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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要求 “逐步地在首都和各省区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档案馆。” 1957年底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北京市档案馆，1958年4月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对外工作。它是全国建立的第一个省级国家档案馆。本人当时是一个远离北京1000多公里外的中学生，不知道“档案”是什么，更不知道档案馆。想不到六、七年之后，竟成了北京市档案馆的一名工作人员。除了“文革”期间到京郊农村劳动和一年多在别的单位工作外，一直在北京市档案馆和档案局工作。经历了北京市档案馆成长的重要过程，经历了档案馆成长过程中许多人和事。
到档案馆的第一年
1964年9月下旬，按市人事局负责接待毕业生报到工作同志的指点，来到位于西城区和平门内西松树胡同的北京市档案馆报到。那时档案馆是保密单位，没有牌子。在学校听说过档案馆的大体位置，以为档案馆虽然没有牌子，但它的建筑会不同于一般民用建筑，所以没有向人事局的同志细问北京市檔案馆的门牌号。结果到西松树胡同后发现，找档案馆并不那么简单，费了好多时间才找到。那时胡同里来往的人很少，向他们打听，只是摇头。事后想想，这很正常，有的人即使知道，也不会把一个保密单位告诉陌生人。工作后听说，有的利用者为找档案馆所费的时间要比我多得多。
接待我的是李振华副馆长，50多岁，个头不高，不胖，戴一付镜架上装有助听器的眼镜，态度十分和善，第一次见面，让人有亲近感。后来听说他参加革命前是教师，耳朵是在战争中被巨大的爆炸声震聋。毛笔字写得漂亮，如果现在还留有当年整理的档案，定能看到他写的漂亮的毛笔字。
他向我简单介绍了机关的情况，因离国庆节只有二天了，让我节后正式上班。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通知我去参加“四清”，马上赶到市人委会议室参加会议。到那里谁也不认识，见到一位和善的长者，告诉他我是档案馆派来的，他让我找位置坐下开会，算是报到。回单位讲了参加会议的经过，他们告诉我，那位长者是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原来是我们的领导。从此开始参加了有名的通县“四清”大会战。单位还有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一批“四清”，他们有的先前早已在村里，这是以后才知道的。参加“四清”计划一年时间，我们村工作队的副队长是位有着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同志，希望我在工作队撤离后陪他留守一段时间，我表示同意。但1965年4月中旬，工作队队长（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通知我提前回单位。于是我提前离开“四清”工作队，4月20日左右回到单位参与档案战备工作，直到1967年7月初。
“文革”前的档案馆
1957年5月17日经北京市人民委员委会秘书长同意，筹建北京市档案馆，“建立筹备机构”，“由房管局拨给位于和平门内西松树胡同21号办公楼一座做为馆址”。1957年12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17次行政会议决定建立北京市档案馆。档案馆当时提出“目前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搞好馆内设备，进行对机关档案室现存档案的调查统计，挑选和训练一定数量的干部等”。根据当时情况“暂设三个干部”。1958年4月到6月间“着重进行了集中档案材料的工作。”据老同志回忆，当年大量旧政权机关的档案是用三轮车从六部口运到档案馆的。当时统计，1958年至少有30万卷档案进馆，以后每年有5万卷档案进馆。1959年1月中央发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 1959年12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北京市档案管理局，1960年1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发出启用“北京市档案管理局”印章的通知。从此局、馆在一起办公，陈仝副局长兼任馆长，馆内机构设置为四组一室。
