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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是“近代化范式”的代表之一。近代化范式，是认为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剧烈的冲击下，不自觉与自觉向西方学习，进行社会转型。农民战争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似乎与近代化格格不入。而中国近代史上又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与若干次小的农民战争。陈恭禄著的《中国近代史》又偏偏是绕不过去的。而农民战争相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讲，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状况下进行的。于是陈恭禄用近代化来评价近代农民战争的价值。
[关键词]陈恭禄 农民战争 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82-02
对于农民战争，历来史家的评论都是不一的。评价不高的人有，高的也有。古代的评价与近代的评价价值体系不同。虽然近代化范式的代表陈恭禄与古时的许多史家对农民战争的评价一样，都不高。但是陈恭禄是用近代化范式的评价标准来看待这段历史的。
一、农民战争是传统的旧式战争
农民战争的兴起从历史纵向来看似乎都是“其兴也勃焉”。农民战争一旦扇起，如野火燎原之势，蔓延极快。陈恭禄对农民战争几乎持贬的态度：二十四年之悲惨战史，除人民流离，死之而外，有意识之结果。吾人所得之教训，则为叛乱未起，政府尚未失其尊严，犹能维持境内之治安。祸乱即作，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习惯，遂至群盗蜂起。当局者若不严办理，则人民不能安居，而痛苦将倍蓰于前也。虽然陈氏贬损之词溢与外表，而也说明陈氏认为太平军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规划与终极目标。他认为农民战争的缺点大于优点，而缺点无异于对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稳定的极大破坏。但熟悉中外史的陈氏不可能不清楚，无论是进步的战争还是后退的战争，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治安的破坏与人口的大量消亡。
农民战争兴起之迅速，扩张之骇人，一路势如破竹。政府无力刈除。农民战争在较短的时期内能发展成如此的情形，尊重事实的陈氏是无法否认的。但对于农民战争的燎原之势，对太平军的评价为“横行数千里，如无人之境。其于攻下诸城，除收掠财贸兵器，招纳会众而外，未曾分兵固守，其性质初贻无异于流寇也。”义和团的兴起，“拳乱之势日盛，焚毁电线，拆坏铁路，戕杀武官，乱象已成。”农民战争，没有思想的指导，没有共同奋斗的终极目标，社会组织带有无序性。他们的行为带有自发性与盲目性，而又不能一味否定与抹杀战争初期取得的胜利。陈氏对太平军的论述是最充分详尽的。比较太平军与义和团，陈氏认为共同之处是：1.迷信。太平军宗教信心强固，义和团民迷性深固，风气强悍。2.种族思想。太平军于夷夏之别，义和团于列强侵略的刺激。3.人民。“我国人民深受专制政府之淫威，对于国家除纳税而外，别无深切之关系。其视政府之存亡，无明显之利益，盖人之常情，非利害切己，则不表示意见，而或有所动作。”“朝廷于大乱之后，对于人民之生计，未尝顾虑，谋有建设……及国际贸易日盛，……家庭工业遂受摧残，……生计遂益艰难。”4.女子。太平军设有女官，陈氏对此颇有赞词。对于红灯照女子，陈氏虽有记述，然却所书甚少。5.官军。农民战争的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常规军战斗力的减弱。所以历代的大型农民战争几乎都是发生在王朝的中晚期。官军暮气深重，难剿灭农民军。故陈氏有言：“久已失其战斗能力，平乱则力不足，扰乱则绰然有余。”
二、对农民战争的社会整合效果的失望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自身改变社会的方式，只要有利于近代化，陈氏则予以肯定。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剧烈的冲击下，不自觉与自觉向西方学习，进行社会转型，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路的方法之一。也将这种观念作为评价近代史的一个重要标准。
洪秀全凭借着对偶得的《劝世良言》的改编与曲解，创立了上帝会。还编有对自己基督教的评价的《三字经》《天命诏旨书》。这些书中处处融有宗教思想。借用宗教的号召力，为了达到他的某种理想，起兵之初，胜多败少，一路向东，问鼎南京。之后对于政权的稳定，基层的稳固，文化的改换，都是非常主要与致命的。
