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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炼出歌德思想形成的“精神三变”概念，将其概括为一生中的“浪漫思脉”一“启蒙思脉”“古典思脉”的三阶段经历；同时追溯作为时代背景的现代性早期话语的德国形态，即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话语、施莱格尔兄弟等为代表的诗学话语与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文学话语的三峰并立，进而探讨作为个体的歌德思想形成史过程与现代性早期萌发状态的时代语境关系。本文区分“现代概念”建构的三大维度，即“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人”；以现代学构成的三大基本问题意识“社会的公义”、“自由的秩序”、“欲望的个体”为核0，追问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性方案的危机症候；并由此凸显歌德、席勒所开辟的“古典图镜观”的重要思想史意义。突出“现代性早期方案”中的“哲学一文学”对话结构，即“歌德一席勒VS，康德一黑格尔”，尤其通过作为代表人物的歌德思想形成史这一个案分析，提出“现代性的文学话语”概念，揭示他们对“现代人”建构的重要理念，从而彰显作为非主流现代性形态的“古典思脉”的思想史意义，为解决“启蒙——一项未完成的计划”提供另类进路线索。
关键词：现代性；歌德；德国古典文学；思想史；“哲学－文学”对话结构
中图分类号：1516.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0)02—0001－11
一、歌德思想之形成：精神三变之范式意义
我们看到，经由孔子返观歌德，并非仅是将“魏玛的孔夫子”的比拟落实为具体的一次论证过程，而确实是提供了一条理解歌德思想的另类路径。对于现代世界的知识精英来说，东方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思想诱惑”；对于世界理想的构成而言，东方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如何理解东方，不仅是东方学者或民众自身的需求，也同样是西方世界的精英诉求。因为，只有在一种打通的视域中，我们才可能将人类至今所创造的文明财富予以整合利用，构建走向未来的思想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不通东方语言文字，但通过以歌德为代表的欧洲知识精英的努力，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坚实基础。
考察歌德思想形成这一思想史个案，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关注某一个体，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而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思想风貌。而我们应特别注意的则是，歌德思想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文学创造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述思方式，既不同于政治家的“知行合一”，也不同于商人的“利益原则”，甚至也不同于哲学家的“体系建构”，它具有极为鲜明的“诗化之思”。而即便放眼世界文学，德国文学作为“思想者文学”的整体特征也是极为明显的。探究歌德个案的意义，也就远超出一个个案的意义。
就歌德思想的形成来说，经历了“精神三变”，所谓“狮子一骆驼婴儿”，庶几近之。在青年时代，他站在狂飙突进的前列，以一种浩然“冲创之力”，表现出明显的叛逆性和理想追求色彩，掀起了狂飙猛澜；在成年之后，他以一种负重前行的态势，结束了早期的浪漫思绪，迅速转型，1775年遁入魏玛，以仕途为择。这不仅是一种人生职业上的自觉选择，更表现为思想转型的外在标志。1775—1794年的20年间，基本上是歌德人生的第二阶段，虽然此中以1786—1788年游居意大利为转折，已开始了其思想的再度反思，但仍不脱“启蒙理性”立场。而年在知命前后，他仿佛真地悟到了天命，选择了与席勒的合作，开始了复归于婴儿的“古典和谐”时代，1794年歌德、席勒的建交，既标志着德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魏玛时代的开端，同时也意味着歌德思想进入成熟期的第三阶段。对于歌德而言，婴儿时代竟然是最为漫长的(还不包括真正为婴儿的时代)。以1805年席勒逝世为标志，前期是古典和谐的歌德思想之初步形成期，这其中立为标的的是“理想社会”的诉求；后期则以“世界公民”为旨归，形成了“东西大同”的歌德思想，这是“古典和谐思想”的更高阶段。从1794—1832年，将近40年的时间啊!在复归于澄明的时代里，他经历了漫长的“蜕皮”与“承当”过程。
这种人生过程，有些类似于走平衡木，或左或右，都是在寻求某种平衡，走到最佳支点，就是取得了平衡点。
关于歌德究竟是浪漫主义者还是古典主义者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司汤达曾这样说过：“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死后一个世纪，不去睁开眼睛看，不去模仿自然，而只知抄袭他们的人，就是古典主义者。”。他这句话并非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概念，但却仍道出了一些基本观念。以理想情怀去把握时代并表现时代，就是浪漫主义；而因循守旧、以保守为能事者，就是古典主义。不过，这显然与我们所使用的浪漫思脉、古典思脉的概念是有本质不同的。
不反映现实固然不行，只知道面对现实，那也绝对难成就自我。在接触地气的基础上，如何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乃至在思想上达到质的进步、腾空而起，才是最考验诗人的试金石。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歌德的这样一种“精神三变”过程，究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抑或仅仅是一个个体(或伟大诗人)的生命经历而已?对这一个案的考察，是否有什么可以上升到规律性层面的经验可以总结?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将个体置身于时代的宏观语境之中。
二、“现代性早期方案”中的“哲学一文学”对话结构：歌德－席勒VS，康德－黑格尔
当我们总结了歌德思想之形成的历程，尤其是把握住他精神三变历程中最枢纽的部分之后，我们涌到心头的，究竟是怎样的感受?是“希贤向圣”，还是“顶礼膜拜”?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歌德的思想是可以重复的吗?歌德思想形成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吗?这无疑是一个极为诱惑人的话题。有趣则在于，歌德、席勒生存与活动的年代，正是现代性命题作为一种理论自觉跃跃欲出的时代，也是“现代”整体建构的关键时代，这就为我们理解这一“天才时代”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我倾向于认为，现代(modern times)本身是一种客观的状态，尤其是相对于古代(ancient times)的一个概念，即主要意味着一种人类自然延续的发展过程，是离人们当下生活接近的那段长距离历史时间。但这种现代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而产生的。。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横亘着一段“中世”，这是需要区分的。而在“现代”概念中有三个重要维度：即“现代人”(modern man)、“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性"(modernity)。
