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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马”之意的“morin”满语词汇文化语义进行研究。首先分析“morin”马的基本语义及其来源，同时论述了满族及其先人对“morin”马的认知，进而说明其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方面所表达出的鲜明的满族特色以及独有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满语词；morin；文化语义
一、“morin”马概述
（一）“morin”的基本语义
1.morin “马、午”。[1] 《清文总汇》中释义：“马、午时之午”。[2]
“morin”在《御制清文鉴》中的解释为：yalure ulha i gebu， juwan juwe gargan i nadaci de bi， losa de adalikan， ?an ajige， delun uncehen golmin， dedure de amargi bethe nenembi， ilire de julergi bethe nenembi.
译文：马，供骑用的牲口名，十二干支中的第七位，形状与骡相似，耳小，脖鬃与尾巴长，卧时先动后腿，站时先动前腿。
2.与“morin”相关的词语：
[1] morin bargiyambi 收马。gidame jorici hiyab sehede bakjan bakjan oforo sukiyame morin be bargiyambi.
译文：《30·成》对着镫子刺溜放了一箭，就缓缓捏住缰绳套马。[3]
[2] morin be yarhūdambi 引马、牵马。suwe gemu morin ci ebufi，yafahalafi gabtaha sirdan be baire arame beri igen i nimanggi be feteme morin be yarhūdame elhei gene.
译文：《1·实》汝等皆下马，佯以弓稍拂雪，作拾箭状，徐徐引马而退。[4]
3.像马或像马的某部分，具有马的某种特征：morin torho 细辛菜；morin hūwaitambi 出恭；morin silmen 鹞鹰。
4.午（十二支之一）：morin aniya 午年，morinbiya 五月，kulun morin i oron i dulim bade wajihabi 《34·易》乾尽午中。[5]
由此可见，“morin”基本语义为马，提供坐骑相关，成书于清初的《三国演义》满文译本中的战争场景描写亦有此词义体现：
[1] hiowande ilan nofi faidan i juleri morilafi bisire de. 译文：三人立马阵前。
[2] ding jiyan yang geli faidan dulimbaci tucifi. 译文：丁建阳于阵中纵马直出。
（二） morin一词的来源
在世界范围内，“马”一词在很多不同的语系中都有着相当大程度的同源现象。关于马的驯化可以追溯到东欧和西伯利亚地区。关于“马”一词首先出现在阿尔泰语系的观点得到了较大的认可。在东亚及东北亚诸民族和国家当中，中国文字最早记录了马的存在，而其他后发文明则较晚才有所记录。《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山东龙山文化早在（2600BC-2000BC）相当于传说中皇帝到夏初，中国就有了关于驯化马的遗迹。“甲骨文中也有‘马’字……殷墟出土有马车……是商朝有马的明确证据，其时间相当于赫梯帝国时代（1750BC-1200BC）。”[6] 除此之外，中国商代以后的文献中如《史记》、《汉书》也记录了中国北方民族战争中使用马的记录，但是没有那些民族语言中马的读音。我们就只能通过目前这些北方民族的后裔语言中去寻找“马”一词的读音和意义的情况。有研究者认为，从现代突厥语系语言拟构古突厥语“马”一词的原始形态，现代突厥语中，人们最常用at来指称“马”，还有学者认为“马并非是个阿尔泰语词源，而是一系列借词。”而Blench则表示，突厥语系与阿尔泰语系之间没有关联，“马的起源最可能是中亚，语言地理学明确指向蒙古语族人”。在阿尔泰语系中关于“马”在蒙古语支中证词为“mori（n）”；在通古斯语支中证词为“murin”；在朝鲜语支中证词为“mal”；在日本语支中证词为“uma”；从拟构中，这一分支的同源词根可以确定为#m-r-η。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马”一词在阿尔泰语系中具有同源性是个不争的事实。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马”可以较好地得到规则性拟构，很容易看出蒙古语诸语言的同源词为“murin”。[7] 以此为事实依据，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满语“morin”马一词的来源轨迹，即存在于阿尔泰语系中，在通古斯语支“murin”中演化而来成为确切的满语“morin”马的含义。
（三）满族及其先世对于“morin”马的认知
