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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社会偶像变迁的故事，我把时间的长度定在30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今天。在这些年里，有的人开始向世界证明他们的存在，但有的人已经老了。
我准备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但还是先从5个月前说起。
2016年2月29日，有一个叫鹿晗的明星，因为要录制一个节目，出现在浙江绍兴火车站上。当他走出高铁，想出站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行了，粉丝和好奇的民众，已经黑压压地把站台挤得水泄不通。
粉丝是来“接站”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明星凡到一地，粉丝们都喜欢去“接机”、“接站”。他们既像是明星的家人，又像是在欢迎国家领导人时的那种啦啦队—不同的是明星的“家人”和“啦啦队”是疯狂的。
在人潮的围堵中，鹿晗工作室发微博呼吁粉丝尽快疏散。但收效甚微，粉丝和围观人群依旧不愿散去。最后，鹿晗只能改从绍兴附近的上虞站下车。幸好这一临时举动并未引起太多粉丝注意，终于成功出站。
看到“鹿唅出不了高铁站”的新闻时，我沉默了。沉默的原因之一是我并不知道鹿唅是谁。
可是非常多的人知道。不仅是知道，他们对鹿唅的“了解”、认同，远远超过自己。从照片上，我看到的，是一张张年轻的脸，女性居多。这些不能平静的面孔里闪过一些很好辨识的心理内容，兴奋，陶醉，狂热，幸福，天真，但也迷茫。
每个人的故事，既是他自己的故事，也是所有人的故事。反过来也是这样。
关于中国社会偶像变迁的故事，我把时间的长度定在30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今天。在这些年里，有的人开始向世界证明他们的存在，但有的人已经老了。
真巧，可以划分为4个“年代”。每个“年代”还真的有点不一样。
我设计了一个调查。如以前一样，对于我来说，有些东西属于明知故问。
调查非常简单，就两个问题：“你觉得偶像是用来干嘛的”、“你过去或现在有偶像吗”？
我采用了在广州街头随机采访、从00后到70后都“通杀”的方式，当然，为了防止被认为是神经病或骚扰狂，我在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记者。
似乎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我所采访的40个人都很乐意跟我说点什么。其中有几个人，还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半天—他们的偶像分别是当年的“小虎队”、姚晨、李宇春、吴亦凡，还有前面提到的鹿晗。
在第一个问题“你觉得偶像是用来干嘛的？”中，40个人的答案惊人一致：“用来崇拜的”。一个70后的女士，说完之后还不好意思地笑了。她当年的偶像是林志颖，现在换了偶像，是吴亦凡的粉丝。
“都是小鲜肉，”她戴着眼镜，皮肤白皙，在事业单位工作，“是不是不可思议？”
“很正常。”
我这个问题是很肤浅的。但设计的初衷，是希望能够诱导他们去澄清自己崇拜、喜欢一个偶像，在心理上到底是什么意思。毕竟，一接过问题，他们会瞬间进入自己和偶像在心理上是什么关系的那种情境，往日的一幕幕将会浮现，因此理论上应该有一些超出“崇拜”二字的感触。但我失败了，他们只是像回答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那样回答我。
这个问题隐藏的意思是：没有偶像，我们能自我独立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吗？
于是转到了第二个问题。40个人中，过去或现在，全部都有过偶像。
这些偶像，全都是娱乐明星。
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圣经》里就发出这样的训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则把偶像崇拜视为一种异化。事情看上去好像是有点搞笑。比如有一块石头，明明是人用自己的双手制作的作品，但它好像就是某种神灵的化身，人反过来去崇拜他所制作成的这块石头。
可是现实是：人类没有理性，其自我也没有独立、强大到那个地步。或许，没有一个偶像让我们的自我去认同、去崇拜、去寄生、去攀附，也许真的在精神上会缺失了重要的支撑，甚至在心理上活不下去。
在采访中，我和那位70后的女士都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记忆中，它像是一部色彩变淡的电影，年代感极强。
崔健的摇滚、“西北风”、费翔、邓丽君、苏芮、毛阿敏，这些明星，是记忆中很重要的部分。他们好像是从虚空中突破，冒上历史的地表。刚从物质和娱乐匮乏的年代里走出的人们，听到、看到这些明星，是何等的激动。
大家已经等候多时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明星都是“实力派”。而且，他们或者体现了某种文化观念，或者，体现了某种精神烙印，或者，体现了某种情感。这真是意味深长。
