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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请缨，随即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当时她的孩子才出生不久。她率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后在一次殊死战斗中身负重伤，于昏迷中被俘，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后被杀害。
临刑前，想起自己远在四川还只有几岁的独生幼子宁儿，她无比眷恋、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份著名的遗嘱：“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但是，宁儿，就是后来的陈掖贤，成长情况并不理想。因母亲离开之后父亲又受共产国际派遣到法国工作，出生才不久的他被寄养在大伯父家。稍大一些后，知道自己是寄养在那里的，他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性格逐渐变得十分内向，常常郁郁不乐。新中国成立后，生父回国，但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也未能融进这个新家。陈掖贤的姑姑陈琮英（任弼时爱人）找到他，送他到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但毕业后陈掖贤却未能从事外交工作，原因说来有点可笑，只因他个人卫生太差，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
后来他被分配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说学校对这位烈士子女还是多有照顾的，但他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弱点：自己管理不了自己的个人卫生和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他不太注意居室卫生，屋内烟蒂遍地，很少打扫，房间经常十分脏乱。他的木板床上仅铺一张凉席，席上放一床棉絮，没有被面被里，起床后就把棉絮堆成一团，从来不叠。钱总是上半月大花，后半月借债。学校只好派人与他同住一屋，帮助整理卫生，并帮管他的工资。后来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每月工资发下，代管者先替他还债，再买饭票，将剩余的分成四份，每周给一份零花钱。但仍是管不住，他竟又把饭票兑成现钱去喝酒吃零食。一次他四五天未露面，原来是没钱吃饭，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了。陈掖贤的婚姻也不理想，结了离，离了又复，常为家事吵吵闹闹，家庭生活可以说十分不幸。他的心情也愈加郁闷悲观，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
这真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状况。
陈掖贤的血统不是不好，烈士之后，且父亲、母亲均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所在单位也不是不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本人智商也不差，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但为何竟活得如此狼狈呢？原因之一，恐怕还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过不了关！而这个能力又不是学校、社会、组织上能包办的，它只有从小教育，而且只有通过家庭教育才能得到。正常、健全家庭所具有的温情的匮乏和那种日常细腻呵护式的母爱的缺失，必然对陈掖贤的性格、心理乃至生活习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伴随了他的一生。
赵一曼烈士在遗书中已经预感到这种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的遗憾。后来事实上的情况，如果烈士九泉之下有知，一颗母爱之心不知又会受怎样的煎熬！
但作为伟大的英雄母亲，赵一曼无疑又对宁儿的灵魂和人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烈士之后的他，有着很要强的个性，有着炽热的赤子之心。和他母亲有着一副铮铮铁骨一样，他也十分有胆量、有硬骨气，还总怀忧国忧民之心。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赵一曼”是她到东北后的化名。早在1950年代初，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抗日英雄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她的丈夫陈达邦和宁儿陈掖贤，仍然不知赵一曼正是自己的亲人。1956年，陈掖贤才被正式通知，自己就是赵一曼的“宁儿”！他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看到了母亲的遗嘱，几乎哭晕，精神受到强烈创伤。他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刺上了“赵一曼”三字。这三个字，直到去世时仍然深在肉中，足见陈掖贤对母亲的那份爱有多深，对遗嘱是多么看重。
当年，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发放烈士家属抚恤金，通知陈掖贤去领。陈执意不肯，说：“我怎么能要那个钱？我母亲为国捐躯，岂是用钱来衡量的！”
1960年8月，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住在中南海的陈掖贤忍不住了，提笔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家乡饿死人的事情，也表述了对大跃进中一些决策失误的看法，还把百姓生活艰苦的状况以《忆秦娥》词牌填词给喜爱读诗词的毛主席看。毛泽东看到这封署名“陈掖贤”的冒昧文字后颇为震怒，可当他了解到写信者居然是赵一曼的宁儿后，又沉默了，最终没有追究。
这时期陈掖贤情绪十分苦闷，他的教学效果也随着他心情的好坏和备课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对他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1960年秋天，他的父亲陈达邦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7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猪肉丸子）。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因为，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自己享受了“特权”。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陈掖贤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
文革中，当父亲被康生等人诬为“叛徒”“特务”打倒时，陈掖贤百思不得其解，他极力为老父申辩，不顾个人安危三番五次提笔，向康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因为对文革和康生等人不满，仗义执言，陈掖贤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翻墙而逃，在京城远郊荒野躲了10天，饥饿和思念女儿使他回到单位，随后在牛棚里隔离审查。
此后一连串的不幸遭遇，让陈掖贤抑郁成疾，在苦闷、悲观泥沼中不能自拔。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望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往医院抢救。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15日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赵一曼的宁儿，终于没能抵御住抑郁的侵袭和悲凉命运的捉弄。
歌德说，性格即命运。然而宁儿的性格悲剧与人生境遇背后，无疑深深打上了时代悲剧的烙印。
