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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秤制作是一门传统手艺，自古以来，杆秤就是我国度量衡——尺、斗、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重的基本量具。相传，他的发明人为春秋时期助越王勾践灭吴的范蠡，后世称他为陶朱公。这样算来，杆秤已经有两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了。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化的称量工具逐步取代了杆秤。如今懂这行与做这行的人越来越少，这门手艺也快要在时代的变迁中消失了。在我的家乡赵县，就目前所知，仅在沟岸村、石塔村等少数村庄，还有会做杆秤的老艺人。
沟岸村的杆秤匠人名叫刘庆文，今年59岁。他长得高高大大，结结实实，说话面带三分笑，透着昔日买卖人的精明与和气。他20岁上就跟父亲刘福科当学徒，学做秤、卖秤。父亲活了87岁，今年春天刚刚去世。刘庆文祖辈靠做秤为生，这门手艺传到他手里是第三代。那时候，父亲白天到生产队种地，晚上偷着做杆秤，不耽误地里活儿，做出的成品杆秤，有300斤、200斤、150斤、100斤等称猪的大秤，也有50斤、20斤、15斤、10斤等家庭称重的小秤，还做过中药铺称贵重药材的戥子。刘庆文常给父亲打下手，父亲像铁匠一样打秤叨、秤钩、秤环，庆文就拉风箱烧火，父亲做好秤杆，眼明手快的庆文就钻眼、钉星。父子俩连明彻夜熬一宿，能做出十来杆秤。父亲带着他走村串户偷偷卖掉，一杆秤卖4元钱，连本带利赚3元。比在生产队劳动强得多。
跟父亲卖秤的日子长了，刘庆文觉得父亲太累，就联系上元氏县一位卖杆秤的同龄人，相约作伴到赞皇县卖秤，让父亲只管在家里做秤。那时候，他常常是一辆加重自行车驮着百十来斤杆秤上路，走村串户十来天才能卖完，晚上就借宿在山民家里。
如今，刘庆文家还保留着那个简陋的工作间，这里，四面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杆秤。工作台上，摆放着手推刨、手钻、铁砧子、砂轮、秤钩、叨口等做秤的工具。这些都是父亲留给他的，有的工具已传承了好几辈。
做一杆秤大约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首先要选木材。秤杆木料极为考究，坚实耐用不易变形的木料才是匠人眼里上等的材料。在刘庆文眼里，楠木最好，其次是枣木和杏木。选用这样的材质，做出的秤杆能做到不走形不崩裂，而且买卖人不管晴天下雨都可以用。
选好木材之后，要将它刨圆，之后还要用碱水浸泡、打磨。原本粗糙的一根木头，在匠人手中渐渐变成笔直光滑的秤杆。
接下来，要定“叨口”，也就是经过测量，在秤杆上打出三个垂直的孔，用来安装秤盘、秤钩和两个提绳。叨口定完之后，秤杆两头需要包上铜皮。接着便要确定零刻度，以零刻度为标准，进而划分出其它刻度。在校秤准确之后，再钉秤星（也叫“星花”）。钉星花，首先按照标记的刻度，用手工钻钻出一个个洞眼儿，再把细铜丝嵌插在洞眼儿里，而后割断、锤实，我们平常看到杆秤上闪闪发亮的就是铜丝的光芒。钉完星花之后，这秤基本上就做好了。为了让秤杆更加光滑、圆润、美观，还需要稍加打磨。
刘庆文说，做秤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不慎，秤就会有偏差。做杆秤就是做良心，杆秤匠对职业很虔诚，从不因操作失误而让秤短斤少两。
上世纪70年代末，市场开放后，杆秤需求量大增。1978年，刘庆文办了执照，终于不用再偷偷摸摸，可以光明正大地赶赵县集卖秤了。那时，他驮去的杆秤每集都卖得剩不下。后来，市场上又出现了卖半成品零部件的，比如，赞皇县有做好的一头大一头小的秤杆;河南有专门制作各种秤毫的;邻村贾吕村的铸造厂可以定做各种不同重量的秤砣。半成品的出现，减轻了刘庆文的劳动强度，他只需要精挑细选，然后把部件组装到一起就行。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一晃，刘庆文也在做秤卖秤的日子里变老。此时，一种新的称量工具出现了，仿佛是一夜之间，人们不再使用杆秤了，无论行商还是坐商，纷纷用上更加便于交易的电子秤。这让做了一辈子杆秤的刘庆文有些怅然，当他发现杆秤已经不能维持生计之后，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现实。从此，他把杆秤制作当成一门业余爱好，而他制作的杆秤正在悄悄走进收藏品的行列。
刘庆文告诉我们，在陕西省，传统杆秤制作技艺已经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这样坚守的目的，也是想为自己的技艺要个名分。他认为，杆秤申遗后就可以继续延续杆秤的生命，否则百年技艺将在现代化社会中消失。
刘庆文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杆秤不仅仅是一种实用工具，更是东方文化与哲理的承载物，它的文化内涵，理应被后人知道。比如，人们把秤砣叫做权，把秤杆叫做衡，权衡一词便是由此而来。过去的杆秤都是十六进位制，杆秤最里面的三颗星叫定盘星，代表的是福禄寿。秤上十六颗准星，从里面往外数第七颗表示北斗星。现在天上北斗七星中间的那颗星仍叫做权星。这就是告诫人们，在用秤做买卖时，要讲究天地良心，不要缺斤短两，缺斤短两会折福折寿。所以，民间有“秤上亏心不得好，秤平斗满是好人”的说法。小小一杆秤时刻在提醒商人，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多给一两是吉祥，多给二两多子孙，多给三两能增寿。
