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啸仙:艰苦备尝,几成“涸辙之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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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侵占沈阳的当天,中共满州省委随即遭破坏,
  省委一大批重要干部被捕,阮啸仙因外出执行任务幸而走脱。
  他决定只身冒险潜回上海,向党中央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阮啸仙(1898-1935),广东河源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1935年牺牲,时年37岁。
  1931年,一个身体瘦弱的中年男子突然晕倒在上海外滩的街头。他急促地喘息着,面无血色,干裂的嘴唇微微地颤抖。所幸他被好心人送进了红十字会医院。这个中年男子便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阮啸仙。他冒着危险白天出门寻找党组织,却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地。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州省委随即遭破坏
  1930年冬,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的阮啸仙,受中共中央委派,从天津奔赴沈阳,负责指导中共满州省委工作。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部在沈阳城实行宵禁,并派出大量敌特,四处搜捕“共党要犯”。沈阳城顿时笼罩在血雨腥风中。
  日军侵占沈阳的当天,中共满州省委随即遭破坏,省委一大批重要干部被捕,阮啸仙因外出执行任务幸而走脱。
  阮啸仙逃脱日本敌特魔爪后,立即通知沈阳城内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待机行动。
  面对省内绝大部分党组织遭敌破坏的严峻现实,在与中共满州省委机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阮啸仙决定只身冒险潜回上海,向党中央请示下一步的工作。他于这年11月底几经周折到了大连,然后从大连搭乘轮船,前往上海。
  在轮船上,阮啸仙认识了一个名叫石杰英的热心工人。他是上海某粮贸公司的业务员,专门负责公司与大连的大米业务往来。阮啸仙化名“许亚仙”,谎称在沈阳经商,因日人肆虐,欲逃往上海避难。
  石杰英见阮啸仙身体瘦弱,又有高度近视,很同情他的处境,并十分佩服阮啸仙的博学多才。一路上,两人交谈商情,叙说世事,议论时政,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轮船终于到达了上海港。在石杰英的帮助下,阮啸仙住进了上海生泰旅馆。
  阮啸仙又冷又饿,一个踉跄,栽倒在地
  上海,对阮啸仙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早在1929年初春,阮啸仙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就奉中央之命参加了机关驻地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
  1929年12月,阮啸仙的妻子、著名妇女运动领袖高恬波在南昌英勇就义后,阮啸仙奉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不久,他又调任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先后辗转于天津、内蒙、辽宁、上海等地,坚持党的地下斗争。这次重返上海,怎不令阮啸仙感慨万千。
  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阮啸仙按捺住激动的心情,静候党组织的联系和指示。意想不到的是,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也惨遭敌人破坏。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秘密疏散隐蔽,地下联络方式和秘密接头地点也已更改,阮啸仙根本无法与党组织取得任何联系。他只好白天呆在旅馆,晚上偶尔到附近的商场、街道走走,搜集各种线索,密切关注周围环境变化,做好各种应变准备。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还是没有得到党组织的任何消息。阮啸仙十分着急,决定冒险白天外出寻找党组织。
  第二天一大早,他头戴白毡帽,身着西装,一副悠闲的样子,在街道小巷转悠,看能否碰上熟人。但直至傍晚时分,仍没有半点音讯。此时已是隆冬时节,北风嗖嗖,寒气逼人。阮啸仙又冷又饿,只感到心慌气短,头昏眼花,一个踉跄,便栽倒在地。
  阮啸仙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床前除了忙碌着的医生、护士外,还站着一脸焦急的石杰英。此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这是一家教会办的红十字医院。得知阮啸仙是躲避战乱,又是“家远不得归”的“难民”时,出于同情,院方同意免费为他施医诊治。
  看着忙前忙后的石杰英和医护们,阮啸仙眼角噙着泪花,感激和焦灼之情,一齐涌上心头。
  阮啸仙自幼身体欠佳,投身革命后,他餐风露宿,四处奔波,工作极度劳累,生活条件又十分恶劣,使本来就很孱弱的体质更为虚弱。他曾写信给远隔千里的儿子阮乃纲,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疾病缠身,不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现在,他又病倒了,并且在赴上海寻找党组织的非常时刻,使他深感焦虑和不安。
  再苦再累,再难再险,又有何惧
  在阮啸仙住院期间,石杰英对他关怀备至,工作之余时常前来照顾,并从家中送来可口饭菜。看见阮啸仙没有替换衣服,石杰英又慷慨解囊,还不时给一些零用钱,使阮啸仙得以安稳度日。
  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阮啸仙的身体终于康复了。从医院出来后,阮啸仙被石杰英接往其家中暂住。
  阮啸仙知道,石杰英住在东新桥街宝安坊附近的民房里。他虽是大公司的工人,但月薪只有二三十元,要养活一家四口,也是紧张拮据。阮啸仙远离家乡,在上海无亲无故,党组织又联系不上,加上他此时身无分文,一贫如洗,虽感不适,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暂住在石杰英家中,待机再寻找党组织。
  1931年12月27日晚,北风凛冽,寒气透骨。阮啸仙坐在桌前,望着苍穹寥星,不禁想起了两年前不幸殉难的妻子,想起了远隔千山的父老兄弟及好几年未曾谋面的儿子,想起了自己艰险重重、四处漂泊的艰难一生……是啊,为了牺牲了的战友,为了活着的人过上幸福生活,哪怕再苦再累,再难再险,又有何惧!一定要想方设法与党组织联系上!
  于是,阮啸仙向石杰英要来纸笔,向千里之遥的家乡亲友写下了一封甚为珍贵感人的家书。
  阮啸仙在信的开头叙述了沈阳逃离虎口、扶病抵沪及暗示目前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艰险处境。接着,他向家里亲友请求接济,并表示了要继续寻找党组织的坚定决心。信中写道:
  十余年来如何艰苦备尝,今若此则未之有也。再四思维,与其身死他乡,沦为异地之鬼,以贻乃祖乃宗羞,何不汗颜乞怜于诸兄长之前,以活涸辙之枯鱼乎。弟曾计及:(一)继续找本行消息,以三个月为限,必有所获……在都市生活,最省三个月生活须得伍拾元之谱……如数汇来……越快越好,越多越妙……
  在白色恐怖之下书信往来,阮啸仙不得不将党中央暗喻为“本行”,并以“许亚仙”的化名,由石杰英所在公司代转。
  阮啸仙家乡亲友接信后,立即筹款,按照信中地址,如数将款汇去。阮啸仙收到家中汇款后,立即谢别了热心资助的石杰英,利用对上海环境熟悉的有利条件,继续四处秘密打听地下党组织的下落。
  1932年初,阮啸仙终于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回到了党的怀抱。
  1935年,阮啸仙与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率领赣南省党政机关向赣粤边方向突围。在部队越过牛岭、畚岭之间的封锁线,经过信丰上小埂时,阮啸仙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责编/李希萌 责校/黄梦怡 来源/《阮啸仙上海寻党记》,陈其明/文,《广东党史》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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