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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司马迁引用先秦的民间谣谚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在熙熙攘攘的治超领域中也有所体现，治超涉及诸多因素，不容回避的一个就是利益。看不到治超当中存在的利益纠葛，就难以分清利益主体；不将利益问题妥善处理好，那么治超就难见成效。
在治超过程中，到底存在着哪些利益主体呢?各大运输企业和经营业主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主体，其牵涉到的利益主体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运输企业由很多经营业主构成，况且这些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利益主体，在他们背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诸如运输企业的经营业主可能和银行、亲戚朋友扯上利益关系，而正是由这些凸显在前的主体和隐含在后的主体，才使得治超如同迷魂阵一般，难以厘清。
本来现在运输市场的利润就不是很景气，但是想在运输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利益主体却在逐步增加，在分配的问题上难免会有所倾斜，孰多孰少就成为分配焦点。在我国现行的违章纠正措施中，罚款仍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治超中罚款也是一个突出的管理部门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关键是重罚之下，真的就再也没有勇夫了吗?答案似乎又是不确定的。重罚加剧了管理部门和运输企业之间的矛盾，而且很多时候都只是在个别地方不断上演着猫捉老鼠的游戏……
重庆市一位司机刚从外地一路被罚款回来，在重庆正常行驶，又被拦下来，交管人员手中都撕下了罚单，这位司机冒火了，二话不说就直接冲岗，当场将执法人员撞死，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最近本刊记者得知，重庆的轿运半挂车一到南京，执法人员二话不说就罚款两万，而且据说执法人员还要实施拘留，然而，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拘留司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现在重庆的一些司机都不敢到南京去了，“我们被罚怕了!”
罚款只是一种威慑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纠正违章，绝不是搞创收。有些执法人员在罚款后，还跟司机讨价还价，出现违规的执法现象。执法人员在罚款的时候，能不能掂量一下手中罚款单的分量呢?
企业为什么要超载超限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拉一趟能多赚些钱，所以司机义无反顾地超载。在国家运力紧张的时候，拉一趟活所赚的钱很丰厚，在运输行业刚起步繁荣的时候，确实是拉出租的人发了；跑长途的人发了；跑客运的人发了；很早便成为社会的富裕阶层。但是在国家运力相对饱和以后，还拿着一本老黄历来算帐，指望拉一趟会“黄金万两”滚滚来，那实在是落后于时代。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很多行业都已经步入微利时代，价格体系也逐步走向规范，运输司机应该明白，“暴利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运输企业和经营业主大倒苦水，无非是说没有以前赚得多了，没有活路只是一种危言耸听。就像有时候去打折店买衣服，我们跟卖主讨价还价，卖主总是一脸无奈的样子说，“这个价我真的不能够给你，给你我就亏本了，你再把价格提高一点吧。”但是最后还是会以这个价格成交，而且别的店可能比这个成交价更低，其中道理不言而喻，商家不做亏本的买卖，这个成交价不是商家没有赚钱，而只是赚少了一点。
为了多拉多赚，运输司机都不惜严重超载超限，这不仅损害了路面，最关键的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在生命和利益的取舍面前，运输司机和货主应该有自己的一笔帐在心头，别让金钱蒙蔽了眼睛!