在“现代建构”方案中，现代化的实现仍是一个基本的目标，“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人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那么，问题在于，这种现代化何时是个尽头?有论者干脆认为现代化就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这两个论点结合在一起比较合适，即现代化就是人类由古代形态演变到相对稳定的现代形态的一种过 程，它既是一个已完成的历史性过程(它有一定的标准和范式)，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延续中的历时性过程(如同“现代”概念一样)。。那么，何谓“现代性”呢?“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固然可作一说，但我更想将其理解为，现代性就是构成稳定的“现代时期”所具有的核心特征。有论者将其总结为现代学构成的三大基本问题意识：“社会的公义”、“自由的秩序”、“欲望的个体”。并提出了一条暗藏于中的“现代现象一现代结构一现代世界”推进逻辑。
在我看来，现代性确实是“现代建构”的核心命题。而所谓的“后现代”，则仅仅是批判现代性的一种方式而已，它尚不能构成对现代性的整体颠覆。现代性的核心要义有三：一为理性基础，即逻各斯(Logos)的思维方式，以科学为中心的基本思路；二为启蒙理念，即自由是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强调对宗教的超越；三为人性复归，强调人的主体性，是针对神性的颠覆。
自16世纪开始，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基本上有其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将现代性命题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现代建构”落实于具体的各次运动之中。应该说，现代性诸命题的产生，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与斗争需要是密切相关的，简洁归纳之：“颠覆神性、确立人性；借助科学、推倒宗教；摆脱枷锁、呼唤自由”，可问题是“走向绝对、物极必反；理性解体，漫无归依”。
1784年，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专门撰文《什么是启蒙运动》(Was istAufklarrung)，对“启蒙”这一重要概念作了重要的阐释：
启蒙就是人结束他咎由自取的未成年状态。所谓未成年，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假他人的引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头脑。倘若其原因不在于缺乏头脑，而在于没有他人的引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使用自己的头脑，那么这种未成年就是咎由自取。鼓起勇气去使用你的头脑!这就是启蒙运动座右铭。
福柯(Michel Foueault)将此文视为“现代性的态度的纲领”(I’attitude de modernit)，虽然他知道在此文前两个月门德尔松(Mendelssohn，Moses，1729—1786)就同一问题(fiber die Frage：Was heistaufklaren?)也作出过回答。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取向，导致福柯的结论是：“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达到成熟。我们经验中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相信，启蒙的历史事件没有使我们变得成熟，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既然“启蒙尚未成功”，那么就是“同志仍需努力”。福柯的这一判断，恰好印证了哈贝马斯强调“启蒙——一个未完成的计划”的合理性。虽然，我们同意福柯所强调的：“我们决不应忘记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处于欧洲社会发展中的特定时刻。”但在承认其历史特殊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其同样具有普世性的一面。正如有论者认为的：“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作为一个与古代对峙时代的“现代”，其现代性确实具有普世意义。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乃是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它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由此他认为所有的现代性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席勒处，他说：“最初，或者在18世纪末，曾经有过这样的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他由此将现代性首先看作是“一种挑战”，而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人，席勒对现代性问题则有最敏锐与洞察的认知与判断。。席勒将古代希腊人作为典范，认为他们具有性格的完整性，而近代人则不是：“给近代人造成这种创伤的正是文明本身。只要一方面由于经验的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在与希腊国家进行比较之后，席勒对近代社会作了如下的描述：
……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祝的标志。……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训练有素的记忆力所起的指导作用比天才和感受所起的作用更为可靠。
这一对近代社会的描述极具洞察力，可以说至今为止的“现代化”过程，仍不脱此藩篱。如此发展的机械化生产时代，在物质上可能造成极大的财富与满足，可在精神上势必对人性进行遏制与压抑。确实，现代性作为一种哲学话语的建构，是主要由哲学家们来完成的，但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时代症候，却是对时代历史进程中的每个个体都提出了挑战的。这其中，除了哲人以外，诗人的反应也是非常重要的。席勒无疑是一个最佳桥梁，他既有哲人思考的哲理深邃，同时更具有诗人述思的文章华彩。那么，我们有理由借此进入到另一种现代性的话语表述方式中去，这就是由诗人建构的“现代性的文学话语”。事实上，无论是席勒戏剧，还是歌德文本(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都以相当敏锐的时代意识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以自己特殊的运思方式，介入了现代性早期方案的建构之中。
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启蒙诸子，将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反对神学统治的战争而进行到底，他们一方面承继法国启蒙诸子传统(尤以卢梭之影响为巨)，另一方面结合德意志民族一国家本身的文化建构问题，最终基本形成了德国启蒙的基本立场，乃至被后世作为“万世不易”之准则。其核心要义有三：一为理性的绝对化倾向、二为科学的万能化构建、三为进步的虚拟化表征。这三条，基本上既确立了启蒙的“帝王系谱”，又预设下启蒙的“自我颠覆”因子。由康德而至黑格尔的路径，基本上将这一思路推向极端，虽然黑格尔已意识到其危险性并试图调和之。
