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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2011年4月在美国克莱蒙大学城召开的第五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学术会议进行了综合性的介绍和阐述。与会者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地域与全球等不同层面和维度，对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对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路径选择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剖析和探讨，同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备的理论资源、实践基础、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文明；危机；理论构建；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B15；FO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5.004
2011年4月28至29日，由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等多家学术机构联合主办的第五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源地——美国克莱蒙大学城顺利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生态文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参加此次论坛的有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领军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柯布博士，加拿大著名幸福经济学家、中国政府绿色GDP政策顾问、《幸福經济学》一书作者安尼尔斯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田克勤教授等专家学者100余人。克莱蒙市长、副市长分别参加了论坛的开闭幕式。《国际日报》的加州新闻、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等给予了及时报道，引起广泛的关注。
此次论坛，中外学者就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以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思想理论资源、现实选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坦诚而严肃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代表高度评价了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举措，认为这给全世界树立了榜样，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具有深远的发展眼光和深刻的战略视野，给世界范围的生态环保运动带来了希望的曙光。经过讨论，中外学者对生态文明及其相关问题在更为具体，更为深入，更为科学的认识基础上，达成了诸多共识，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并对建设生态文明提出了建设性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
一、从不同层面和维度对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更为具体深入的剖析
生态文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生态文明的研究，既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与超越，也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与探索，建设生态文明，既需要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基于自身特点的努力，也需要全球范围基于人类共同福祉的合作与协调。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地域与全球等不同层面和维度探讨生态文明，是基于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危机这样一个基本的生存现实。因此，深入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各种原因，是生态文明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此次论坛上，专家学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系统的讨论。
(一)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与生态危机的影响
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教授认为离开生态经济学，生态文明可能就不存在。这句话就是肯定马克思关于经济秩序的绝对核心性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只要经济秩序基础背后的目标和理论不符合生态现实，生态文明就是一种空谈。他系统批判了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指出这是导致生态危机以及其它一系列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他指出了政府、经济学专业以及世界的商业和经济精英几乎完全忽略了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所谓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一个有限的物理世界中，产品的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即使可持续性得到了某种关注，但最近几十年对“增长”的追求还是把我们带到了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全球灾难的边缘。因此，必须对以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学理论及实践进行反思。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教授认为现代主义经济并没有带来其所许诺的自由与平等的美好愿景。因为，首先，虽然旧的劳资之间的对立减弱了，但由于现代经济主义对人的评价完全是根据他们对市场的贡献进行的，因此就导致了新的人群的对立，即参与市场的和不参与市场的人群之间的对立。其次，经济增长往往是以剥削第三世界的穷人为代价的，这使得经济增长背负了道德上“不义”的原罪。第三，现代经济对传统社区和社会共同体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第四，对于现代社会中“虚无主义”的弥漫和“道德严重滑坡”的大面积发生，现代经济主义也是难辞其咎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现代经济所取得的所有辉煌的物质文明成果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的利益为代价的。
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M.佩罗曼教授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是一个关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假设，这个假设促使人们注意到任何超越于直接的商品买卖的行为后果。对于经济学而言，更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构成其理论基础的假说的虚伪性。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忽视污染和资源破坏的代价。经济学相比较解决环境问题而言，更多地是解决资本投资问题。
(二)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影响
加拿大著名幸福经济学家马克·安尼尔斯基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帮助改善人类的福祉状况的核心原因在于：没有理解金钱的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中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对自然、人力和社会资本的破坏性影响，以及高利贷对人类精神的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不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基础性的重组，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可持续的弹性的和繁荣的经济。美国克莱蒙大学前校长菲利普·克莱顿博士认为，现行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发展和消耗这一模式有且只有在全球经济以现有的速率下持续不停地发展才能进行下去。我们文明的各个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发展至上的，但这种发展已经超出了地球的负荷。这个矛盾无解，它是人类从未面对过的。只有从根本上确立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也就是所谓的生态经济，才能协调这一矛盾。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克利福德·柯布援引亨利·乔治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绝对产权导致不健康的财富积累在少数精英手中；二是资本家为避免竞争的纪律和问责制不断地努力创造垄断。因此，基于有限的私有财产和自由交换基础上的经济体系，可以避免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问题。
(三)生态危机及其它一系列危机产生的思想原因