我想在这里揭示一下，从心理上来说，为什么人需要一个偶像。
有三个原理：
第一个很简单，一个人在他的青少年时候，自我开始成长为独特的“他”时，需要有一个充满光环的，能够在审美上、情感上可以代替他表达自我的人物，在精神或心理上陪伴他长大。父母没什么光环，而且也是大家想摆脱的对象—所以有了“叛逆”。换句话说，他需要有一个偶像。而这个偶像当然是娱乐明星。在80年代，之所以二三十岁以上的人都还崇拜崔健、费翔等明星，不过是因为改革开放前，还没有娱乐工业，他们在成长时有过匮乏，因此推迟了追星的年龄而已。
第二个是，人有一种需要，要让自我从孤立的生活中走出来，和这个社会的其他心灵联系在一起。它的浅薄版就是人特别喜欢围观各种热闹，深刻版就是要通过某个公共媒介，共享某一种认同、理念、情感，融入一个“大我”。所以我们看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肯定是有号召力的。但对个人自我成长的深层心理、审美、情感来说，明星具有无法替代的功能，他们身上的光环，可以照亮一个人压抑、无趣、灰暗的生活，带一个人逃离他的生活，进入一个比较高档的精神空间，好像在这个精神空间里才能找到价值感。 第三个是，人需要有一个“精神提升师”，或“精神抚慰师，或“心理治疗师”，或心理上的消费对象，来进行审美、情感、价值的投射，对自己的心理进行“治疗”，对自己缺失的需求进行补偿。所有的偶像崇拜，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娱乐的，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区别只是在于程度。
我们发现，80年代的人，他们离偶像其实很遥远，偶像只存在磁带里、屏幕上、梦中。这种社会空间上的距离，更适合想象而不是自我的逃避，它有力地阻止了人们把自我全砸到偶像那儿。
而在当时，整个社会又有理想主义气质。娱乐体系还附属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体系，并没有“娱乐至死”，明星和思想家、文学家的区别更多是代替表达思想文化观念以及审美、情感的区别。所以，那个时候，偶像并不是用来提升个人的社会价值排序的，也不是用来治疗心理问题的，而是用来在精神上超越庸常生活的。
但进入90年代后，情况变化了。
在另一次调查中，我问过几个90后，有谁知道“小虎队”。他们的回答让我有点尴尬，一个也不知道。不过，他们知道有个明星叫吴奇隆，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17岁的明星叫刘诗诗。
吴奇隆大叔正是“小虎队”的成员。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吴奇隆他们唱《爱》这首歌时的情境。太震憾了。那个时候，我正是对时尚最敏感的青少年时期。
当时的背景是，台湾是经济发达地区，而我所处的大陆中西部，则是贫穷、偏僻和落后的区域。台湾、香港地区，其富裕繁华时尚，和中西部对比，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天堂一样。显而易见，从社会价值排序上来讲，我极度偏低。
所以当时尚、帅气的吴奇隆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边唱边跳，潇洒自如的时候，看着他们，我就像是小吊丝看到了高富帅（那时还没这些词），激动、自卑、艳羡、向往，各种心理内容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和80年代的人，听到、看到明星时肯定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明星已经具有这样的功能，它可以让我们在心理上逃避自己的生存处境，提升社会价值排序。
偶像，跟精神的提升，跟文化的想象，已经不是主要的关系了。
他们有了另外的功能。
我发现，偶像的功能的变化，跟娱乐工业的变化、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同步的。这真的很让人惊叹。
90年代，改革开放继续，阶层结构开始重组，穷还是富，一个人在社会价值排序上是什么位置，已经容易激起人的情绪了。而这个时候，娱乐已和思想文化不搭配，它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强大的体系，完全按照“文化工业”的模式来生产。而且，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快就将思想文化甩出了几条大街。
既然这样，偶像就需要在心理上具有消费性，他们需要有颜值，有最时尚的感觉，能契合人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得到提升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90年代后，非常受欢迎的各类偶像，“偶像派”大量出现，“实力派”虽然还受欢迎，但空间已慢慢地被“偶像派”挤占了。刘德华等“四大天王”，尽管有实力，但长得帅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
我想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需要偶像，无论有哪些心理背景，其中的一个背景，肯定是社会价值排序上的焦虑。
