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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初步的理论成果和较大的建设成就。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失误，以及“左”倾思潮的干扰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失败。从哲学角度解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受挫的原因，可以发现，这主要是没有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割裂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颠倒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割裂了社会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的辩证关系；忽视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哲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6—0067-(05)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借鉴别国经验，努力摆脱苏联的模式，率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初步的理论成果和较大的建设成就。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失误，以及“左”倾思潮的干扰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失败，如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等。本文拟从哲学角度，解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受挫的原因。
一、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物质与精神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翻开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恰是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要，促使人们去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正是改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经济利益，推动着人类去发展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具和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去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去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等等。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只片面地注重精神方面的激励作用，而忽视物质方面的基础作用。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央决策层不恰当地把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解释为纯粹的非功利性，提出“勒紧裤带干革命”，并进一步扩大精神的作用。很多人认为，我们在物质产品方面虽然不如资本主义丰富，但我们有精神上的优势、政治上的优势，如“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远大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等。“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总之是靠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如果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不搞政治挂帅，而搞物质刺激，引导人们去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和物质享受，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人为地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片面地强调精神的作用，导致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片面地强调“政治挂帅”、片面地突出共产主义的“精神崇高”。学者李泽厚指出：“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变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变成了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认为是它推动着社会前进、生产发展、人类的进步。”
当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理论极端盛行，“富”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同义语而加以批判，谁发家致富，谁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而被批倒批臭；而“穷”则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同义语而加以倡导，越穷越光荣。“对个人来说，穷则是纯洁灵魂、完善道德、保持革命精神的前提。”人们的是非观、荣辱观完全颠倒。“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真诚地相信，舒适、享受、漂亮以及一切对美的追求都是资产阶级的，物质上的富有必然导致精神上的堕落。而安贫、粗陋、单调、恬淡寡欲则是无产阶级的象征，才能保证精神上的富有。”因此，在“文革”期间，人们掀起了批“唯生产力论”的狂潮，结果扭曲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仅在分配上本能地要求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慢以及我们在物质产品方面的极端匮乏。后来邓小平指出：“‘四人帮’……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十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无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既有精神方面的体现，又有物质方面的表现，而且物质是基础。有鉴于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科学论断，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二、割裂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阻碍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生产，“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邓小平指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我们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照搬照套苏联模式，使得我们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由此在实践上不是着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不顾生产力的现实状况，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认为公有制的水平越高、规模越大，越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学者李泽厚指出：毛泽东“抓的主要是生产关系上的不断革命：即由私有制不断过渡到由‘低级’到‘高级’的公有制。而作为这种‘过渡’的动力则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当然，过去在“左”倾思潮盛行的情况下，也提出过要解放生产力，但那时的主要着力点是生产关系中的私有制的残余，是认为公有制程度不高、规模不大，或者认为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政治力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搞政治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如邓小平所 指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毛泽东曾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论断，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来解放、发展生产力。总之，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长期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没有能够正确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否认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片面、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致使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共同贫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急于想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急于想使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都是错误的倾向，“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脱离现实生产力的状况，加速公有化的发展程度，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割裂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破坏或延缓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夺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上述论断的真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期间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就是“夺取必需品的斗争”，其结果是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打”、“砸”、“抢”等恶劣现象时常发生，严重破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和生产积极性。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即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客观本质、客观规律，就是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持续不断的解放和发展来巩固自身的存在，从而创造条件逐步向共产主义发展和过渡。所以，后来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三、颠倒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事物都是一个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在矛盾双方中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而且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无疑，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分，它们是辩证统一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相互转化的。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即已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走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足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问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据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却把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毛早年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继续。”毛泽东总是怀念革命战争年代的传统和经验，但他心目中的革命传统和经验实际上是凝固的而不是发展的，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是面向过去的而不是立足现在和面向未来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理论上能够正确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但在实践上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在反右斗争的高潮中，毛泽东进而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对党的八大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改变。1964年12月，毛泽东又宣称：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和一个资本主义派；这两派体现着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毫无疑问，这些错误观点违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仅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实际上否定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必要性，从而在指导思想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状况。
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斗争。以及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进一步把阶级斗争引伸到党内，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一次升级。此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与阶级矛盾的认识严重地脱离现实，并认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事实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由于作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由于颠倒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文化大革命”更是将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扩大化、绝对化。其结果使中国政治上处于动荡无序的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以致人民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生活处于贫困状态。而与“文化”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在所谓的“革命”中首当其冲，大祸临头，自然在逻辑之中。“由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理论的失误引起的文化的灾难，知识分子的灾难，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灾难。”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毛泽东生前提出的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重新落到了实处。
