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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贫困被视为是可行能力的丧失。可行能力的丧失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农村偏远地区，由于在不同阶段，村民可行能力的丧失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使得村庄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衰退型贫困与扩张型贫困共存。衰退型贫困是一种贫困的扩散，是由于县级的贫困辐射到村庄，从而使村庄也陷入贫困。扩张型贫困是回波效应的产物，是由于村庄的资源不断流向经济发展优越的地区，以致资源流入地越来越发达，村庄却越来越落后。乌兰察布市禁牧政策的出台，使二吉淖村由衰退型贫困转向衰退型贫困与扩张型贫困交织的困境。面对两种贫困问题的共同作用，提高村民的可行能力，吸引村民回流和新劳动力注入，增加村庄公共性，可改变村庄的贫困面貌。
二吉淖村地处偏僻山区，周围被山环绕，占地面积2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1890亩，草坡地面积1065亩，人均耕地面积3.78亩。户籍人口500人，现住村民112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老年人，基本都是贫困人口，风调雨顺的季节，人均纯收入1970元。村中自然条件恶劣，村民生活水平低下。
在商都县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本应逐步富裕的二吉淖村却越来越贫困，越来越落后。尤其是2012年，乌兰察布市出于对草场的保护以及对荒漠化的治理，实施了禁止放牧的政策，严厉禁止所有的牧民放牧，实行圈养。这一新政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原本只能靠种地和放牧维持生计，现在却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牲畜变卖，变成纯农户。这样一来，有很多村民离开村庄，使本就贫困的村庄雪上加霜。
衰退型贫困中的能力丧失
物质资本匮乏是导致衰退型贫困的基础因素。物质资本指的是用于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包括基本的生活消费品，房屋以及农用工具等。村民只有拥有足够的物质资本，才有能力自由进入市场。但对于二吉淖村的村民来说，他们的物质资本普遍匮乏。
二吉淖村村民主要依靠种地和放牧为生，但是村中自然环境恶劣，土壤盐碱化、沙漠化问题严重，雨量较少，又没有灌溉设施，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对气候和环境的依存度高，所以，村民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基本生活无法保证。另一方面，遇上旱季，草场的草质变差，村民依靠放牧的收入会下降，这也给村民的生活带来风险。村民普遍反映，煤炭价格昂贵，每吨大约600元左右，所以，仍有人将牛粪作为生活燃料，这样一来，夏天还勉强可以维生，到冬天的时候由于取暖资源的缺乏，不少村民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
二吉淖村村民户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户均人口7人，房屋的修建年限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基本上都是泥土房，年久失修，夏天雨水会渗入屋内，冬天房屋的抗寒能力又很低。恶劣的住房条件直接影响到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中农用机械匮乏，村民农作时只能依靠自家的牲畜，农业现代化水平低下。
社会机会匮乏是导致衰退型贫困的重要原因。社会机会指的是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自由。改革开放以后，二吉淖村由于在获取教育、医疗保健、交通设施、通信设施等方面机会的丧失，一直处于贫困状态。
二吉淖村的教育非常落后，村里的小学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学校只有一位授课老师，而且所有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会分别讲授不同的年级不同的课程。教育设施的缺乏，无法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上课环境，再加上村民对教育的不重视，很多学生都中途退学，回到家中，帮忙务农或放牧。小学毕业之后，如果想要上中学，就必须到离村很远的玻璃忽镜乡去读，由于路途比较遥远，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双脚走到学校。2004年，村中小学被撤销，剩下的村民不得不将自家的小孩送往乡里或是县里接受教育。教育资源的缺乏，使村民的素质得不到提高，不能很好地投入生产，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更不可能有能力去建设他们的家园。
村中没有医疗设备，更没有诊所，只有一位赤脚医生。由于医生的能力有限，很多病人都得不到及时医治。村里的药物短缺，村民总是被建议去乡里或县里进行检查。但是，由于村子距离乡里有30多公里，距离县城有100多公里，再加上交通很不便利，所以有很多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医疗设施的缺乏，使村民的健康得不到保证，不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生产活动，更不可能改变贫困状态。