翻开北方民族的历史，马无不伴随左右，随着马背民族的强盛，马亦成为神勇力量的象征，成为北方诸民族的重要文化特色。中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天然的牧场，自然条件适合牧业经济发展。辽阔的平原，丰盛的牧草和蒿类，以及适于多种盐土植物生长的肥沃土壤，水源充足，长期地广人稀等条件，都为游牧经济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据沙皇俄国经济专家考察鉴定，俄国境内的草原“罕有能比者”。[8] 因此早在满族先人肃慎时代，就先后饲养猪、马等家畜。北魏初年（471-475年），满族先人——靺鞨人就以饲养良种马匹贡献于中原。史载“靺鞨遣使乙力支向中国（中原）皇帝朝献马五百匹”，并以精锐的骑兵助战中原。从当时的墓葬骨骸中证明，马、牛、羊、猪等都是满族先人畜牧业的重要品种，而其中又以饲养马匹为主。[9] 宋朝建隆以来，又有“女真自其国泛海至登州卖马”[10]。元、明时代的女真人与清代满族皆承先代之业，使其牧业经济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正因为马对于人类具有极其广泛的用途，在与物质经济生产方式相关的狩猎、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在军事征战中，都离不开马的身影。反映在满语词汇中，便形成了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满语词汇。据初步统计，大约六百余个。[11] 其中关于马的种类、形态、毛色、肢体、牧养、使用等词汇竟达449个之多。[12] 如：关于马种类的有：kuluk jerde（赤骥）、borro hara（盗骊）、kulutu fulan（苍龙骥）、cabaga suru（雪团花）等等；关于马年龄的有：unahan（马驹）、sucutu（二岁马）、artu（三岁马）、saifatu（四岁马）等等；关于马形态类的有：julungga（马柔和）、cira（马强壮）、modo（马蠢笨）、saiburu（小走）、fekumbumbi（跃马）等等；关于马毛色类的有：fulan（青马）、suru（白马）、tolbotu（菊花青）、jerde（红马）、kara（黑马）等等；关于牧养类的有：adun（牧群）、ilerembi（栓着啃草）、ibembi（添草料）、bordombi（喂肥）。 在外形和性情来看，满族马与中国马相同。[13] 满洲马种“体大良善”，[14] 有自己的特点。这种马种今天都与蒙古马类似，矮小体轻，善于负重和奔跑，日行100-200俄里，特别适合在东西伯利亚松软的草野中生活。[15] 满族人是非常优秀的养马行家，他们在有清一代组成了非常优秀的骑兵。满族人所用的马鞍是蒙古式的，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中从不步行，总是骑在马背上或坐在马车里，即使是探访住地离自己家仅一箭之遥的某人也不例外。[16] 满族及其先人关于养马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们适应本地区生活环境，大体采取野牧或槽养两种办法，野牧为“牛马四时常放草野”，这是专门在草野放牧的马群，牧放时间较长，严冬到来时，何以保护，史无详载。另一种是“槽养”或称“拴养”。这类马是主人经常骑的马，即“惟所骑马饲以刍豆”[17] 满族人把马养在很原始的马厩里，或者系在院子里面或者外面的专用木桩上，满族人用来喂马的饲料是：煮过的燕麦和黑豆相混合，煮过的粟和和黑豆相混合，或者，由大麦、粟杆、麸子和水搅拌成的糊糊，[18] 亦有“切獐鹿肉与水鱼饲之”的。从整个马群牧养情况看，以草野放牧为主，拴养为辅。[19] 我们由此便可以看出马在满族人的生产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深远影响。
直至满族定鼎中原后，历代帝王常常宣扬国语骑射二者不可偏废，其中骑射就是对满族文化的最好继承，每年秋季皇家举行的秋狝大典，以武结盟，以猎练军，都是对满族文化的直接体现与良好传承。
二、 “morin”马的文化内涵
（一）“morin”马对社会制度的反映
1.与马有关的人
adun i da 阿敦大、牧长，这个词的汉语意义为牧长。是为上驷院（adun i yamun）、太仆寺（adun be kadalara yamun）及其王府所设置的官员，康熙年间，颁行牧马人役定制：骡马，每旗五群，每群设阿敦大一名，阿敦副一名，牧丁（adun i niyalma）十名；骟马，每旗一群，设阿敦大、阿敦副各一名。根据马匹繁殖的多少，新联生熟，奖罚不一。[20] 雍正初期，阿敦大改称为马群头目，后来称之为牧长。
2.与马有关的管理衙门
adun i yamun 阿敦衙门、上驷院，该词汉语意义为管理牧群的衙门，汉语名称为上驷院，为内务府统辖的管理、训育御用马匹的机构，是牧业经济的总理机构。初名“御马监”，1661年更名为“阿敦衙门”。1677年定名为“上驷院”，为三品衙门。在紫禁城内外及其南苑共有马厩十七个，饲养各种马匹七百多匹。设厩长、厩副、牧副、牧丁、草夫、马甲等，分别管理马厩事务。此外在口外及盛京等处设厂四个，饲养马驼，共养马二百六十一群，驼六十五群。各牧场分设总管、小总管、翼长、牧长、牧副、牧丁等，分任牧马事务。[21] 大凡皇帝到东北巡幸、行围、谒陵等所用差马，皆由上驷院拨给。其下管辖有盛京大凌河、盘蛇驿、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等诸多皇家牧场。
