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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95岁高龄的父亲彦涵,在其最后一段日子里被肝癌折磨的骨瘦如柴。一天,他努力争开眼睛,用枯瘦的手握着孙子的手,艰难地留给了彦风最后一句话:“记住,要做一个好人”,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开口讲话了。听完这话,彦风的眼泪夺眶而出,“要做一个好人”,这是一句多么简单而又直白的话,然而在这其中所包含的却是彦涵对人生的彻悟,对自己所经历的无数苦难和屈辱的总结、同时也包含着他对人良知的启迪。也就是在他病危的前一年前,他的《彦涵书法集》出版了,在全书的第一页上只有一个字,就是一个很大的“德”字。据我现在的回忆,父亲对它是这样解释的:“‘德’字放在第一页上非常好,这说明世上一切的标准都可以集中在一个‘德’字上。”他又说:“我这样的安排是有特殊含义的。”
有人说:“言传身教是作父亲的榜样”,这话没错,但是放在我们父子身上却并不是全部。在熟悉我的人中间,我的“孝顺”是出了名的。记得父亲每次病重时,我都会守候在急诊室外紧张地来回度步,每次我都会呼吸急促,满脸涨得通红。记得那时,从80年代父亲几次的残胃大出血,到他90年代的两次心肌梗塞,再到他2008年由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引起的败血症,我都为了了解他的病情,长时间泡在新华书店里,在有关医书中苦苦寻求答案,甚至在我的内心深处,他的病就如同发生在我的身上一般。直到他2011年5月,也就是他95岁的那一年,他被确诊得上了肝癌,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他是不会死的,他会和我永远在一起,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感到了绝望。有时我甚至这样认为:“我的生命没有他的重要。”为什么会是这样,也许这在一般的人中是难于理解的,但是了解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理解了。
话还要从我小时候说起,虽然我并不知晓我被放在担架上的母亲身边,正在通向北平的胜利途中的那些事情,虽然我对幸福童年的印象早已往事如烟,但是真正刻骨铭心却是从1957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开始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我的前半生总是和父亲一起伴随着苦难,1958年的下放期间,父亲在政治和疾病的双重打击下身体处于崩溃的状态,我时常看到他每天夜里,在老乡昏暗的灯光下用手抠着喉咙呕吐,那是他从战争时期落下的胃溃疡病的再次复发,那种痛苦的表情我至今都还历历在目,他吐出来的胃酸甚至将洗脸盆都腐蚀掉了。在大雪纷扬的荒原中他拉着我的小手一路前行,这些都时常像是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流过。但是,就是这样他依然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农村生活和革命战斗故事的袖珍木刻,这些后来成为了他艺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作品时期。从那时起我就认定我父亲是被冤枉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父亲就有了共同的命运。像我这样一个从城市里来的孩子开始了农村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我曾经捡过破烂,也放过羊。记得到农村小学的第一天,就被那里的孩子欺负,他们骂我是“北京佬”,为此我和他们厮打了起来,我从那时起就开始尝到了被歧视的滋味,似乎我的命运永远都要和父亲联系在一起。
两年后,这种常态化的歧视就得到了证明。记得从1960年回到北京以后“你爸爸是右派”的这句口头语就从未离开过我的耳边。转眼到了“文革”期间,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验到苦难开始,1966年,我还是在美院附中的一年级上学时,“文革”就开始了。原先关系很好的同学已经在宿舍里公开指着我,辱骂我父亲是“老右派”,并且在我的床头贴上了纸条,上面写着:“资产阶级的狗崽子,限令你们立刻剪掉你们的飞机头,砍掉你们的火箭鞋,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否则就砸烂你们的狗头。”其实我哪里还有什么飞机头,火箭鞋?我有的只是背负着所谓“出身不好”的屈辱。1968年,我父亲为了创作《刘志丹》小说的插图(“最高指示”里指出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被关进了美院的“牛棚”,而我的母亲也为了《收租院》画册的“文字狱”而下了大牢。这年冬天的一天夜里,我被“造反派”连夜抓进了刘海分局。当我质问刘海分局的警察为什么抓我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就因为你父亲是个摘帽右派。”当我不堪忍受监牢的虐待而逃跑被抓回来之后,警察居然指使四个红卫兵一块打我。遭到毒打后我渴得要命,要求他们给水喝,一个人说:“别给他水喝,会死的。”