交通设施建设对农村的发展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农村道路建设的投资可以带来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村公路可以降低交通成本，使农户更容易获取技术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交通设施的不足，限制了村民的经济机会和享受必不可少的服务的机会。二吉淖村只有一条泥土路，根本没有实现村村通。由于交通不便，距离市场又远，运输成本又高，村民在食品方面只能自给自足，限制了食物的多样化。虽然偶尔会有外来的人在村里卖各种食物，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村里只有一班车通往县里，载客量只有七八个人。村与村，村与乡之间没有交通工具，村民想要外出只能借助摩托车或自行车。交通工具的缺乏，限制了村民的外出条件，减少了他们进入市场的机会。
衰退型贫困基础上的扩张型贫困
2012年，乌兰察布市出于对草场的保护以及对荒漠化的治理，实施了禁止放牧的政策，严厉禁止所有的牧民放牧，实行圈养。这一政策的提出对于村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们原本只能依靠种地和放牧维持生计，现在却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牲畜变卖，由于卖得匆忙，交换能力明显下降，村民损失很大。这样一来，很多有资源和能力的村民被迫离开村庄，选择别的生活机会。
拥有资源和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开使原本就贫困的村庄雪上加霜。以前村庄虽然穷，也有一部分人离开，但是绝大部分村民还是选择留下来。但现在村民数量却直线下降至112人，且基本全是老年人。由于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劳动能力，获得收入的能力自然就低。老年人自身脱贫能力本就低下，更不可能使村庄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2010年以来，商都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又极大的吸引着离开村庄的村民，使他们返乡务农的意愿大大降低。村民的离开，使得村庄在原有贫困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能力丧失问题。 村庄获得新劳动力的能力缺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吸引着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开，村庄劳动力缺乏，土地无人耕种。禁牧政策的出台使原本不想离开村庄的村民也被迫另寻他计，这样一来，村内的劳动力就更加紧缺。据村中一位村民所说，村中的老人每家每年有2600元的低保，可2600元对于只有一个老人的家庭勉强能够维持生计，可是对于那些有两个老人的家庭呢？出于无奈，他们只能用自己的低保金买种子、化肥，希冀通过种地来获得额外收入，但是二吉淖村是靠天吃饭，对气候和环境的依赖度高，又没有灌溉水源，老人的收入根本无法得到保障。2014年夏天，商都县全县大旱，农作物颗粒无收，农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对于村里的老人更是如此，他们用一年的低保换来的竟是颗粒无收。政府虽然会适度地给予灾荒补助，但毕竟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民的贫困问题。离开的村民感受到村外世界的舒适，逐渐放弃了农村，举家迁移，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农村务农。县城工资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较好、发展机会较多的拉力作用和村庄落后、经济收入低下、发展机会缺乏、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推力作用共同导致了村庄的持续贫困。村庄一直贫困，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变弱，就不可能有新的劳动力注入，土地就会一直荒废，村庄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村庄公共性缺失。公共性在农村社区中广泛存在，农村社区的温馨、和谐主要得益于公共性功能的彰显。禁牧政策的实施和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开，使二吉淖村的公共性日渐萎缩，村民维持传统公共社会关系和公共精神文化的能力逐渐丧失，导致村庄的公共性缺失。
传统公共社会关系维持能力丧失。传统公共社会关系指的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村庄内部关系。二吉淖村原本是一个魏姓大村，几代人一直和睦地住在村里，可是最近几年由于持续贫困，村民的生计难以持续，一批又一批的人选择离开，使这种传统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村民之间的联系中断。由于村中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留守老人”，行动不便，彼此之间也没有交集，关系日渐冷淡。村民有时虽会因为祭祖回到村庄，但也只是作为临时住客，祭祖完毕后就会离开，与剩下的村民也没有过多的交流，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寒暄。村民维持公共社会关系能力的丧失，使村庄冷淡下来，缺乏生活气息，公共社会关系的缺失也使村庄的贫困进一步加剧。
村庄社会活力维持能力丧失。社会活力指的是村民的一种公共精神文化生活。20世纪80年代，村里经常会有电影下乡的活动；90年代，随着一部分村民的离开，活动也就越办越少，剩下的年轻人有时会聚集在一起通过打牌来消遣时间。村里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如哪家有人办喜事、丧事，或者逢年过节，就会有县里的二人台（汉族戏曲剧种）团队来村里演出，虽然时间很短，却也可以丰富村民的闲暇生活。近几年，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最后剩下的几乎全是老年人，由于腿脚不方便，他们大多都呆在自家，平时很少出门，也很少与邻居沟通。有的老人家里虽然有电视，但也形同虚设，问及原因时，他们会说没有感兴趣的节目，还有电视里说的都是普通话，因为文化层次低，有时他们也不易听懂。公共精神文化生活的逐渐退化，使村庄社会活力明显弱化。笔者认为，促进村庄的公共精神文化建设，增强村庄社会活力，带动和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对改变村庄贫困面貌的作用不容小觑。