我到档案馆时，档案馆机构已调整为编辑研究组和档案整理组。除正副馆长外，有9位工作人员，其中4位是档案专业大学本科学历，4位是档案专业大专学历，1965年又增加了一位历史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的 工作人员。那时无论是局长、馆长、组长、工勤人员，平时都不称职务。互称老李小张，我在机关年龄最小，称他们老李老张。对直接指导我工作的同志，在我心中更是老师。在开玩笑时偶尔也称职务，记得“文革”期间，全机关人员集中在市委党校，中层干部处于自我保护状态，表面上与大家保持着距离，不随便多说话。但人少的时候，偶尔也和我们开玩笑，我们有时轻声称呼他们的职务，以示亲近。此事不知怎么让军宣队和工宣队知道了，认为在那种情况下称他们职务是觉悟不高，对我们进行了批评。
那时馆藏档案已达18万多卷，资料1万多卷，库房基本饱和。主要是民国时期和日伪时期市政府的档案。还有部分解放后成立的撤销机关档案，如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市监察局等撤销机关的档案。对准备接收进馆的几十万卷档案的存放地点、保管状况等进行了调查。 当时预计，30年后市档案馆的档案馆藏将达140余万卷，资料4万余册。
馆址是一座砖木结构的民宅，曾是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机关用房。库房面积仅为316平方米。主体建筑是座朝南的2层楼，有倒座南房和东西厢房。楼与厢房及倒座南房之间有环廊相连，主楼一层中间的楼梯口与倒座南房也有走廊相接，形成两个相连的院子。东西厢房北端延伸至北侧胡同的围墙，楼后形成狭长的空间。楼的东西两侧都通后院，后院的西端有门通北侧的西中胡同。西厢房北端与主楼并排及向北延伸的部分是两层楼，一层房顶其余部分是与二楼走廊相连的平台，两楼之间有楼梯相连。主楼中间以楼梯为界分东西两部分，二层两楼梯口之间由东西走廊相连，将二楼西半部分成南北两部分，二楼东半部南侧有走廊。倒座南房东端约三分之一处分别是车库（有辆胜利20卧车）、大门和传达室。所有楼的二层及西厢房的楼下部分为办公室及生活用房，西厢房是阅览室，其余为库房。1963年6月，申请建8500多平方米的档案馆，1964年提出了档案馆建设任务书。后因“文革”建新档案馆计划未能实现。当年档案馆馆址的建筑及环境确实既简陋又不安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考察国外档案馆，感觉同期国外的档案馆馆址许多也是利用旧建筑。1986年去意大利参观了6个档案馆，都是利用旧建筑做馆址，最晚的建筑是二战时期的建筑，仅一个档案馆正在建设新馆。在以后参观的新建的外国档案馆馆址中，多数建筑年代不太久远。
当时的装具是木质柜架，据说档案馆建立时，有关部门专门拨了木材制作档案架，1965年战备时用的是木质五节柜。现在木质装具基本被淘汰，但有专家指出，从保护档案的角度看，木质装具应优于金属装具。库房主要靠人工通风调节温湿度。那时中央档案馆才有调节库房温湿度的通风设备，其他档案馆还没有条件。 1986年参观威尼斯档案馆时，问他们是如何控制库房湿温度的？馆长的回答是，威尼斯的档案同威尼斯的人一样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条件。就说他们当时也只能听其自然，还没有条件装备调节库房温湿度的设备。那时我们档案馆已开始装备简单的调节库房温湿度的设备了。
市档案馆建立时提出主要任务之一是“大力开展主动提供利用的工作”。我到档案馆时，设有阅览室，主要检索工具是案卷目录，也有卡片或检索工具。由于工作人员熟悉业务，查档未见困难，当然检索工具少也与当时利用目的比较单一有关。利用者复制档案的主要方法是手抄，个别也有经批准自带相机拍照的。“文革”前，已有了编研成果，只是没有出版条件未能出版。还编了专题目录，有的还发给了研究机构。上世纪80年代有人来查阅有关熊希龄的档案，并带来了“文革”前档案馆编的有关熊希龄档案的专题目录。因“文革”中与专题目录相关的档案经过了整理，原来的编号变了，甚至有的案卷都改变了。原来的专题目录不起作用，只好根据他的利用内容，翻阅有关全宗目录进行检索。这件事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这又使我想起意大利威尼斯档案馆向我们展示的一份十六世纪编制的目录，并说现在仍可利用。说明与这份目录有关的档案一直没有再整理。用今天的眼光看，几百年前整理的档案肯定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他们没有再进行整理。