在满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语言的发展壮大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成正比的。可以看出满族的畜牧经济是固有文化的重要代表，早已经超出简单的经济范畴，morin最初是指普通的名词，单指马这种满族人饲养的牲畜，随着满族人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morin在原有语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语义，用以表达与畜牧经济有关的人员以及涉及牧马事物所涉及的机关、官员、以及一些放牧训练马匹等其他事项。清代畜牧业经济自清朝中叶开始衰落。主要表现在牧养的牲畜数量下降，特别是马匹，因战事不多而数量锐减，致使许多牧场空闲起来。所以考察“morin”一词对于清代社会制度的反映以及对满族文化和语言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morin”马对宗教信仰的反映
满族是骑射民族，而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驰骋东北，统一中国，与满族人善于养马、驯马、用马具有极大的关系。在家畜中，人与马的关系很是密切，被誉为“草原之舟”，马对狩猎关系很大，马的驯服使步射成为骑射，大大提高了捕获野兽的效率和力量，无论是从运输角度还是作战的角度马都是满族不可或缺的家畜。因此马作为畜类也是令人信奉的神灵。
在牧区、农区的北方民族中，不仅供奉马神，而且还有献给神的神马。马神在祭祀中比较重要，清代的许多有关文献中都记述了祭马神的活动与礼仪：清宫每年“春秋立杆祭神后，祭马神二日”，祭马神的仪式很郑重，“巫以系马吉帛进，巫者祝如仪，主人跪领吉帛付司牧者”。 早期以大牺牲祭天时，杀白马与青牛为牺牲。满族人的“拴马祭”就鲜明的体现了满族人对于重视马的重视程度，乾隆年间的福格在《听雨丛谈》卷十一的“满洲字”中有“祭马神”的相关记载，“今满洲祭祀，有祭马祖者，或刻木为马，联络而悬于祭所，或设神像而祀”[22]。满族向祖先致祭，要进行morin hūwaitame weceku（拴马祭），这源于马在满族先民狩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时至今日，满族的祭祀依然保持着拴马祭的这个仪式，这既是对祖先的敬仰，也是马在满族人心中地位的体现。拴马用的马为神马，此马是家族人共同拴的，在平日里不准乘骑，在拉车的时候禁止妇女乘坐，逢年过节以单槽饲养，并给以好的饲料。神马一般要选三四岁白色或兔黑色的长鬃长尾的去势的公马或儿马。
下面选取《宁古塔塔瓜儿佳氏祭祀神册》中“拴马祭”神词，来举例说明。
endure weceku i kesi de isibu， hūturi be ?angnabu， tere aniyangga， wesihun i haha angga arjaha， yalure morin be yangse sain acabu wecere amsun be berheme faidafi， sain inenggi be sonjofi， weceku be gingguleme wecemi， urgun sebjen alime gaiki. 译文：聚众神之福，赐予属某某的男孩，遇见了好的骑马，摆放好祭肉，择取良辰吉日，把神仙敬祭，请神喜悦的接受。
“拴马祭”是祭祀祖先的重要部分之一，反映了马在满族人民心中的重要作用与崇高的地位。
（三）“morin”马对文化习俗的反映
满族及其先人，无论是在远古打牲阶段，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在数千年的漫长民族经济生活中，牧业经济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服饰、饮食、婚姻、丧葬、体育等各个领域，无不浸透着牧业经济的深刻影响，进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特色。下面就以畜牧业经济中极具特色的“morin”马为例进行具体论述：
1.在服饰方面：
olbo（马褂）的样式为圆领、对襟、有开衩与扣绊、长度及脐、袖长至肘，其最初只是为了便于满族人骑马进行狩猎、征战等活动，后逐渐被民间接受：“国初，惟营兵衣之。是与旗袍配穿的短衣，罩于旗袍外面，适于骑马、狩猎、或出征时穿用故称“马褂”。
2.在饮食方面：
八旗兵在行军途中，行军速度快，他们从来不带粮食，也不注意运输粮食，碰到什么就吃什么，实在找不到东西吃，就吃自己的马。可以想象，在野餐中要将马肉完全烧熟极为不易，因此他们就养成了“惯吃半生半熟的肉”等生活习惯。[23] 满族人喜吃奶，直到清末民初，老舍先生仍描绘说：“在满洲饽饽里往往有奶油，我的先人也许是喜欢吃牛奶、马奶以及奶油的。”[24] 这都是“morin”马在文化习俗中饮食方面的具体体现。
3.在婚姻方面：