所以到了本世纪00年代，大家又需要偶像来干嘛了呢？
仍然需要偶像来提升社会价值排序，这是肯定的。而且，还是很迫切的需要。
但是，偶像又有重要任务啦。在心理上，他们已经变成粉丝的心理治疗师。崇拜偶像，本身已经成了粉丝的一种“语言疗法”、“行为疗法”—当然是通过加重“症状”来“治疗”的“疗法”。
于是我们突然发现，粉丝变疯狂了。
最有名的大概是杨丽娟疯狂追星的事件了。此外还有很多。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共同特征是粉丝都有心理问题，偶像成为他们自我中那个唯一的世界，其行为偏执得让人无法理解。没有偶像，他们好像在心理上真的活不下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一个心理问题日益严重的社会里，明星自然会成为很多人心理上的救命稻草。
但一切都在继续进化。
到现在，情况又有变化了。偶像确实仍然在承担让粉丝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得到提升，让他们得到 “心理治疗”的功能，但是，他们还必须被在心理上消费。消费什么呢？颜值。
所以现在“小鲜肉”很抢手。因为只有小鲜肉，最能满足人在情欲上的投射和幻想。你长得苦大仇深义正词严的，哪怕很帅，都让人索然无味。
但现在非常抢手的“小鲜肉”不就是过去的“奶油小生”吗？在过去，大家对“奶油小生”是持一种贬抑态度的，颇为不屑。原因在于，大家不从情欲消费的角度去看待一个男人，“奶油小生”不符合关于男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审美。现在则消解了这个角度，换一个角度了，因此不可能再有贬抑，反而是有一种可亲近的亵玩色彩。所用的词，都是直奔主题的。
这是粉丝和偶像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都是把偶像假定为高不可攀的，大家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心理上，地位并不对等，粉丝都是在仰视，哪怕把偶像当心理治疗师，都存在着“权力关系不对等”。但把偶像当成一个消费对象，粉丝就改变这种关系了，他们甚至可以凌驾在偶像之上，通过消费而获得一种满足，一种心理优势。
回到文章开头，我们发现鹿晗被堵出不了高铁站，其实是很正常的，也很有玄机。被围堵最多说明粉丝疯狂，并不意味着就出不来，如果粉丝认为偶像很重要，预设偶像在权力关系上跟自己不对等的话。但如果粉丝就是想消费你围观你，他们预设了你只是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的对象，那么，他们很可能不会有心理压力去考虑你要出站。
所以，鹿晗面对水泄不通的人群，都痛苦地坐到了地上，“别挤别挤，求你们了，不挤了行吗？”
不行的。
我准备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但还是先从5个月前说起。
2016年2月29日，有一个叫鹿晗的明星，因为要录制一个节目，出现在浙江绍兴火车站上。当他走出高铁，想出站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行了，粉丝和好奇的民众，已经黑压压地把站台挤得水泄不通。
粉丝是来“接站”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明星凡到一地，粉丝们都喜欢去“接机”、“接站”。他们既像是明星的家人，又像是在欢迎国家领导人时的那种啦啦队—不同的是明星的“家人”和“啦啦队”是疯狂的。
在人潮的围堵中，鹿晗工作室发微博呼吁粉丝尽快疏散。但收效甚微，粉丝和围观人群依旧不愿散去。最后，鹿晗只能改从绍兴附近的上虞站下车。幸好这一临时举动并未引起太多粉丝注意，终于成功出站。
看到“鹿唅出不了高铁站”的新闻时，我沉默了。沉默的原因之一是我并不知道鹿唅是谁。
可是非常多的人知道。不仅是知道，他们对鹿唅的“了解”、认同，远远超过自己。从照片上，我看到的，是一张张年轻的脸，女性居多。这些不能平静的面孔里闪过一些很好辨识的心理内容，兴奋，陶醉，狂热，幸福，天真，但也迷茫。
认同，去崇拜，去寄生，去攀附
每个人的故事，既是他自己的故事，也是所有人的故事。反过来也是这样。
关于中国社会偶像变迁的故事，我把时间的长度定在30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今天。在这些年里，有的人开始向世界证明他们的存在，但有的人已经老了。
真巧，可以划分为4个“年代”。每个“年代”还真的有点不一样。
我设计了一个调查。如以前一样，对于我来说，有些东西属于明知故问。
调查非常简单，就两个问题：“你觉得偶像是用来干嘛的”、“你过去或现在有偶像吗”？
我采用了在广州街头随机采访、从00后到70后都“通杀”的方式，当然，为了防止被认为是神经病或骚扰狂，我在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记者。
似乎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我所采访的40个人都很乐意跟我说点什么。其中有几个人，还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半天—他们的偶像分别是当年的“小虎队”、姚晨、李宇春、吴亦凡，还有前面提到的鹿晗。