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康德一黑格尔的“现代性早期方案”是什么，就是“启蒙理性”。康德的意义在于，确立了理性的地位、肯定了科学的价值、确立了进步的理念。提出了“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回答了现代性的基本路向选择的问题；但其时代语境的斗争性也是明确的，所谓启蒙运动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正是“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故此，其局限性也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黑格尔已经有明确意识，他认识到：“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达到高潮的启蒙时代，不过是建构起了一个理性的偶像。它错误地把知性或反思放在了理性的位置上，并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 所以他的贡献在于，第一、明确了主体性原则，也就是肯定了“现代人”的意义，其实质是主体的自由。第二、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危机，并尝试用“理性”概念去处理。因为，“现代性面向未来，追新逐异，可谓前所未有，但它只能在自身内部寻求规范。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唯一来源。”康德与黑格尔的差别在于，康德尚未能意识到现代性的危机，而黑格尔作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虽然“无法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但终究明确地指出了主体性解救自己的方法，“必须与哲学对抗”。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过犹不及”，在他那里，“理性既是思想，又是事物的本质、存在的真理，同时又是真理的实现”，理性就是一切，成为了神话。这在另一种程度上又形成了现代性的“新问题”，一波未灭、一波又起。作为现代性早期方案的哲学话语，远不能够“自给自足”。这就需要我们换一种视角，寻求时代语境中其他声音的可能。值得注意的，自然是“文学话语”与“诗学话语”。
实际上，以启蒙理性为代表的“现代性建构”，并非仅是哲学话语一条路径。在1800年前后的德国诸诗人，即已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问题。当康德、黑格尔诸君正在积极建构一套体系性的“现代性哲学话语”时，出自启蒙思脉内部的诗人莱辛，即已明确意识到了启蒙本身的问题并开始反思。所以有论者认为：“莱辛以一个公开的启蒙知识人身份审慎地与启蒙运动保持苏格拉底式的距离，表面上迎合启蒙思潮却自己心里有数，以绝妙的写作技艺提醒启蒙运动中的知识人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认为他“竭力暗中抹平启蒙运动已经使得和谐社会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裂痕。在我看来，这正是文学话语形式的优长之处。
倾向于启蒙立场的诗人群体，无论其思脉取径如何(包括启蒙思脉如莱辛、浪漫思脉如赫尔德、蒂克)，都因其“文学话语”的选择方式，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对启蒙理性路径的省思。这一点在“古典思脉”的发生过程中表现得更明显，以维兰德为前驱，基本上已展现出一种求和的中庸态度；再经歌德、席勒魏玛时代的精诚合作，完成并确立了以和谐价值为取向的“古典图镜观”。其最具标志性的个案呈现，则是歌德思想的形成史过程，非常鲜明地烙上了时代进程的特征。他在狂飙突进时代取径“浪漫情径”的路线，正充分地反映出现代性对个体的席卷裹挟之力，无论是葛兹的无奈，还是维特的烦恼，乃至普罗米修斯的反抗，都深藏了作为时代中人的歌德的影子。
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德国文化史关键期的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初期是最为重要的“过渡时期”(abergangsepoche)，它不仅奠定了至今仍在使用的“政治社会语言”(politisch—sozialeSprache)，也还决定了批评与政治(Kritik und Politik)、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启蒙与现代化(Aufklairung und Modernisierung)之间的内在关联。有论者这样深化启蒙的概念：
启蒙运动决不仅止于1800年，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思想性、哲学性、文学性的运动来看待，都是过于狭隘的。我们必须将启蒙运动更多地做另样看，即把它看成是一种意识、方式与行动更变的过程，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一文化的运动。无论是其前提还是后果，都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这种对于世界的理性渗透式的启蒙追求，导致了政治立场的精神游移性扩张，产生社会后果，并以获得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理解为目标。
但即便是这种扩展了的启蒙运动概念，也不等同于黑格尔对自家哲学话语的标举：“从这个方面来说，哲学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圣地。……其服从者形成了一个孤立的牧师阶层，他们不允许与世界和谐共处，……”所以，黑格尔最后的理论是一种以“自我民族”为中心的普鲁士官方哲学论，将世界精神归结到“日耳曼精神”。，强调后者：“它的目的是要使绝对的‘真理’实现为‘自由’无限制的自决——那个‘自由’以它自己的绝对的形式做自己的内容。日耳曼各民族的使命不是别的，乃是要做基督教原则的使者。‘精神的自由’——‘调和’的原则介绍到了那些民族仍然是单纯的、还没有形成的心灵中去；他们被分派应该为‘世界精神’去服务，不但要把握真正‘自由的理想’作为他们宗教的实体，并且也要在世界里从主观的自我意识里自由生产。”这样一种哲学话语的过于主观的先行立场，显然无法获得理论建构的客观性基础。
问题在于，作为德国思想另类路径的文学诸子(诗人)，是否对这样的哲学教条也亦步亦趋?尤其是，作为古典思脉核心人物的歌德、席勒究竟如何反应?在我看来，作为“现代方案”的整体程序中，最核心的要义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现代人”的成型。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歌德、席勒所开辟的“古典图镜观”，意义非凡。也可以说，这是他们在以康德一黑格尔为主导线索的“现代性初期方案”中的回应之声。
诚如海涅所言：“再没有比贬低歌德以抬高席勒更愚蠢的事了”(Nichts ist t6richter als dieGeringsch／itzung Goethes zugunsten Schiller)。席勒受到康德哲学影响相当深，但《审美教育书简》开辟的已是独立的思想建构道路，作于魏玛古典时代早期的《论素朴诗与感伤诗》，其实不仅可作为与歌德订交之际对自己思想的梳理，也可看作对现代性问题解决的一种尝试，即对素朴诗的理想追寻。他在这里区分出两类诗人，前者在他们自身及其环境之间，或在内心之中，意识不到有任何裂痕；另一种人则意识到这种裂痕。对前者而言艺术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形式，他们理解自己直接看到的东西，只是为艺术而艺术。这就是素朴诗人。素朴诗人显然更表达出席勒的理想：“这种诗人出现于世界的少年期：他们庄严而圣洁”。这种素朴诗人的理想，显然是追求一种和谐的世界，它曾存在于自然之中，却因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断裂终止消逝，宛如那悠扬温婉的田园牧歌，人未散而曲已终。在席勒看来，歌德正是这种理想的体现。歌德虽然对康德、黑格尔诸君相当重视，但他认为：“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我的这种孤立地位对我是不利的。”这段话，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以歌德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文学话语”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对立。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文学话语”的形成，还与后来“后现代”或“浪漫情径”立场不一样，所取并非激烈的“反启蒙”立场，而是一种调和折中的“寻找黄金分割点”的和谐路径寻求尝试。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相比较康德一黑格尔的完整的“现代性早期方案”，歌德一席勒的“文学话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表现形式如何呢?又提出了怎样的重要命题?对哲学话语又有怎样的建设性意义呢?