村庄今后发展一些建议
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村中的劳动力基本都是老年人口，除种地外，只能依靠儿女和政府有限的补贴，但是对于那些无子女和孤寡老人来说，生活来源是极其有限的，只能依靠每个月50元的低保维生。所以，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
农牧业以及住房条件的改善对于村民生存需求的满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收益的增加仍然具有较高的减贫效应，所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和拓展新农业，建设灌溉设施，提供充足的灌溉水，提供和利用农机进行作业，采用合适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培养人工草场，改善住房条件等，对提高农牧民物质资本可行能力十分必要。
摆脱贫困要以增加可行能力为驱动力，只有提高村民的可行能力，他们才有信心和热情去摆脱贫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应对贫困的政策目标，应该从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存拓展到降低致贫风险，并强调帮助弱势群体增加可行能力，发挥自身潜力和赢得发展机会。提高村民的可行能力，对于村民自信心的增强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村民有了自信心，就不会自我排斥，他们有能力过上不成为任何人负担、无需向社会伸手的生活，才能有更大的激情投身到自己家乡的建设中，才能为家乡的发展出力。
村民可行能力的提高，还能进一步吸引村民回流，使村庄发展走向实心化。农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变村庄贫困面貌，增加村民的幸福感。村里应该继续保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利，建设特色农产品基地，吸引外商进村。对愿意回村的村民进行农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层次。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应充分开发利用村庄资源，实现村庄的产业化发展。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的缺乏，也会严重阻碍村庄的发展，二吉淖村村民至今使用的仍是井水，而且村中还没有路灯，不利于村民晚上的出行。因此要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教育、医疗、道路、水利建设，对村庄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后，还要增加村庄的公共性，避免由于公共性的缺失而给村庄带来负面的影响。通过发展农业、建设基础设施和增强村庄公共性的共同作用，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努力吸引村民回乡创造发展机会，促进农村发展，使其走上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于一体的综合发展路径。
二吉淖村地处偏僻山区，周围被山环绕，占地面积2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1890亩，草坡地面积1065亩，人均耕地面积3.78亩。户籍人口500人，现住村民112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老年人，基本都是贫困人口，风调雨顺的季节，人均纯收入1970元。村中自然条件恶劣，村民生活水平低下。
在商都县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本应逐步富裕的二吉淖村却越来越贫困，越来越落后。尤其是2012年，乌兰察布市出于对草场的保护以及对荒漠化的治理，实施了禁止放牧的政策，严厉禁止所有的牧民放牧，实行圈养。这一新政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原本只能靠种地和放牧维持生计，现在却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牲畜变卖，变成纯农户。这样一来，有很多村民离开村庄，使本就贫困的村庄雪上加霜。
衰退型贫困中的能力丧失
物质资本匮乏是导致衰退型贫困的基础因素。物质资本指的是用于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包括基本的生活消费品，房屋以及农用工具等。村民只有拥有足够的物质资本，才有能力自由进入市场。但对于二吉淖村的村民来说，他们的物质资本普遍匮乏。
二吉淖村村民主要依靠种地和放牧为生，但是村中自然环境恶劣，土壤盐碱化、沙漠化问题严重，雨量较少，又没有灌溉设施，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对气候和环境的依存度高，所以，村民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基本生活无法保证。另一方面，遇上旱季，草场的草质变差，村民依靠放牧的收入会下降，这也给村民的生活带来风险。村民普遍反映，煤炭价格昂贵，每吨大约600元左右，所以，仍有人将牛粪作为生活燃料，这样一来，夏天还勉强可以维生，到冬天的时候由于取暖资源的缺乏，不少村民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
二吉淖村村民户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户均人口7人，房屋的修建年限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基本上都是泥土房，年久失修，夏天雨水会渗入屋内，冬天房屋的抗寒能力又很低。恶劣的住房条件直接影响到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中农用机械匮乏，村民农作时只能依靠自家的牲畜，农业现代化水平低下。