小约翰·柯布教授对现代经济学理论背后的其中一个假设即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强调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方式是针对关系提出问题。对个人主义思想者而言，与那些相互联系的个体身份相比，这些联系都是次要的。每一个体是谁，以及她或他是什么都与这种联系毫无瓜葛。也就是说关系都是外在的。王治河教授则在对作为现代经济理论基础的第一次启蒙进行彻底的清理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进行第二次启蒙。他指出第一次启蒙为现代经济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在第一 次启蒙的众多特征中，有两个维度直接构成了现代经济的理论基础，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它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个人主义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独立存在的，彼此间或与社会其他成员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就是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看作征服、宰制和剥削的对象。正是第一次启蒙的局限导致了今日现代化之种种弊端。因此要超越现代化，实现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就有必要在反思第一次启蒙的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
在小约翰·柯布看来，我们不是在讨论作为旁观者时候的人，而是作为亲身体验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再把关系视作纯粹外在的东西。因此，每一个体实际上是“共同体”中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是关系中的人。同样，关注联系产生了彻底的生态主义思维。每一个体的福祉也依赖于它与自然环境的健康联系，而且人类共同体的福祉与更大的“共同体”紧密相连，人类共同体是生态系统下的一个小团体。共同体中的人这种理解方式在实践意义上与个人主义的理解方式有着截然的分别。
这些富有远见卓识和人类良知的学者，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的具体深入和多种维度的分析及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理和实践参照。
二、对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提出了建设性思路与对策
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对实践当中的路径选择，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探讨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路径选择，越来越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话题。此次论坛上，与会专家对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路径选择，提出了更多富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的建设性思路与对策。
(一)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定及其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关系
王治河教授认为，鉴于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论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次启蒙意在超越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第二次启蒙的这种生态意识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宇宙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生态意识一方面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它也是最古老的智慧。与传统的环保意识不同的是，第二次启蒙所要推崇的生态意识是要告诉人们：不是我们去保护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我们不仅要保护她，而且要爱戴她，敬畏她。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后现代经济，即一种为了共同体的经济，一种生态经济，可持续经济和幸福经济。后现代经济本身也有不完备之处，但其探索是宝贵的。它有助于我们超越或突破一直被视作唯一正宗的天经地义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开辟了道路。中山大学教授李宗桂指出，生态文明并不是独立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独立阶段和独立形态的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既没有逻辑或历史的优先，也没有相对的滞后。生态文明就寓存于工业文明时期，可以提升工业文明的素质和品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孟勤等认为生态文明并不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而是对文明本质的真正实现。除了以文明的本质作为尺度，判断何以是真文明，可以以劳动为尺度考察。因为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文明，劳动是文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本体论根据。生态文明是生态与文明的结合，而生态概念的根本性质是指物种之间的生命代谢和物质循环，因此，在文明之前加上“生态”的规定性而成为生态文明，意味着生态文明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供养的基础上而生成的文明，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根本无法体现生態文明的生态属性。因此，生态文明应当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基础上生成出来的文明。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常士阎提出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它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也是促进不同民族和族群文化共存与相处的一定重要前提。首先，生态文明破除了现代文明单向度思维而用复杂系统的思维看待自然与人的关系；其次，生态文明观改变了工业文明中主、客二分的错误认识，不仅提供了主、客位置互换，而且提出了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最后，生态文明提倡一种共同进步的观念。
(二)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路径选择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等指出了目前“生态文明”研究的困境，认为20世纪虽然是人类文明生态觉悟的世纪，然而，在理论根基上，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这种觉悟依然滞留于“工业文明”驻足其上并赖以生存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结构。因而，不论他们自以为如何尖锐地与“工业文明”构成了真正的对立，但他们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与对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伦理”的诉求最终都不能不沦落为浪漫主义的道德批判与伦理主义的文化劝诫。在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理论根基上，本质地达成由“对象关系”向“对象性关系”境域的根本性转换，完整呈现马克思早在《44手稿》中已经本质开启的人与自然界的“原初关联”。
小约翰·柯布教授提出了他所谓的“共同体经济”或者说生态经济。他指出把人类理解为共同体中的人可能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而非资本主义思想，而且认为传统中国文化对于所有这一切都理解得非常透彻，所以可以为从根本上对经济学进行新的思考提供基础。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认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幸福。他提出要对我们的国民核算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发展一种全新的基于人民福祉与幸福的经济模式。这种新的核算体系要能够衡量人们的福祉状况，从而使得人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进而提出了建立一种新的幸福经济的规划图，通过使用一个核算系统测算出在社会团体中，基于居民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幸福条件，将此系统成为真实财富。真实财富模式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可，让我们可以在经济、货币、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与一个更真实或真正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框架之间进行重新对话，而且还在建立幸福社会和福祉经济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欣赏、测度、管理和投资生活能源的工具。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乔舒亚·法尔利博士指出，要了解这些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建立一种生态经济，即复杂体系的一种剧烈转变，包括改变范式、改变目标和改变规则。首先，改变复杂体系的最有效杠杆是改变范式，这里指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背后的世界观。其次，我们只有接受关于人类本性的生态经济学范式，才会成功地采纳提升人类福祉的政策。再次，生态经济学家提供了增长之外的三个独特的经济目标：生态可持续、公平分配和有效配置。生态文明所需的最重要的体系是稳态经济。我们只有改变关于在社会意义、心理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时，社会才会把稳态当做可以接受的代价。我们只有让我们的经济体系变得更加可持续，更 公正和更有效率，稳态经济和生态文明才完全是可能的。克利福德·柯布认为生态文明只有通过发展能有效达到预期目标的政策才能实现。仅仅谴责现有的经济因素意义不大。一种建设性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应该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来指出具体的政策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批评者只是一味拿经济增长造成的后果来批判它，却没有提出任何在没有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关于停止增长的具体计划。他提出了一种可以通过适度干预来实现经济文明的模型，即“杰弗逊社会主义”。他认为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一个调节机制比一个管理机制，在减少污染，促进资源节约方面更有效。“杰弗逊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路径，它将解散垄断，创造一个充满机会的结构，在此结构中共享繁荣，它比任何以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为主的经济体制都更能有效地推进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