我们对某些档案在几十年里进行了多次整理，每次整理必然将上次整理编制的目录及以此为基础的检索工具部分或全部作废，这实在可惜。其实上世纪50年代，一些专家就提出，过去的档案只要“有规可循，有目可查”不必再整理。如果在利用工作中发现这些档案整理方法存在某些缺陷，可以通过编制有针对性的检索工具解决，而不是重新整理。这样既可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可减少因整理对档案产生的损坏。况且过去档案原貌也是一种重要的信息，重新整理自然丢失。有人认为，重视档案利用是现在档案工作者才有的思想，过去只重视档案保管，轻视档案利用。其实情况并不这样，北京市档案馆建立时就提出了“大力开展主动提供利用的工作”任务，并在档案利用工作方面做出了成绩。由于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在档案利用领域和形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正常现象。档案工作者只能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相应的“大力开展主动提供利用”的愿望。
档案战备
档案战备是当时处于特殊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工作。1964年9月中旬国家档案局召开了各省、市、自冶区档案局、处长会议，研究了档案战备问题。1965年2月上旬北京市档案管理局向市委和市人委提出，把档案工作纳入整个战备部署总体规划之内，为进一步加强档案的安全保管工作，适应平时和战时的工作需要，做好必要物资准备工作，以做到“有备无患”，“以防万一”。根据全市需要转移到后库档案的数量，规划后库的容量为四千零四十五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后库选址原则是分散、隐蔽、靠山，以打山洞为宜，拟建3个后库分类存放。还提出逐渐添置平时与战时两用的积木式五节柜，做木箱2830套，铁柜1215套，分两批完成，第一批2000套，第二批2045套。
市档案馆的战备工作在我4月回单位前早已进行，后库的地址已定，转移档案的区分工作大部分已完成。
当时对馆藏档案分了四类：转移的，坚壁的，就地保存的，一般的（可销毁的）。每类档案都有区分原则。如区分旧政权档案原则规定转移范围的档案包括15条。现在看这15条范围的档案，确实是精华，近20年档案馆以各种方式公布的档案中，大部分旧政权机关的档案都在这15条范围。
我参与档案战备的第一项工作是区分档案。那时对馆藏一无所知，更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区分原则中“事务性”、“一般性”、“重要的”只是字面上认识，不了解其真正的含意，实际操作时难以决断，所好有老同志指导。那时大家工作热情很高，除了白天紧张工作外，几乎每天晚上都加班。
档案战备转移规定的时间紧迫，市档案管理局2月提出的档案后库建设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市档案馆和市人委办公厅的后库按照“分散、隐蔽、靠山”原则，选择在门头沟区小龙门林场。小龙门林场位于接近河北省的109国道旁，在大山中，旁边有树林茂密的山沟，白天常见到黄羊出没，夜间常听到野兽叫声，夏天不热冬天很冷。小龙门林场地处齐家庄公社，离小龙门村有5公里左右，离齐家庄约 7公里。林场有工人近百人，大部分是崇文区的知青。当时按市里统一部署，林场大部分工人集中在十三陵地区造林，有位副场长带着七、八名工人负责日常管理。所以有空闲的职工宿舍，职工宿舍主要用就地取材的木料和石料建成。市档案馆和市人委办公厅借了大约四分之一职工宿舍作后库，并对它进行了简单的改造。地面和四周墙体做了防水处理，窗户加做了可装卸的包铁板的挡板，门后也包了铁板。
那时109国道在勘测设计中，三家店的隧洞还没有修通，乘汽车必须绕道昌平南口经雁翅到小龙门村，也可从西直门乘丰沙线到雁翅，再乘公共汽车到齐家庄，交通十分不便。齐家庄公社范围内只有简单的石子路，公共汽车只通到齐家庄，每天一班，汽车勉强能开到小龙门村。
5月28日早晨我跟随李振华副馆长乘火车再乘汽车，下午3时左右到达小龙门村。一辆卡车载着近70箱，7000多卷、册档案和资料由来长冶同志押运，下午近6时到达小龙门村。小龙门村党支部于书记接待我们，并安排在他家吃晚餐，夜间安排民兵和我们一起看护档案。29日他安排村民用小毛驴驮着档案分批送到小龙门林场。安排好后，我和老来及市人委办公厅的两位同志留下看护后库。