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做人做事方面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别忘了心中要有一杆秤。小小杆秤体现了东方人的文明智慧，也凝结了大量民间的精巧工艺，蕴藏着丰富的专业知识，至今仍具有特殊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历史人文研究价值。如何使传统杆秤在未來有其存活发展的空间，让手工杆秤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是我们应当思索的一个问题。
沟岸村的杆秤匠人名叫刘庆文，今年59岁。他长得高高大大，结结实实，说话面带三分笑，透着昔日买卖人的精明与和气。他20岁上就跟父亲刘福科当学徒，学做秤、卖秤。父亲活了87岁，今年春天刚刚去世。刘庆文祖辈靠做秤为生，这门手艺传到他手里是第三代。那时候，父亲白天到生产队种地，晚上偷着做杆秤，不耽误地里活儿，做出的成品杆秤，有300斤、200斤、150斤、100斤等称猪的大秤，也有50斤、20斤、15斤、10斤等家庭称重的小秤，还做过中药铺称贵重药材的戥子。刘庆文常给父亲打下手，父亲像铁匠一样打秤叨、秤钩、秤环，庆文就拉风箱烧火，父亲做好秤杆，眼明手快的庆文就钻眼、钉星。父子俩连明彻夜熬一宿，能做出十来杆秤。父亲带着他走村串户偷偷卖掉，一杆秤卖4元钱，连本带利赚3元。比在生产队劳动强得多。
跟父亲卖秤的日子长了，刘庆文觉得父亲太累，就联系上元氏县一位卖杆秤的同龄人，相约作伴到赞皇县卖秤，让父亲只管在家里做秤。那时候，他常常是一辆加重自行车驮着百十来斤杆秤上路，走村串户十来天才能卖完，晚上就借宿在山民家里。
如今，刘庆文家还保留着那个简陋的工作间，这里，四面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杆秤。工作台上，摆放着手推刨、手钻、铁砧子、砂轮、秤钩、叨口等做秤的工具。这些都是父亲留给他的，有的工具已传承了好几辈。
做一杆秤大约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首先要选木材。秤杆木料极为考究，坚实耐用不易变形的木料才是匠人眼里上等的材料。在刘庆文眼里，楠木最好，其次是枣木和杏木。选用这样的材质，做出的秤杆能做到不走形不崩裂，而且买卖人不管晴天下雨都可以用。
选好木材之后，要将它刨圆，之后还要用碱水浸泡、打磨。原本粗糙的一根木头，在匠人手中渐渐变成笔直光滑的秤杆。
接下来，要定“叨口”，也就是经过测量，在秤杆上打出三个垂直的孔，用来安装秤盘、秤钩和两个提绳。叨口定完之后，秤杆两头需要包上铜皮。接着便要确定零刻度，以零刻度为标准，进而划分出其它刻度。在校秤准确之后，再钉秤星（也叫“星花”）。钉星花，首先按照标记的刻度，用手工钻钻出一个个洞眼儿，再把细铜丝嵌插在洞眼儿里，而后割断、锤实，我们平常看到杆秤上闪闪发亮的就是铜丝的光芒。钉完星花之后，这秤基本上就做好了。为了让秤杆更加光滑、圆润、美观，还需要稍加打磨。
刘庆文说，做秤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不慎，秤就会有偏差。做杆秤就是做良心，杆秤匠对职业很虔诚，从不因操作失误而让秤短斤少两。
上世纪70年代末，市场开放后，杆秤需求量大增。1978年，刘庆文办了执照，终于不用再偷偷摸摸，可以光明正大地赶赵县集卖秤了。那时，他驮去的杆秤每集都卖得剩不下。后来，市场上又出现了卖半成品零部件的，比如，赞皇县有做好的一头大一头小的秤杆;河南有专门制作各种秤毫的;邻村贾吕村的铸造厂可以定做各种不同重量的秤砣。半成品的出现，减轻了刘庆文的劳动强度，他只需要精挑细选，然后把部件组装到一起就行。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一晃，刘庆文也在做秤卖秤的日子里变老。此时，一种新的称量工具出现了，仿佛是一夜之间，人们不再使用杆秤了，无论行商还是坐商，纷纷用上更加便于交易的电子秤。这让做了一辈子杆秤的刘庆文有些怅然，当他发现杆秤已经不能维持生计之后，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现实。从此，他把杆秤制作当成一门业余爱好，而他制作的杆秤正在悄悄走进收藏品的行列。
刘庆文告诉我们，在陕西省，传统杆秤制作技艺已经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这样坚守的目的，也是想为自己的技艺要个名分。他认为，杆秤申遗后就可以继续延续杆秤的生命，否则百年技艺将在现代化社会中消失。
刘庆文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杆秤不仅仅是一种实用工具，更是东方文化与哲理的承载物，它的文化内涵，理应被后人知道。比如，人们把秤砣叫做权，把秤杆叫做衡，权衡一词便是由此而来。过去的杆秤都是十六进位制，杆秤最里面的三颗星叫定盘星，代表的是福禄寿。秤上十六颗准星，从里面往外数第七颗表示北斗星。现在天上北斗七星中间的那颗星仍叫做权星。这就是告诫人们，在用秤做买卖时，要讲究天地良心，不要缺斤短两，缺斤短两会折福折寿。所以，民间有“秤上亏心不得好，秤平斗满是好人”的说法。小小一杆秤时刻在提醒商人，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多给一两是吉祥，多给二两多子孙，多给三两能增寿。
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做人做事方面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别忘了心中要有一杆秤。小小杆秤体现了东方人的文明智慧，也凝结了大量民间的精巧工艺，蕴藏着丰富的专业知识，至今仍具有特殊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历史人文研究价值。如何使传统杆秤在未來有其存活发展的空间，让手工杆秤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是我们应当思索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