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研究员提出我们不仅要从生产的意义上研究自然资源的有用性和稀缺性，而且更重要地是要从消费和生存的意义上研究这种有用性和稀缺性，减少生态破坏，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公民及其家庭的生态权利，维护社会的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个人、家庭、社区、企业、区域、国家等各个层面上保护人们的需要由法律和制度进行规定的从而是不可侵犯的生态权利。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林慧岳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对技术创新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提出，技术创新的目标和任务不同于以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工业社会，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生态平衡是评价技术创新成功的指标。生态化技术创新意味着经济利益至上原则的扬弃，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人性化技术创新是物质和精神、科学和人文、理性和人性的统一。
三、讨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备的理论资源、实践基础和发展前景
与前几次论坛和其它众多高层论坛一样，关于中国的话题仍然是此次论坛的热点和焦点。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机遇和现实选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论坛上，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意义抱有很高的期望，并深入具体地讨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备的理论资源、实践基础、发展前景，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设性的建议。中国学者则更为谨慎和具体地讨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机遇和现实选择。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希望及前途，小约翰·柯布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对于美国的专业经济学家将会严肃地研究生态经济学或者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会严肃地思考生态经济这一点并不抱幻想，相反却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希望，并认为中国的角色是做领袖而不是随从。克莱顿博士以美国自身的发展实践为例指出，美国在摆脱旧的发展模式上已经不具备领导能力。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们所关注的只有商业团体，且无视这一追求必将导致环境的崩溃。只有中国不仅可以，而且愿意去在打破旧的发展模式，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上有所作为。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纳入到其发展指导原则中，这是实现生态经济所必须的，并使得其变为可能，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规划。中国的长期集中制传统成为实现这一经济改革的强有力保障，这也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依然面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为此，有人认为中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是“跟着富人喝粥”，也有人认为即使这样的生活不可持续，也要“过把瘾”，先现代化了再说。这实际上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对此，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分析。王治河教授直接批评了所谓的“过瘾论”，指出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成问题的，在道义上是不负责任的。武汉大学教授沈壮海则客观分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时空境遇和应该采取的对策，他认为当代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全球化”、“新社会”等因素的综合，从整体上构成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境遇。这种时空境遇，既要求当代中国必须鲜亮地确立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也要求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要将发展方式的转变、科学技术的支撑、制度机制的保障、民众素质的提升等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走出富有自身特色的道路，这就必须做到价值引领，发展转型，科技支撑，制度保障和文化涵化。
至于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小约翰·柯布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完全拒绝所有形式的增长，从而置上亿中国人赤贫状态而不顾的话，中国就不可能接受充分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学。但是中国可能认识到，一方面增长绝不会确保贫穷的减少，另一方面我们并不必须在增长和不增长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可以在西方基于错误的个人主义立场的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和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中的人的立场之间进行选择。中国无需让自己陷入只有通过无限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健康的思维，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从无限的产量增长变成提升人们的福祉。这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因为，中国尽管明显地接受了市场的价值理念，却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所以，它能够允许甚至鼓励其经济学家发展新的经济学理论，最有用的经济理论将是某种生态经济学。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资源
实现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必须继承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必须借鉴和扬弃人类社会创造的所有优秀生态思想成果，从而实现理论创新和体系构建。
1.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发展。与会中外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在中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如，李宗桂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生态文明的概念，但是却有主张顺应自然，天人协调，天地人贯通的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提升现代化社会建设的品质，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不能把中國传统文化中只能适应农业文明的理念强行灌输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甚至用以等同乃至取代生态文明。在探讨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时候，应当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应当既有对民族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又有自我批判和超越的精神。生态文明的建设固然重点着眼于环境，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协调，但不应停留于单纯技术的层面，而应赋予深刻的人文关怀。要将文化生态、人文环境的内容及其价值理念纳入其中。应当更加关注时代精神，用现代性转化、提升民族文化的古典意味和农业文明色彩。
