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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诗经》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民歌集，是西周时代全面的文化总结。《诗经》中的民歌蕴含着当时的民声民意，《诗经》成书于西周时期大型的社会调查活动。周太师用“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的方式奔走于乡野，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采集山野民歌送达周天子，达到“陈诗以观民风”政治目的。所以《诗经》记录保存下来的，不仅是优美的民歌，还有西周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和社会调查意识。
关键词：社会调查 西周 《诗经》
《诗经》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民歌总集，其中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末期的五百多年间的民歌，是西周时期全面的文化总结。《诗经》既然是西周时期的“民歌”，那么一定会取自于乡野、蕴含着当时的民声民意，具备着学者陈思和所说的“（民间文学）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持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的特质。《诗经》中的民歌主要来自于“周太师”的民间采集活动，西周统治者用“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的方式，在长达五百年里一直坚持采集山野民歌，并将其集中起来呈献于周天子，以达到“陈诗以观民风”政治目的。由此可见，西周统治者采集民歌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保存民间歌谣，更主要的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信息，从民歌里发现并掌握民众的需求。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调查是认识社会的一种手段，也是统治者进行政治决策的基础，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因此，西周统治者的民歌收集活动显然是一项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政治活动，《诗经》的成书历程正是一项大型的社会调查活动的成果。所以《诗经》记录保存下来的，不仅是优美的民歌，还有西周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和社会调查意识，本文将从如下四个方面论述之。
一 “一饭三吐哺”：西周社会调查活动的起点
西周王朝的前身周部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农耕氏族，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部族的（公刘）曾带领民众“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亶父也是周部落的关键人物，他上承后稷、公刘，下启文王武王的盛世，具有“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的品德。为躲避戎狄之害，亶父曾率领民众涉杜水、沮水、漆水，逾梁山后定居于土地肥美的周原。然后他进行了划疆界、分地理、通沟渠、整田地、作宗庙、宫室等基本建设，奠定了周部族的政权基础。周部族一系列的迁徙活动，都应当与大规模的环境调查与社会民意调查相关，同时，这些迁徙行为也奠定了西周时期的社会调查的传统，使领导者看到了民众支持的力量。
周部族发展到姬昌执政时，对内重用一批贤臣，对外以德教传扬四方，获取了众多诸侯国国君与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赢得了大量的民心，已达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政治局面。在这种现实中，西周的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民心所向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分量，并为争取更多的民心拥戴而努力。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精锐部队东征，与商纣王的十七万精兵决战于牧野。这是一场决定商周命运的大战，在战斗中，周武王的军队凭借着高昂的士气和凝聚力，应战商朝的奴隶与战俘组成的全无斗志的军队，最后结局是因十几万商军纷纷倒戈而使商军败北，商纣王也在鹿台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在这个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周武王看到的是失去民心的可怕，震撼于得到民心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所有这些事实使周武王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调查、民意采集的价值，这就是《诗经》这部民歌总集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西周的意识形态来看，西周统治者已丢弃了“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礼”的形而上的理念，而转变成为“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的政治主张，周公旦特别提出了“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的看法，并且切实采用“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尊重人才、慎于民情的做法，更显示出西周统治者了解民情的主动性与真诚感。