三、作为终极关怀的诗哲之心：现代性文学话语的形成及其对“现代人”的建构
对于我们而言，诗哲概念的提出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歌德达到了一种“诗哲”的高度，他不仅是一种以文学创造为业的艺术家，更在一种对社会实践的积极参与、对哲思话语的密切关注中形成了一种 互动关系，成就了自己作为“诗哲”的高度。
在我看来，就以精神生命为追求的人生境界而言，大致不妨区分为三层：一为艺匠，二为大师，三为诗哲。。
所谓艺匠，乃主要指技巧层面，将文字功力运用到炉火纯青处，能撰作出优秀的作品，有在艺术性行业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可如果他只能停留在以艺谋生(包括各种功利的路径)层面，就只能是初级阶段；大师则已经超越了最初的谋生及单纯的功利层面，他们希望自己的一技之长还能够有思想的提升和艺术的磨砺，并且进行了可能范围的实践；三是理想层面，这类人物能够尽最大的努力超脱现实场域的各种力量的限制、人性本能对自身的功利挑战，视诗的创作为自己人生的使命，将艺术的独立价值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心中始终怀抱着可能带有空幻色彩的理想主义情绪，绝不因生命史的苦难而更节易志，创造出最具有崇高价值的艺术作品，达到一种思想与哲学层面的高度。
这里具体提出诗哲的标准是：①有诗意的情怀(创造，非指具体的文学创作的著作等身，而更指是否以其生命经历构建了诗意的生命)，诗心独运；②有人类的关怀(体系，非指哲学上有意识体系建构，而是指是否形成自身的思想体系)，哲心深远；③有和谐的胸怀(思维)，始终在世界范围的文化与知识图景基础上寻求一种人心不溟的力量。
既有形而上的思考与终极追问的能力，又与形而下的实际社会生活保存有鲜活的生命意识，同时能将彼此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桥梁，寻找到和谐的路径解决方式。文学应当是首先能形而下的一面，作为历史的镜子，然后才是超越镜像的功能；哲学则主要立足于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与理论建立，学术也应当是在这个范畴之类的。就此意义而言，能人得诗哲行列的，可谓微乎其微，而歌德无疑是可进入此行列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在与现代性代表人物(哲人)的抗争性对话中，诗人实现了自己境界的提升乃至飞跃，他成就了自己的诗哲之身。实际上也就是说，在与哲学的对话之中，开启了诗人的哲思之路，他不得不随着哲人的路径去思考，虽然他很善于不入其套。实际上，歌德思想的形成，基本上可确定在1770—1820年代，也就是康德一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发端时期。前期，1770—1790年代，主要是康德；19世纪前期则主要是黑格尔哲学的大行其道。歌德思想，作为一种启蒙的异见者(不是反对者)，对以哲学话语为主流的现代性早期方案，当然是一种“反拨”。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我们来看歌德思想形成史的意义，其实是饶有趣味的。实际上，诚如福柯所揭示的，康德的启蒙反思是“一种哲学化的途径”，其意义毋庸赘言，但更重要的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批判的本体论一定不能作为一种理论、一个教条，或者甚至正在累积的知识的永恒实体，而必须作为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的生活”。在这方面，歌德显然是成就了一种典范，他以他的生命史和精神史，显示出一种皎然不群的“诗哲之心”。诗哲之心是怎样的呢?他是忧患的，他是从容的，他是宁静的，他是刚毅的，他深刻认知到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性问题，他以自身的忧患体验去坚守个体的社会位置，他用知识探求与社会关注来积极探索应对的可能，他尊重异见、广采博收，他绝不随波逐流、更改己志!他追求作为人的核心价值，他以自己的诗书和行为确立起“现代人”的范式。
狄尔泰早就认识到歌德的文学文本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命运”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我们确实也可以认为，歌德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正是“现代人”的确立，尤其是通过他文学殿堂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对“人的教养”(教育与成长小说)的轨迹梳理，可以认为，“现代性的文学话语”得以完整呈现。具体言之，可结合启蒙思脉的现代性核心观念略做陈述：
一是强调感性与理性的调和，主张和谐之道。这基本上就是否认了关于理性的绝对化倾向。在歌德，显然是不承认一种理性是压倒一切的大神(正如他主张泛神论，不相信基督教一样)。譬如说在《亲和力》中，他非常敏感且勇敢地触及了爱情和性关系的变异和处理问题，但显然并没有过分夸大这其中的感性因素，而将结局设计成多少有点“现世报应”。伯爵爱德华与妻子夏绿蒂恩爱和美，生活于幽静的田庄之中。两名客人的到来却将这样的幸福完全打破，奥托上尉(爱德华友人)与奥蒂丽(夏洛蒂侄女)这一男一女的性别，正如投入了别种元素的化合物一般，使男女之间的感情重新分解与组合。奥托与夏洛蒂因尚能克制，而早拔出情感怪圈；而爱德华与奥蒂丽则情欲日炽，并最终导致悲剧结局。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可理解作对“欲望的个体”命题的回答，不妨理解作“感性是必然的，理性是必要的，调和是出路”。
二是强调人类死生的必然性，解释宇宙代谢的规律性。他在19世纪前期就说过人类必然会灭亡的问题，让人不由不悚然而惊，他以一种非常从容平淡的心态预言了人类的毁灭。这与启蒙强调的人类不断进步的思路无疑很异类，实际上是给启蒙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即进步的虚拟化表征以彻底重创，也就已经解构了所谓“自由的秩序”。
由此，第三个观念也就不可能不被否定掉。既然人类必然会走向灭亡，那么，所谓的科学的万能化构建又如何可能?如果科学是万能的，那么人类又怎么会死亡呢?就歌德自己来说，他的一生很像浮士德，“在生活进程中获得苦痛与快乐，但没有一个时辰可以使他真正满足”。，这一点实际上正显现出歌德身上那种无穷的欲望和内心的悲哀。如果我们确实都处在一个浮士德的时代，而且注定“要在自己完蛋之前遇到上帝或魔鬼”的话。，那么“社会的公义”又如何体现呢?