2.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合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 重要内容。在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M.佩罗曼教授看来，马克思站在了鼓吹个人主义行为的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相反，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他承认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主义的，但是，他强调这种个人主义行为既限制了人类，也限制了经济发展。一个发展国家可以试图把马克思和他的传统经济学联系起来。近期的历史表明，这个战略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能够起作用。但是，一种更重要的增长——人类的发展，需要同马克思建立更深层次的结合，尤其是他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思想。马克思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开始，即培育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内部的和谐。社会内部的和谐意味着以平等、尊重和尊严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权威的回归。在当代中国，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田克勤教授探讨了毛泽东节约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他认为，毛泽东一系列厉行节约的思想，在全球生态危机的今天，具有不可估量的生态价值，我们应该自觉地把毛泽东的节约思想作为应对生态危机的思想武器，做到把厉行节约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把节约作为应对生态危机的客观规律来看待，把节约上升为应对生态危机的政治举措。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成芳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甚至比今天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学思想更加具有基础性，既启发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又催生了当今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客观上肩负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责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魏晓文教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与创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差异，相互包容，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合理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人类社会内部，现代民族国家间的生态利益关系。以此为基础，当我们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发展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以和谐为根本价值旨归的发展理念已经渐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当代中国在发展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和谐理念，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与共赢世界为基本诉求，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以西方国家传统现代化模式为镜鉴，为解决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资源和实践路径参考。戴艳军则具体论述了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他认为，其一，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开拓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视野；其三，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找到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3.对其它国家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的借鉴。克利福德·柯布博士认为中国现在有机会作为开拓者来建立一种生态文明的模式，从而使整个世界经济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变。在中国采用他所谓的“杰弗逊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它将几乎完全消除流行于城市和农村的关于土地的冲突。由于这些冲突也与那些破坏湿地和耕地、浪费资金和自然资源，并且已经增加了沉重的污染负荷的项目投资有关，因此建议改变它也将减轻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局势。马克·安尼尔斯基博士认为当前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机会，即向世界展示一条真正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它可以采纳利用真正财富的概念来测度和管理自己的发展。这将代表着对一个和目前以增长为基础，由英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转变。在中国，遵循着中国人谓之的“和谐发展”哲学，这种日渐增强的意识呼吁新的方式来测算和奖励发展的进程。不同于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意味着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既紧密结合又相互制衡，亦即处于“和谐”的平衡状态，也即在人类幸福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平衡，在中国城乡和不同地区人民的需要和福利供给之间保持平衡。真实财富核算体系所涉及的措施和中国“和谐发展”的概念也是大体一致的。中国正在尝试一种雄心勃勃的新方法，它承载着我们这个世界未来的希望。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中外学者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兆明从权利间关系这一“政治”的角度理解“生态”问题。他认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资本掠夺的结果。生态经济的出路，是基于人道主义、民本价值精神的法治社会建设，以及公民日常生活的广泛有效参与。问题的根本不是个人欲望，而是形成和决定个人欲望内容及其满足方式的那个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结构。只有在恰当的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下的技术创新，方可能使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文明，并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人道主义价值精神主导下，建设法治社会，以普通民众的利益为重，规范资本；创造一切条件，鼓励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通过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广泛参与，使一般的制度规范获得现实活力，并阻止资本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掠夺与破坏，这是当今时代，尤其是当今中国走向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李惠斌通过具体案例说明了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碳交易机制，作为个人生态权利的补偿机制等方面的探索。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和要求，中国各级政府在生态治理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从发展规划设计、投资项目筛选，到各部考核、干部提拔，都对生态文明指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中国环保部门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环境经济政策理念。各级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出和制定了各种环保指标和减排指标。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生态权利的主体涉及地方政府、企业组织和个人，目前在中国的生态治理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处于试点探索的阶段。规范有效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建立；各地方政府官员的环保意识和行为还很不平衡；公民的环境意识和生态参与意识还有待提高；广大农村的环境保護工作依然任重道远；生态正义的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曹荣湘直接探讨了征收碳税需解决的问题，包括碳税的减排效果如何，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如何防止税负转嫁，如何保持税收中性，碳税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等等，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即建议对碳税展开进一步研究，对2012年开征的时间表进行重新修正。同时，要把重点对准碳交易，花大力气去研究、探索、建立中国的碳交易体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婧从立法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环境立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以追求生态文明为主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环境立法的发展方向。应从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宪法地位；二是以生态文明理念统摄全局，完善环境立法体系；三是加强地方环境立法。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沈满洪教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构想：实施产业生态化战略，推进生产方式转变；实施消费绿色化战略，倡导绿色消费行为；实施资源节约化战略，提高资源生产率；实施生态经济化战略，完善环境价格机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吴春华探讨了政府在解决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中的主导作用以及肩负的生态责任。强调要强化生态意识，明确生态责任，履行生态职能；要为生态文明建设建规立制，培养队伍，依法管理，为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发展循环经济，遏制环境污染；要以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成果为取向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机制；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倡导绿色消费；在生态环境的整治中要以民为本，关注对弱势群体的救助。