再加上西周以偏安一隅的小部落取代商朝成为天下的共主，面对着殷商辽阔而陌生的疆域、商朝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死灰复燃的政治局势，急待建立新秩序的西周王朝必须全面掌握各方面情况，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唯有进行一场深刻广泛的社会调查才可以实现。上述这些客观现实，都促成了《诗经》这部民歌总集的出现。
二 “太师”“行人”与“采诗者”的社会调查模式
上述西周的历史都在《诗经》中得到留存，《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公刘》、《诗经·大雅·緜》像三部曲如实地记载着周部族的发展史，以及周武王伐纣的战役。《诗经·大雅》里的诗歌是西周贵族所作，不属于民歌类型，但从西周贵族用诗歌来记录祖先的历史这一点来看，西周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歌谣的史料价值。再从《诗经·大雅·公刘》的“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的句子来看，当时的周部族显然已有了类似于现代的民意调查、民众选举的活动，在广泛的民意调查中，公刘得到了“民赖其庆，百姓怀之”的拥戴，从而当选了周部落的领袖，使“周道之兴自此始”，这也奠定了西周社会的民主氛围与关怀民情的治国方略。
基于对下层民情了解的渴望与迫切，西周统治者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歌采集活动，并为此举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西周官吏“太师”和“行人”就是这项社会调查活动的管理者与实施者，而真正走访于民间搜寻民歌的是一大批长年工作在基层的采诗者。汉代何休撰《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正是这些人长年奔走于乡野，及时地收集到各类民歌，形成了一条民情上达朝廷的通畅之路：“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三 从《诗经》的内容看西周社会调查的成果
从《诗经》中包括了十五国风可以得知，这项西周时期的社会调查活动涵盖了整个黄河流域，甚至远及长江流域，时间跨度五百多年，可见这是一项备受西周统治者重视的传统的社会调查活动。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活动理应取得丰富的成果，《诗经》这部伟大的民歌总集的问世应当是这项社会调查中的成果之一。尽管今天读到的《诗经》经过孔子等人的删改，只是西周采诗官们采集到的一部分民歌，但其内容的丰富与真实性仍让人惊叹。而事实上，《诗经》确实起到了西周时代的百科全书的作用，从内容上来看，《诗经》有关于政治的诗、关于历史的诗、关于徭役战争的诗、关于祭祀的诗、关于爱情生活的诗，关于生产劳动的诗，有关于女性生活的诗，可以说已经全方位地覆盖了整个西周社会。仅从反映生产劳动的民歌来看，就可分为表现田猎生活的、表现畜牧业生产的、表现农业生产规模的、表现蚕桑渔业的和表现女性采摘的民歌。其中表现田猎生活的民歌非常生动而独特，有表现一人狩猎者的民歌《兔罝》、《驺虞》、《卢令》等；还有表现多人田猎的民歌《叔于田》、《还》等。《免罝》是一个捕兔者夸赞自己的诗，因为他有一套用网捕捉兔子的本事，所以这个男子得意非凡，觉得自己必将会成为公侯的帮手和心腹。《驺虞》是称道虞人的歌谣，虞人发射十二箭就射杀了五只野母猪，算得上当时的高超射手。 《诗经》中的一组关于农事的民歌流露出的是奴隶制下的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七月》一诗，把我国古代农奴的繁重劳动和饥寒交迫的生活，与奴隶主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揭示出了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同时《七月》也把西周时月令、物候的变化、昆虫禽兽的活动以及草木的荣枯代谢等，都做了翔实的描写，这些都是中国农业史的真实资料。从《噫嘻》、《载芟》、《莆田》、《丰年》中可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规模，奴隶主统率了大量的奴隶进行生产，这样大面积的集体农业生产，遇到丰年时稻粱的产量要以万计、亿计，所以奴隶主曾孙的粮食要用千座仓和万辆箱来装盛。反映畜牧业的诗篇以《无羊》最为典型，《无羊》是牧人歌颂畜牧业兴旺发达的诗，诗中描写了牧场上健壮的牛羊群活泼地跳来跳去的样子：“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无羊》的作者可能是地官所属的牧人，他们掌管的牧畜是供贵族祭祀所需要的牺牲品，因为他们有着放牧牛羊的丰富经验，所以能够把牧场牛羊的动态、毛色、习性和牧人放牧的形象生动出色地表现出来，构成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放牧图。