永安建制，分五王，下设有侯、丞相等官。这些与传统制度大相径庭，而又与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毫无可比性。所以陈氏认为：“其目的盖多设官，足以号召也。就其政体而言，则是专制独裁集权之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名义上概归于天王。外人观察看，言其不知民政，一则由于官职如是，一则当战争期内，军政色彩浓厚破坏过甚，而无改革与建设也。”女官是太平天国对妇女问题的一种反映。评论高者视为妇女的解放。太平天国在南京，将男女分开居住。在特定的时间段夫妻才能在一起。究竟是什么使得太平天国实施这一项有违“伦理道德”的制度。陈氏认为太平天国最初设立女官，她们多数是太平天国将士的家人，体力很强，完全可以顶替男子。这似乎只是一种现实误解，并无法从思想文化上作更深刻的评论。但陈氏在论述之言：“其餍满人望者，则谋恢复女子之天然肢体，而力去缠足之恶习也，惜其未能成功。”陈氏并非完全否定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甚至认为设女官、解缠足对于当时来讲是进步的。只是并没有成功而表示叹息。
太平天国诏定《天朝田亩制度》，陈氏认为是太平军攻陷南京，天王救济平民，设定《天朝田亩制度》。还认为均田地是空想，陈氏运用人口学的方法，认为即使分了田，也必定不多，大动乱后，人口减少，那么二三十年后，人口恢复，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显然《天朝田亩制度》与均田制一样，仍然无法解决作为农业社会的千古的难题，也无进步性可言。所以认为：“惟其偏于理想，而难见于事实耶。其理想盖受耶稣教之影而生，耶稣之传教也。其信从之者，须卖其产业，及其之后，信教仍为团体生活。书中故数以皇上帝为言，其受田之计划，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于农之意，一方面则本于孟子所言之井田。”政策由少数几个人尚未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全凭空想与理论，尚不足以近代化。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全书并未提到被后人称为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方案的《资政新篇》。从近代化的价值体系来讲，这是绕不开的一事。 对于农民战争在文化上的作为。太平军拜上帝，摧残与上帝认为不同的偶像认为有功，焚毁儒、释、道的经典，称他们为妖书，认为：“凡是证明太平军中之领袖，毫无常识，其破坏之行动，直为中国文化上极大之障碍”，陈氏基本否定太平天国及农民战争对文化的正面作用，不像其余，如设置女官的政策持正面的态度。虽然太平天国宗教色彩浓厚，而从本质上仍然透露着封建型的皇权色彩。“其防范之严，天王威权之重，蔑以如矣，乃重视忌讳，且以秘密会社起兵，隐语颇多。对于天父诸王名称等，均避讳汉字。”而对于会试、乡试均无褒语，陈氏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他批评士大夫思想保守，愚昧，排外，认为农民战争的领袖毫无常识。无论是清王朝的统治者、士大夫，还是农民战争的领导者，都认为是落后的，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丝的活气。通篇来看，他既贬农民战争，也贬封建统治。
陈氏认为，农民战争中，太平天国取得了长江中下游富庶之地，而并没有实现进步的社会整合，甚至连封建的社会都达不到。对于捻苗之乱，义和团陈氏更无褒言。
三、农民战争与西方的碰撞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世界体系之中，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发展相对封闭的农民战争免不了与西方列强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这是与过去全封闭式的农民战争最大的不同。作为中国学者，甚至是中国人，熟知中国近百年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没有不痛恨的。但矛盾的是，西方侵略最直接、最明显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早期签订时，由于中国政府不了解国际法，根本不知道何为不平等）但如果长远的来看，中国确实缓慢地走向近代化，打破社会传统的循环模式。破坏性反过来看，有其封建性的一面，建设性的一面也有所展现。中国人民与列强的冲突，无论怎样客观来写，都无法割裂情感与理性的冲突。