社会机会匮乏是导致衰退型贫困的重要原因。社会机会指的是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自由。改革开放以后，二吉淖村由于在获取教育、医疗保健、交通设施、通信设施等方面机会的丧失，一直处于贫困状态。
二吉淖村的教育非常落后，村里的小学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学校只有一位授课老师，而且所有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会分别讲授不同的年级不同的课程。教育设施的缺乏，无法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上课环境，再加上村民对教育的不重视，很多学生都中途退学，回到家中，帮忙务农或放牧。小学毕业之后，如果想要上中学，就必须到离村很远的玻璃忽镜乡去读，由于路途比较遥远，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双脚走到学校。2004年，村中小学被撤销，剩下的村民不得不将自家的小孩送往乡里或是县里接受教育。教育资源的缺乏，使村民的素质得不到提高，不能很好地投入生产，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更不可能有能力去建设他们的家园。
村中没有医疗设备，更没有诊所，只有一位赤脚医生。由于医生的能力有限，很多病人都得不到及时医治。村里的药物短缺，村民总是被建议去乡里或县里进行检查。但是，由于村子距离乡里有30多公里，距离县城有100多公里，再加上交通很不便利，所以有很多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医疗设施的缺乏，使村民的健康得不到保证，不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生产活动，更不可能改变贫困状态。
交通设施建设对农村的发展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农村道路建设的投资可以带来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村公路可以降低交通成本，使农户更容易获取技术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交通设施的不足，限制了村民的经济机会和享受必不可少的服务的机会。二吉淖村只有一条泥土路，根本没有实现村村通。由于交通不便，距离市场又远，运输成本又高，村民在食品方面只能自给自足，限制了食物的多样化。虽然偶尔会有外来的人在村里卖各种食物，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村里只有一班车通往县里，载客量只有七八个人。村与村，村与乡之间没有交通工具，村民想要外出只能借助摩托车或自行车。交通工具的缺乏，限制了村民的外出条件，减少了他们进入市场的机会。
衰退型贫困基础上的扩张型贫困
2012年，乌兰察布市出于对草场的保护以及对荒漠化的治理，实施了禁止放牧的政策，严厉禁止所有的牧民放牧，实行圈养。这一政策的提出对于村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们原本只能依靠种地和放牧维持生计，现在却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牲畜变卖，由于卖得匆忙，交换能力明显下降，村民损失很大。这样一来，很多有资源和能力的村民被迫离开村庄，选择别的生活机会。
拥有资源和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开使原本就贫困的村庄雪上加霜。以前村庄虽然穷，也有一部分人离开，但是绝大部分村民还是选择留下来。但现在村民数量却直线下降至112人，且基本全是老年人。由于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劳动能力，获得收入的能力自然就低。老年人自身脱贫能力本就低下，更不可能使村庄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2010年以来，商都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又极大的吸引着离开村庄的村民，使他们返乡务农的意愿大大降低。村民的离开，使得村庄在原有贫困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能力丧失问题。 村庄获得新劳动力的能力缺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吸引着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开，村庄劳动力缺乏，土地无人耕种。禁牧政策的出台使原本不想离开村庄的村民也被迫另寻他计，这样一来，村内的劳动力就更加紧缺。据村中一位村民所说，村中的老人每家每年有2600元的低保，可2600元对于只有一个老人的家庭勉强能够维持生计，可是对于那些有两个老人的家庭呢？出于无奈，他们只能用自己的低保金买种子、化肥，希冀通过种地来获得额外收入，但是二吉淖村是靠天吃饭，对气候和环境的依赖度高，又没有灌溉水源，老人的收入根本无法得到保障。2014年夏天，商都县全县大旱，农作物颗粒无收，农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对于村里的老人更是如此，他们用一年的低保换来的竟是颗粒无收。政府虽然会适度地给予灾荒补助，但毕竟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民的贫困问题。离开的村民感受到村外世界的舒适，逐渐放弃了农村，举家迁移，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农村务农。县城工资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较好、发展机会较多的拉力作用和村庄落后、经济收入低下、发展机会缺乏、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推力作用共同导致了村庄的持续贫困。村庄一直贫困，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变弱，就不可能有新的劳动力注入，土地就会一直荒废，村庄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村庄公共性缺失。公共性在农村社区中广泛存在，农村社区的温馨、和谐主要得益于公共性功能的彰显。禁牧政策的实施和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开，使二吉淖村的公共性日渐萎缩，村民维持传统公共社会关系和公共精神文化的能力逐渐丧失，导致村庄的公共性缺失。