对于西周统治者有着强烈讽谏作用的是《诗经》中的讽喻诗，这些采自下层民众的讽刺诗，尖锐地表达了民众对贵族阶层的种种不满、蔑视和憎恨。如《墙有茨》、《相鼠》、《南山》、《载驱》、《伐檀》、《葛屦》、《黄鸟》、《鸱鸮》等，是民众讽刺统治者道德败坏、贪得无厌、掠夺别人劳动果实的、或是痛恨统治者执政无道，滥杀忠良的民歌。如《相鼠》是讽刺身居高位者不守礼法的民歌，其诗直接把贵族与老鼠相比，谓其身居高位而没威仪廉耻，实在是连鼠类都不如。这些诗中所揭示出的下层民众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应当为西周统治者提供政治与道德上的借鉴。
四 从“陈诗以观民风”看西周社会调查的价值与影响
因为《诗经》中的民歌包含了民众的情感真实，既有农业生产、季节收成、地理状况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信息，也有着民俗学、道德建设、社会矛盾、政治主张等社会学方面的内容，因而《诗经》具有“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特征，受到了西周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礼记·王制》记载《诗经》的主要用途为：“陈诗以观民风”，这些质朴的民歌，可以使西周统治者直接感受到下层百姓的疾苦与呼声：“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诗经》中的民歌给西周统治者提供了制定政策的依据，找到了一条下情上达的渠道，开拓了向民众纳言的途径，使周天子可以顺畅地及时地听到民众的祈愿。民歌中所反映出的阶级矛盾与道德缺失，可使统治者看到潜在的危机，了解民心的向背，然后对照执政进行检讨。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达到巩固江山社稷的功能。
《汉书·食货志》又云：“（采集的民歌）献之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这是指《诗经》在音乐方面的作用。周太师们将采集到的民歌汇总在一起，配上音乐，供给周天子欣赏。这种做法使民歌登上周天子的大雅之堂成为庙堂音乐。西周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除了丰富自己的音乐生活之外，提高自身的修养之外，还要以音乐形式来教化子弟，培养出新一代的了解民情民意的青年贵族。所以《论语》有云：“诗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这是指孔子在课堂上以《诗经》为音乐教材，为弟子弹唱《诗经》三百篇，从而以音乐来升华弟子的心灵。这就延展出《诗经》的第三个功能，就是以教材的形式成为了后世的教育经典，从这个意义来看，西周的这项社会调查的意义是非常远大的，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成为中华思想品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参考文献：
[1] 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晃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陈子展：《国学经典导读 诗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版。
[4]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曹国慧，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社会调查 西周 《诗经》
《诗经》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民歌总集，其中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末期的五百多年间的民歌，是西周时期全面的文化总结。《诗经》既然是西周时期的“民歌”，那么一定会取自于乡野、蕴含着当时的民声民意，具备着学者陈思和所说的“（民间文学）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持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的特质。《诗经》中的民歌主要来自于“周太师”的民间采集活动，西周统治者用“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的方式，在长达五百年里一直坚持采集山野民歌，并将其集中起来呈献于周天子，以达到“陈诗以观民风”政治目的。由此可见，西周统治者采集民歌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保存民间歌谣，更主要的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信息，从民歌里发现并掌握民众的需求。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调查是认识社会的一种手段，也是统治者进行政治决策的基础，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因此，西周统治者的民歌收集活动显然是一项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政治活动，《诗经》的成书历程正是一项大型的社会调查活动的成果。所以《诗经》记录保存下来的，不仅是优美的民歌，还有西周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和社会调查意识，本文将从如下四个方面论述之。
一 “一饭三吐哺”：西周社会调查活动的起点