就这样,时间在慢慢地流逝。这一年冬天的一天夜里,我正在做梦,忽然被父亲的敲门声惊醒了,他突然被释放回家了。父亲进门的第一句话就问道:“有你妈妈的消息吗?”就此刻母亲还关在大牢里。我要了摇头就赶紧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当面条煮好后却发现父亲已经和衣睡着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既当爸又当妈,我们父亲相依为命。记得这年的中秋节,门外稀稀落落的是萧瑟的秋雨,父亲突然感慨地说道了苏东坡的《中秋赋》,他念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说罢他就站起身来走出屋外,我望着他在雨中驮着的背影第一次感觉到父亲是老了。1971年7月,我和父亲一起随美院下放到了河北磁县部队农场,开始了艰苦的思想改造过程。记得第二年的春节那一天,我拉着平板车去县城拉粮食,再回来的路上我偷着买了一只烧鸡,为了不被人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和父亲躲到村子外面,在大雪覆盖的原野上狼吞虎咽地啃着烧鸡,这一奇特的春节过法,竟让我终身难忘。后来父亲被调回了北京,参加了周总理指示的新建北京饭店和国际俱乐部的布置画任务。一年后,他与其他一批中国最著名的画家被“四人帮”打成了“黑画家”,他的四十余幅画被当作“黑画”在国家级的中国美术馆挂出来示众,“四人帮”并且并组织工农兵进行批判,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继纳粹德国之后的又一次“黑画展览”。说也巧,当时我就在中国美术馆展览部工作,当时“黑画展”的组织者们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几次想把我调离工作,并说是“调虎离山”。
自“黑画展”以后,我时常看见父亲在闷热的夏夜,身披一块湿毛巾,在九平米的小房间里木刻到深夜,他著名的《鲁迅小说插图》就是在这一时间完成的,父亲告诉我,其中许多插图的形象来自他那个被地主勾结军阀砍了头的堂哥,以及他苦命的嫂子,他说他是流着眼泪完成这些作品的。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是他借用《鲁迅小说》插图对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曾在他工作的小桌旁的墙上,看到父亲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我的那些美好的灵感,往往来自我最痛苦和最不幸的时刻。”就是这张纸条伴随了他多年。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和父亲谈话经常延续到了深夜。他讲到了他过去的苦难童年,他在中学时期闹学潮而被开除,他在艺专学习,并放弃留学而投身革命,在太行山四年的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他的木刻工厂在对日军的“反扫荡”中,就牺牲了四位同志。谈到了“土改”,甚至还谈到了1957年的“反右”始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谈话都是沉重的,我们在一起谈得更多的内容是对艺术的见解。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似乎并不是父子,而更像是要好的朋友。记得有一天深夜,我们父子俩在榆树下对绘画的谈兴正浓,发现没有香烟了。父亲为了不至于打断这样的兴致,而到处去找香烟。后来在美术翻译家刘平君的房门外,父亲发现他也在熬夜,就敲门向他接到了半包烟,这样我们的才又得以继续了下去。至于的我艺术的见解,父亲非常尊重我的意见,对于那些有道理的地方他都会坚决肯定,所有的讨论都没有任何说教成分。另外,这些讨论也并非是空洞的,它往往结合父亲的新近创作展开的。在此一阶段他正值在完成《鲁迅小说插图》。其中有关《白光》和《狂人日记》的画面处理,父亲就接受了我的意见。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那时我已经二十几岁了,有了一定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黑画展”之后,我对父亲经受打击的抗争精神有了深刻地体会。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他新的一个作品时期开始了,这就是他的作品的“黑色时期”,这种变化作为一种人格的出现,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至今我都记得他所讲的一句话:“你永远也不要屈服。”在父亲作品的“黑色时期”大量反映人性的作品开始涌现出来,这是他艺术思想的一次重大的转变,这些作品除了“人性”的题材之外,还有对战争的回忆,对邪恶的批判,其中“反封建”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我时常看到他工作到天明,一种对命运的抗争精神在我的心中油然升起。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才真正地了解了到了我的父亲,这正如在1957年同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的戏剧文学家王少燕所说的:“彦涵,那是一个被打得趴在地上战斗的战士。”