一些管理部门在制定标准的时候，也别让一堆堆数据蒙蔽了眼睛。在治理超限轿运车的标准出台后，打击面异常大，涉及到全国很多的轿运车，当重庆市的轿运车企业质问制定标准的管理部门时，这个管理部门居然说“我们都不知道有轿运车这个行业!”事实上轿运车行业尽管只是一个小群体，但是管理部门根本不知晓这个行业就实在说不过去。现在中国很多行业标准的出台和修改，都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还举行听证会征求意见，因此管理部门在不了解行业情况的时候，就一刀切地制定标准，于理于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标准在制定后当然要强制性执行，但是如果企业执行下来就会使自己企业死掉。由于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之中，许多体制还有待于完善，比如当政府从市场的直接参与中退出以后，企业自身往往还不适应，我们的行业协会还不能起到应有的组织和管理协调职能，当问题出现后，企业就不知道如何来面对，只能够通过不断打报告上去，希望引起领导的注意，促成问题的解决。本刊记者在重庆采访中深有感触，中国交通协会也不是职能部门，但是企业都把到会的中交协同志当为领导，很仔细耐心地向中交协反映企业的呼声。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政府一纸令下，有的甚至是一口令下，企业的生存就遭遇到瓶颈，企业普遍处于投诉无门的境地，企业都希望主管部门领导能听到他们的呼声，“我们真的希望领导到会参加我们的会议，听听我们基层的呼声，看看我们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企业感受到了别样的压力。
企业压力还来自于一些部门出台的政策的朝令夕改，而且一些地方的政策有时也会也会与国家政策不一致。战国时代，大的诸侯国实力不断消长，使得各个小诸侯国不知道到底归属哪个大诸侯国，经常早上臣服秦国，晚上臣服楚国，于是就产生了“朝秦暮楚”。实际上重庆市政府发展轿运半挂车就面临着这样的窘境，本来是从扶持发展地方产业的愿望出发而出台了此政策，但是国家治理超限超载的政策出来后，就产生了了与国家政策不符的问题，客观上造成了企业无所适从。政策的相对稳定和持续支持是治超能否攻坚的关键因素。
治超是由几个部委联合进行的，按照正常的程序，每一个标准的出台都应该经历大量的论证和调研。另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标准出台可能相对容易，但是修改起来就绝非易事，要到处打报告，要补充协调好各种关系，特别是当标准的一些内容出现问题或与现实发生偏差需要修订时，就更显得困难重重，如何理顺这种治超内部的关系，确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制度经济学的精髓就是社会只要确立起合适的制度，就可以节约社会交易费用，提高社会运作效率。要做好治超工作，离不开合适制度的建立，如果没有正确的制度，社会交易费用就会是一种空耗，所产生的GDP效用的可靠性也讲受到影响。治超只有思路清晰，方法对路，制度合理，才能够真正确立治超工作的长效机制，保证治超的最终成功，也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编辑／熊燕舞、杨军)
在治超过程中，到底存在着哪些利益主体呢?各大运输企业和经营业主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主体，其牵涉到的利益主体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运输企业由很多经营业主构成，况且这些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利益主体，在他们背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诸如运输企业的经营业主可能和银行、亲戚朋友扯上利益关系，而正是由这些凸显在前的主体和隐含在后的主体，才使得治超如同迷魂阵一般，难以厘清。
本来现在运输市场的利润就不是很景气，但是想在运输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利益主体却在逐步增加，在分配的问题上难免会有所倾斜，孰多孰少就成为分配焦点。在我国现行的违章纠正措施中，罚款仍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治超中罚款也是一个突出的管理部门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关键是重罚之下，真的就再也没有勇夫了吗?答案似乎又是不确定的。重罚加剧了管理部门和运输企业之间的矛盾，而且很多时候都只是在个别地方不断上演着猫捉老鼠的游戏……
重庆市一位司机刚从外地一路被罚款回来，在重庆正常行驶，又被拦下来，交管人员手中都撕下了罚单，这位司机冒火了，二话不说就直接冲岗，当场将执法人员撞死，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最近本刊记者得知，重庆的轿运半挂车一到南京，执法人员二话不说就罚款两万，而且据说执法人员还要实施拘留，然而，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拘留司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现在重庆的一些司机都不敢到南京去了，“我们被罚怕了!”
罚款只是一种威慑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纠正违章，绝不是搞创收。有些执法人员在罚款后，还跟司机讨价还价，出现违规的执法现象。执法人员在罚款的时候，能不能掂量一下手中罚款单的分量呢?