论坛期间举行了“柯布共同福祉奖”的颁奖典礼。该奖项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为推动人类和自然共同福祉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此次“柯布共同福祉奖”的获奖人为加拿大著名幸福经济学家，《幸福经济学》一书作者安尼尔斯基。此次论坛还发布了《克莱蒙生态文明宣言》，集中反映了近几年来该论坛在生态文明研究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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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明)
关键词：生态文明；危机；理论构建；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B15；FO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5.004
2011年4月28至29日，由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等多家学术机构联合主办的第五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源地——美国克莱蒙大学城顺利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生态文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参加此次论坛的有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领军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柯布博士，加拿大著名幸福经济学家、中国政府绿色GDP政策顾问、《幸福經济学》一书作者安尼尔斯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田克勤教授等专家学者100余人。克莱蒙市长、副市长分别参加了论坛的开闭幕式。《国际日报》的加州新闻、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等给予了及时报道，引起广泛的关注。
此次论坛，中外学者就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以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思想理论资源、现实选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坦诚而严肃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代表高度评价了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举措，认为这给全世界树立了榜样，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具有深远的发展眼光和深刻的战略视野，给世界范围的生态环保运动带来了希望的曙光。经过讨论，中外学者对生态文明及其相关问题在更为具体，更为深入，更为科学的认识基础上，达成了诸多共识，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并对建设生态文明提出了建设性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
一、从不同层面和维度对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更为具体深入的剖析
生态文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生态文明的研究，既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与超越，也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与探索，建设生态文明，既需要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基于自身特点的努力，也需要全球范围基于人类共同福祉的合作与协调。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地域与全球等不同层面和维度探讨生态文明，是基于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危机这样一个基本的生存现实。因此，深入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各种原因，是生态文明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此次论坛上，专家学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系统的讨论。
(一)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与生态危机的影响
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教授认为离开生态经济学，生态文明可能就不存在。这句话就是肯定马克思关于经济秩序的绝对核心性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只要经济秩序基础背后的目标和理论不符合生态现实，生态文明就是一种空谈。他系统批判了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指出这是导致生态危机以及其它一系列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他指出了政府、经济学专业以及世界的商业和经济精英几乎完全忽略了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所谓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一个有限的物理世界中，产品的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即使可持续性得到了某种关注，但最近几十年对“增长”的追求还是把我们带到了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全球灾难的边缘。因此，必须对以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学理论及实践进行反思。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教授认为现代主义经济并没有带来其所许诺的自由与平等的美好愿景。因为，首先，虽然旧的劳资之间的对立减弱了，但由于现代经济主义对人的评价完全是根据他们对市场的贡献进行的，因此就导致了新的人群的对立，即参与市场的和不参与市场的人群之间的对立。其次，经济增长往往是以剥削第三世界的穷人为代价的，这使得经济增长背负了道德上“不义”的原罪。第三，现代经济对传统社区和社会共同体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第四，对于现代社会中“虚无主义”的弥漫和“道德严重滑坡”的大面积发生，现代经济主义也是难辞其咎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现代经济所取得的所有辉煌的物质文明成果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的利益为代价的。
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M.佩罗曼教授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是一个关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假设，这个假设促使人们注意到任何超越于直接的商品买卖的行为后果。对于经济学而言，更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构成其理论基础的假说的虚伪性。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忽视污染和资源破坏的代价。经济学相比较解决环境问题而言，更多地是解决资本投资问题。
(二)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影响
加拿大著名幸福经济学家马克·安尼尔斯基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帮助改善人类的福祉状况的核心原因在于：没有理解金钱的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中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对自然、人力和社会资本的破坏性影响，以及高利贷对人类精神的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不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基础性的重组，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可持续的弹性的和繁荣的经济。美国克莱蒙大学前校长菲利普·克莱顿博士认为，现行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发展和消耗这一模式有且只有在全球经济以现有的速率下持续不停地发展才能进行下去。我们文明的各个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发展至上的，但这种发展已经超出了地球的负荷。这个矛盾无解，它是人类从未面对过的。只有从根本上确立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也就是所谓的生态经济，才能协调这一矛盾。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克利福德·柯布援引亨利·乔治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绝对产权导致不健康的财富积累在少数精英手中；二是资本家为避免竞争的纪律和问责制不断地努力创造垄断。因此，基于有限的私有财产和自由交换基础上的经济体系，可以避免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问题。
(三)生态危机及其它一系列危机产生的思想原因
小约翰·柯布教授对现代经济学理论背后的其中一个假设即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强调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方式是针对关系提出问题。对个人主义思想者而言，与那些相互联系的个体身份相比，这些联系都是次要的。每一个体是谁，以及她或他是什么都与这种联系毫无瓜葛。也就是说关系都是外在的。王治河教授则在对作为现代经济理论基础的第一次启蒙进行彻底的清理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进行第二次启蒙。他指出第一次启蒙为现代经济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在第一 次启蒙的众多特征中，有两个维度直接构成了现代经济的理论基础，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它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个人主义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独立存在的，彼此间或与社会其他成员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就是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看作征服、宰制和剥削的对象。正是第一次启蒙的局限导致了今日现代化之种种弊端。因此要超越现代化，实现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就有必要在反思第一次启蒙的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
