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意大利GDP已经下降约8个百分点，将近100万意大利人失业，普通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窘迫。现在在意大利南部，一个年轻人尤其是一个年轻女人，能拥有一份永久劳动合约，且每月能够按时得到足额支付的工资，已经是统计学上的一个特例了。上届政府因为这些问题丧失了连任机会，但如今的联合政府似乎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与以往不同，近期意大利混乱的一大特点就是，意大利公民没有再次涌向街头要求改革。
　　的确，自危机发生以来，意大利社会一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安静，仅有的几次公共示威游行都非常缓和。这与其它挣扎中的欧洲经济体（例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内发生的骚乱非常不一样，更不用说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乱。甚至在瑞典，今年也发生了一些骚乱，就如同2011年英国发生的一样。
　　这次意大利公众没有走向街头喊出自己的愤怒是有原因的。意大利前几代人的储蓄起了部分缓冲作用，但是这里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原因。这些因素正在威胁着意大利社会，将意大利社会推向一个沉默的倒退，就像上世纪90年代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的日本一样。
　　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出现了超过20年的长期经济停滞，这为受危机影响且已迈向老龄化的民主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教训。在日本“失去的十年”中，连续数届政府都允许公共债务迅速攀升，且拒绝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
　　实际上，因为选民一直没有要求进行重大改革，日本政府就没有太多动力去完成大胆的改革。日本人口结构的老化部分解释了这种沉默的原因。日本社会是世界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约有40%左右的日本民众超过54岁，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5.8岁。
　　老年人口的大量储蓄，使得他们对经济停滞具有更大的忍受力。当银行减少贷款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消费者物价水平降低，拿养老金的人和固定收益投资者的购买力相应增加。面临退休的老员工知道，在一个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自己不太可能失去工作。所以，虽然老年人同样不喜欢生活在遭受经济危机的国家，但是他们不会像失去工作机会的年轻人一样觉得不能容忍，他们更加注重手中储蓄的购买力水平。
　　目前，意大利是世界上老龄化问题第三严重的国家，33%的意大利民众达到或超过55岁，意大利民众年龄的中位数为44.2岁。就像日本一样，这些年老的意大利民众具有富足的储蓄。例如，在皮埃蒙特地区，拥有大于或等于35万欧元储蓄的意大利民众平均年龄为66岁。而且，在意大利6000万公民中有1860万人每月接受养老金（虽然其中有1100万人每月养老金接受数额少于1000欧元），同时只有1200万人具有永久的全职劳动合同。
　　像日本一样，意大利的问题同样随着代际差距的扩大而加深。简单地讲，商品服务物价下降对接受固定租金的民众来说是有益的，但是对生产者（包括潜在的生产者在内）来说并非如此。
　　因此，两个不同的群体就会争取不同的政策。例如，个人税收减免能够让小企业主和企业家扩大生产、增强创新和提高竞争力，从而促进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他们就可能要求降低租金。
　　实际上，意大利的税制系统是倾向于储蓄者的。政府债券资本利得税率为12.5%，而把自有资金用来创业的企业家，起始阶段创业成本的50%为政府税收。同样的，意大利房地产税收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仅为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该比例的平均水平为4%，意大利政府还想把该比例继续降低。房东将房租收入的15%缴税，而非熟练工人却需要把自己微薄收入的23%用于缴税。
　　以房养老的老年人和初入职场的青年租房者们越来越站在对立面上，但是前者在投票选举中总是能够喊出更为响亮的声音——这里不仅仅是人口结构的原因。根据问卷调查公司EMS的研究结果，18-34岁的意大利民众中，60%的会投票，而超过55岁的意大利民众中，72%的会投票。领取养老金者有着最强的投票意愿和倾向（73%），学生和没有工作者却是最不可能参加选举的群体。
　　所以，越是利益被政治家满足的人群就越可能去投票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随着年轻人和工人越来越疏远于政治活动，政治领袖继续执行偏向年老群体的政策，也就进一步打压了生产者。
　　最近日本的一些新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希望。关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使得日本民众重新拾起投票权支持安倍政府及其大胆改革。安倍经济学的结果有待分晓，但是，安倍重振日本经济的意图是明确的。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冲击才能刺激意大利人要求政府采取类似举动？1999年采用欧元的变化显然不足以促动意大利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也没有激发意大利人的斗志。除非意大利人开始要求政府解决国家面临的众多经济挑战，而不是等待这些问题自动消失，否则，意大利可能注定进入类似日本一样的“失去的十年”甚至“失去的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