安全问题是看护后库的头等大事。当时林场内连同林场工人在内一般只有十人左右（工人常有休假的），离最近的村子有5公里左右，交通十分不便，也没有顺畅的通讯工具。在当时战备气氛下，无论是馆的领导还是后库看护人员都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是和林场所有人员搞好关系，并轮流参加林场的劳动，二是和附近村子保持联系。那一片是革命老区，民风淳朴，他们也自觉为我们的安全保持着警惕。记得国庆节将至，天河水村来人通报，告知有不明身份的人朝林场方向走来，要我们提高警惕。同时市公安局为我们配发了2支手枪，白天锁在保险柜中，晚上睡觉枕在枕下。李馆长在后库教了我們射击要领，他先示范，我和老来各打了一枪。这是第一次打手枪，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
档案运到后库不久，单位派来几位同志对存放后库的档案又进行了鉴定和整理。大家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点着煤油灯工作。大约10月底只留下我和市人委的一位同志负责看护后库。12月中旬单位派人来替我，回单位参加了京密运河工程的劳动，春节后又用两个月时间到军事体育俱乐部接受射击和摩托车驾驶技术训练，提高战备本领。5月初我再次来到后库，将头年替我的同志换回。大约6月底或7月上旬，李馆长陪同两位市委公厅（当时市委已被改组，称新市委）来后库检查（那时汽车可勉强开到林场），他们对后库的安全提出了注意事项。李馆长向我介绍了单位情况，主要意思是单位的领导已不主事了，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指定（或是机关干部选举）三位一般干部负责机关工作。说明机关也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到8月份，在十三陵造林的工人陆续有回林场的，总的讲林场仍算平静。但到了9月份，回林场的工人多了，也有大字报，并有开批斗林场领导的会发生，林场的气氛开始紧张。我多次向单位汇报了林场的情况。
大概有关方面认为小龙门林场后库已不安全，9月下旬的一天单位派车将档案运到斋堂镇，市人委的档案没有同去，原存放在百花山后库的市委档案，同时运到斋堂镇。新后库是市财贸系统的战备建筑，是个三进院，位于斋堂镇西北角山沟南端，往南100米左右是变电站，再往南400多米是109国道。此时三家店隧洞已通车。斋堂镇是门头沟区的重镇，无论周围环境还是后库的建筑，都比小龙门林场安全。一商局、二商局、人民银行系统的后库设于此，他们各占一个院。我们借用北端人民银行后库的院，这里有不少空着的房屋，做我们和市委的后库。从此开始与市委档案科的同志相识，他们大约在1967年初搬走了。此后基本我一人在那里呆到1967年7月3日。中间单位两次派人短暂替换我回单位休息。
在后库期间除了看护档案，有机会浏览存放在后库的大部分档案，对这部分馆藏档案有所了解，对以后工作很有帮助。
军事接管
斋堂镇的后库相对小龙门林场要安全，交通和通讯等条件好多了。但当地也开始受到“文革”波及，也有冲击机关事件发生，镇上的中学发生过武斗。特别是6月中旬，二商系统学校的学生探听到他们想要的档案存在这里，乘一辆卡车来冲击后库，威胁到后库的安全。单位得知此情况，向有关部门汇报后，印制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封”条，将所有档案柜贴了封条，并在院内贴了禁止冲击档案内容的布告。
7月2日下午3时左右，市革委会办事组负责档案工作的军代表带来10多名的军人，向我介绍他们是中央办公厅派来查档案的，要我配合。他们经过4个小时左右翻阅案卷目录和档案，决定带走30多箱档案，他们办理了手续后离开。3日早晨7时左右，又来了几位军人叫门。一位年约40岁体态较胖的军人向我询问了有关我个人和机关及后库情况的问题，我一一作答后，他拿出盖有“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印章文件给我。文件内容是：“奉上级指示，北京市档案馆所有档案由北京卫戍区接管。现斋堂的所有档案由北京卫戍区运回，原看管人员应在原地待命。”随即向他们移交所有档案，并移交了手枪和子弹。除了清点和搬档案的军人外，还有10多位持枪的军人，负责接管时对后库的临时警戒和档案的押运。
移交档案后，觉得“在原地待命”已没有意义。经他们同意，我乘押运档案的车回单位，中途将档案卸在五里坨一座营房内。单位照样关着大门，但叫门不让进，费了不少时间才让我进门。原来传达室不再是单位的职工，整个单位已由卫戍区派驻军人警卫，值勤的战士反复与机关有关同志核实我的身份后才让我进院内。7月中旬全体工作人员离开机关集中到市委党校。从此北京市档案馆开始先由解放军以后由武警负责警卫。