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冰河终于解冻了,父亲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对新形式的探索,这种被长期压抑的创造力被彻底地激发出来了。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他的画风就发生了一次明显的变化,几乎是每隔十年,他的艺术观念就发生一次突变,精确地如同钟表一样。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作品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内涵是他从一个号称是“战争画家”转变为了一个“和平主义”的反战画家,他从过去大量表现人民的在改造社会中的集体力量,转变为了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对民主的向往。这些作品正如父亲自己所讲的:“画画其实就是在画思想。”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我对艺术、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是多么的深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父亲对于我所走的人生道路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2011年7月29,我父亲刚刚过完九十五岁生日,这也许是他最后一个生日,我几乎每天都守着他而不忍离去。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开始,我父亲由于严重的白内障已经双目失明了。如他所说:“我一生都在从事绘画艺术,如果我的眼睛瞎掉了,那么生命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就在这种全盲的情况下,突然有一天他要来了纸和笔,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在病榻上凭借这感觉在纸上勾画着他想象中的构图。这种情景甚至使陪护他的护工都潸然泪下。从那些奔放的线条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左劈右砍式的硬汉风格。终于有一天,他不顾大夫认为他的心脏不适合作眼部手术的劝告,而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坚持做复明手术。幸运之神又一次落在了他的身上。他终于又闯过了这一关,当大夫揭去他眼睛上的纱布时,他又看到了他所热爱的家人。他久久地凝视着我,对我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看上去是多么的漂亮,但是看得出你也老了。”
我知道总有一天父亲会离我而去,但是他将永远活在我和热爱他的人的心中。
有人说:“言传身教是作父亲的榜样”,这话没错,但是放在我们父子身上却并不是全部。在熟悉我的人中间,我的“孝顺”是出了名的。记得父亲每次病重时,我都会守候在急诊室外紧张地来回度步,每次我都会呼吸急促,满脸涨得通红。记得那时,从80年代父亲几次的残胃大出血,到他90年代的两次心肌梗塞,再到他2008年由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引起的败血症,我都为了了解他的病情,长时间泡在新华书店里,在有关医书中苦苦寻求答案,甚至在我的内心深处,他的病就如同发生在我的身上一般。直到他2011年5月,也就是他95岁的那一年,他被确诊得上了肝癌,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他是不会死的,他会和我永远在一起,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感到了绝望。有时我甚至这样认为:“我的生命没有他的重要。”为什么会是这样,也许这在一般的人中是难于理解的,但是了解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理解了。
话还要从我小时候说起,虽然我并不知晓我被放在担架上的母亲身边,正在通向北平的胜利途中的那些事情,虽然我对幸福童年的印象早已往事如烟,但是真正刻骨铭心却是从1957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开始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我的前半生总是和父亲一起伴随着苦难,1958年的下放期间,父亲在政治和疾病的双重打击下身体处于崩溃的状态,我时常看到他每天夜里,在老乡昏暗的灯光下用手抠着喉咙呕吐,那是他从战争时期落下的胃溃疡病的再次复发,那种痛苦的表情我至今都还历历在目,他吐出来的胃酸甚至将洗脸盆都腐蚀掉了。在大雪纷扬的荒原中他拉着我的小手一路前行,这些都时常像是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流过。但是,就是这样他依然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农村生活和革命战斗故事的袖珍木刻,这些后来成为了他艺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作品时期。从那时起我就认定我父亲是被冤枉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父亲就有了共同的命运。像我这样一个从城市里来的孩子开始了农村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我曾经捡过破烂,也放过羊。记得到农村小学的第一天,就被那里的孩子欺负,他们骂我是“北京佬”,为此我和他们厮打了起来,我从那时起就开始尝到了被歧视的滋味,似乎我的命运永远都要和父亲联系在一起。