满族自其先人开始，就有约婚的习俗，必三次“纳彩”订婚，先由“男家约婚”，此后男家必“递年三次筵席，二次赠牛、马一个”[25]。满族先人以牛、马作为家产，赠送给约婚的女家，而女家同样以宰牛之重礼招待女婿。满族以马匹作为聘礼，到皇太极时代始有定制。在皇太极时代的聘礼中，已经排除以牛为礼的习俗，只用马匹。足见，在日常征战的天聪、崇德年间，战马的地位更加重要。这是“morin”马在婚礼中的表现。
4.在丧葬方面：
满族丧葬习俗与其他习俗一样，都有明显的牧业经济特色。战马陪葬叫“杀殉”，将马杀死后“去其肉，而葬其皮”[26]。每到“七七日”，再“杀牛或马，煮肉以祭，撒而食之”[27]。1603年，努尔哈赤中宫皇后病故，为了隆重葬礼，除将“四婢殉之”外，还“宰牛、马各百致祭”。这是清前期葬礼中杀牲最多的一次。皇太极即位后，为保证农业经济的发展，曾经颁布保护大牲畜法令。对于牛、马等大牲畜不准擅自宰杀。由此可见，在满族丧葬习俗中，同样反映出牧业经济的特色。
5.在体育方面：
满族尚武，其体育活动既是民间锻炼身体、娱乐活动，也是一种军事演习。随着满族进关与和平生活的演进，已有的骑射等高超技艺，更多的用在体育活动方面，不仅起到体育锻炼的作用，而且可提供人们娱乐观赏，充实民族精神生活。其中以“八旗驰马诸戏”为例，据当时的目击者描绘说：八旗将士时而一足立鞍、蹬而驰之，时而足立马背，时而按鞍步行，时而两人对驰腾身易马，如此等等，真乃“曲尽马上之奇”。当然，八旗将士的表演虽有马戏之称，但他们的技艺源于牧、猎经济基础上的尚武之习，不能与一般的马戏等量齐观。
在满族服饰、饮食、婚姻、丧葬、体育等各个领域都与“morin”马有关。这些活动都扎根于满族的物质经济生活之中，同时也反映出满族的文化习俗历史源远流长。换句话说，是起源于其先民牧、猎经济发展时期，构成今天的民族文化生活的一大特色，它以雄健的姿态注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当中，成为了今日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morin”马文化是满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满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满语“morin”马的语义展开初步分析，探讨“morin”马的基本语义、来源、认知以及对其文化语义的分析，可以看出物质经济方向满语词汇的增加，这既是满族社会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语言进步的标志。把“morin”马语义的发掘放到文化整体中去分析与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于满族先民语言发展历史与发展进程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
参考文献：
[1]五体清文鉴[K].北京：民族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第4317页.
[2][清] 志宽，培宽.清文总汇[K].光绪二十三年（1897）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卷九.
[3]胡增益.新满汉大辞典[K].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7页.
[4]胡增益.新满汉大辞典[K].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8页.
[5]胡增益.新满汉大辞典[K].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7页.
[6]Jie Bao.马，印欧扩张与商周革命[J].2005.
[7]尹铁超.“马”一词在阿尔泰语群扩散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2）.
[8] R·别尔杰尔.远东经济生活概要[M].莫斯科.1927年. 第99-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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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扫叶山房藏版.嘉庆丁巳年.卷1，第3页.
[11]五体清文鉴[K].北京：民族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第4297-4453页.
[12]五体清文鉴[K].北京：民族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第4317-4453页.
[13]“什么是中国马？”（英文）载《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第一卷，第六期，1923.
[14][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293.第723页.