传统公共社会关系维持能力丧失。传统公共社会关系指的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村庄内部关系。二吉淖村原本是一个魏姓大村，几代人一直和睦地住在村里，可是最近几年由于持续贫困，村民的生计难以持续，一批又一批的人选择离开，使这种传统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村民之间的联系中断。由于村中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留守老人”，行动不便，彼此之间也没有交集，关系日渐冷淡。村民有时虽会因为祭祖回到村庄，但也只是作为临时住客，祭祖完毕后就会离开，与剩下的村民也没有过多的交流，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寒暄。村民维持公共社会关系能力的丧失，使村庄冷淡下来，缺乏生活气息，公共社会关系的缺失也使村庄的贫困进一步加剧。
村庄社会活力维持能力丧失。社会活力指的是村民的一种公共精神文化生活。20世纪80年代，村里经常会有电影下乡的活动；90年代，随着一部分村民的离开，活动也就越办越少，剩下的年轻人有时会聚集在一起通过打牌来消遣时间。村里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如哪家有人办喜事、丧事，或者逢年过节，就会有县里的二人台（汉族戏曲剧种）团队来村里演出，虽然时间很短，却也可以丰富村民的闲暇生活。近几年，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最后剩下的几乎全是老年人，由于腿脚不方便，他们大多都呆在自家，平时很少出门，也很少与邻居沟通。有的老人家里虽然有电视，但也形同虚设，问及原因时，他们会说没有感兴趣的节目，还有电视里说的都是普通话，因为文化层次低，有时他们也不易听懂。公共精神文化生活的逐渐退化，使村庄社会活力明显弱化。笔者认为，促进村庄的公共精神文化建设，增强村庄社会活力，带动和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对改变村庄贫困面貌的作用不容小觑。
村庄今后发展一些建议
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村中的劳动力基本都是老年人口，除种地外，只能依靠儿女和政府有限的补贴，但是对于那些无子女和孤寡老人来说，生活来源是极其有限的，只能依靠每个月50元的低保维生。所以，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
农牧业以及住房条件的改善对于村民生存需求的满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收益的增加仍然具有较高的减贫效应，所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和拓展新农业，建设灌溉设施，提供充足的灌溉水，提供和利用农机进行作业，采用合适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培养人工草场，改善住房条件等，对提高农牧民物质资本可行能力十分必要。
摆脱贫困要以增加可行能力为驱动力，只有提高村民的可行能力，他们才有信心和热情去摆脱贫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应对贫困的政策目标，应该从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存拓展到降低致贫风险，并强调帮助弱势群体增加可行能力，发挥自身潜力和赢得发展机会。提高村民的可行能力，对于村民自信心的增强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村民有了自信心，就不会自我排斥，他们有能力过上不成为任何人负担、无需向社会伸手的生活，才能有更大的激情投身到自己家乡的建设中，才能为家乡的发展出力。
村民可行能力的提高，还能进一步吸引村民回流，使村庄发展走向实心化。农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变村庄贫困面貌，增加村民的幸福感。村里应该继续保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利，建设特色农产品基地，吸引外商进村。对愿意回村的村民进行农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层次。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应充分开发利用村庄资源，实现村庄的产业化发展。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的缺乏，也会严重阻碍村庄的发展，二吉淖村村民至今使用的仍是井水，而且村中还没有路灯，不利于村民晚上的出行。因此要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教育、医疗、道路、水利建设，对村庄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后，还要增加村庄的公共性，避免由于公共性的缺失而给村庄带来负面的影响。通过发展农业、建设基础设施和增强村庄公共性的共同作用，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努力吸引村民回乡创造发展机会，促进农村发展，使其走上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于一体的综合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