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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人口普查后,穿青族戴上的还是“未识别民族”的帽子。这个民族究竟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对一些穿青人很重要;对另一些穿青人来说,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对应的民族代码,他们难以办身份证,无法落户,无法买房,无法乘飞机……
“我属于一个尴尬的民族,一个被承认又被否认的民族,一个即将消失民族——穿青族”。
10月26日,以这句话开头的一个简短的帖子,在用户数量已超过两千万的新浪微博上引发了关注。网名“笑楚”的发帖者称,在最近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她的“穿青族”同胞们将面临民族成分被变更的危机。
这个闻所未闻的民族称谓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五十六个民族里并没有“穿青族”这个成员。
50年前的定性
“在外面我很少跟人提起自己的民族,因为那听起来像是个神话”。11月7日晚,在贵州省织金县城的一家嘈杂的小饭馆里,一位容貌秀丽的姑娘面色尴尬地对记者说。
这位姑娘就是“笑楚”。她的真实姓名叫李芊墨,32岁,一家网络公司负责人,现居上海。
这里是李芊墨已经逝世的父亲的故乡。最近数年中,她每年都要回来一趟。她正在尝试以织金县为探索源头,去揭开56个民族之外的另一个幽暗群体——“穿青族”的谜团。
民族身份的尴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时隐时现地困扰着她。
李芊墨的父亲李发荣,1949年出生于织金县八步镇的一个偏远山村。十多岁就远离故乡,走南闯北,后来成家。
每年的农历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等穿青人的特殊节日,李发荣会当成节日来过,使得同事们常常笑称其为“苗哥”——在他们眼里,这位性格直爽的贵州汉子所说的“青”族,不过是苗族的分支罢了。
但李芊墨记得,她小时候见到自家的户口本上,“民族”一栏旁明明白白地写着一个“青”字。直到现在,在李发荣的大哥——居住在贵州省织金县的李发兴的户口本上,“民族”一栏旁,依然写着“青”字。
童年时代,李芊墨一直被父亲的同事们称为“小苗女”。但在家的时候,他曾经严肃地告诉女儿,“记住,你的民族是青族。”李发荣没有解释为什么。
这一切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说起。
1953年,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理清国内各民族的基本构成是重点任务之一。在这次普查中,全国各地上报的少数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贵州省就有80多种。“穿青族”正是其中之一。
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上,一份标题为《进行民族识别,确认56个民族成分》的材料提到了当年的普查情况,并指出:“这400多个名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分支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区的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译音,等等”。
两年后,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贵州组建了一支50多人的工作组,开始深入毕节、安顺等穿青人聚居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这支工作组的带头人是著名社会学、人类学专家费孝通。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在博士论文《穿青人问题研究》(2006年)中描述了这次调查的详情。
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调查后,工作组完成了一份《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判断穿青人是明朝初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进入黔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并最终认定:穿青人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
费孝通教授当时认为:“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前后有若干批。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隔绝,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和汉人有区别,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要求承认是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
但基于民族团结的初衷,国家允许穿青人在个人资料中填写“青”这一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民族成分。
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民族组会议上作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讲话时,费孝通回顾了当年工作组从历史、语言、地理、政治、经济等角度对穿青人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并重申“穿青是汉人,是汉族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少数民族”。但他同时也强调,为了团结,“必须在政治、经济上对穿青人适当照顾,帮助他们更快地发展起来”。
然而,1950年代的结论一直不被李发荣这样的穿青人认同。
民间的自我识别
原织金县宣传部副部长张成坤就是其中之一。他坚持认为穿青人与彝族、苗族一样,是少数民族的一分子。这位71岁的老人自称穿青人,是当地穿青人中德高望重的长者。
11月8日上午,李芊墨找到了位于织金县一条狭窄小巷里张成坤的家。张成坤和王殿华已经等在家里。后者75岁,也是穿青人。
两位老者向李芊墨讲述了穿青人自我识别民族成分的往事。