从赵一曼和宁儿母子身上，可以深切感受到母亲对儿女成长是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缺失的，成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的一课；拥有的，处处折射出动人、璀璨的光芒。
阅读这一对母子，怎能不让人柔肠百结、热泪盈眶！
（编辑 蓝 忆）
临刑前，想起自己远在四川还只有几岁的独生幼子宁儿，她无比眷恋、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份著名的遗嘱：“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但是，宁儿，就是后来的陈掖贤，成长情况并不理想。因母亲离开之后父亲又受共产国际派遣到法国工作，出生才不久的他被寄养在大伯父家。稍大一些后，知道自己是寄养在那里的，他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性格逐渐变得十分内向，常常郁郁不乐。新中国成立后，生父回国，但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也未能融进这个新家。陈掖贤的姑姑陈琮英（任弼时爱人）找到他，送他到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但毕业后陈掖贤却未能从事外交工作，原因说来有点可笑，只因他个人卫生太差，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
后来他被分配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说学校对这位烈士子女还是多有照顾的，但他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弱点：自己管理不了自己的个人卫生和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他不太注意居室卫生，屋内烟蒂遍地，很少打扫，房间经常十分脏乱。他的木板床上仅铺一张凉席，席上放一床棉絮，没有被面被里，起床后就把棉絮堆成一团，从来不叠。钱总是上半月大花，后半月借债。学校只好派人与他同住一屋，帮助整理卫生，并帮管他的工资。后来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每月工资发下，代管者先替他还债，再买饭票，将剩余的分成四份，每周给一份零花钱。但仍是管不住，他竟又把饭票兑成现钱去喝酒吃零食。一次他四五天未露面，原来是没钱吃饭，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了。陈掖贤的婚姻也不理想，结了离，离了又复，常为家事吵吵闹闹，家庭生活可以说十分不幸。他的心情也愈加郁闷悲观，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
这真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状况。
陈掖贤的血统不是不好，烈士之后，且父亲、母亲均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所在单位也不是不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本人智商也不差，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但为何竟活得如此狼狈呢？原因之一，恐怕还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过不了关！而这个能力又不是学校、社会、组织上能包办的，它只有从小教育，而且只有通过家庭教育才能得到。正常、健全家庭所具有的温情的匮乏和那种日常细腻呵护式的母爱的缺失，必然对陈掖贤的性格、心理乃至生活习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伴随了他的一生。
赵一曼烈士在遗书中已经预感到这种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的遗憾。后来事实上的情况，如果烈士九泉之下有知，一颗母爱之心不知又会受怎样的煎熬！
但作为伟大的英雄母亲，赵一曼无疑又对宁儿的灵魂和人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烈士之后的他，有着很要强的个性，有着炽热的赤子之心。和他母亲有着一副铮铮铁骨一样，他也十分有胆量、有硬骨气，还总怀忧国忧民之心。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赵一曼”是她到东北后的化名。早在1950年代初，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抗日英雄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她的丈夫陈达邦和宁儿陈掖贤，仍然不知赵一曼正是自己的亲人。1956年，陈掖贤才被正式通知，自己就是赵一曼的“宁儿”！他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看到了母亲的遗嘱，几乎哭晕，精神受到强烈创伤。他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刺上了“赵一曼”三字。这三个字，直到去世时仍然深在肉中，足见陈掖贤对母亲的那份爱有多深，对遗嘱是多么看重。
当年，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发放烈士家属抚恤金，通知陈掖贤去领。陈执意不肯，说：“我怎么能要那个钱？我母亲为国捐躯，岂是用钱来衡量的！”
1960年8月，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住在中南海的陈掖贤忍不住了，提笔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家乡饿死人的事情，也表述了对大跃进中一些决策失误的看法，还把百姓生活艰苦的状况以《忆秦娥》词牌填词给喜爱读诗词的毛主席看。毛泽东看到这封署名“陈掖贤”的冒昧文字后颇为震怒，可当他了解到写信者居然是赵一曼的宁儿后，又沉默了，最终没有追究。
这时期陈掖贤情绪十分苦闷，他的教学效果也随着他心情的好坏和备课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对他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1960年秋天，他的父亲陈达邦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7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猪肉丸子）。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因为，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自己享受了“特权”。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陈掖贤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
文革中，当父亲被康生等人诬为“叛徒”“特务”打倒时，陈掖贤百思不得其解，他极力为老父申辩，不顾个人安危三番五次提笔，向康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因为对文革和康生等人不满，仗义执言，陈掖贤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翻墙而逃，在京城远郊荒野躲了10天，饥饿和思念女儿使他回到单位，随后在牛棚里隔离审查。
此后一连串的不幸遭遇，让陈掖贤抑郁成疾，在苦闷、悲观泥沼中不能自拔。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望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往医院抢救。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15日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赵一曼的宁儿，终于没能抵御住抑郁的侵袭和悲凉命运的捉弄。
歌德说，性格即命运。然而宁儿的性格悲剧与人生境遇背后，无疑深深打上了时代悲剧的烙印。
从赵一曼和宁儿母子身上，可以深切感受到母亲对儿女成长是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缺失的，成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的一课；拥有的，处处折射出动人、璀璨的光芒。
阅读这一对母子，怎能不让人柔肠百结、热泪盈眶！
（编辑 蓝 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