在小约翰·柯布看来，我们不是在讨论作为旁观者时候的人，而是作为亲身体验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再把关系视作纯粹外在的东西。因此，每一个体实际上是“共同体”中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是关系中的人。同样，关注联系产生了彻底的生态主义思维。每一个体的福祉也依赖于它与自然环境的健康联系，而且人类共同体的福祉与更大的“共同体”紧密相连，人类共同体是生态系统下的一个小团体。共同体中的人这种理解方式在实践意义上与个人主义的理解方式有着截然的分别。
这些富有远见卓识和人类良知的学者，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的具体深入和多种维度的分析及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理和实践参照。
二、对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提出了建设性思路与对策
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对实践当中的路径选择，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探讨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路径选择，越来越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话题。此次论坛上，与会专家对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路径选择，提出了更多富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的建设性思路与对策。
(一)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定及其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关系
王治河教授认为，鉴于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论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次启蒙意在超越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第二次启蒙的这种生态意识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宇宙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生态意识一方面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它也是最古老的智慧。与传统的环保意识不同的是，第二次启蒙所要推崇的生态意识是要告诉人们：不是我们去保护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我们不仅要保护她，而且要爱戴她，敬畏她。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后现代经济，即一种为了共同体的经济，一种生态经济，可持续经济和幸福经济。后现代经济本身也有不完备之处，但其探索是宝贵的。它有助于我们超越或突破一直被视作唯一正宗的天经地义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开辟了道路。中山大学教授李宗桂指出，生态文明并不是独立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独立阶段和独立形态的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既没有逻辑或历史的优先，也没有相对的滞后。生态文明就寓存于工业文明时期，可以提升工业文明的素质和品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孟勤等认为生态文明并不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而是对文明本质的真正实现。除了以文明的本质作为尺度，判断何以是真文明，可以以劳动为尺度考察。因为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文明，劳动是文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本体论根据。生态文明是生态与文明的结合，而生态概念的根本性质是指物种之间的生命代谢和物质循环，因此，在文明之前加上“生态”的规定性而成为生态文明，意味着生态文明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供养的基础上而生成的文明，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根本无法体现生態文明的生态属性。因此，生态文明应当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基础上生成出来的文明。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常士阎提出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它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也是促进不同民族和族群文化共存与相处的一定重要前提。首先，生态文明破除了现代文明单向度思维而用复杂系统的思维看待自然与人的关系；其次，生态文明观改变了工业文明中主、客二分的错误认识，不仅提供了主、客位置互换，而且提出了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最后，生态文明提倡一种共同进步的观念。
(二)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路径选择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等指出了目前“生态文明”研究的困境，认为20世纪虽然是人类文明生态觉悟的世纪，然而，在理论根基上，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这种觉悟依然滞留于“工业文明”驻足其上并赖以生存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结构。因而，不论他们自以为如何尖锐地与“工业文明”构成了真正的对立，但他们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与对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伦理”的诉求最终都不能不沦落为浪漫主义的道德批判与伦理主义的文化劝诫。在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理论根基上，本质地达成由“对象关系”向“对象性关系”境域的根本性转换，完整呈现马克思早在《44手稿》中已经本质开启的人与自然界的“原初关联”。
小约翰·柯布教授提出了他所谓的“共同体经济”或者说生态经济。他指出把人类理解为共同体中的人可能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而非资本主义思想，而且认为传统中国文化对于所有这一切都理解得非常透彻，所以可以为从根本上对经济学进行新的思考提供基础。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认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幸福。他提出要对我们的国民核算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发展一种全新的基于人民福祉与幸福的经济模式。这种新的核算体系要能够衡量人们的福祉状况，从而使得人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进而提出了建立一种新的幸福经济的规划图，通过使用一个核算系统测算出在社会团体中，基于居民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幸福条件，将此系统成为真实财富。真实财富模式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可，让我们可以在经济、货币、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与一个更真实或真正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框架之间进行重新对话，而且还在建立幸福社会和福祉经济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欣赏、测度、管理和投资生活能源的工具。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乔舒亚·法尔利博士指出，要了解这些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建立一种生态经济，即复杂体系的一种剧烈转变，包括改变范式、改变目标和改变规则。首先，改变复杂体系的最有效杠杆是改变范式，这里指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背后的世界观。其次，我们只有接受关于人类本性的生态经济学范式，才会成功地采纳提升人类福祉的政策。再次，生态经济学家提供了增长之外的三个独特的经济目标：生态可持续、公平分配和有效配置。生态文明所需的最重要的体系是稳态经济。我们只有改变关于在社会意义、心理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时，社会才会把稳态当做可以接受的代价。我们只有让我们的经济体系变得更加可持续，更 公正和更有效率，稳态经济和生态文明才完全是可能的。克利福德·柯布认为生态文明只有通过发展能有效达到预期目标的政策才能实现。仅仅谴责现有的经济因素意义不大。一种建设性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应该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来指出具体的政策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批评者只是一味拿经济增长造成的后果来批判它，却没有提出任何在没有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关于停止增长的具体计划。他提出了一种可以通过适度干预来实现经济文明的模型，即“杰弗逊社会主义”。他认为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一个调节机制比一个管理机制，在减少污染，促进资源节约方面更有效。“杰弗逊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路径，它将解散垄断，创造一个充满机会的结构，在此结构中共享繁荣，它比任何以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为主的经济体制都更能有效地推进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