1981年,贵州省政府开展全省未定民族的识别工作。织金、纳雍、大方三县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组成了一支数十人的工作组,开始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进行第二次调查。张成坤、王殿华当年均是工作组的成员。
张成坤说,工作组采用查阅历史文献、家谱、实地考察、走访老年人等方式,搜集分析了穿青人的历史源流、迁徙历程、文化特征、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资料。
四年后,在成文于1985年2月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中,当地工作组提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观点:穿青人是以贵州土著民族为主,并在漫长历史中与外籍迁入人口融合而生的一个少数民族。报告的结论是——“穿青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族”。这个观点至今被众多穿青精英人士所认同。
一个月后,这份报告被有关人员带到北京汇报。张成坤回忆说,这份报告加上厚厚一摞附加材料,“足足有八斤重”。
但报告最终未获批准。由于年代久远,关于那次汇报的详情至今少有人知。在张成坤的记忆里,从此之后,贵州省内再未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进行政府层面的识别工作。但在民间,穿青人呼吁国家承认其为少数民族的声音却并未断绝。
1985年,中国开始逐渐实施身份证制度。次年4月,为了维护民族安定团结,贵州省下发了《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1986)29号文件,明确指示在当地的穿青、蔡家等人群的民族成分问题“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先维持现状,即:凡已经按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分时原来怎么填写仍然怎么填写”。
王殿华认为,正是29号文件的出台,使得被归入“其他未识别民族”的穿青人依然在含混中得以延续。
李芊墨拥有人生的第一张身份证是1997年,那时她在湖南读书,上面还是印着“青”字。
文化痕迹
在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后,我国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至于穿青族,仍旧被列为“其他未识别民族”。
虽然国家没有承认“穿青族”是少数民族,但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全国约73万未识别民族人口中,穿青人的数量多达约67万。他们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部的毕节、安顺、六盘水市、黔南、黔西南五个地、州、市所属的二十多个县内。
2006年8月,疾病缠身的李发荣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后,想回乡与亲人们作最后告别。已在上海工作的李芊墨专程陪伴父亲回了一趟陌生的故乡——织金县八步镇。
陪伴父亲回到故乡后的几天里,李芊墨走访了几乎所有亲戚——她终于与一直以来萦绕于心的穿青人对接了。一年后,李发荣与世长辞。
此后,李芊墨每年都回一次故乡。在那些穿梭在熙攘县城、偏僻山村的时间里,她总是随身挂着一部相机,希望记录到穿青人的文化痕迹。但结果让她惊讶——即便在穿青人数量超过20万的织金县,她甚至连一件穿青人的传统服装都未曾见过。
“我属于一个尴尬的民族,一个被承认又被否认的民族,一个即将消失民族——穿青族”。
10月26日,以这句话开头的一个简短的帖子,在用户数量已超过两千万的新浪微博上引发了关注。网名“笑楚”的发帖者称,在最近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她的“穿青族”同胞们将面临民族成分被变更的危机。
这个闻所未闻的民族称谓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五十六个民族里并没有“穿青族”这个成员。
50年前的定性
“在外面我很少跟人提起自己的民族,因为那听起来像是个神话”。11月7日晚,在贵州省织金县城的一家嘈杂的小饭馆里,一位容貌秀丽的姑娘面色尴尬地对记者说。
这位姑娘就是“笑楚”。她的真实姓名叫李芊墨,32岁,一家网络公司负责人,现居上海。
这里是李芊墨已经逝世的父亲的故乡。最近数年中,她每年都要回来一趟。她正在尝试以织金县为探索源头,去揭开56个民族之外的另一个幽暗群体——“穿青族”的谜团。
民族身份的尴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时隐时现地困扰着她。
李芊墨的父亲李发荣,1949年出生于织金县八步镇的一个偏远山村。十多岁就远离故乡,走南闯北,后来成家。
每年的农历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等穿青人的特殊节日,李发荣会当成节日来过,使得同事们常常笑称其为“苗哥”——在他们眼里,这位性格直爽的贵州汉子所说的“青”族,不过是苗族的分支罢了。
但李芊墨记得,她小时候见到自家的户口本上,“民族”一栏旁明明白白地写着一个“青”字。直到现在,在李发荣的大哥——居住在贵州省织金县的李发兴的户口本上,“民族”一栏旁,依然写着“青”字。
童年时代,李芊墨一直被父亲的同事们称为“小苗女”。但在家的时候,他曾经严肃地告诉女儿,“记住,你的民族是青族。”李发荣没有解释为什么。
这一切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说起。
1953年,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理清国内各民族的基本构成是重点任务之一。在这次普查中,全国各地上报的少数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贵州省就有80多种。“穿青族”正是其中之一。
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上,一份标题为《进行民族识别,确认56个民族成分》的材料提到了当年的普查情况,并指出:“这400多个名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分支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区的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译音,等等”。