歌德、席勒的密友洪堡(Humboldt，Wilhelm von)同样抱怨自己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对物质的关注远胜于人本身，对群体的关注远胜于个体，对外在价值与功利的关注远胜于内在之美与精神，高雅与多元文化距离初始的纯一性越来越远。”。应该说，这不仅表现出古典思脉的基本认知，也点明了世人应当努力的方向。这就是歌德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浮士德时代，这甚至也是整个现代所面临的时代语境。现代性的困境，正在于此。
可即便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也毕竟产生了歌德，产生了以歌德一席勒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文学话语”。歌德的定位，以及自我选择，给后世留下了最好的模范。而对歌德思想的形成史考察，也让我们理解了“文学话语”所具有的应对力量。便如同普罗米修斯敢于用极端叛逆的语言来对神话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宙斯发言，产生非常令人震惊的效果。短短的几行诗几乎涉及了现代性及其颠覆的所有重要命题。所谓“上帝已死”，尼采让后来人惊服不已的高论，早就由歌德借普罗米修斯之口道尽了。更重要的是，“凡人当立”。在歌德心目中，或许就是确立起大写的“现代人”!而这种“当立”，在古典和谐时代所塑造的麦斯特那里，得到了更为充分、完整的体现，从青年时代的叛逆(极端)之人，转向一种对于内心和谐的诉求，麦斯特对所谓的“市民生活的幸福”的鄙弃，以及对自己的“和谐统一的人格，，的向往，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样一种理想中的以和谐发展为诉求的“凡人当立”(而非福柯所言的“凡人亦死”)，或许才真地体现出歌德及古典一代前贤所开辟的“现代性文学话语”的价值。
关键词：现代性；歌德；德国古典文学；思想史；“哲学－文学”对话结构
中图分类号：1516.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0)02—0001－11
一、歌德思想之形成：精神三变之范式意义
我们看到，经由孔子返观歌德，并非仅是将“魏玛的孔夫子”的比拟落实为具体的一次论证过程，而确实是提供了一条理解歌德思想的另类路径。对于现代世界的知识精英来说，东方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思想诱惑”；对于世界理想的构成而言，东方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如何理解东方，不仅是东方学者或民众自身的需求，也同样是西方世界的精英诉求。因为，只有在一种打通的视域中，我们才可能将人类至今所创造的文明财富予以整合利用，构建走向未来的思想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不通东方语言文字，但通过以歌德为代表的欧洲知识精英的努力，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坚实基础。
考察歌德思想形成这一思想史个案，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关注某一个体，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而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思想风貌。而我们应特别注意的则是，歌德思想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文学创造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述思方式，既不同于政治家的“知行合一”，也不同于商人的“利益原则”，甚至也不同于哲学家的“体系建构”，它具有极为鲜明的“诗化之思”。而即便放眼世界文学，德国文学作为“思想者文学”的整体特征也是极为明显的。探究歌德个案的意义，也就远超出一个个案的意义。
就歌德思想的形成来说，经历了“精神三变”，所谓“狮子一骆驼婴儿”，庶几近之。在青年时代，他站在狂飙突进的前列，以一种浩然“冲创之力”，表现出明显的叛逆性和理想追求色彩，掀起了狂飙猛澜；在成年之后，他以一种负重前行的态势，结束了早期的浪漫思绪，迅速转型，1775年遁入魏玛，以仕途为择。这不仅是一种人生职业上的自觉选择，更表现为思想转型的外在标志。1775—1794年的20年间，基本上是歌德人生的第二阶段，虽然此中以1786—1788年游居意大利为转折，已开始了其思想的再度反思，但仍不脱“启蒙理性”立场。而年在知命前后，他仿佛真地悟到了天命，选择了与席勒的合作，开始了复归于婴儿的“古典和谐”时代，1794年歌德、席勒的建交，既标志着德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魏玛时代的开端，同时也意味着歌德思想进入成熟期的第三阶段。对于歌德而言，婴儿时代竟然是最为漫长的(还不包括真正为婴儿的时代)。以1805年席勒逝世为标志，前期是古典和谐的歌德思想之初步形成期，这其中立为标的的是“理想社会”的诉求；后期则以“世界公民”为旨归，形成了“东西大同”的歌德思想，这是“古典和谐思想”的更高阶段。从1794—1832年，将近40年的时间啊!在复归于澄明的时代里，他经历了漫长的“蜕皮”与“承当”过程。
这种人生过程，有些类似于走平衡木，或左或右，都是在寻求某种平衡，走到最佳支点，就是取得了平衡点。
关于歌德究竟是浪漫主义者还是古典主义者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司汤达曾这样说过：“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死后一个世纪，不去睁开眼睛看，不去模仿自然，而只知抄袭他们的人，就是古典主义者。”。他这句话并非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概念，但却仍道出了一些基本观念。以理想情怀去把握时代并表现时代，就是浪漫主义；而因循守旧、以保守为能事者，就是古典主义。不过，这显然与我们所使用的浪漫思脉、古典思脉的概念是有本质不同的。
不反映现实固然不行，只知道面对现实，那也绝对难成就自我。在接触地气的基础上，如何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乃至在思想上达到质的进步、腾空而起，才是最考验诗人的试金石。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歌德的这样一种“精神三变”过程，究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抑或仅仅是一个个体(或伟大诗人)的生命经历而已?对这一个案的考察，是否有什么可以上升到规律性层面的经验可以总结?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将个体置身于时代的宏观语境之中。
二、“现代性早期方案”中的“哲学一文学”对话结构：歌德－席勒VS，康德－黑格尔
当我们总结了歌德思想之形成的历程，尤其是把握住他精神三变历程中最枢纽的部分之后，我们涌到心头的，究竟是怎样的感受?是“希贤向圣”，还是“顶礼膜拜”?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歌德的思想是可以重复的吗?歌德思想形成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吗?这无疑是一个极为诱惑人的话题。有趣则在于，歌德、席勒生存与活动的年代，正是现代性命题作为一种理论自觉跃跃欲出的时代，也是“现代”整体建构的关键时代，这就为我们理解这一“天才时代”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我倾向于认为，现代(modern times)本身是一种客观的状态，尤其是相对于古代(ancient times)的一个概念，即主要意味着一种人类自然延续的发展过程，是离人们当下生活接近的那段长距离历史时间。但这种现代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而产生的。。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横亘着一段“中世”，这是需要区分的。而在“现代”概念中有三个重要维度：即“现代人”(modern man)、“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性"(modernity)。