两年后,这种常态化的歧视就得到了证明。记得从1960年回到北京以后“你爸爸是右派”的这句口头语就从未离开过我的耳边。转眼到了“文革”期间,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验到苦难开始,1966年,我还是在美院附中的一年级上学时,“文革”就开始了。原先关系很好的同学已经在宿舍里公开指着我,辱骂我父亲是“老右派”,并且在我的床头贴上了纸条,上面写着:“资产阶级的狗崽子,限令你们立刻剪掉你们的飞机头,砍掉你们的火箭鞋,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否则就砸烂你们的狗头。”其实我哪里还有什么飞机头,火箭鞋?我有的只是背负着所谓“出身不好”的屈辱。1968年,我父亲为了创作《刘志丹》小说的插图(“最高指示”里指出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被关进了美院的“牛棚”,而我的母亲也为了《收租院》画册的“文字狱”而下了大牢。这年冬天的一天夜里,我被“造反派”连夜抓进了刘海分局。当我质问刘海分局的警察为什么抓我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就因为你父亲是个摘帽右派。”当我不堪忍受监牢的虐待而逃跑被抓回来之后,警察居然指使四个红卫兵一块打我。遭到毒打后我渴得要命,要求他们给水喝,一个人说:“别给他水喝,会死的。”就这样,时间在慢慢地流逝。这一年冬天的一天夜里,我正在做梦,忽然被父亲的敲门声惊醒了,他突然被释放回家了。父亲进门的第一句话就问道:“有你妈妈的消息吗?”就此刻母亲还关在大牢里。我要了摇头就赶紧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当面条煮好后却发现父亲已经和衣睡着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既当爸又当妈,我们父亲相依为命。记得这年的中秋节,门外稀稀落落的是萧瑟的秋雨,父亲突然感慨地说道了苏东坡的《中秋赋》,他念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说罢他就站起身来走出屋外,我望着他在雨中驮着的背影第一次感觉到父亲是老了。1971年7月,我和父亲一起随美院下放到了河北磁县部队农场,开始了艰苦的思想改造过程。记得第二年的春节那一天,我拉着平板车去县城拉粮食,再回来的路上我偷着买了一只烧鸡,为了不被人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和父亲躲到村子外面,在大雪覆盖的原野上狼吞虎咽地啃着烧鸡,这一奇特的春节过法,竟让我终身难忘。后来父亲被调回了北京,参加了周总理指示的新建北京饭店和国际俱乐部的布置画任务。一年后,他与其他一批中国最著名的画家被“四人帮”打成了“黑画家”,他的四十余幅画被当作“黑画”在国家级的中国美术馆挂出来示众,“四人帮”并且并组织工农兵进行批判,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继纳粹德国之后的又一次“黑画展览”。说也巧,当时我就在中国美术馆展览部工作,当时“黑画展”的组织者们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几次想把我调离工作,并说是“调虎离山”。
自“黑画展”以后,我时常看见父亲在闷热的夏夜,身披一块湿毛巾,在九平米的小房间里木刻到深夜,他著名的《鲁迅小说插图》就是在这一时间完成的,父亲告诉我,其中许多插图的形象来自他那个被地主勾结军阀砍了头的堂哥,以及他苦命的嫂子,他说他是流着眼泪完成这些作品的。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是他借用《鲁迅小说》插图对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曾在他工作的小桌旁的墙上,看到父亲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我的那些美好的灵感,往往来自我最痛苦和最不幸的时刻。”就是这张纸条伴随了他多年。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和父亲谈话经常延续到了深夜。他讲到了他过去的苦难童年,他在中学时期闹学潮而被开除,他在艺专学习,并放弃留学而投身革命,在太行山四年的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他的木刻工厂在对日军的“反扫荡”中,就牺牲了四位同志。谈到了“土改”,甚至还谈到了1957年的“反右”始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谈话都是沉重的,我们在一起谈得更多的内容是对艺术的见解。