两年后,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贵州组建了一支50多人的工作组,开始深入毕节、安顺等穿青人聚居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这支工作组的带头人是著名社会学、人类学专家费孝通。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在博士论文《穿青人问题研究》(2006年)中描述了这次调查的详情。
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调查后,工作组完成了一份《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判断穿青人是明朝初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进入黔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并最终认定:穿青人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
费孝通教授当时认为:“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前后有若干批。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隔绝,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和汉人有区别,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要求承认是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
但基于民族团结的初衷,国家允许穿青人在个人资料中填写“青”这一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民族成分。
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民族组会议上作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讲话时,费孝通回顾了当年工作组从历史、语言、地理、政治、经济等角度对穿青人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并重申“穿青是汉人,是汉族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少数民族”。但他同时也强调,为了团结,“必须在政治、经济上对穿青人适当照顾,帮助他们更快地发展起来”。
然而,1950年代的结论一直不被李发荣这样的穿青人认同。
民间的自我识别
原织金县宣传部副部长张成坤就是其中之一。他坚持认为穿青人与彝族、苗族一样,是少数民族的一分子。这位71岁的老人自称穿青人,是当地穿青人中德高望重的长者。
11月8日上午,李芊墨找到了位于织金县一条狭窄小巷里张成坤的家。张成坤和王殿华已经等在家里。后者75岁,也是穿青人。
两位老者向李芊墨讲述了穿青人自我识别民族成分的往事。
1981年,贵州省政府开展全省未定民族的识别工作。织金、纳雍、大方三县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组成了一支数十人的工作组,开始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进行第二次调查。张成坤、王殿华当年均是工作组的成员。
张成坤说,工作组采用查阅历史文献、家谱、实地考察、走访老年人等方式,搜集分析了穿青人的历史源流、迁徙历程、文化特征、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资料。
四年后,在成文于1985年2月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中,当地工作组提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观点:穿青人是以贵州土著民族为主,并在漫长历史中与外籍迁入人口融合而生的一个少数民族。报告的结论是——“穿青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族”。这个观点至今被众多穿青精英人士所认同。
一个月后,这份报告被有关人员带到北京汇报。张成坤回忆说,这份报告加上厚厚一摞附加材料,“足足有八斤重”。
但报告最终未获批准。由于年代久远,关于那次汇报的详情至今少有人知。在张成坤的记忆里,从此之后,贵州省内再未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进行政府层面的识别工作。但在民间,穿青人呼吁国家承认其为少数民族的声音却并未断绝。
1985年,中国开始逐渐实施身份证制度。次年4月,为了维护民族安定团结,贵州省下发了《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1986)29号文件,明确指示在当地的穿青、蔡家等人群的民族成分问题“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先维持现状,即:凡已经按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分时原来怎么填写仍然怎么填写”。
王殿华认为,正是29号文件的出台,使得被归入“其他未识别民族”的穿青人依然在含混中得以延续。
李芊墨拥有人生的第一张身份证是1997年,那时她在湖南读书,上面还是印着“青”字。
文化痕迹
在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后,我国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至于穿青族,仍旧被列为“其他未识别民族”。
虽然国家没有承认“穿青族”是少数民族,但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全国约73万未识别民族人口中,穿青人的数量多达约67万。他们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部的毕节、安顺、六盘水市、黔南、黔西南五个地、州、市所属的二十多个县内。
2006年8月,疾病缠身的李发荣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后,想回乡与亲人们作最后告别。已在上海工作的李芊墨专程陪伴父亲回了一趟陌生的故乡——织金县八步镇。
陪伴父亲回到故乡后的几天里,李芊墨走访了几乎所有亲戚——她终于与一直以来萦绕于心的穿青人对接了。一年后,李发荣与世长辞。
此后,李芊墨每年都回一次故乡。在那些穿梭在熙攘县城、偏僻山村的时间里,她总是随身挂着一部相机,希望记录到穿青人的文化痕迹。但结果让她惊讶——即便在穿青人数量超过20万的织金县,她甚至连一件穿青人的传统服装都未曾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