在第一个问题“你觉得偶像是用来干嘛的？”中，40个人的答案惊人一致：“用来崇拜的”。一个70后的女士，说完之后还不好意思地笑了。她当年的偶像是林志颖，现在换了偶像，是吴亦凡的粉丝。
“都是小鲜肉，”她戴着眼镜，皮肤白皙，在事业单位工作，“是不是不可思议？”
“很正常。”
我这个问题是很肤浅的。但设计的初衷，是希望能够诱导他们去澄清自己崇拜、喜欢一个偶像，在心理上到底是什么意思。毕竟，一接过问题，他们会瞬间进入自己和偶像在心理上是什么关系的那种情境，往日的一幕幕将会浮现，因此理论上应该有一些超出“崇拜”二字的感触。但我失败了，他们只是像回答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那样回答我。
这个问题隐藏的意思是：没有偶像，我们能自我独立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吗？
于是转到了第二个问题。40个人中，过去或现在，全部都有过偶像。
这些偶像，全都是娱乐明星。
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圣经》里就发出这样的训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则把偶像崇拜视为一种异化。事情看上去好像是有点搞笑。比如有一块石头，明明是人用自己的双手制作的作品，但它好像就是某种神灵的化身，人反过来去崇拜他所制作成的这块石头。
可是现实是：人类没有理性，其自我也没有独立、强大到那个地步。或许，没有一个偶像让我们的自我去认同、去崇拜、去寄生、去攀附，也许真的在精神上会缺失了重要的支撑，甚至在心理上活不下去。
偶像很遥远
在采访中，我和那位70后的女士都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记忆中，它像是一部色彩变淡的电影，年代感极强。
崔健的摇滚、“西北风”、费翔、邓丽君、苏芮、毛阿敏，这些明星，是记忆中很重要的部分。他们好像是从虚空中突破，冒上历史的地表。刚从物质和娱乐匮乏的年代里走出的人们，听到、看到这些明星，是何等的激动。
大家已经等候多时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明星都是“实力派”。而且，他们或者体现了某种文化观念，或者，体现了某种精神烙印，或者，体现了某种情感。这真是意味深长。
我想在这里揭示一下，从心理上来说，为什么人需要一个偶像。
有三个原理：
第一个很简单，一个人在他的青少年时候，自我开始成长为独特的“他”时，需要有一个充满光环的，能够在审美上、情感上可以代替他表达自我的人物，在精神或心理上陪伴他长大。父母没什么光环，而且也是大家想摆脱的对象—所以有了“叛逆”。换句话说，他需要有一个偶像。而这个偶像当然是娱乐明星。在80年代，之所以二三十岁以上的人都还崇拜崔健、费翔等明星，不过是因为改革开放前，还没有娱乐工业，他们在成长时有过匮乏，因此推迟了追星的年龄而已。
第二个是，人有一种需要，要让自我从孤立的生活中走出来，和这个社会的其他心灵联系在一起。它的浅薄版就是人特别喜欢围观各种热闹，深刻版就是要通过某个公共媒介，共享某一种认同、理念、情感，融入一个“大我”。所以我们看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肯定是有号召力的。但对个人自我成长的深层心理、审美、情感来说，明星具有无法替代的功能，他们身上的光环，可以照亮一个人压抑、无趣、灰暗的生活，带一个人逃离他的生活，进入一个比较高档的精神空间，好像在这个精神空间里才能找到价值感。 第三个是，人需要有一个“精神提升师”，或“精神抚慰师，或“心理治疗师”，或心理上的消费对象，来进行审美、情感、价值的投射，对自己的心理进行“治疗”，对自己缺失的需求进行补偿。所有的偶像崇拜，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娱乐的，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区别只是在于程度。
我们发现，80年代的人，他们离偶像其实很遥远，偶像只存在磁带里、屏幕上、梦中。这种社会空间上的距离，更适合想象而不是自我的逃避，它有力地阻止了人们把自我全砸到偶像那儿。
而在当时，整个社会又有理想主义气质。娱乐体系还附属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体系，并没有“娱乐至死”，明星和思想家、文学家的区别更多是代替表达思想文化观念以及审美、情感的区别。所以，那个时候，偶像并不是用来提升个人的社会价值排序的，也不是用来治疗心理问题的，而是用来在精神上超越庸常生活的。
但进入90年代后，情况变化了。
在另一次调查中，我问过几个90后，有谁知道“小虎队”。他们的回答让我有点尴尬，一个也不知道。不过，他们知道有个明星叫吴奇隆，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17岁的明星叫刘诗诗。
吴奇隆大叔正是“小虎队”的成员。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吴奇隆他们唱《爱》这首歌时的情境。太震憾了。那个时候，我正是对时尚最敏感的青少年时期。
当时的背景是，台湾是经济发达地区，而我所处的大陆中西部，则是贫穷、偏僻和落后的区域。台湾、香港地区，其富裕繁华时尚，和中西部对比，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天堂一样。显而易见，从社会价值排序上来讲，我极度偏低。