[15]M·别列日科夫《1869年阿穆尔省轻重工业概述》，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阿穆尔边区分会会刊》1898年，卷3，第3期，第71页.
[16]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M].商务印书馆.第147页.
[1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55.第218页.
[18]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M].商务印书馆.第147页.
[19]滕绍箴，滕瑶.满族游牧经济[M].经济管理出版社.第21页.
[20]《康熙会典》卷六十二一百五十九.
[21]《光绪会典》卷九十六.
[22][清] 福格.汪北平点校：听雨丛谈[K].中华书局.1999年，第220页.
[23]《鞑靼战纪》[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24]《清宫述闻》[M].卷4，第229页，198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老舍选集》第2卷，第285页.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25][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4.第1页.
[26][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59.第114页.
[2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4.第1页.
关键词：满语词；morin；文化语义
一、“morin”马概述
（一）“morin”的基本语义
1.morin “马、午”。[1] 《清文总汇》中释义：“马、午时之午”。[2]
“morin”在《御制清文鉴》中的解释为：yalure ulha i gebu， juwan juwe gargan i nadaci de bi， losa de adalikan， ?an ajige， delun uncehen golmin， dedure de amargi bethe nenembi， ilire de julergi bethe nenembi.
译文：马，供骑用的牲口名，十二干支中的第七位，形状与骡相似，耳小，脖鬃与尾巴长，卧时先动后腿，站时先动前腿。
2.与“morin”相关的词语：
[1] morin bargiyambi 收马。gidame jorici hiyab sehede bakjan bakjan oforo sukiyame morin be bargiyambi.
译文：《30·成》对着镫子刺溜放了一箭，就缓缓捏住缰绳套马。[3]
[2] morin be yarhūdambi 引马、牵马。suwe gemu morin ci ebufi，yafahalafi gabtaha sirdan be baire arame beri igen i nimanggi be feteme morin be yarhūdame elhei gene.
译文：《1·实》汝等皆下马，佯以弓稍拂雪，作拾箭状，徐徐引马而退。[4]
3.像马或像马的某部分，具有马的某种特征：morin torho 细辛菜；morin hūwaitambi 出恭；morin silmen 鹞鹰。
4.午（十二支之一）：morin aniya 午年，morinbiya 五月，kulun morin i oron i dulim bade wajihabi 《34·易》乾尽午中。[5]
由此可见，“morin”基本语义为马，提供坐骑相关，成书于清初的《三国演义》满文译本中的战争场景描写亦有此词义体现：
[1] hiowande ilan nofi faidan i juleri morilafi bisire de. 译文：三人立马阵前。
[2] ding jiyan yang geli faidan dulimbaci tucifi. 译文：丁建阳于阵中纵马直出。
（二） morin一词的来源
在世界范围内，“马”一词在很多不同的语系中都有着相当大程度的同源现象。关于马的驯化可以追溯到东欧和西伯利亚地区。关于“马”一词首先出现在阿尔泰语系的观点得到了较大的认可。在东亚及东北亚诸民族和国家当中，中国文字最早记录了马的存在，而其他后发文明则较晚才有所记录。《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山东龙山文化早在（2600BC-2000BC）相当于传说中皇帝到夏初，中国就有了关于驯化马的遗迹。“甲骨文中也有‘马’字……殷墟出土有马车……是商朝有马的明确证据，其时间相当于赫梯帝国时代（1750BC-1200BC）。”[6] 除此之外，中国商代以后的文献中如《史记》、《汉书》也记录了中国北方民族战争中使用马的记录，但是没有那些民族语言中马的读音。我们就只能通过目前这些北方民族的后裔语言中去寻找“马”一词的读音和意义的情况。有研究者认为，从现代突厥语系语言拟构古突厥语“马”一词的原始形态，现代突厥语中，人们最常用at来指称“马”，还有学者认为“马并非是个阿尔泰语词源，而是一系列借词。”而Blench则表示，突厥语系与阿尔泰语系之间没有关联，“马的起源最可能是中亚，语言地理学明确指向蒙古语族人”。