西周王朝的前身周部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农耕氏族，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部族的（公刘）曾带领民众“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亶父也是周部落的关键人物，他上承后稷、公刘，下启文王武王的盛世，具有“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的品德。为躲避戎狄之害，亶父曾率领民众涉杜水、沮水、漆水，逾梁山后定居于土地肥美的周原。然后他进行了划疆界、分地理、通沟渠、整田地、作宗庙、宫室等基本建设，奠定了周部族的政权基础。周部族一系列的迁徙活动，都应当与大规模的环境调查与社会民意调查相关，同时，这些迁徙行为也奠定了西周时期的社会调查的传统，使领导者看到了民众支持的力量。
周部族发展到姬昌执政时，对内重用一批贤臣，对外以德教传扬四方，获取了众多诸侯国国君与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赢得了大量的民心，已达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政治局面。在这种现实中，西周的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民心所向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分量，并为争取更多的民心拥戴而努力。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精锐部队东征，与商纣王的十七万精兵决战于牧野。这是一场决定商周命运的大战，在战斗中，周武王的军队凭借着高昂的士气和凝聚力，应战商朝的奴隶与战俘组成的全无斗志的军队，最后结局是因十几万商军纷纷倒戈而使商军败北，商纣王也在鹿台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在这个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周武王看到的是失去民心的可怕，震撼于得到民心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所有这些事实使周武王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调查、民意采集的价值，这就是《诗经》这部民歌总集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西周的意识形态来看，西周统治者已丢弃了“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礼”的形而上的理念，而转变成为“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的政治主张，周公旦特别提出了“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的看法，并且切实采用“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尊重人才、慎于民情的做法，更显示出西周统治者了解民情的主动性与真诚感。再加上西周以偏安一隅的小部落取代商朝成为天下的共主，面对着殷商辽阔而陌生的疆域、商朝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死灰复燃的政治局势，急待建立新秩序的西周王朝必须全面掌握各方面情况，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唯有进行一场深刻广泛的社会调查才可以实现。上述这些客观现实，都促成了《诗经》这部民歌总集的出现。
二 “太师”“行人”与“采诗者”的社会调查模式
上述西周的历史都在《诗经》中得到留存，《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公刘》、《诗经·大雅·緜》像三部曲如实地记载着周部族的发展史，以及周武王伐纣的战役。《诗经·大雅》里的诗歌是西周贵族所作，不属于民歌类型，但从西周贵族用诗歌来记录祖先的历史这一点来看，西周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歌谣的史料价值。再从《诗经·大雅·公刘》的“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的句子来看，当时的周部族显然已有了类似于现代的民意调查、民众选举的活动，在广泛的民意调查中，公刘得到了“民赖其庆，百姓怀之”的拥戴，从而当选了周部落的领袖，使“周道之兴自此始”，这也奠定了西周社会的民主氛围与关怀民情的治国方略。
基于对下层民情了解的渴望与迫切，西周统治者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歌采集活动，并为此举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西周官吏“太师”和“行人”就是这项社会调查活动的管理者与实施者，而真正走访于民间搜寻民歌的是一大批长年工作在基层的采诗者。汉代何休撰《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正是这些人长年奔走于乡野，及时地收集到各类民歌，形成了一条民情上达朝廷的通畅之路：“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三 从《诗经》的内容看西周社会调查的成果
