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的夙愿，在我入滇后越发强烈，无奈迫于孤陋寡闻，在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昆明市区无法找到它的旧址，问普通市民也无所获。正当迟疑之时，我偶得一张《春城晚报》，报载一则有关冯友兰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的新闻，透露出西南联大旧址就坐落在现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这则消息让我如获至宝。
　　向路人问清乘车路线后，我便乘上直奔云南师大的公交车。下车后，我遵循司机师傅的指引，步行200米便来到了云南师大。漫步在校园内，我不由自主地去捕捉西南联大旧址的信息。一段林阴小道把我引向圣地，视线向右扫视到一尊铜像，径直来到铜像前，其座基上“闻一多”3个鎏金大字赫然在目。我激情顿生，仿佛蓦然进入中学时代《最后一次演讲》的课堂。此刻站在铜像前不正是亲耳聆听先生现身作最后一次的演讲吗?他那声色俱厉、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形象不正活灵活现吗?正当深深的敬意凝聚心头时，西南联大旧址扑面而来——一座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牌坊矗立在闻一多先生铜像的右侧。走过牌坊，便能见到当年“三校长”(清华大学的蒋梦麟、北京大学的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的半身铜像排列在绿草坪上。我以敬仰之情瞻仰着每尊铜像，眼前浮现出他们当年战斗的英姿：担起抗战的使命，背负民族的希望，带领着中华民族的精英，顶着敌人的空袭愤然前行……
　　当年西南联大的教学环境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上课的秩序常常被敌机的轰炸打断。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有次上课想不起上节课讲到哪了，就问一位笔记记得详细的女生：“我上一节课最后说了什么?”这位女生看了看笔记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昆明城区的空袭警报两三天就会响1次，有时甚至是1天2次。警报一响，师生就立即跑到山沟里躲避，被称为“跑警报”。“跑警报”本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却被师生解读得十分浪漫。当年的联大学生汪曾祺写道：“‘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那时，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一到下雨天，屋顶就漏水。睡在上铺的同学只有把脸盆、水桶、饭盒全部拿来接水。教室的条件稍微好些，是用铁皮盖成的屋顶，但一旦下暴雨则会声如急鼓，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历来以精确地掌控讲课时间闻名，每堂课他讲完计划内容后，说一声“下课”，铃声立即敲响，万无一失，令人称奇。可是暴雨时常打乱他的计划。一次，他正讲到重点处，忽然一阵暴雨，雨声大得使他无法继续讲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写了4个大字：停课赏雨。陈岱孙现出一脸的无可奈何。那时，学生和老师的生活也是极其艰苦的。大多数学生家在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教授们的工资也无法养活家人。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陈米，被学生戏称为“八宝饭”——谷、糠、秕、稗、石、沙、鼠屎及霉味。
　　虽然条件艰苦，西南联大却保存了最完善的教育模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作家钱钟书等都是西南联大的骄傲和自豪。西南联大有如此的辉煌，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总结的四点：一、“西南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一以贯之；二、“八年之久，合作无间”，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学术流派，兼容并包；四、既“南渡”，必“北返”，“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抗战必胜，信心百倍。
　　读完记载着西南联大始末的纪念碑文，我从心灵深处喊出：“西南联大既是中国的精神柱石，更是民族文化不灭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