的”，应该永远保持沉默。哲学上的大多数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偏离了哲学的重要目的。因此，作为“语言批判”的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其根本要旨无非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从而达到命题的明晰，由此而划出可证实的与不可证实、可思考与不可思考、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正因为如此，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说的形而上学问题加以拒斥，认为，真正的发现才能使自己中断哲学思考，才能“给哲学以平静”，使哲学不再受那些使“哲学本身”成为问题的问题的折磨。因为“探讨哲理的人渴望思想平静”。(第62页)
具有浓厚的德国思辨性和哲学气质的维特根斯坦，基于这种反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对于本体论、人生哲学、美学、伦理学的根本问题，除了从知识论的立场对其非理论性质予以澄清并指出其不可说以外，就沉默而不再说什么了。然而，沉默并不意味着不再想不再思，他没有停留在这一步，他还一直往深里想、往深里思，从而进入语言分析之路。他通过可说的与实际应说的这二者的差异去追求言词的意义来自何处。在语言的现实运用中看到词的意义并不在词本身，也不在词的一般意义上，而是在词的用法中，在词所处的具体语境关系中。语言的用法产生语言的意义，同一个词，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关系中有不同的意义。这样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向。
《文化和价值》的多元取向
维特根斯坦在其公开出版的著作如《逻辑哲学论》、《哲学评论》、《哲学研究》中保持沉默而不加言说的东西，却可以从收录其遗留下来的私人笔记的《文化和价值》一书中看到某些追询的线索，在这些慑人肺腑的格言警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大哲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多种学科的冥思。
维特根斯坦并非象有人认为的那样，其思想与其时代、文化、生活是相游离的。其实，只是由于思考方式本身和他对本体论的拒斥，才使得他没有将自己对生活的情感意绪和紧张执著的思想化为一种人生哲学。然而，我们仍需公正地说，他对文化、宗教、美学、艺术、伦理学方面有着自己独到新颖的见解和眷眷相照的意向。维特根斯坦认为：“文化是一种习惯，或至少是一种先前规定的习惯”。(第121页)“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第5页)维特根斯坦生活和思考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他对文化的功能作用及其意义作的界定必然也有其鲜明的时代印痕，他说：
一种文化犹如一个大型组织。它给每个成员分配一席之地，使这些成员按照整体精神进行工作。……即使时代展现的景象不是伟大的文化成果的形成过程，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种景象不是它的本来意义，因为它是由最优秀的人物在为一个伟大目标进行努力、一个拥有最优秀成员的团体在为纯粹的个人目标奋斗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不引人注目的景象。因此，我认识到，文化的消失不表明人的价值的消失，它仅仅意味着这种价值得到表述。
维特根斯坦面临的现实是，“纳粹主义者把文化和政治联系起来，并借助于一种巧妙的宣传从事把野蛮美学化。优良的精神被这种‘美好状态’逐走了，留存的文明外壳充满了非人性的精神。”(埃森哈根《掌权》)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看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时代历史的背景和动因，才会把握住他全部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的灵魂。
维特根斯坦选择哲学，并非要将哲学作为遁世的单纯技术科学。当他的哲学成为“时髦”时，其哲学难题却被有意无意地绕过去了，然而维特根斯坦还是坚持说：“哲学是反对通过我们的语言手段惑乱我们的知性的斗争。”(《哲学探讨》)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还认为：“哲学确实只应该作为诗文来写。……因为这样做的话，我就能揭示我自己，而不象有的人不能随意地尽其所能去活动。”(第34页)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苦苦思考、寻求的历程加以总结，深刻意识到：“我在整理我的可能是毫无价值的思想时，浪费了无法表述的大量努力。”(第40页)同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意义以及对读者的价值所在坦率地说了出来：“我应该只是一面镜子，因为我的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的思想的全部缺陷，从而借助这个途径将思想端正。”(第24页)
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灵魂深处执著地追问自己：上帝是什么，信仰上帝意味着自己承认其有限性和对罪愆的忏悔。他说：“忏悔必须成为你的新生活的一部分。”(第25页)“由于忏悔是一种真实的事件，因而绝望和诉诸宗教信仰的拯救也同样是真实的。”(第38页)他认为，信仰上帝是每一个痛苦的灵魂所需要的，“基督教只是对需要无限帮助的人来说，对经历了无限痛苦的人来说，才是唯一的。”(第65页)当维特根斯坦说：“宗教信仰和迷信是非常不同的。迷信是由恐惧所引起，是一种伪科学，而宗教则是可信的”(第104页)时，我们甚至在他身上发现某种宗教的可能性。