在“现代建构”方案中，现代化的实现仍是一个基本的目标，“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人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那么，问题在于，这种现代化何时是个尽头?有论者干脆认为现代化就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这两个论点结合在一起比较合适，即现代化就是人类由古代形态演变到相对稳定的现代形态的一种过 程，它既是一个已完成的历史性过程(它有一定的标准和范式)，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延续中的历时性过程(如同“现代”概念一样)。。那么，何谓“现代性”呢?“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固然可作一说，但我更想将其理解为，现代性就是构成稳定的“现代时期”所具有的核心特征。有论者将其总结为现代学构成的三大基本问题意识：“社会的公义”、“自由的秩序”、“欲望的个体”。并提出了一条暗藏于中的“现代现象一现代结构一现代世界”推进逻辑。
在我看来，现代性确实是“现代建构”的核心命题。而所谓的“后现代”，则仅仅是批判现代性的一种方式而已，它尚不能构成对现代性的整体颠覆。现代性的核心要义有三：一为理性基础，即逻各斯(Logos)的思维方式，以科学为中心的基本思路；二为启蒙理念，即自由是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强调对宗教的超越；三为人性复归，强调人的主体性，是针对神性的颠覆。
自16世纪开始，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基本上有其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将现代性命题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现代建构”落实于具体的各次运动之中。应该说，现代性诸命题的产生，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与斗争需要是密切相关的，简洁归纳之：“颠覆神性、确立人性；借助科学、推倒宗教；摆脱枷锁、呼唤自由”，可问题是“走向绝对、物极必反；理性解体，漫无归依”。
1784年，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专门撰文《什么是启蒙运动》(Was istAufklarrung)，对“启蒙”这一重要概念作了重要的阐释：
启蒙就是人结束他咎由自取的未成年状态。所谓未成年，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假他人的引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头脑。倘若其原因不在于缺乏头脑，而在于没有他人的引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使用自己的头脑，那么这种未成年就是咎由自取。鼓起勇气去使用你的头脑!这就是启蒙运动座右铭。
福柯(Michel Foueault)将此文视为“现代性的态度的纲领”(I’attitude de modernit)，虽然他知道在此文前两个月门德尔松(Mendelssohn，Moses，1729—1786)就同一问题(fiber die Frage：Was heistaufklaren?)也作出过回答。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取向，导致福柯的结论是：“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达到成熟。我们经验中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相信，启蒙的历史事件没有使我们变得成熟，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既然“启蒙尚未成功”，那么就是“同志仍需努力”。福柯的这一判断，恰好印证了哈贝马斯强调“启蒙——一个未完成的计划”的合理性。虽然，我们同意福柯所强调的：“我们决不应忘记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处于欧洲社会发展中的特定时刻。”但在承认其历史特殊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其同样具有普世性的一面。正如有论者认为的：“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作为一个与古代对峙时代的“现代”，其现代性确实具有普世意义。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乃是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它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由此他认为所有的现代性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席勒处，他说：“最初，或者在18世纪末，曾经有过这样的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他由此将现代性首先看作是“一种挑战”，而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人，席勒对现代性问题则有最敏锐与洞察的认知与判断。。席勒将古代希腊人作为典范，认为他们具有性格的完整性，而近代人则不是：“给近代人造成这种创伤的正是文明本身。只要一方面由于经验的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在与希腊国家进行比较之后，席勒对近代社会作了如下的描述：
……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祝的标志。……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训练有素的记忆力所起的指导作用比天才和感受所起的作用更为可靠。
这一对近代社会的描述极具洞察力，可以说至今为止的“现代化”过程，仍不脱此藩篱。如此发展的机械化生产时代，在物质上可能造成极大的财富与满足，可在精神上势必对人性进行遏制与压抑。确实，现代性作为一种哲学话语的建构，是主要由哲学家们来完成的，但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时代症候，却是对时代历史进程中的每个个体都提出了挑战的。这其中，除了哲人以外，诗人的反应也是非常重要的。席勒无疑是一个最佳桥梁，他既有哲人思考的哲理深邃，同时更具有诗人述思的文章华彩。那么，我们有理由借此进入到另一种现代性的话语表述方式中去，这就是由诗人建构的“现代性的文学话语”。事实上，无论是席勒戏剧，还是歌德文本(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都以相当敏锐的时代意识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以自己特殊的运思方式，介入了现代性早期方案的建构之中。
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启蒙诸子，将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反对神学统治的战争而进行到底，他们一方面承继法国启蒙诸子传统(尤以卢梭之影响为巨)，另一方面结合德意志民族一国家本身的文化建构问题，最终基本形成了德国启蒙的基本立场，乃至被后世作为“万世不易”之准则。其核心要义有三：一为理性的绝对化倾向、二为科学的万能化构建、三为进步的虚拟化表征。这三条，基本上既确立了启蒙的“帝王系谱”，又预设下启蒙的“自我颠覆”因子。由康德而至黑格尔的路径，基本上将这一思路推向极端，虽然黑格尔已意识到其危险性并试图调和之。