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研究员提出我们不仅要从生产的意义上研究自然资源的有用性和稀缺性，而且更重要地是要从消费和生存的意义上研究这种有用性和稀缺性，减少生态破坏，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公民及其家庭的生态权利，维护社会的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个人、家庭、社区、企业、区域、国家等各个层面上保护人们的需要由法律和制度进行规定的从而是不可侵犯的生态权利。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林慧岳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对技术创新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提出，技术创新的目标和任务不同于以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工业社会，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生态平衡是评价技术创新成功的指标。生态化技术创新意味着经济利益至上原则的扬弃，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人性化技术创新是物质和精神、科学和人文、理性和人性的统一。
三、讨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备的理论资源、实践基础和发展前景
与前几次论坛和其它众多高层论坛一样，关于中国的话题仍然是此次论坛的热点和焦点。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机遇和现实选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论坛上，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意义抱有很高的期望，并深入具体地讨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备的理论资源、实践基础、发展前景，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设性的建议。中国学者则更为谨慎和具体地讨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机遇和现实选择。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希望及前途，小约翰·柯布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对于美国的专业经济学家将会严肃地研究生态经济学或者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会严肃地思考生态经济这一点并不抱幻想，相反却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希望，并认为中国的角色是做领袖而不是随从。克莱顿博士以美国自身的发展实践为例指出，美国在摆脱旧的发展模式上已经不具备领导能力。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们所关注的只有商业团体，且无视这一追求必将导致环境的崩溃。只有中国不仅可以，而且愿意去在打破旧的发展模式，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上有所作为。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纳入到其发展指导原则中，这是实现生态经济所必须的，并使得其变为可能，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规划。中国的长期集中制传统成为实现这一经济改革的强有力保障，这也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依然面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为此，有人认为中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是“跟着富人喝粥”，也有人认为即使这样的生活不可持续，也要“过把瘾”，先现代化了再说。这实际上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对此，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分析。王治河教授直接批评了所谓的“过瘾论”，指出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成问题的，在道义上是不负责任的。武汉大学教授沈壮海则客观分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时空境遇和应该采取的对策，他认为当代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全球化”、“新社会”等因素的综合，从整体上构成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境遇。这种时空境遇，既要求当代中国必须鲜亮地确立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也要求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要将发展方式的转变、科学技术的支撑、制度机制的保障、民众素质的提升等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走出富有自身特色的道路，这就必须做到价值引领，发展转型，科技支撑，制度保障和文化涵化。
至于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小约翰·柯布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完全拒绝所有形式的增长，从而置上亿中国人赤贫状态而不顾的话，中国就不可能接受充分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学。但是中国可能认识到，一方面增长绝不会确保贫穷的减少，另一方面我们并不必须在增长和不增长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可以在西方基于错误的个人主义立场的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和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中的人的立场之间进行选择。中国无需让自己陷入只有通过无限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健康的思维，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从无限的产量增长变成提升人们的福祉。这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因为，中国尽管明显地接受了市场的价值理念，却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所以，它能够允许甚至鼓励其经济学家发展新的经济学理论，最有用的经济理论将是某种生态经济学。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资源
实现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必须继承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必须借鉴和扬弃人类社会创造的所有优秀生态思想成果，从而实现理论创新和体系构建。
1.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发展。与会中外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在中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如，李宗桂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生态文明的概念，但是却有主张顺应自然，天人协调，天地人贯通的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提升现代化社会建设的品质，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不能把中國传统文化中只能适应农业文明的理念强行灌输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甚至用以等同乃至取代生态文明。在探讨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时候，应当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应当既有对民族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又有自我批判和超越的精神。生态文明的建设固然重点着眼于环境，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协调，但不应停留于单纯技术的层面，而应赋予深刻的人文关怀。要将文化生态、人文环境的内容及其价值理念纳入其中。应当更加关注时代精神，用现代性转化、提升民族文化的古典意味和农业文明色彩。
2.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合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 重要内容。在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M.佩罗曼教授看来，马克思站在了鼓吹个人主义行为的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相反，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他承认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主义的，但是，他强调这种个人主义行为既限制了人类，也限制了经济发展。一个发展国家可以试图把马克思和他的传统经济学联系起来。近期的历史表明，这个战略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能够起作用。但是，一种更重要的增长——人类的发展，需要同马克思建立更深层次的结合，尤其是他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思想。马克思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开始，即培育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内部的和谐。社会内部的和谐意味着以平等、尊重和尊严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权威的回归。在当代中国，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田克勤教授探讨了毛泽东节约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他认为，毛泽东一系列厉行节约的思想，在全球生态危机的今天，具有不可估量的生态价值，我们应该自觉地把毛泽东的节约思想作为应对生态危机的思想武器，做到把厉行节约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把节约作为应对生态危机的客观规律来看待，把节约上升为应对生态危机的政治举措。