企业为什么要超载超限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拉一趟能多赚些钱，所以司机义无反顾地超载。在国家运力紧张的时候，拉一趟活所赚的钱很丰厚，在运输行业刚起步繁荣的时候，确实是拉出租的人发了；跑长途的人发了；跑客运的人发了；很早便成为社会的富裕阶层。但是在国家运力相对饱和以后，还拿着一本老黄历来算帐，指望拉一趟会“黄金万两”滚滚来，那实在是落后于时代。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很多行业都已经步入微利时代，价格体系也逐步走向规范，运输司机应该明白，“暴利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运输企业和经营业主大倒苦水，无非是说没有以前赚得多了，没有活路只是一种危言耸听。就像有时候去打折店买衣服，我们跟卖主讨价还价，卖主总是一脸无奈的样子说，“这个价我真的不能够给你，给你我就亏本了，你再把价格提高一点吧。”但是最后还是会以这个价格成交，而且别的店可能比这个成交价更低，其中道理不言而喻，商家不做亏本的买卖，这个成交价不是商家没有赚钱，而只是赚少了一点。
为了多拉多赚，运输司机都不惜严重超载超限，这不仅损害了路面，最关键的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在生命和利益的取舍面前，运输司机和货主应该有自己的一笔帐在心头，别让金钱蒙蔽了眼睛!
一些管理部门在制定标准的时候，也别让一堆堆数据蒙蔽了眼睛。在治理超限轿运车的标准出台后，打击面异常大，涉及到全国很多的轿运车，当重庆市的轿运车企业质问制定标准的管理部门时，这个管理部门居然说“我们都不知道有轿运车这个行业!”事实上轿运车行业尽管只是一个小群体，但是管理部门根本不知晓这个行业就实在说不过去。现在中国很多行业标准的出台和修改，都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还举行听证会征求意见，因此管理部门在不了解行业情况的时候，就一刀切地制定标准，于理于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标准在制定后当然要强制性执行，但是如果企业执行下来就会使自己企业死掉。由于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之中，许多体制还有待于完善，比如当政府从市场的直接参与中退出以后，企业自身往往还不适应，我们的行业协会还不能起到应有的组织和管理协调职能，当问题出现后，企业就不知道如何来面对，只能够通过不断打报告上去，希望引起领导的注意，促成问题的解决。本刊记者在重庆采访中深有感触，中国交通协会也不是职能部门，但是企业都把到会的中交协同志当为领导，很仔细耐心地向中交协反映企业的呼声。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政府一纸令下，有的甚至是一口令下，企业的生存就遭遇到瓶颈，企业普遍处于投诉无门的境地，企业都希望主管部门领导能听到他们的呼声，“我们真的希望领导到会参加我们的会议，听听我们基层的呼声，看看我们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企业感受到了别样的压力。
企业压力还来自于一些部门出台的政策的朝令夕改，而且一些地方的政策有时也会也会与国家政策不一致。战国时代，大的诸侯国实力不断消长，使得各个小诸侯国不知道到底归属哪个大诸侯国，经常早上臣服秦国，晚上臣服楚国，于是就产生了“朝秦暮楚”。实际上重庆市政府发展轿运半挂车就面临着这样的窘境，本来是从扶持发展地方产业的愿望出发而出台了此政策，但是国家治理超限超载的政策出来后，就产生了了与国家政策不符的问题，客观上造成了企业无所适从。政策的相对稳定和持续支持是治超能否攻坚的关键因素。
治超是由几个部委联合进行的，按照正常的程序，每一个标准的出台都应该经历大量的论证和调研。另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标准出台可能相对容易，但是修改起来就绝非易事，要到处打报告，要补充协调好各种关系，特别是当标准的一些内容出现问题或与现实发生偏差需要修订时，就更显得困难重重，如何理顺这种治超内部的关系，确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制度经济学的精髓就是社会只要确立起合适的制度，就可以节约社会交易费用，提高社会运作效率。要做好治超工作，离不开合适制度的建立，如果没有正确的制度，社会交易费用就会是一种空耗，所产生的GDP效用的可靠性也讲受到影响。治超只有思路清晰，方法对路，制度合理，才能够真正确立治超工作的长效机制，保证治超的最终成功，也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编辑／熊燕舞、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