在阿尔泰语系中关于“马”在蒙古语支中证词为“mori（n）”；在通古斯语支中证词为“murin”；在朝鲜语支中证词为“mal”；在日本语支中证词为“uma”；从拟构中，这一分支的同源词根可以确定为#m-r-η。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马”一词在阿尔泰语系中具有同源性是个不争的事实。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马”可以较好地得到规则性拟构，很容易看出蒙古语诸语言的同源词为“murin”。[7] 以此为事实依据，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满语“morin”马一词的来源轨迹，即存在于阿尔泰语系中，在通古斯语支“murin”中演化而来成为确切的满语“morin”马的含义。
（三）满族及其先世对于“morin”马的认知
翻开北方民族的历史，马无不伴随左右，随着马背民族的强盛，马亦成为神勇力量的象征，成为北方诸民族的重要文化特色。中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天然的牧场，自然条件适合牧业经济发展。辽阔的平原，丰盛的牧草和蒿类，以及适于多种盐土植物生长的肥沃土壤，水源充足，长期地广人稀等条件，都为游牧经济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据沙皇俄国经济专家考察鉴定，俄国境内的草原“罕有能比者”。[8] 因此早在满族先人肃慎时代，就先后饲养猪、马等家畜。北魏初年（471-475年），满族先人——靺鞨人就以饲养良种马匹贡献于中原。史载“靺鞨遣使乙力支向中国（中原）皇帝朝献马五百匹”，并以精锐的骑兵助战中原。从当时的墓葬骨骸中证明，马、牛、羊、猪等都是满族先人畜牧业的重要品种，而其中又以饲养马匹为主。[9] 宋朝建隆以来，又有“女真自其国泛海至登州卖马”[10]。元、明时代的女真人与清代满族皆承先代之业，使其牧业经济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正因为马对于人类具有极其广泛的用途，在与物质经济生产方式相关的狩猎、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在军事征战中，都离不开马的身影。反映在满语词汇中，便形成了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满语词汇。据初步统计，大约六百余个。[11] 其中关于马的种类、形态、毛色、肢体、牧养、使用等词汇竟达449个之多。[12] 如：关于马种类的有：kuluk jerde（赤骥）、borro hara（盗骊）、kulutu fulan（苍龙骥）、cabaga suru（雪团花）等等；关于马年龄的有：unahan（马驹）、sucutu（二岁马）、artu（三岁马）、saifatu（四岁马）等等；关于马形态类的有：julungga（马柔和）、cira（马强壮）、modo（马蠢笨）、saiburu（小走）、fekumbumbi（跃马）等等；关于马毛色类的有：fulan（青马）、suru（白马）、tolbotu（菊花青）、jerde（红马）、kara（黑马）等等；关于牧养类的有：adun（牧群）、ilerembi（栓着啃草）、ibembi（添草料）、bordombi（喂肥）。 在外形和性情来看，满族马与中国马相同。[13] 满洲马种“体大良善”，[14] 有自己的特点。这种马种今天都与蒙古马类似，矮小体轻，善于负重和奔跑，日行100-200俄里，特别适合在东西伯利亚松软的草野中生活。[15] 满族人是非常优秀的养马行家，他们在有清一代组成了非常优秀的骑兵。满族人所用的马鞍是蒙古式的，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中从不步行，总是骑在马背上或坐在马车里，即使是探访住地离自己家仅一箭之遥的某人也不例外。[16] 满族及其先人关于养马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们适应本地区生活环境，大体采取野牧或槽养两种办法，野牧为“牛马四时常放草野”，这是专门在草野放牧的马群，牧放时间较长，严冬到来时，何以保护，史无详载。另一种是“槽养”或称“拴养”。这类马是主人经常骑的马，即“惟所骑马饲以刍豆”[17] 满族人把马养在很原始的马厩里，或者系在院子里面或者外面的专用木桩上，满族人用来喂马的饲料是：煮过的燕麦和黑豆相混合，煮过的粟和和黑豆相混合，或者，由大麦、粟杆、麸子和水搅拌成的糊糊，[18] 亦有“切獐鹿肉与水鱼饲之”的。从整个马群牧养情况看，以草野放牧为主，拴养为辅。[19] 我们由此便可以看出马在满族人的生产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深远影响。
直至满族定鼎中原后，历代帝王常常宣扬国语骑射二者不可偏废，其中骑射就是对满族文化的最好继承，每年秋季皇家举行的秋狝大典，以武结盟，以猎练军，都是对满族文化的直接体现与良好传承。
二、 “morin”马的文化内涵
（一）“morin”马对社会制度的反映
1.与马有关的人
adun i da 阿敦大、牧长，这个词的汉语意义为牧长。是为上驷院（adun i yamun）、太仆寺（adun be kadalara yamun）及其王府所设置的官员，康熙年间，颁行牧马人役定制：骡马，每旗五群，每群设阿敦大一名，阿敦副一名，牧丁（adun i niyalma）十名；骟马，每旗一群，设阿敦大、阿敦副各一名。根据马匹繁殖的多少，新联生熟，奖罚不一。[20] 雍正初期，阿敦大改称为马群头目，后来称之为牧长。