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成芳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甚至比今天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学思想更加具有基础性，既启发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又催生了当今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客观上肩负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责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魏晓文教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与创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差异，相互包容，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合理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人类社会内部，现代民族国家间的生态利益关系。以此为基础，当我们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发展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以和谐为根本价值旨归的发展理念已经渐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当代中国在发展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和谐理念，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与共赢世界为基本诉求，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以西方国家传统现代化模式为镜鉴，为解决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资源和实践路径参考。戴艳军则具体论述了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他认为，其一，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开拓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视野；其三，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找到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3.对其它国家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的借鉴。克利福德·柯布博士认为中国现在有机会作为开拓者来建立一种生态文明的模式，从而使整个世界经济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变。在中国采用他所谓的“杰弗逊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它将几乎完全消除流行于城市和农村的关于土地的冲突。由于这些冲突也与那些破坏湿地和耕地、浪费资金和自然资源，并且已经增加了沉重的污染负荷的项目投资有关，因此建议改变它也将减轻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局势。马克·安尼尔斯基博士认为当前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机会，即向世界展示一条真正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它可以采纳利用真正财富的概念来测度和管理自己的发展。这将代表着对一个和目前以增长为基础，由英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转变。在中国，遵循着中国人谓之的“和谐发展”哲学，这种日渐增强的意识呼吁新的方式来测算和奖励发展的进程。不同于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意味着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既紧密结合又相互制衡，亦即处于“和谐”的平衡状态，也即在人类幸福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平衡，在中国城乡和不同地区人民的需要和福利供给之间保持平衡。真实财富核算体系所涉及的措施和中国“和谐发展”的概念也是大体一致的。中国正在尝试一种雄心勃勃的新方法，它承载着我们这个世界未来的希望。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中外学者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兆明从权利间关系这一“政治”的角度理解“生态”问题。他认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资本掠夺的结果。生态经济的出路，是基于人道主义、民本价值精神的法治社会建设，以及公民日常生活的广泛有效参与。问题的根本不是个人欲望，而是形成和决定个人欲望内容及其满足方式的那个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结构。只有在恰当的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下的技术创新，方可能使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文明，并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人道主义价值精神主导下，建设法治社会，以普通民众的利益为重，规范资本；创造一切条件，鼓励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通过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广泛参与，使一般的制度规范获得现实活力，并阻止资本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掠夺与破坏，这是当今时代，尤其是当今中国走向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李惠斌通过具体案例说明了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碳交易机制，作为个人生态权利的补偿机制等方面的探索。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和要求，中国各级政府在生态治理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从发展规划设计、投资项目筛选，到各部考核、干部提拔，都对生态文明指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中国环保部门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环境经济政策理念。各级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出和制定了各种环保指标和减排指标。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生态权利的主体涉及地方政府、企业组织和个人，目前在中国的生态治理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处于试点探索的阶段。规范有效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建立；各地方政府官员的环保意识和行为还很不平衡；公民的环境意识和生态参与意识还有待提高；广大农村的环境保護工作依然任重道远；生态正义的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曹荣湘直接探讨了征收碳税需解决的问题，包括碳税的减排效果如何，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如何防止税负转嫁，如何保持税收中性，碳税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等等，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即建议对碳税展开进一步研究，对2012年开征的时间表进行重新修正。同时，要把重点对准碳交易，花大力气去研究、探索、建立中国的碳交易体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婧从立法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环境立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以追求生态文明为主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环境立法的发展方向。应从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宪法地位；二是以生态文明理念统摄全局，完善环境立法体系；三是加强地方环境立法。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沈满洪教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构想：实施产业生态化战略，推进生产方式转变；实施消费绿色化战略，倡导绿色消费行为；实施资源节约化战略，提高资源生产率；实施生态经济化战略，完善环境价格机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吴春华探讨了政府在解决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中的主导作用以及肩负的生态责任。强调要强化生态意识，明确生态责任，履行生态职能；要为生态文明建设建规立制，培养队伍，依法管理，为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发展循环经济，遏制环境污染；要以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成果为取向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机制；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倡导绿色消费；在生态环境的整治中要以民为本，关注对弱势群体的救助。
论坛期间举行了“柯布共同福祉奖”的颁奖典礼。该奖项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为推动人类和自然共同福祉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此次“柯布共同福祉奖”的获奖人为加拿大著名幸福经济学家，《幸福经济学》一书作者安尼尔斯基。此次论坛还发布了《克莱蒙生态文明宣言》，集中反映了近几年来该论坛在生态文明研究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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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