所以当时尚、帅气的吴奇隆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边唱边跳，潇洒自如的时候，看着他们，我就像是小吊丝看到了高富帅（那时还没这些词），激动、自卑、艳羡、向往，各种心理内容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和80年代的人，听到、看到明星时肯定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明星已经具有这样的功能，它可以让我们在心理上逃避自己的生存处境，提升社会价值排序。
偶像，跟精神的提升，跟文化的想象，已经不是主要的关系了。
他们有了另外的功能。
心理上消费
我发现，偶像的功能的变化，跟娱乐工业的变化、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同步的。这真的很让人惊叹。
90年代，改革开放继续，阶层结构开始重组，穷还是富，一个人在社会价值排序上是什么位置，已经容易激起人的情绪了。而这个时候，娱乐已和思想文化不搭配，它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强大的体系，完全按照“文化工业”的模式来生产。而且，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快就将思想文化甩出了几条大街。
既然这样，偶像就需要在心理上具有消费性，他们需要有颜值，有最时尚的感觉，能契合人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得到提升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90年代后，非常受欢迎的各类偶像，“偶像派”大量出现，“实力派”虽然还受欢迎，但空间已慢慢地被“偶像派”挤占了。刘德华等“四大天王”，尽管有实力，但长得帅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
我想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需要偶像，无论有哪些心理背景，其中的一个背景，肯定是社会价值排序上的焦虑。
所以到了本世纪00年代，大家又需要偶像来干嘛了呢？
仍然需要偶像来提升社会价值排序，这是肯定的。而且，还是很迫切的需要。
但是，偶像又有重要任务啦。在心理上，他们已经变成粉丝的心理治疗师。崇拜偶像，本身已经成了粉丝的一种“语言疗法”、“行为疗法”—当然是通过加重“症状”来“治疗”的“疗法”。
于是我们突然发现，粉丝变疯狂了。
最有名的大概是杨丽娟疯狂追星的事件了。此外还有很多。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共同特征是粉丝都有心理问题，偶像成为他们自我中那个唯一的世界，其行为偏执得让人无法理解。没有偶像，他们好像在心理上真的活不下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一个心理问题日益严重的社会里，明星自然会成为很多人心理上的救命稻草。
但一切都在继续进化。
到现在，情况又有变化了。偶像确实仍然在承担让粉丝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得到提升，让他们得到 “心理治疗”的功能，但是，他们还必须被在心理上消费。消费什么呢？颜值。
所以现在“小鲜肉”很抢手。因为只有小鲜肉，最能满足人在情欲上的投射和幻想。你长得苦大仇深义正词严的，哪怕很帅，都让人索然无味。
但现在非常抢手的“小鲜肉”不就是过去的“奶油小生”吗？在过去，大家对“奶油小生”是持一种贬抑态度的，颇为不屑。原因在于，大家不从情欲消费的角度去看待一个男人，“奶油小生”不符合关于男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审美。现在则消解了这个角度，换一个角度了，因此不可能再有贬抑，反而是有一种可亲近的亵玩色彩。所用的词，都是直奔主题的。
这是粉丝和偶像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都是把偶像假定为高不可攀的，大家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心理上，地位并不对等，粉丝都是在仰视，哪怕把偶像当心理治疗师，都存在着“权力关系不对等”。但把偶像当成一个消费对象，粉丝就改变这种关系了，他们甚至可以凌驾在偶像之上，通过消费而获得一种满足，一种心理优势。
回到文章开头，我们发现鹿晗被堵出不了高铁站，其实是很正常的，也很有玄机。被围堵最多说明粉丝疯狂，并不意味着就出不来，如果粉丝认为偶像很重要，预设偶像在权力关系上跟自己不对等的话。但如果粉丝就是想消费你围观你，他们预设了你只是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的对象，那么，他们很可能不会有心理压力去考虑你要出站。
所以，鹿晗面对水泄不通的人群，都痛苦地坐到了地上，“别挤别挤，求你们了，不挤了行吗？”
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