四、割裂了社会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的辩证关系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足有规律的，而社会规律的实现又要通过人们创造历史的自觉活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是辩证统一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归根到底受社会规律的支配；人不能选择生产力，也不能任意选择和变革生产关系，更不能随意选择某种社会形态。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 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目的性和能动性，并不意味着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相反，人的目的的实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成功。如果违背或超越客观规律，必然要遭受客观规律的惩罚而导致挫折和失败。
早在1955年底，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违反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和行为。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使亿万人民幸福，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时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总路线提出来。1958年底，中央讨论，决定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为中国的“三面红旗”，提出了“三面红旗万岁”的著名口号。正是在盲目乐观的背景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城乡严重地泛滥开来。当时，《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竟宣称：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多快好省。“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意志论的思想风靡一时，甚至有人说，规律是能够创造、改变的。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归结为人的主观意志，这足赤裸裸的唯意志论、唯心论。毛泽东说：看来共产主义存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急于跳入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天真烂漫的幻想，客观上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可悲的是，1960年初又出现了“共产风”复活的局面。“其结果导致国家在内外矛盾交加的复杂背景下，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品以及日用品供给日趋紧张。中国进入了极其困难时期”。在所有制方面，不顾生产力的现实状况，人为地搞“一大二公”，完全排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毫无疑问，不顾生产力的现实状况，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严重地违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可能到达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就经济形态而言，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体现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种形态。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为废除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反复强调要掌握客观经济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时还批评了那种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否定按劳分配、价值规律等错误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律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违背经济规律搞‘大跃进’，违背政治发展规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哲学上的根源即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思路上出现了主观片面性。”
五、忽视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与其内因外因的关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与外因在一定的条件可以相互转化。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能否发展，能否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永远是第一位的，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外因对事物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要积极争取有利的外援，吸收外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借鉴别国的经验，来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可见，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创造和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充分利用和借鉴别国的发展经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促进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对外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孤立、遏制的政策，使得中国无法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由此在客观上强化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市情绪，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20世纪50年代，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文化上还是有一定交往的，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对中国实现初级工业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起了很大作用。但50年代后期，特别“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疏远起来，中国几乎是对世界各国都关起了大门。尽管在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实现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但从总体上来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仍基本上处于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中。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着重阐述了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围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但由于当时特定的国际围内环境，以及对资本主义认识上的偏差，对外开放的程度是极其有限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是封闭国门的。就社会性质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形态，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方面有质的不同，但两者并不是绝对地对立的，而是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的一面。但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合作和相互利用的一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问，由于极左思潮的盛行，向外国学习被不分清红皂白地说成是“崇洋媚外”，从而在主观上影响了向外国学习的积极性和对外开放的程度。邓小平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动力。邓小平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 陈 墨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哲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6—0067-(05)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借鉴别国经验，努力摆脱苏联的模式，率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初步的理论成果和较大的建设成就。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失误，以及“左”倾思潮的干扰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失败，如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等。本文拟从哲学角度，解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受挫的原因。
一、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物质与精神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翻开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恰是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要，促使人们去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正是改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经济利益，推动着人类去发展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具和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去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去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等等。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只片面地注重精神方面的激励作用，而忽视物质方面的基础作用。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央决策层不恰当地把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解释为纯粹的非功利性，提出“勒紧裤带干革命”，并进一步扩大精神的作用。很多人认为，我们在物质产品方面虽然不如资本主义丰富，但我们有精神上的优势、政治上的优势，如“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远大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等。“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总之是靠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如果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不搞政治挂帅，而搞物质刺激，引导人们去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和物质享受，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人为地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片面地强调精神的作用，导致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片面地强调“政治挂帅”、片面地突出共产主义的“精神崇高”。学者李泽厚指出：“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变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变成了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认为是它推动着社会前进、生产发展、人类的进步。”
当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理论极端盛行，“富”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同义语而加以批判，谁发家致富，谁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而被批倒批臭；而“穷”则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同义语而加以倡导，越穷越光荣。“对个人来说，穷则是纯洁灵魂、完善道德、保持革命精神的前提。”人们的是非观、荣辱观完全颠倒。“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真诚地相信，舒适、享受、漂亮以及一切对美的追求都是资产阶级的，物质上的富有必然导致精神上的堕落。而安贫、粗陋、单调、恬淡寡欲则是无产阶级的象征，才能保证精神上的富有。”因此，在“文革”期间，人们掀起了批“唯生产力论”的狂潮，结果扭曲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仅在分配上本能地要求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慢以及我们在物质产品方面的极端匮乏。后来邓小平指出：“‘四人帮’……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十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无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既有精神方面的体现，又有物质方面的表现，而且物质是基础。有鉴于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科学论断，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二、割裂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阻碍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生产，“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邓小平指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我们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照搬照套苏联模式，使得我们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由此在实践上不是着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不顾生产力的现实状况，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认为公有制的水平越高、规模越大，越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学者李泽厚指出：毛泽东“抓的主要是生产关系上的不断革命：即由私有制不断过渡到由‘低级’到‘高级’的公有制。而作为这种‘过渡’的动力则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当然，过去在“左”倾思潮盛行的情况下，也提出过要解放生产力，但那时的主要着力点是生产关系中的私有制的残余，是认为公有制程度不高、规模不大，或者认为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政治力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搞政治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如邓小平所 指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毛泽东曾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论断，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来解放、发展生产力。