2.与马有关的管理衙门
adun i yamun 阿敦衙门、上驷院，该词汉语意义为管理牧群的衙门，汉语名称为上驷院，为内务府统辖的管理、训育御用马匹的机构，是牧业经济的总理机构。初名“御马监”，1661年更名为“阿敦衙门”。1677年定名为“上驷院”，为三品衙门。在紫禁城内外及其南苑共有马厩十七个，饲养各种马匹七百多匹。设厩长、厩副、牧副、牧丁、草夫、马甲等，分别管理马厩事务。此外在口外及盛京等处设厂四个，饲养马驼，共养马二百六十一群，驼六十五群。各牧场分设总管、小总管、翼长、牧长、牧副、牧丁等，分任牧马事务。[21] 大凡皇帝到东北巡幸、行围、谒陵等所用差马，皆由上驷院拨给。其下管辖有盛京大凌河、盘蛇驿、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等诸多皇家牧场。
在满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语言的发展壮大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成正比的。可以看出满族的畜牧经济是固有文化的重要代表，早已经超出简单的经济范畴，morin最初是指普通的名词，单指马这种满族人饲养的牲畜，随着满族人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morin在原有语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语义，用以表达与畜牧经济有关的人员以及涉及牧马事物所涉及的机关、官员、以及一些放牧训练马匹等其他事项。清代畜牧业经济自清朝中叶开始衰落。主要表现在牧养的牲畜数量下降，特别是马匹，因战事不多而数量锐减，致使许多牧场空闲起来。所以考察“morin”一词对于清代社会制度的反映以及对满族文化和语言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morin”马对宗教信仰的反映
满族是骑射民族，而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驰骋东北，统一中国，与满族人善于养马、驯马、用马具有极大的关系。在家畜中，人与马的关系很是密切，被誉为“草原之舟”，马对狩猎关系很大，马的驯服使步射成为骑射，大大提高了捕获野兽的效率和力量，无论是从运输角度还是作战的角度马都是满族不可或缺的家畜。因此马作为畜类也是令人信奉的神灵。
在牧区、农区的北方民族中，不仅供奉马神，而且还有献给神的神马。马神在祭祀中比较重要，清代的许多有关文献中都记述了祭马神的活动与礼仪：清宫每年“春秋立杆祭神后，祭马神二日”，祭马神的仪式很郑重，“巫以系马吉帛进，巫者祝如仪，主人跪领吉帛付司牧者”。 早期以大牺牲祭天时，杀白马与青牛为牺牲。满族人的“拴马祭”就鲜明的体现了满族人对于重视马的重视程度，乾隆年间的福格在《听雨丛谈》卷十一的“满洲字”中有“祭马神”的相关记载，“今满洲祭祀，有祭马祖者，或刻木为马，联络而悬于祭所，或设神像而祀”[22]。满族向祖先致祭，要进行morin hūwaitame weceku（拴马祭），这源于马在满族先民狩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时至今日，满族的祭祀依然保持着拴马祭的这个仪式，这既是对祖先的敬仰，也是马在满族人心中地位的体现。拴马用的马为神马，此马是家族人共同拴的，在平日里不准乘骑，在拉车的时候禁止妇女乘坐，逢年过节以单槽饲养，并给以好的饲料。神马一般要选三四岁白色或兔黑色的长鬃长尾的去势的公马或儿马。
下面选取《宁古塔塔瓜儿佳氏祭祀神册》中“拴马祭”神词，来举例说明。
endure weceku i kesi de isibu， hūturi be ?angnabu， tere aniyangga， wesihun i haha angga arjaha， yalure morin be yangse sain acabu wecere amsun be berheme faidafi， sain inenggi be sonjofi， weceku be gingguleme wecemi， urgun sebjen alime gaiki. 译文：聚众神之福，赐予属某某的男孩，遇见了好的骑马，摆放好祭肉，择取良辰吉日，把神仙敬祭，请神喜悦的接受。
“拴马祭”是祭祀祖先的重要部分之一，反映了马在满族人民心中的重要作用与崇高的地位。
（三）“morin”马对文化习俗的反映
满族及其先人，无论是在远古打牲阶段，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在数千年的漫长民族经济生活中，牧业经济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服饰、饮食、婚姻、丧葬、体育等各个领域，无不浸透着牧业经济的深刻影响，进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特色。下面就以畜牧业经济中极具特色的“morin”马为例进行具体论述：
1.在服饰方面：
olbo（马褂）的样式为圆领、对襟、有开衩与扣绊、长度及脐、袖长至肘，其最初只是为了便于满族人骑马进行狩猎、征战等活动，后逐渐被民间接受：“国初，惟营兵衣之。是与旗袍配穿的短衣，罩于旗袍外面，适于骑马、狩猎、或出征时穿用故称“马褂”。
2.在饮食方面：