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康德一黑格尔的“现代性早期方案”是什么，就是“启蒙理性”。康德的意义在于，确立了理性的地位、肯定了科学的价值、确立了进步的理念。提出了“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回答了现代性的基本路向选择的问题；但其时代语境的斗争性也是明确的，所谓启蒙运动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正是“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故此，其局限性也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黑格尔已经有明确意识，他认识到：“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达到高潮的启蒙时代，不过是建构起了一个理性的偶像。它错误地把知性或反思放在了理性的位置上，并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 所以他的贡献在于，第一、明确了主体性原则，也就是肯定了“现代人”的意义，其实质是主体的自由。第二、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危机，并尝试用“理性”概念去处理。因为，“现代性面向未来，追新逐异，可谓前所未有，但它只能在自身内部寻求规范。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唯一来源。”康德与黑格尔的差别在于，康德尚未能意识到现代性的危机，而黑格尔作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虽然“无法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但终究明确地指出了主体性解救自己的方法，“必须与哲学对抗”。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过犹不及”，在他那里，“理性既是思想，又是事物的本质、存在的真理，同时又是真理的实现”，理性就是一切，成为了神话。这在另一种程度上又形成了现代性的“新问题”，一波未灭、一波又起。作为现代性早期方案的哲学话语，远不能够“自给自足”。这就需要我们换一种视角，寻求时代语境中其他声音的可能。值得注意的，自然是“文学话语”与“诗学话语”。
实际上，以启蒙理性为代表的“现代性建构”，并非仅是哲学话语一条路径。在1800年前后的德国诸诗人，即已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问题。当康德、黑格尔诸君正在积极建构一套体系性的“现代性哲学话语”时，出自启蒙思脉内部的诗人莱辛，即已明确意识到了启蒙本身的问题并开始反思。所以有论者认为：“莱辛以一个公开的启蒙知识人身份审慎地与启蒙运动保持苏格拉底式的距离，表面上迎合启蒙思潮却自己心里有数，以绝妙的写作技艺提醒启蒙运动中的知识人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认为他“竭力暗中抹平启蒙运动已经使得和谐社会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裂痕。在我看来，这正是文学话语形式的优长之处。
倾向于启蒙立场的诗人群体，无论其思脉取径如何(包括启蒙思脉如莱辛、浪漫思脉如赫尔德、蒂克)，都因其“文学话语”的选择方式，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对启蒙理性路径的省思。这一点在“古典思脉”的发生过程中表现得更明显，以维兰德为前驱，基本上已展现出一种求和的中庸态度；再经歌德、席勒魏玛时代的精诚合作，完成并确立了以和谐价值为取向的“古典图镜观”。其最具标志性的个案呈现，则是歌德思想的形成史过程，非常鲜明地烙上了时代进程的特征。他在狂飙突进时代取径“浪漫情径”的路线，正充分地反映出现代性对个体的席卷裹挟之力，无论是葛兹的无奈，还是维特的烦恼，乃至普罗米修斯的反抗，都深藏了作为时代中人的歌德的影子。
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德国文化史关键期的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初期是最为重要的“过渡时期”(abergangsepoche)，它不仅奠定了至今仍在使用的“政治社会语言”(politisch—sozialeSprache)，也还决定了批评与政治(Kritik und Politik)、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启蒙与现代化(Aufklairung und Modernisierung)之间的内在关联。有论者这样深化启蒙的概念：
启蒙运动决不仅止于1800年，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思想性、哲学性、文学性的运动来看待，都是过于狭隘的。我们必须将启蒙运动更多地做另样看，即把它看成是一种意识、方式与行动更变的过程，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一文化的运动。无论是其前提还是后果，都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这种对于世界的理性渗透式的启蒙追求，导致了政治立场的精神游移性扩张，产生社会后果，并以获得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理解为目标。
但即便是这种扩展了的启蒙运动概念，也不等同于黑格尔对自家哲学话语的标举：“从这个方面来说，哲学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圣地。……其服从者形成了一个孤立的牧师阶层，他们不允许与世界和谐共处，……”所以，黑格尔最后的理论是一种以“自我民族”为中心的普鲁士官方哲学论，将世界精神归结到“日耳曼精神”。，强调后者：“它的目的是要使绝对的‘真理’实现为‘自由’无限制的自决——那个‘自由’以它自己的绝对的形式做自己的内容。日耳曼各民族的使命不是别的，乃是要做基督教原则的使者。‘精神的自由’——‘调和’的原则介绍到了那些民族仍然是单纯的、还没有形成的心灵中去；他们被分派应该为‘世界精神’去服务，不但要把握真正‘自由的理想’作为他们宗教的实体，并且也要在世界里从主观的自我意识里自由生产。”这样一种哲学话语的过于主观的先行立场，显然无法获得理论建构的客观性基础。
问题在于，作为德国思想另类路径的文学诸子(诗人)，是否对这样的哲学教条也亦步亦趋?尤其是，作为古典思脉核心人物的歌德、席勒究竟如何反应?在我看来，作为“现代方案”的整体程序中，最核心的要义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现代人”的成型。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歌德、席勒所开辟的“古典图镜观”，意义非凡。也可以说，这是他们在以康德一黑格尔为主导线索的“现代性初期方案”中的回应之声。
诚如海涅所言：“再没有比贬低歌德以抬高席勒更愚蠢的事了”(Nichts ist t6richter als dieGeringsch／itzung Goethes zugunsten Schiller)。席勒受到康德哲学影响相当深，但《审美教育书简》开辟的已是独立的思想建构道路，作于魏玛古典时代早期的《论素朴诗与感伤诗》，其实不仅可作为与歌德订交之际对自己思想的梳理，也可看作对现代性问题解决的一种尝试，即对素朴诗的理想追寻。他在这里区分出两类诗人，前者在他们自身及其环境之间，或在内心之中，意识不到有任何裂痕；另一种人则意识到这种裂痕。对前者而言艺术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形式，他们理解自己直接看到的东西，只是为艺术而艺术。这就是素朴诗人。素朴诗人显然更表达出席勒的理想：“这种诗人出现于世界的少年期：他们庄严而圣洁”。这种素朴诗人的理想，显然是追求一种和谐的世界，它曾存在于自然之中，却因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断裂终止消逝，宛如那悠扬温婉的田园牧歌，人未散而曲已终。在席勒看来，歌德正是这种理想的体现。歌德虽然对康德、黑格尔诸君相当重视，但他认为：“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我的这种孤立地位对我是不利的。”这段话，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以歌德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文学话语”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对立。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文学话语”的形成，还与后来“后现代”或“浪漫情径”立场不一样，所取并非激烈的“反启蒙”立场，而是一种调和折中的“寻找黄金分割点”的和谐路径寻求尝试。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相比较康德一黑格尔的完整的“现代性早期方案”，歌德一席勒的“文学话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表现形式如何呢?又提出了怎样的重要命题?对哲学话语又有怎样的建设性意义呢?