总之，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长期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没有能够正确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否认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片面、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致使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共同贫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急于想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急于想使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都是错误的倾向，“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脱离现实生产力的状况，加速公有化的发展程度，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割裂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破坏或延缓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夺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上述论断的真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期间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就是“夺取必需品的斗争”，其结果是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打”、“砸”、“抢”等恶劣现象时常发生，严重破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和生产积极性。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即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客观本质、客观规律，就是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持续不断的解放和发展来巩固自身的存在，从而创造条件逐步向共产主义发展和过渡。所以，后来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三、颠倒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事物都是一个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在矛盾双方中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而且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无疑，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分，它们是辩证统一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相互转化的。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即已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走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足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问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据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却把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毛早年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继续。”毛泽东总是怀念革命战争年代的传统和经验，但他心目中的革命传统和经验实际上是凝固的而不是发展的，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是面向过去的而不是立足现在和面向未来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理论上能够正确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但在实践上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在反右斗争的高潮中，毛泽东进而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对党的八大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改变。1964年12月，毛泽东又宣称：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和一个资本主义派；这两派体现着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毫无疑问，这些错误观点违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仅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实际上否定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必要性，从而在指导思想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状况。
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斗争。以及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进一步把阶级斗争引伸到党内，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一次升级。此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与阶级矛盾的认识严重地脱离现实，并认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事实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由于作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由于颠倒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文化大革命”更是将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扩大化、绝对化。其结果使中国政治上处于动荡无序的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以致人民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生活处于贫困状态。而与“文化”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在所谓的“革命”中首当其冲，大祸临头，自然在逻辑之中。“由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理论的失误引起的文化的灾难，知识分子的灾难，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灾难。”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毛泽东生前提出的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重新落到了实处。
四、割裂了社会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的辩证关系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足有规律的，而社会规律的实现又要通过人们创造历史的自觉活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是辩证统一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归根到底受社会规律的支配；人不能选择生产力，也不能任意选择和变革生产关系，更不能随意选择某种社会形态。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 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目的性和能动性，并不意味着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相反，人的目的的实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成功。如果违背或超越客观规律，必然要遭受客观规律的惩罚而导致挫折和失败。
早在1955年底，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违反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和行为。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使亿万人民幸福，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时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总路线提出来。1958年底，中央讨论，决定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为中国的“三面红旗”，提出了“三面红旗万岁”的著名口号。正是在盲目乐观的背景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城乡严重地泛滥开来。当时，《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竟宣称：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多快好省。“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意志论的思想风靡一时，甚至有人说，规律是能够创造、改变的。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归结为人的主观意志，这足赤裸裸的唯意志论、唯心论。毛泽东说：看来共产主义存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急于跳入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天真烂漫的幻想，客观上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可悲的是，1960年初又出现了“共产风”复活的局面。“其结果导致国家在内外矛盾交加的复杂背景下，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品以及日用品供给日趋紧张。中国进入了极其困难时期”。在所有制方面，不顾生产力的现实状况，人为地搞“一大二公”，完全排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毫无疑问，不顾生产力的现实状况，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严重地违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可能到达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就经济形态而言，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体现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种形态。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为废除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反复强调要掌握客观经济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时还批评了那种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否定按劳分配、价值规律等错误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律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违背经济规律搞‘大跃进’，违背政治发展规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哲学上的根源即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思路上出现了主观片面性。”
五、忽视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与其内因外因的关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与外因在一定的条件可以相互转化。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能否发展，能否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永远是第一位的，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外因对事物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要积极争取有利的外援，吸收外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借鉴别国的经验，来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可见，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创造和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充分利用和借鉴别国的发展经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促进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对外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孤立、遏制的政策，使得中国无法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由此在客观上强化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市情绪，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20世纪50年代，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文化上还是有一定交往的，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对中国实现初级工业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起了很大作用。但50年代后期，特别“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疏远起来，中国几乎是对世界各国都关起了大门。尽管在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实现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但从总体上来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仍基本上处于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中。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着重阐述了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围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但由于当时特定的国际围内环境，以及对资本主义认识上的偏差，对外开放的程度是极其有限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是封闭国门的。就社会性质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形态，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方面有质的不同，但两者并不是绝对地对立的，而是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的一面。但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合作和相互利用的一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问，由于极左思潮的盛行，向外国学习被不分清红皂白地说成是“崇洋媚外”，从而在主观上影响了向外国学习的积极性和对外开放的程度。邓小平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动力。邓小平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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