“文革”期间档案馆被军事接管，北京市档案馆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军区档案馆展览室见到一份文件，文件的内容是当年接管北京市档案馆情况的报告，上有周总理用铅笔作的批示。这充分说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动荡不宁的岁月里，在日理万机中，也关心着北京市档案馆档案的安全。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局原副局长
到档案馆的第一年
1964年9月下旬，按市人事局负责接待毕业生报到工作同志的指点，来到位于西城区和平门内西松树胡同的北京市档案馆报到。那时档案馆是保密单位，没有牌子。在学校听说过档案馆的大体位置，以为档案馆虽然没有牌子，但它的建筑会不同于一般民用建筑，所以没有向人事局的同志细问北京市檔案馆的门牌号。结果到西松树胡同后发现，找档案馆并不那么简单，费了好多时间才找到。那时胡同里来往的人很少，向他们打听，只是摇头。事后想想，这很正常，有的人即使知道，也不会把一个保密单位告诉陌生人。工作后听说，有的利用者为找档案馆所费的时间要比我多得多。
接待我的是李振华副馆长，50多岁，个头不高，不胖，戴一付镜架上装有助听器的眼镜，态度十分和善，第一次见面，让人有亲近感。后来听说他参加革命前是教师，耳朵是在战争中被巨大的爆炸声震聋。毛笔字写得漂亮，如果现在还留有当年整理的档案，定能看到他写的漂亮的毛笔字。
他向我简单介绍了机关的情况，因离国庆节只有二天了，让我节后正式上班。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通知我去参加“四清”，马上赶到市人委会议室参加会议。到那里谁也不认识，见到一位和善的长者，告诉他我是档案馆派来的，他让我找位置坐下开会，算是报到。回单位讲了参加会议的经过，他们告诉我，那位长者是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原来是我们的领导。从此开始参加了有名的通县“四清”大会战。单位还有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一批“四清”，他们有的先前早已在村里，这是以后才知道的。参加“四清”计划一年时间，我们村工作队的副队长是位有着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同志，希望我在工作队撤离后陪他留守一段时间，我表示同意。但1965年4月中旬，工作队队长（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通知我提前回单位。于是我提前离开“四清”工作队，4月20日左右回到单位参与档案战备工作，直到1967年7月初。
“文革”前的档案馆
1957年5月17日经北京市人民委员委会秘书长同意，筹建北京市档案馆，“建立筹备机构”，“由房管局拨给位于和平门内西松树胡同21号办公楼一座做为馆址”。1957年12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17次行政会议决定建立北京市档案馆。档案馆当时提出“目前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搞好馆内设备，进行对机关档案室现存档案的调查统计，挑选和训练一定数量的干部等”。根据当时情况“暂设三个干部”。1958年4月到6月间“着重进行了集中档案材料的工作。”据老同志回忆，当年大量旧政权机关的档案是用三轮车从六部口运到档案馆的。当时统计，1958年至少有30万卷档案进馆，以后每年有5万卷档案进馆。1959年1月中央发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 1959年12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北京市档案管理局，1960年1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发出启用“北京市档案管理局”印章的通知。从此局、馆在一起办公，陈仝副局长兼任馆长，馆内机构设置为四组一室。
我到档案馆时，档案馆机构已调整为编辑研究组和档案整理组。除正副馆长外，有9位工作人员，其中4位是档案专业大学本科学历，4位是档案专业大专学历，1965年又增加了一位历史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的 工作人员。那时无论是局长、馆长、组长、工勤人员，平时都不称职务。互称老李小张，我在机关年龄最小，称他们老李老张。对直接指导我工作的同志，在我心中更是老师。在开玩笑时偶尔也称职务，记得“文革”期间，全机关人员集中在市委党校，中层干部处于自我保护状态，表面上与大家保持着距离，不随便多说话。但人少的时候，偶尔也和我们开玩笑，我们有时轻声称呼他们的职务，以示亲近。此事不知怎么让军宣队和工宣队知道了，认为在那种情况下称他们职务是觉悟不高，对我们进行了批评。
