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弊端，是山头林立、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任，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里的人。这种用人上的圈子意识，不仅普通人摆脱不了，而且连睿智杰出的政治家也无法摈弃。

诸葛亮为何器重马谡

　　诸葛亮对马谡的器重与任用，非常典型地透射出这种经营自己势力、打造自己圈子的政治意识。诸葛亮与荆襄宜城马良兄弟关系十分密切。《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透露了这一点：“臣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这种亲密关系，自然要在政治安排上体现出来。马良在先主朝即深受重用，官至郎中。但不幸的是，在夷陵之战中，马良殁于阵中。诸葛亮失去马良，恸痛之情可以想见，于是把更多的关爱倾注到其弟马谡身上。
　　马谡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史称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对他是器重有加，尽管刘备早已指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的偏爱与私心，使得他不以刘备的提醒为意，重用马谡不避任何嫌疑：“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
　　诸葛亮与马谡的亲密，早已超越了工作关系的范畴，而进入到了私人隐蔽的空间：“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这是一般部属无法想象、无法企求的殊遇。马谡自己也承认他与诸葛亮之间的亲密关系：“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
　　这种特殊的关系，加上马谡本人的才能，使诸葛亮对马谡寄予深切期待。而马谡在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役中建议采用“攻心”之策，为诸葛亮的取胜提供了最佳方案，使诸葛亮得以顺利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消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件事，诸葛亮更加欣赏马谡的才能，认定他是继承自己事业、保持荆襄势力在朝廷政治主宰地位的最佳人选。

为何加快使用马谡

　　为了巩固荆襄势力圈子，诸葛亮加快了起用马谡的步伐。诸葛亮知道，要进一步提拔重用马谡，光凭马谡充任副手（参谋长）这样的资历是不够的。马谡必须有充任主官、独当一面，并在战场上立有赫赫军功的经历与成就，才可以堵塞天下悠悠之口，为马谡日后担当诸葛亮事业接班人创造必要条件。这样的圈子意识，使得诸葛亮在任用马谡问题上犯下致命错误。这就是在第一次北伐中原时，他弃魏延、赵云等能征惯战的宿将不用，而任用马谡充任前敌主帅。
　　问题在于优秀的参谋人才，不一定是合格的主帅人选。马谡作为参谋人才，参襄军事、辅佐主将无疑是合格的，但担当一军统帅却力有不逮。而他又偏偏遇上像张郃这样的名将，于是街亭一战，马谡损兵折将，丢失战略要地街亭，使蜀汉整个北伐作战陷入全线被动，“进无所据”。诸葛亮不得已下令还军汉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北伐就如此以失败告终，而马谡本人也因此战役丧失了性命。
　　马谡失街亭，固然有拘泥兵法教条、不善于具体指挥作战的问题，但关键原因是诸葛亮本人在马谡的任用上没能做到“量才节任，随器付业”，把马谡放置到了他无法适应、无法践行的岗位之上。诸葛亮如此英明的人物，却会犯这般愚蠢的错误，“授任无方”，其根源是他脑子里的圈子意识太浓厚，私心太重，在荆襄势力集团经营上过于投入，导致迷惘糊涂的结果。

在马谡任用问题上摔了大跟头

　　诸葛亮因经营荆襄势力集团小圈子而在马谡任用问题上摔了大跟头。然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表明，他似乎并没有从中真正汲取必要的教训。在荆、益两大势力的平衡方面，很显然他还是依托荆襄集团而有意无意地贬抑益州集团。所以他宁愿起用凉州天水人姜维，而不愿将实权交付到有益州集团背景的人手中。应该说，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对日后蜀汉政治演变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汉政权作为以荆襄人士为主体的外来政权，与当地人士的磨合协同似乎一直存在着问题。巴蜀之地的名流、官绅、豪强、士人对它的认同拥护程度很可能是有一定保留的。
　　当日后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将统兵攻蜀时，诸葛瞻（诸葛亮之子）战死绵竹。而巴蜀等当地出身的官吏（如谯周等）却积极鼓动刘禅献城投降，就多少透露出個中的端倪。道理很简单，占主导地位的荆襄集团不甘心丧失自己的权益，自然要殊死抵抗。而对长期受压，甚至多少被边缘化的益州利益集团来说，既然蜀汉政权从本质上来讲，并非自己的政权，那么对它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必过于关心，改换门庭，转由曹魏来统治未必就是灾难。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