农民战争与西方诸国的接触，既有和平的，也有武力的。农民战争中的太平天国宣传宗教，信仰上帝，正好外国人正遇到与信奉儒家与程朱理学的官吏的接触的困难。“认为汉人成立政府，势得改变政策，其热心宣传宗教之牧师，闻之太平领袖信仰上帝，摧残偶像，信其将予以极大之传教机会。”并在上海帮助太平军。开始与列强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西方诸国放弃帮助太平军，转而帮助湘淮军，陈氏并无撰文。只说“英国海军大将准许英商汽船阻往安庆运输军队。”“华尔重商殒命，其为人也，勇于冒险，善于将兵，其加入官军，始为金钱荣誉之计。”“华尔与上海长官商人相处甚善。”陈氏所言，多溢美之词。后戈登“太平军之伤杀溺死大军。”认为华尔是去救助南京。也难怪，陈氏一直认为中国与列强多次冲突本可以避免，是清政府不善于和谈，士大夫盲目排外造成的误会。陈氏因为历史认识范式的制约，对此评价不一。
农民战争中的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的冲突发生之前，较太平军、捻苗更频繁，更广泛。而之后又与清军部分合作，抗击列强，“朝议倾向利用拳乱，直隶之乱日益。”陈氏无论是清政府当时几个重要的人物说是：“思想昏庸，极恨外人”，“道学自任，恨恶外人”。而对于义和团说是“迷信深痼”，“唯有神道”，将世人皆视为思想禁锢之人。论述义和团，焚烧教堂、商店，搜杀大毛子、二毛子，破坏铁路电线车站的残暴荒谬的行为：“所杀者，皆中国人之为洋奴者。”文中对于义和团及官军同联军的战争，叙述联军如何进攻，罕有我方如何英勇作战。对于联军，陈氏也说：“联军入城，无恶不作”，“外兵之抢劫也，可称净尽”。虽然陈氏溢美西方诸国的“近代化”，而贬低当时人的落后思想，然陈氏对史料学极有建树，追求秉笔直书，不虚美，不掩恶。尽管处于“近代化”的价值体系的偏见评价，但陈氏还是对西方列强特别是联军庚子事件的暴行予以部分的批判。
19世纪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缺乏自我更新能力。认为西方国家才能打破中国这种孤立，中国才能开始现代化，而这一过程就是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所以中国的抵抗就是排斥现代文明。在国家危难之际，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救国，中国的出处在何方。
陈氏对于农民战争的评述与当时大多数持“近代化”观点的知识分子一样，基本持否定态度。共同的思想来源是用“近代化”的价值评价体系。不过陈氏总不惜笔墨地写农民战争造成的人口、社会等问题，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以及对政府的压迫、田赋等问题，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冲击传统工业造成的生计、经济问题也有论述。作为通史性材料，我们不能过分指责陈氏写得简略和狭义的“近代化”视角。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先驱之一，陈氏受到“近代化”范式的限制，而对于农民战争之类的传统问题评价的问题，虽然陈氏的观点有诸多缺陷，但仍需将陈氏研究置于当时的大环境去看待，为今日学术研究获取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陈恭禄.中国近代史[M].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陈恭禄 农民战争 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82-02
对于农民战争，历来史家的评论都是不一的。评价不高的人有，高的也有。古代的评价与近代的评价价值体系不同。虽然近代化范式的代表陈恭禄与古时的许多史家对农民战争的评价一样，都不高。但是陈恭禄是用近代化范式的评价标准来看待这段历史的。
一、农民战争是传统的旧式战争
农民战争的兴起从历史纵向来看似乎都是“其兴也勃焉”。农民战争一旦扇起，如野火燎原之势，蔓延极快。陈恭禄对农民战争几乎持贬的态度：二十四年之悲惨战史，除人民流离，死之而外，有意识之结果。吾人所得之教训，则为叛乱未起，政府尚未失其尊严，犹能维持境内之治安。祸乱即作，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习惯，遂至群盗蜂起。当局者若不严办理，则人民不能安居，而痛苦将倍蓰于前也。虽然陈氏贬损之词溢与外表，而也说明陈氏认为太平军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规划与终极目标。他认为农民战争的缺点大于优点，而缺点无异于对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稳定的极大破坏。但熟悉中外史的陈氏不可能不清楚，无论是进步的战争还是后退的战争，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治安的破坏与人口的大量消亡。