从《诗经》中包括了十五国风可以得知，这项西周时期的社会调查活动涵盖了整个黄河流域，甚至远及长江流域，时间跨度五百多年，可见这是一项备受西周统治者重视的传统的社会调查活动。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活动理应取得丰富的成果，《诗经》这部伟大的民歌总集的问世应当是这项社会调查中的成果之一。尽管今天读到的《诗经》经过孔子等人的删改，只是西周采诗官们采集到的一部分民歌，但其内容的丰富与真实性仍让人惊叹。而事实上，《诗经》确实起到了西周时代的百科全书的作用，从内容上来看，《诗经》有关于政治的诗、关于历史的诗、关于徭役战争的诗、关于祭祀的诗、关于爱情生活的诗，关于生产劳动的诗，有关于女性生活的诗，可以说已经全方位地覆盖了整个西周社会。仅从反映生产劳动的民歌来看，就可分为表现田猎生活的、表现畜牧业生产的、表现农业生产规模的、表现蚕桑渔业的和表现女性采摘的民歌。其中表现田猎生活的民歌非常生动而独特，有表现一人狩猎者的民歌《兔罝》、《驺虞》、《卢令》等；还有表现多人田猎的民歌《叔于田》、《还》等。《免罝》是一个捕兔者夸赞自己的诗，因为他有一套用网捕捉兔子的本事，所以这个男子得意非凡，觉得自己必将会成为公侯的帮手和心腹。《驺虞》是称道虞人的歌谣，虞人发射十二箭就射杀了五只野母猪，算得上当时的高超射手。 《诗经》中的一组关于农事的民歌流露出的是奴隶制下的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七月》一诗，把我国古代农奴的繁重劳动和饥寒交迫的生活，与奴隶主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揭示出了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同时《七月》也把西周时月令、物候的变化、昆虫禽兽的活动以及草木的荣枯代谢等，都做了翔实的描写，这些都是中国农业史的真实资料。从《噫嘻》、《载芟》、《莆田》、《丰年》中可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规模，奴隶主统率了大量的奴隶进行生产，这样大面积的集体农业生产，遇到丰年时稻粱的产量要以万计、亿计，所以奴隶主曾孙的粮食要用千座仓和万辆箱来装盛。反映畜牧业的诗篇以《无羊》最为典型，《无羊》是牧人歌颂畜牧业兴旺发达的诗，诗中描写了牧场上健壮的牛羊群活泼地跳来跳去的样子：“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无羊》的作者可能是地官所属的牧人，他们掌管的牧畜是供贵族祭祀所需要的牺牲品，因为他们有着放牧牛羊的丰富经验，所以能够把牧场牛羊的动态、毛色、习性和牧人放牧的形象生动出色地表现出来，构成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放牧图。
对于西周统治者有着强烈讽谏作用的是《诗经》中的讽喻诗，这些采自下层民众的讽刺诗，尖锐地表达了民众对贵族阶层的种种不满、蔑视和憎恨。如《墙有茨》、《相鼠》、《南山》、《载驱》、《伐檀》、《葛屦》、《黄鸟》、《鸱鸮》等，是民众讽刺统治者道德败坏、贪得无厌、掠夺别人劳动果实的、或是痛恨统治者执政无道，滥杀忠良的民歌。如《相鼠》是讽刺身居高位者不守礼法的民歌，其诗直接把贵族与老鼠相比，谓其身居高位而没威仪廉耻，实在是连鼠类都不如。这些诗中所揭示出的下层民众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应当为西周统治者提供政治与道德上的借鉴。
四 从“陈诗以观民风”看西周社会调查的价值与影响
因为《诗经》中的民歌包含了民众的情感真实，既有农业生产、季节收成、地理状况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信息，也有着民俗学、道德建设、社会矛盾、政治主张等社会学方面的内容，因而《诗经》具有“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特征，受到了西周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礼记·王制》记载《诗经》的主要用途为：“陈诗以观民风”，这些质朴的民歌，可以使西周统治者直接感受到下层百姓的疾苦与呼声：“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诗经》中的民歌给西周统治者提供了制定政策的依据，找到了一条下情上达的渠道，开拓了向民众纳言的途径，使周天子可以顺畅地及时地听到民众的祈愿。民歌中所反映出的阶级矛盾与道德缺失，可使统治者看到潜在的危机，了解民心的向背，然后对照执政进行检讨。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达到巩固江山社稷的功能。
《汉书·食货志》又云：“（采集的民歌）献之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这是指《诗经》在音乐方面的作用。周太师们将采集到的民歌汇总在一起，配上音乐，供给周天子欣赏。这种做法使民歌登上周天子的大雅之堂成为庙堂音乐。西周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除了丰富自己的音乐生活之外，提高自身的修养之外，还要以音乐形式来教化子弟，培养出新一代的了解民情民意的青年贵族。所以《论语》有云：“诗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这是指孔子在课堂上以《诗经》为音乐教材，为弟子弹唱《诗经》三百篇，从而以音乐来升华弟子的心灵。这就延展出《诗经》的第三个功能，就是以教材的形式成为了后世的教育经典，从这个意义来看，西周的这项社会调查的意义是非常远大的，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成为中华思想品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参考文献：
[1] 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晃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陈子展：《国学经典导读 诗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版。
[4]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曹国慧，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