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河北农大学生李宝元因病去世，年迈的父母陷入贫困和孤苦之中，未来似乎陷入一片黑暗。让人感动的是，他的15位同学用他们的爱心支撑起了这个贫苦之家，给予了宝元父母生存的希望和勇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关爱行动，不是来自短暂的心血来潮而是来自持久的道德信念，15年中15张汇款单和56封信便是证明。他们用15年的时间，实践着他们立下的道德承诺——“宝元的父母咱们得管。”亚里士多德曾言：“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或短时间的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得福祉。”15位大学毕业生15年的德性实践，可以看作是对亚里士多德言论的最好注脚。
　　对于15位大学毕业生15 年的爱心行动，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给予了褒扬，我无意就这一方面再多说些什么。于我而言，这一群体的道德行动给予我的最大教益，就是它深化了我对“朴素道德”的理解和认识。毫无疑问，15位大学毕业生的道德行动是自发的，而不是被道德的；是日常的，而不是神圣的；是基于内在道德感的，而不是基于外在政治灌输的；是单纯的，而不是功利的。总之，他们的道德实践是朴素的、自然的、常人的，而正因为朴素、自然、普通，他们的道德实践才是默默无闻但又持久不断的。朴素的、自然的东西最有生命力，外在的修饰和过分的拔高往往会造就外表道德但内里反道德的虚伪之人和分裂之人。坚持同情是人之自然本性理论的卢梭说：装饰对于德性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就是灵魂的力量和生气。
　　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道德的朴素和自然，将其神圣化和政治化，由此导致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实践因缺乏来自人之自然本性的支持而异化为反道德的观念和实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刻准备着为人民利益献身”，这些我们熟悉且曾实践的道德口号虽然无比神圣和高贵，但它们实际只适合“圣徒”而不适合广大的普通人。要知道，人是有血有肉的，有情有感的，将德性无限拔高，脱离日常生活而与抽象的神圣相联，必定会扭曲大众的自然本性和德性，将其变成“伪善之人”，或者变成以善之名义行恶的人。当然，不管怎样，在道德神圣化的政治运动中，人们是不敢做出反道德的行动的，伦理秩序由此得以建立。不过，一旦道德神圣化的政治运动成为过去，经济建设成为主导，道德失序就成为一种必然。这也是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的一个原因。
　　面对15位大学毕业生的源自自然本性的道德实践，我们应该好好思考如何保护发自人性的道德之光。换言之，该思考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去养护更多的朴素德性。
　　一方面，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道德的本来面目：道德是朴素的，是日常的，养育道德之人的道德环境是习俗性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德性就是一种在良好的习俗环境下形成的习惯，而习惯无非就是在持续的道德实践中形成的持久的内在的情感体验模式。这决定了德性的形成不可能靠外在的高调的灌输和宣传，而只能靠良好风俗的潜移默化式的教化。在中国古代，道德也是朴素的，培养道德人就是从培养他的日常习惯开始的。朱熹有言：“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以实际行动承担起一定的责任，保护美好的德性之光。曾有好人流血又流泪，好人遭恶意中伤和讥讽的事情出现。对此，国家应该通过舆论和法律的力量加以避免。
　　道德建设非一日之功，希望大学毕业生群体所显露的人性之光能够渐变为普照大地的人性之光。我盼望着。
　　
　　【李长伟，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责任编辑/刘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