农民战争兴起之迅速，扩张之骇人，一路势如破竹。政府无力刈除。农民战争在较短的时期内能发展成如此的情形，尊重事实的陈氏是无法否认的。但对于农民战争的燎原之势，对太平军的评价为“横行数千里，如无人之境。其于攻下诸城，除收掠财贸兵器，招纳会众而外，未曾分兵固守，其性质初贻无异于流寇也。”义和团的兴起，“拳乱之势日盛，焚毁电线，拆坏铁路，戕杀武官，乱象已成。”农民战争，没有思想的指导，没有共同奋斗的终极目标，社会组织带有无序性。他们的行为带有自发性与盲目性，而又不能一味否定与抹杀战争初期取得的胜利。陈氏对太平军的论述是最充分详尽的。比较太平军与义和团，陈氏认为共同之处是：1.迷信。太平军宗教信心强固，义和团民迷性深固，风气强悍。2.种族思想。太平军于夷夏之别，义和团于列强侵略的刺激。3.人民。“我国人民深受专制政府之淫威，对于国家除纳税而外，别无深切之关系。其视政府之存亡，无明显之利益，盖人之常情，非利害切己，则不表示意见，而或有所动作。”“朝廷于大乱之后，对于人民之生计，未尝顾虑，谋有建设……及国际贸易日盛，……家庭工业遂受摧残，……生计遂益艰难。”4.女子。太平军设有女官，陈氏对此颇有赞词。对于红灯照女子，陈氏虽有记述，然却所书甚少。5.官军。农民战争的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常规军战斗力的减弱。所以历代的大型农民战争几乎都是发生在王朝的中晚期。官军暮气深重，难剿灭农民军。故陈氏有言：“久已失其战斗能力，平乱则力不足，扰乱则绰然有余。”
二、对农民战争的社会整合效果的失望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自身改变社会的方式，只要有利于近代化，陈氏则予以肯定。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剧烈的冲击下，不自觉与自觉向西方学习，进行社会转型，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路的方法之一。也将这种观念作为评价近代史的一个重要标准。
洪秀全凭借着对偶得的《劝世良言》的改编与曲解，创立了上帝会。还编有对自己基督教的评价的《三字经》《天命诏旨书》。这些书中处处融有宗教思想。借用宗教的号召力，为了达到他的某种理想，起兵之初，胜多败少，一路向东，问鼎南京。之后对于政权的稳定，基层的稳固，文化的改换，都是非常主要与致命的。
永安建制，分五王，下设有侯、丞相等官。这些与传统制度大相径庭，而又与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毫无可比性。所以陈氏认为：“其目的盖多设官，足以号召也。就其政体而言，则是专制独裁集权之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名义上概归于天王。外人观察看，言其不知民政，一则由于官职如是，一则当战争期内，军政色彩浓厚破坏过甚，而无改革与建设也。”女官是太平天国对妇女问题的一种反映。评论高者视为妇女的解放。太平天国在南京，将男女分开居住。在特定的时间段夫妻才能在一起。究竟是什么使得太平天国实施这一项有违“伦理道德”的制度。陈氏认为太平天国最初设立女官，她们多数是太平天国将士的家人，体力很强，完全可以顶替男子。这似乎只是一种现实误解，并无法从思想文化上作更深刻的评论。但陈氏在论述之言：“其餍满人望者，则谋恢复女子之天然肢体，而力去缠足之恶习也，惜其未能成功。”陈氏并非完全否定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甚至认为设女官、解缠足对于当时来讲是进步的。只是并没有成功而表示叹息。
太平天国诏定《天朝田亩制度》，陈氏认为是太平军攻陷南京，天王救济平民，设定《天朝田亩制度》。还认为均田地是空想，陈氏运用人口学的方法，认为即使分了田，也必定不多，大动乱后，人口减少，那么二三十年后，人口恢复，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显然《天朝田亩制度》与均田制一样，仍然无法解决作为农业社会的千古的难题，也无进步性可言。所以认为：“惟其偏于理想，而难见于事实耶。其理想盖受耶稣教之影而生，耶稣之传教也。其信从之者，须卖其产业，及其之后，信教仍为团体生活。书中故数以皇上帝为言，其受田之计划，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于农之意，一方面则本于孟子所言之井田。”政策由少数几个人尚未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全凭空想与理论，尚不足以近代化。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全书并未提到被后人称为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方案的《资政新篇》。从近代化的价值体系来讲，这是绕不开的一事。 对于农民战争在文化上的作为。太平军拜上帝，摧残与上帝认为不同的偶像认为有功，焚毁儒、释、道的经典，称他们为妖书，认为：“凡是证明太平军中之领袖，毫无常识，其破坏之行动，直为中国文化上极大之障碍”，陈氏基本否定太平天国及农民战争对文化的正面作用，不像其余，如设置女官的政策持正面的态度。虽然太平天国宗教色彩浓厚，而从本质上仍然透露着封建型的皇权色彩。“其防范之严，天王威权之重，蔑以如矣，乃重视忌讳，且以秘密会社起兵，隐语颇多。对于天父诸王名称等，均避讳汉字。”而对于会试、乡试均无褒语，陈氏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他批评士大夫思想保守，愚昧，排外，认为农民战争的领袖毫无常识。无论是清王朝的统治者、士大夫，还是农民战争的领导者，都认为是落后的，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丝的活气。通篇来看，他既贬农民战争，也贬封建统治。