那时馆藏档案已达18万多卷，资料1万多卷，库房基本饱和。主要是民国时期和日伪时期市政府的档案。还有部分解放后成立的撤销机关档案，如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市监察局等撤销机关的档案。对准备接收进馆的几十万卷档案的存放地点、保管状况等进行了调查。 当时预计，30年后市档案馆的档案馆藏将达140余万卷，资料4万余册。
馆址是一座砖木结构的民宅，曾是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机关用房。库房面积仅为316平方米。主体建筑是座朝南的2层楼，有倒座南房和东西厢房。楼与厢房及倒座南房之间有环廊相连，主楼一层中间的楼梯口与倒座南房也有走廊相接，形成两个相连的院子。东西厢房北端延伸至北侧胡同的围墙，楼后形成狭长的空间。楼的东西两侧都通后院，后院的西端有门通北侧的西中胡同。西厢房北端与主楼并排及向北延伸的部分是两层楼，一层房顶其余部分是与二楼走廊相连的平台，两楼之间有楼梯相连。主楼中间以楼梯为界分东西两部分，二层两楼梯口之间由东西走廊相连，将二楼西半部分成南北两部分，二楼东半部南侧有走廊。倒座南房东端约三分之一处分别是车库（有辆胜利20卧车）、大门和传达室。所有楼的二层及西厢房的楼下部分为办公室及生活用房，西厢房是阅览室，其余为库房。1963年6月，申请建8500多平方米的档案馆，1964年提出了档案馆建设任务书。后因“文革”建新档案馆计划未能实现。当年档案馆馆址的建筑及环境确实既简陋又不安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考察国外档案馆，感觉同期国外的档案馆馆址许多也是利用旧建筑。1986年去意大利参观了6个档案馆，都是利用旧建筑做馆址，最晚的建筑是二战时期的建筑，仅一个档案馆正在建设新馆。在以后参观的新建的外国档案馆馆址中，多数建筑年代不太久远。
当时的装具是木质柜架，据说档案馆建立时，有关部门专门拨了木材制作档案架，1965年战备时用的是木质五节柜。现在木质装具基本被淘汰，但有专家指出，从保护档案的角度看，木质装具应优于金属装具。库房主要靠人工通风调节温湿度。那时中央档案馆才有调节库房温湿度的通风设备，其他档案馆还没有条件。 1986年参观威尼斯档案馆时，问他们是如何控制库房湿温度的？馆长的回答是，威尼斯的档案同威尼斯的人一样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条件。就说他们当时也只能听其自然，还没有条件装备调节库房温湿度的设备。那时我们档案馆已开始装备简单的调节库房温湿度的设备了。
市档案馆建立时提出主要任务之一是“大力开展主动提供利用的工作”。我到档案馆时，设有阅览室，主要检索工具是案卷目录，也有卡片或检索工具。由于工作人员熟悉业务，查档未见困难，当然检索工具少也与当时利用目的比较单一有关。利用者复制档案的主要方法是手抄，个别也有经批准自带相机拍照的。“文革”前，已有了编研成果，只是没有出版条件未能出版。还编了专题目录，有的还发给了研究机构。上世纪80年代有人来查阅有关熊希龄的档案，并带来了“文革”前档案馆编的有关熊希龄档案的专题目录。因“文革”中与专题目录相关的档案经过了整理，原来的编号变了，甚至有的案卷都改变了。原来的专题目录不起作用，只好根据他的利用内容，翻阅有关全宗目录进行检索。这件事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这又使我想起意大利威尼斯档案馆向我们展示的一份十六世纪编制的目录，并说现在仍可利用。说明与这份目录有关的档案一直没有再整理。用今天的眼光看，几百年前整理的档案肯定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他们没有再进行整理。我们对某些档案在几十年里进行了多次整理，每次整理必然将上次整理编制的目录及以此为基础的检索工具部分或全部作废，这实在可惜。其实上世纪50年代，一些专家就提出，过去的档案只要“有规可循，有目可查”不必再整理。如果在利用工作中发现这些档案整理方法存在某些缺陷，可以通过编制有针对性的检索工具解决，而不是重新整理。这样既可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可减少因整理对档案产生的损坏。况且过去档案原貌也是一种重要的信息，重新整理自然丢失。有人认为，重视档案利用是现在档案工作者才有的思想，过去只重视档案保管，轻视档案利用。其实情况并不这样，北京市档案馆建立时就提出了“大力开展主动提供利用的工作”任务，并在档案利用工作方面做出了成绩。由于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在档案利用领域和形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正常现象。档案工作者只能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相应的“大力开展主动提供利用”的愿望。