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似乎并不是父子,而更像是要好的朋友。记得有一天深夜,我们父子俩在榆树下对绘画的谈兴正浓,发现没有香烟了。父亲为了不至于打断这样的兴致,而到处去找香烟。后来在美术翻译家刘平君的房门外,父亲发现他也在熬夜,就敲门向他接到了半包烟,这样我们的才又得以继续了下去。至于的我艺术的见解,父亲非常尊重我的意见,对于那些有道理的地方他都会坚决肯定,所有的讨论都没有任何说教成分。另外,这些讨论也并非是空洞的,它往往结合父亲的新近创作展开的。在此一阶段他正值在完成《鲁迅小说插图》。其中有关《白光》和《狂人日记》的画面处理,父亲就接受了我的意见。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那时我已经二十几岁了,有了一定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黑画展”之后,我对父亲经受打击的抗争精神有了深刻地体会。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他新的一个作品时期开始了,这就是他的作品的“黑色时期”,这种变化作为一种人格的出现,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至今我都记得他所讲的一句话:“你永远也不要屈服。”在父亲作品的“黑色时期”大量反映人性的作品开始涌现出来,这是他艺术思想的一次重大的转变,这些作品除了“人性”的题材之外,还有对战争的回忆,对邪恶的批判,其中“反封建”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我时常看到他工作到天明,一种对命运的抗争精神在我的心中油然升起。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才真正地了解了到了我的父亲,这正如在1957年同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的戏剧文学家王少燕所说的:“彦涵,那是一个被打得趴在地上战斗的战士。”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冰河终于解冻了,父亲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对新形式的探索,这种被长期压抑的创造力被彻底地激发出来了。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他的画风就发生了一次明显的变化,几乎是每隔十年,他的艺术观念就发生一次突变,精确地如同钟表一样。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作品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内涵是他从一个号称是“战争画家”转变为了一个“和平主义”的反战画家,他从过去大量表现人民的在改造社会中的集体力量,转变为了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对民主的向往。这些作品正如父亲自己所讲的:“画画其实就是在画思想。”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我对艺术、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是多么的深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父亲对于我所走的人生道路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2011年7月29,我父亲刚刚过完九十五岁生日,这也许是他最后一个生日,我几乎每天都守着他而不忍离去。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开始,我父亲由于严重的白内障已经双目失明了。如他所说:“我一生都在从事绘画艺术,如果我的眼睛瞎掉了,那么生命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就在这种全盲的情况下,突然有一天他要来了纸和笔,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在病榻上凭借这感觉在纸上勾画着他想象中的构图。这种情景甚至使陪护他的护工都潸然泪下。从那些奔放的线条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左劈右砍式的硬汉风格。终于有一天,他不顾大夫认为他的心脏不适合作眼部手术的劝告,而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坚持做复明手术。幸运之神又一次落在了他的身上。他终于又闯过了这一关,当大夫揭去他眼睛上的纱布时,他又看到了他所热爱的家人。他久久地凝视着我,对我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看上去是多么的漂亮,但是看得出你也老了。”
我知道总有一天父亲会离我而去,但是他将永远活在我和热爱他的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