陈氏认为，农民战争中，太平天国取得了长江中下游富庶之地，而并没有实现进步的社会整合，甚至连封建的社会都达不到。对于捻苗之乱，义和团陈氏更无褒言。
三、农民战争与西方的碰撞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世界体系之中，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发展相对封闭的农民战争免不了与西方列强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这是与过去全封闭式的农民战争最大的不同。作为中国学者，甚至是中国人，熟知中国近百年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没有不痛恨的。但矛盾的是，西方侵略最直接、最明显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早期签订时，由于中国政府不了解国际法，根本不知道何为不平等）但如果长远的来看，中国确实缓慢地走向近代化，打破社会传统的循环模式。破坏性反过来看，有其封建性的一面，建设性的一面也有所展现。中国人民与列强的冲突，无论怎样客观来写，都无法割裂情感与理性的冲突。
农民战争与西方诸国的接触，既有和平的，也有武力的。农民战争中的太平天国宣传宗教，信仰上帝，正好外国人正遇到与信奉儒家与程朱理学的官吏的接触的困难。“认为汉人成立政府，势得改变政策，其热心宣传宗教之牧师，闻之太平领袖信仰上帝，摧残偶像，信其将予以极大之传教机会。”并在上海帮助太平军。开始与列强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西方诸国放弃帮助太平军，转而帮助湘淮军，陈氏并无撰文。只说“英国海军大将准许英商汽船阻往安庆运输军队。”“华尔重商殒命，其为人也，勇于冒险，善于将兵，其加入官军，始为金钱荣誉之计。”“华尔与上海长官商人相处甚善。”陈氏所言，多溢美之词。后戈登“太平军之伤杀溺死大军。”认为华尔是去救助南京。也难怪，陈氏一直认为中国与列强多次冲突本可以避免，是清政府不善于和谈，士大夫盲目排外造成的误会。陈氏因为历史认识范式的制约，对此评价不一。
农民战争中的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的冲突发生之前，较太平军、捻苗更频繁，更广泛。而之后又与清军部分合作，抗击列强，“朝议倾向利用拳乱，直隶之乱日益。”陈氏无论是清政府当时几个重要的人物说是：“思想昏庸，极恨外人”，“道学自任，恨恶外人”。而对于义和团说是“迷信深痼”，“唯有神道”，将世人皆视为思想禁锢之人。论述义和团，焚烧教堂、商店，搜杀大毛子、二毛子，破坏铁路电线车站的残暴荒谬的行为：“所杀者，皆中国人之为洋奴者。”文中对于义和团及官军同联军的战争，叙述联军如何进攻，罕有我方如何英勇作战。对于联军，陈氏也说：“联军入城，无恶不作”，“外兵之抢劫也，可称净尽”。虽然陈氏溢美西方诸国的“近代化”，而贬低当时人的落后思想，然陈氏对史料学极有建树，追求秉笔直书，不虚美，不掩恶。尽管处于“近代化”的价值体系的偏见评价，但陈氏还是对西方列强特别是联军庚子事件的暴行予以部分的批判。
19世纪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缺乏自我更新能力。认为西方国家才能打破中国这种孤立，中国才能开始现代化，而这一过程就是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所以中国的抵抗就是排斥现代文明。在国家危难之际，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救国，中国的出处在何方。
陈氏对于农民战争的评述与当时大多数持“近代化”观点的知识分子一样，基本持否定态度。共同的思想来源是用“近代化”的价值评价体系。不过陈氏总不惜笔墨地写农民战争造成的人口、社会等问题，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以及对政府的压迫、田赋等问题，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冲击传统工业造成的生计、经济问题也有论述。作为通史性材料，我们不能过分指责陈氏写得简略和狭义的“近代化”视角。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先驱之一，陈氏受到“近代化”范式的限制，而对于农民战争之类的传统问题评价的问题，虽然陈氏的观点有诸多缺陷，但仍需将陈氏研究置于当时的大环境去看待，为今日学术研究获取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陈恭禄.中国近代史[M].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