档案战备
档案战备是当时处于特殊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工作。1964年9月中旬国家档案局召开了各省、市、自冶区档案局、处长会议，研究了档案战备问题。1965年2月上旬北京市档案管理局向市委和市人委提出，把档案工作纳入整个战备部署总体规划之内，为进一步加强档案的安全保管工作，适应平时和战时的工作需要，做好必要物资准备工作，以做到“有备无患”，“以防万一”。根据全市需要转移到后库档案的数量，规划后库的容量为四千零四十五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后库选址原则是分散、隐蔽、靠山，以打山洞为宜，拟建3个后库分类存放。还提出逐渐添置平时与战时两用的积木式五节柜，做木箱2830套，铁柜1215套，分两批完成，第一批2000套，第二批2045套。
市档案馆的战备工作在我4月回单位前早已进行，后库的地址已定，转移档案的区分工作大部分已完成。
当时对馆藏档案分了四类：转移的，坚壁的，就地保存的，一般的（可销毁的）。每类档案都有区分原则。如区分旧政权档案原则规定转移范围的档案包括15条。现在看这15条范围的档案，确实是精华，近20年档案馆以各种方式公布的档案中，大部分旧政权机关的档案都在这15条范围。
我参与档案战备的第一项工作是区分档案。那时对馆藏一无所知，更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区分原则中“事务性”、“一般性”、“重要的”只是字面上认识，不了解其真正的含意，实际操作时难以决断，所好有老同志指导。那时大家工作热情很高，除了白天紧张工作外，几乎每天晚上都加班。
档案战备转移规定的时间紧迫，市档案管理局2月提出的档案后库建设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市档案馆和市人委办公厅的后库按照“分散、隐蔽、靠山”原则，选择在门头沟区小龙门林场。小龙门林场位于接近河北省的109国道旁，在大山中，旁边有树林茂密的山沟，白天常见到黄羊出没，夜间常听到野兽叫声，夏天不热冬天很冷。小龙门林场地处齐家庄公社，离小龙门村有5公里左右，离齐家庄约 7公里。林场有工人近百人，大部分是崇文区的知青。当时按市里统一部署，林场大部分工人集中在十三陵地区造林，有位副场长带着七、八名工人负责日常管理。所以有空闲的职工宿舍，职工宿舍主要用就地取材的木料和石料建成。市档案馆和市人委办公厅借了大约四分之一职工宿舍作后库，并对它进行了简单的改造。地面和四周墙体做了防水处理，窗户加做了可装卸的包铁板的挡板，门后也包了铁板。
那时109国道在勘测设计中，三家店的隧洞还没有修通，乘汽车必须绕道昌平南口经雁翅到小龙门村，也可从西直门乘丰沙线到雁翅，再乘公共汽车到齐家庄，交通十分不便。齐家庄公社范围内只有简单的石子路，公共汽车只通到齐家庄，每天一班，汽车勉强能开到小龙门村。
5月28日早晨我跟随李振华副馆长乘火车再乘汽车，下午3时左右到达小龙门村。一辆卡车载着近70箱，7000多卷、册档案和资料由来长冶同志押运，下午近6时到达小龙门村。小龙门村党支部于书记接待我们，并安排在他家吃晚餐，夜间安排民兵和我们一起看护档案。29日他安排村民用小毛驴驮着档案分批送到小龙门林场。安排好后，我和老来及市人委办公厅的两位同志留下看护后库。
安全问题是看护后库的头等大事。当时林场内连同林场工人在内一般只有十人左右（工人常有休假的），离最近的村子有5公里左右，交通十分不便，也没有顺畅的通讯工具。在当时战备气氛下，无论是馆的领导还是后库看护人员都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是和林场所有人员搞好关系，并轮流参加林场的劳动，二是和附近村子保持联系。那一片是革命老区，民风淳朴，他们也自觉为我们的安全保持着警惕。记得国庆节将至，天河水村来人通报，告知有不明身份的人朝林场方向走来，要我们提高警惕。同时市公安局为我们配发了2支手枪，白天锁在保险柜中，晚上睡觉枕在枕下。李馆长在后库教了我們射击要领，他先示范，我和老来各打了一枪。这是第一次打手枪，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