维特根斯坦对美学和艺术有精辟的见解，他的贡献在于确定了美学和艺术退化这一事实。维特根斯坦从不对美下定义，从而推开了当代美学的一个难题。他把美之谜看作艺术作品发生影响之谜，而且重点去探讨艺术对人们的作用。他认为：“审美力是感觉力的精炼，但是，感受并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它纯粹是接受”(第87页)，“审美力形成了可接受的事物。”(第87页)维特根斯坦对艺术的功能和作用作了独到的说明：“艺术品迫使我们——可以说——从正确的角度看待它。离开了艺术，这个物与其他事物一样只是自然的断片。”(第6页)因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艺术和人的审美都是特殊的生活形式，一种文化实践、一种审美游戏。
维特根斯坦还对教育发表过很好的看法：“我认为现今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趋向于削弱他们忍受痛苦的能力。现在，‘如果孩子们有好的时光’，那么学校就被认为是好的。而这常常不是判断准则。再者，家长们要求他们的孩子象他们自己那样成长(仅此而已)。但是，支配他们的教育已经非常不同于他们自己那时的教育了，——对痛苦的忍耐得不到高度评价，因为这里已被认为没有任何痛苦——这真是过时的。”(第103页)维特根斯坦的意见，值得当代教育者深思。
人格风貌与文风
真正的哲学思考是一种灵魂受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享受。维特根斯坦曾经写信给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假如你不想受苦，你就不能正确思考。”进而指出：“判别一个人是否伟大的标准，就是看他为他的工作付出了何种牺牲。”而且，他从一个独特的思维角度出发，认为：“你可以给思想标上价格。有些思想价格很高，有些则不那么高。一个人如何偿付思想的代价呢？我认为，回答应该运用勇气。”(第75页)维特根斯坦全身心地投入哲学思考，内心永远处在激烈的苦斗之中，他的思想达到的深度，使他已有万象在傍、掉臂独行之感。以至于他有时怀疑自己会发疯，并反思“我常常害怕发疯”，是因为害怕“浮士德所说的他的寂寞和孤独。”(第77页)他在思想时对自己极为苛求，他反复地对自己说：“天哪！不要害怕谈论谬论。然而，你应注意你的谬论。”(第81页)“我内心的秘密不断交织在一起，我每次展示内心时都必须把它们分开来。”(第83页)他对事业的那种力求彻底、无限和绝对的精神、一种极端庄严和神圣的责任感使他对自己的思维要求过苛过严，以致不时出现怀疑和感恩参半的心境：“我所从事的活动真是值得努力的吗？是的，但是只有当来自上苍的光芒照耀着它时才会如此。……如果我写的东西真有某些价值，那么任何人会怎样从我这里窃取呢？如果没有来自上苍的光芒，那我无论如何不会更为聪慧。”他甚至不无遗憾地说：“我从没有一半以上成功地表达我想表达的事物，实际上还没有一半，只有十分之一强。这仍然有些价值。我的作品经常只是‘结结巴巴’。”(第25页)尽管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苛求、怀疑，甚至抱怨自己的迟钝，但他取得的哲学成果却使他的同代人以及后人难于望其项背。他那种严密的真正的哲学思维方式使得他在哲学上独树一帜，取得惊人的成就，震动了西方哲学界。他的思想对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以及科学哲学、逻辑学、哲学方法论都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人是人的心灵的最好图画。”(第70页)从维特根斯坦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人，一位真正的把哲学当作自己生命的哲学家能够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凝聚、压挤、利用到何等惊人的程度。维特根斯坦骄傲地说：“我的思想的欢乐是我自己的奇特生活的欢乐。”(第31页)维特根斯坦从来不屑于对某一哲学体系修修补补，以作为栖身之地，而是以集中全部意志力去洞察和批判，以巨大的牺牲精神投身于哲学，去打破旧哲学的
《文化和价值》集中地反映出维特根斯坦的文风，在这些格言式句子或不连贯的章节中，精辟哲理随处可见，而真知灼见往往令人豁然开朗，顿然感悟。其文风之简炼明快，风格的潇洒自如更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当然，集子中也有一些意义模棱两可或前后矛盾之处，但这只不过是白壁微瑕，无损于这部著作的巨大魅力。
在西方哲学界，有的学者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从十九世纪唯心主义哲学转变为本世纪分析哲学的一次重大“革命”，称他是把现代哲学方法“推进到决定性转折的第一人”。维特根斯坦当然有他不可逾越的界限或局限性，但他以其独特的富于个性的哲学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让我们以维特根斯坦的一句箴言作结吧：
“假如某人仅仅超越了他的时代，时代总有一天会追上他。”(第12页)
(《文化和价值》，〔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黄正东、唐少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0.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