八旗兵在行军途中，行军速度快，他们从来不带粮食，也不注意运输粮食，碰到什么就吃什么，实在找不到东西吃，就吃自己的马。可以想象，在野餐中要将马肉完全烧熟极为不易，因此他们就养成了“惯吃半生半熟的肉”等生活习惯。[23] 满族人喜吃奶，直到清末民初，老舍先生仍描绘说：“在满洲饽饽里往往有奶油，我的先人也许是喜欢吃牛奶、马奶以及奶油的。”[24] 这都是“morin”马在文化习俗中饮食方面的具体体现。
3.在婚姻方面：
满族自其先人开始，就有约婚的习俗，必三次“纳彩”订婚，先由“男家约婚”，此后男家必“递年三次筵席，二次赠牛、马一个”[25]。满族先人以牛、马作为家产，赠送给约婚的女家，而女家同样以宰牛之重礼招待女婿。满族以马匹作为聘礼，到皇太极时代始有定制。在皇太极时代的聘礼中，已经排除以牛为礼的习俗，只用马匹。足见，在日常征战的天聪、崇德年间，战马的地位更加重要。这是“morin”马在婚礼中的表现。
4.在丧葬方面：
满族丧葬习俗与其他习俗一样，都有明显的牧业经济特色。战马陪葬叫“杀殉”，将马杀死后“去其肉，而葬其皮”[26]。每到“七七日”，再“杀牛或马，煮肉以祭，撒而食之”[27]。1603年，努尔哈赤中宫皇后病故，为了隆重葬礼，除将“四婢殉之”外，还“宰牛、马各百致祭”。这是清前期葬礼中杀牲最多的一次。皇太极即位后，为保证农业经济的发展，曾经颁布保护大牲畜法令。对于牛、马等大牲畜不准擅自宰杀。由此可见，在满族丧葬习俗中，同样反映出牧业经济的特色。
5.在体育方面：
满族尚武，其体育活动既是民间锻炼身体、娱乐活动，也是一种军事演习。随着满族进关与和平生活的演进，已有的骑射等高超技艺，更多的用在体育活动方面，不仅起到体育锻炼的作用，而且可提供人们娱乐观赏，充实民族精神生活。其中以“八旗驰马诸戏”为例，据当时的目击者描绘说：八旗将士时而一足立鞍、蹬而驰之，时而足立马背，时而按鞍步行，时而两人对驰腾身易马，如此等等，真乃“曲尽马上之奇”。当然，八旗将士的表演虽有马戏之称，但他们的技艺源于牧、猎经济基础上的尚武之习，不能与一般的马戏等量齐观。
在满族服饰、饮食、婚姻、丧葬、体育等各个领域都与“morin”马有关。这些活动都扎根于满族的物质经济生活之中，同时也反映出满族的文化习俗历史源远流长。换句话说，是起源于其先民牧、猎经济发展时期，构成今天的民族文化生活的一大特色，它以雄健的姿态注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当中，成为了今日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morin”马文化是满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满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满语“morin”马的语义展开初步分析，探讨“morin”马的基本语义、来源、认知以及对其文化语义的分析，可以看出物质经济方向满语词汇的增加，这既是满族社会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语言进步的标志。把“morin”马语义的发掘放到文化整体中去分析与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于满族先民语言发展历史与发展进程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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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293.第723页.
[15]M·别列日科夫《1869年阿穆尔省轻重工业概述》，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阿穆尔边区分会会刊》1898年，卷3，第3期，第71页.
[16]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M].商务印书馆.第147页.
[1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55.第218页.
[18]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M].商务印书馆.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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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清] 福格.汪北平点校：听雨丛谈[K].中华书局.1999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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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4.第1页.
[26][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59.第114页.
[2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4.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