档案运到后库不久，单位派来几位同志对存放后库的档案又进行了鉴定和整理。大家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点着煤油灯工作。大约10月底只留下我和市人委的一位同志负责看护后库。12月中旬单位派人来替我，回单位参加了京密运河工程的劳动，春节后又用两个月时间到军事体育俱乐部接受射击和摩托车驾驶技术训练，提高战备本领。5月初我再次来到后库，将头年替我的同志换回。大约6月底或7月上旬，李馆长陪同两位市委公厅（当时市委已被改组，称新市委）来后库检查（那时汽车可勉强开到林场），他们对后库的安全提出了注意事项。李馆长向我介绍了单位情况，主要意思是单位的领导已不主事了，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指定（或是机关干部选举）三位一般干部负责机关工作。说明机关也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到8月份，在十三陵造林的工人陆续有回林场的，总的讲林场仍算平静。但到了9月份，回林场的工人多了，也有大字报，并有开批斗林场领导的会发生，林场的气氛开始紧张。我多次向单位汇报了林场的情况。
大概有关方面认为小龙门林场后库已不安全，9月下旬的一天单位派车将档案运到斋堂镇，市人委的档案没有同去，原存放在百花山后库的市委档案，同时运到斋堂镇。新后库是市财贸系统的战备建筑，是个三进院，位于斋堂镇西北角山沟南端，往南100米左右是变电站，再往南400多米是109国道。此时三家店隧洞已通车。斋堂镇是门头沟区的重镇，无论周围环境还是后库的建筑，都比小龙门林场安全。一商局、二商局、人民银行系统的后库设于此，他们各占一个院。我们借用北端人民银行后库的院，这里有不少空着的房屋，做我们和市委的后库。从此开始与市委档案科的同志相识，他们大约在1967年初搬走了。此后基本我一人在那里呆到1967年7月3日。中间单位两次派人短暂替换我回单位休息。
在后库期间除了看护档案，有机会浏览存放在后库的大部分档案，对这部分馆藏档案有所了解，对以后工作很有帮助。
军事接管
斋堂镇的后库相对小龙门林场要安全，交通和通讯等条件好多了。但当地也开始受到“文革”波及，也有冲击机关事件发生，镇上的中学发生过武斗。特别是6月中旬，二商系统学校的学生探听到他们想要的档案存在这里，乘一辆卡车来冲击后库，威胁到后库的安全。单位得知此情况，向有关部门汇报后，印制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封”条，将所有档案柜贴了封条，并在院内贴了禁止冲击档案内容的布告。
7月2日下午3时左右，市革委会办事组负责档案工作的军代表带来10多名的军人，向我介绍他们是中央办公厅派来查档案的，要我配合。他们经过4个小时左右翻阅案卷目录和档案，决定带走30多箱档案，他们办理了手续后离开。3日早晨7时左右，又来了几位军人叫门。一位年约40岁体态较胖的军人向我询问了有关我个人和机关及后库情况的问题，我一一作答后，他拿出盖有“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印章文件给我。文件内容是：“奉上级指示，北京市档案馆所有档案由北京卫戍区接管。现斋堂的所有档案由北京卫戍区运回，原看管人员应在原地待命。”随即向他们移交所有档案，并移交了手枪和子弹。除了清点和搬档案的军人外，还有10多位持枪的军人，负责接管时对后库的临时警戒和档案的押运。
移交档案后，觉得“在原地待命”已没有意义。经他们同意，我乘押运档案的车回单位，中途将档案卸在五里坨一座营房内。单位照样关着大门，但叫门不让进，费了不少时间才让我进门。原来传达室不再是单位的职工，整个单位已由卫戍区派驻军人警卫，值勤的战士反复与机关有关同志核实我的身份后才让我进院内。7月中旬全体工作人员离开机关集中到市委党校。从此北京市档案馆开始先由解放军以后由武警负责警卫。
“文革”期间档案馆被军事接管，北京市档案馆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军区档案馆展览室见到一份文件，文件的内容是当年接管北京市档案馆情况的报告，上有周总理用铅笔作的批示。这充分说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动荡不宁的岁月里，在日理万机中，也关心着北京市档案馆档案的安全。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