三、作为终极关怀的诗哲之心：现代性文学话语的形成及其对“现代人”的建构
对于我们而言，诗哲概念的提出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歌德达到了一种“诗哲”的高度，他不仅是一种以文学创造为业的艺术家，更在一种对社会实践的积极参与、对哲思话语的密切关注中形成了一种 互动关系，成就了自己作为“诗哲”的高度。
在我看来，就以精神生命为追求的人生境界而言，大致不妨区分为三层：一为艺匠，二为大师，三为诗哲。。
所谓艺匠，乃主要指技巧层面，将文字功力运用到炉火纯青处，能撰作出优秀的作品，有在艺术性行业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可如果他只能停留在以艺谋生(包括各种功利的路径)层面，就只能是初级阶段；大师则已经超越了最初的谋生及单纯的功利层面，他们希望自己的一技之长还能够有思想的提升和艺术的磨砺，并且进行了可能范围的实践；三是理想层面，这类人物能够尽最大的努力超脱现实场域的各种力量的限制、人性本能对自身的功利挑战，视诗的创作为自己人生的使命，将艺术的独立价值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心中始终怀抱着可能带有空幻色彩的理想主义情绪，绝不因生命史的苦难而更节易志，创造出最具有崇高价值的艺术作品，达到一种思想与哲学层面的高度。
这里具体提出诗哲的标准是：①有诗意的情怀(创造，非指具体的文学创作的著作等身，而更指是否以其生命经历构建了诗意的生命)，诗心独运；②有人类的关怀(体系，非指哲学上有意识体系建构，而是指是否形成自身的思想体系)，哲心深远；③有和谐的胸怀(思维)，始终在世界范围的文化与知识图景基础上寻求一种人心不溟的力量。
既有形而上的思考与终极追问的能力，又与形而下的实际社会生活保存有鲜活的生命意识，同时能将彼此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桥梁，寻找到和谐的路径解决方式。文学应当是首先能形而下的一面，作为历史的镜子，然后才是超越镜像的功能；哲学则主要立足于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与理论建立，学术也应当是在这个范畴之类的。就此意义而言，能人得诗哲行列的，可谓微乎其微，而歌德无疑是可进入此行列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在与现代性代表人物(哲人)的抗争性对话中，诗人实现了自己境界的提升乃至飞跃，他成就了自己的诗哲之身。实际上也就是说，在与哲学的对话之中，开启了诗人的哲思之路，他不得不随着哲人的路径去思考，虽然他很善于不入其套。实际上，歌德思想的形成，基本上可确定在1770—1820年代，也就是康德一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发端时期。前期，1770—1790年代，主要是康德；19世纪前期则主要是黑格尔哲学的大行其道。歌德思想，作为一种启蒙的异见者(不是反对者)，对以哲学话语为主流的现代性早期方案，当然是一种“反拨”。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我们来看歌德思想形成史的意义，其实是饶有趣味的。实际上，诚如福柯所揭示的，康德的启蒙反思是“一种哲学化的途径”，其意义毋庸赘言，但更重要的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批判的本体论一定不能作为一种理论、一个教条，或者甚至正在累积的知识的永恒实体，而必须作为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的生活”。在这方面，歌德显然是成就了一种典范，他以他的生命史和精神史，显示出一种皎然不群的“诗哲之心”。诗哲之心是怎样的呢?他是忧患的，他是从容的，他是宁静的，他是刚毅的，他深刻认知到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性问题，他以自身的忧患体验去坚守个体的社会位置，他用知识探求与社会关注来积极探索应对的可能，他尊重异见、广采博收，他绝不随波逐流、更改己志!他追求作为人的核心价值，他以自己的诗书和行为确立起“现代人”的范式。
狄尔泰早就认识到歌德的文学文本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命运”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我们确实也可以认为，歌德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正是“现代人”的确立，尤其是通过他文学殿堂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对“人的教养”(教育与成长小说)的轨迹梳理，可以认为，“现代性的文学话语”得以完整呈现。具体言之，可结合启蒙思脉的现代性核心观念略做陈述：
一是强调感性与理性的调和，主张和谐之道。这基本上就是否认了关于理性的绝对化倾向。在歌德，显然是不承认一种理性是压倒一切的大神(正如他主张泛神论，不相信基督教一样)。譬如说在《亲和力》中，他非常敏感且勇敢地触及了爱情和性关系的变异和处理问题，但显然并没有过分夸大这其中的感性因素，而将结局设计成多少有点“现世报应”。伯爵爱德华与妻子夏绿蒂恩爱和美，生活于幽静的田庄之中。两名客人的到来却将这样的幸福完全打破，奥托上尉(爱德华友人)与奥蒂丽(夏洛蒂侄女)这一男一女的性别，正如投入了别种元素的化合物一般，使男女之间的感情重新分解与组合。奥托与夏洛蒂因尚能克制，而早拔出情感怪圈；而爱德华与奥蒂丽则情欲日炽，并最终导致悲剧结局。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可理解作对“欲望的个体”命题的回答，不妨理解作“感性是必然的，理性是必要的，调和是出路”。
二是强调人类死生的必然性，解释宇宙代谢的规律性。他在19世纪前期就说过人类必然会灭亡的问题，让人不由不悚然而惊，他以一种非常从容平淡的心态预言了人类的毁灭。这与启蒙强调的人类不断进步的思路无疑很异类，实际上是给启蒙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即进步的虚拟化表征以彻底重创，也就已经解构了所谓“自由的秩序”。
由此，第三个观念也就不可能不被否定掉。既然人类必然会走向灭亡，那么，所谓的科学的万能化构建又如何可能?如果科学是万能的，那么人类又怎么会死亡呢?就歌德自己来说，他的一生很像浮士德，“在生活进程中获得苦痛与快乐，但没有一个时辰可以使他真正满足”。，这一点实际上正显现出歌德身上那种无穷的欲望和内心的悲哀。如果我们确实都处在一个浮士德的时代，而且注定“要在自己完蛋之前遇到上帝或魔鬼”的话。，那么“社会的公义”又如何体现呢?
歌德、席勒的密友洪堡(Humboldt，Wilhelm von)同样抱怨自己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对物质的关注远胜于人本身，对群体的关注远胜于个体，对外在价值与功利的关注远胜于内在之美与精神，高雅与多元文化距离初始的纯一性越来越远。”。应该说，这不仅表现出古典思脉的基本认知，也点明了世人应当努力的方向。这就是歌德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浮士德时代，这甚至也是整个现代所面临的时代语境。现代性的困境，正在于此。
可即便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也毕竟产生了歌德，产生了以歌德一席勒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文学话语”。歌德的定位，以及自我选择，给后世留下了最好的模范。而对歌德思想的形成史考察，也让我们理解了“文学话语”所具有的应对力量。便如同普罗米修斯敢于用极端叛逆的语言来对神话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宙斯发言，产生非常令人震惊的效果。短短的几行诗几乎涉及了现代性及其颠覆的所有重要命题。所谓“上帝已死”，尼采让后来人惊服不已的高论，早就由歌德借普罗米修斯之口道尽了。更重要的是，“凡人当立”。在歌德心目中，或许就是确立起大写的“现代人”!而这种“当立”，在古典和谐时代所塑造的麦斯特那里，得到了更为充分、完整的体现，从青年时代的叛逆(极端)之人，转向一种对于内心和谐的诉求，麦斯特对所谓的“市民生活的幸福”的鄙弃，以及对自己的“和谐统一的人格，，的向往，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样一种理想中的以和谐发展为诉求的“凡人当立”(而非福柯所言的“凡人亦死”)，或许才真地体现出歌德及古典一代前贤所开辟的“现代性文学话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