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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自身选择及发展之需，韩国形成了一个比中国还要典型的儒家文化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这其中必然有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在起作用。但韩国对儒家思想从来没有彻底予以反思。从古至今，韩国社会不仅注重形式和拘泥于名分，而且受儒家观念影响强化了韩国人的家国意识和集体意识，过分强调血缘、地缘、学缘，极度强化男尊女卑的理念等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当代多元化社会的健康发展，并成为韩国进入名副其实的先进国家的障碍。最近，中国社会出现了儒家文化复兴热潮，对于这种儒学热，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要吸取历史的教训，有选择地继承。
[关键词]儒家文化；韩国社会；多种局限；批判继承
朝鲜王朝时期，儒家思想达到了鼎盛。朝鲜人积极接受儒家思想，这从朝鲜末期的儒学者张志渊的《朝鲜儒教渊源》中可以了解。他说：“杜氏《通典》曰：‘东夷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又曰：‘其书文并同华夏，自古以礼义称者，良有以也。’檀君之季，殷太师箕子避周以来，以《洪范九畴》之道教化东方。《洪范九畴》，天所以锡夏禹而箕子得其道以是传之于周武王者也……箕子既传于武王，又躬行于朝鲜，设八条之教以教化吾人，则其八条虽遗缺失传，然孔子赞《易》曰：‘箕子之明夷’，明夷者，其道明于东方也。然则，朝鲜虽谓之儒教宗祖之邦可矣。是故《论语》孔子‘乘桴浮海’之志，有‘欲居九夷’之语，盖谓吾东是儒教旧邦，故夫子欲如箕子之布教行道而有是言也。”由此可知，朝鲜王朝儒者们的历史观认为箕子朝鲜是韩国历史的开端。建立朝鲜王朝的李成桂灭了高丽王朝之后，定国号为“朝鲜”，这也是从箕子朝鲜得来的名称。根据这些因素，朝鲜王朝在政治和思想上全面贯彻了“崇儒抑佛”政策，而朝鲜社会几乎变成了儒家社会的典型。
但朝鲜与明清之间文化差异也不小。如明清社会除了程朱理学之外，中阳明学在绅士阶层也颇为流行。而朝鲜朝廷虽然尊明事大，但基本上排斥阳明学。朝鲜王朝一贯地固守程朱理学，同时也根据程朱理学反对和批判明朝的宦官政治与三教合一的思想倾向，这些都影响了后世。因此，从朝鲜王朝开始，韩国社会的思想传统在儒家文化的塑造下，基本呈现稳定的形态，直至今日。
一
儒家文化作为韩文化的基盘，上自国家理念，下至百姓生活，可谓无处不在。其优越性不少，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儒家文化确实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论述已有很多，此处不再赘述，本文要分析的是它另一方面的社会表现。
2004年3月12日，韩国国会总会破天荒地通过了对大统领(总统)的弹劾案。像这种经表决通过的对现任总统的弹劾案，是韩国有宪政史以来的第一次。从此日开始，卢武铉总统的权力被暂停，由韩国最高司法权力机构之一的宪法裁判所开始进行弹劾审判程序。国会弹劾总统的理由有三：其一，卢武铉总统违背了《选举法》规定的中立义务；其二，卢武铉总统的亲信涉及不正当事件；其三，卢武铉总统造成政局混乱而导致经济萧条。三个多月后(2004年5月14日)，韩国宪法裁判所驳回了卢武铉总统弹劾案。驳回的理由也有三：其一，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虽然违背了韩国《选举法》规定的公务员中立义务和《宪法》中维护宪法的义务，但不能将它视为可以罢免总统的重大渎职行为；其二，造成政局混乱而导致经济萧条也不能成为弹劾总统的理由；其三，总统亲信腐败，尚无法确定与总统职务是否有关联，所以也不能成为弹劾理由。
其实，在野党弹劾卢武铉总统的最主要理由并非上述三条，而是一条不太正当的理由：“因为总统不像总统”。他们认为卢武铉总统的言行不符合总统的名分和礼仪，他身上不仅找不到总统之“分”，也不符合总统之“名”。韩国总统的一贯形象是：说话严肃稳重，并且都应该说乏味无实的好话，不应说粗话和批评言论界；行为庄重威严，有时需要摆架子，同时要显示出很有威风的样子，让人不敢接近。
但卢武铉总统的形象是完全相反的，他是一位非常直率的平民总统。说话直截了当、口若悬河，甚至用方言尖锐地批评韩国社会的矛盾，直接批评韩国政治的落后和言论界的问题。有时说得过分直率，以致不少人嫌他太轻率。在他身上找不到以往的君臣之分，也找不到故意摆架子的威风，只看到贴近老百姓的平民总统形象。在一般市民眼里，他又是一位不理会外界评价、遵守自己原则的老实总统；有些人批评他是独善其身的总统。当然，在保守派和批评他的人眼里，他根本不像总统，一点也没有总统的体面。但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他的学历：卢武铉是一位没有读过大学的总统。尤其在非常重视学历的韩国社会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反对他的人经常拿学历来讽刺和嘲笑他，而且一般市民也有不少人担心他的学问(其实是学历)是否够资格管理一个国家。在科技较为发达的21世纪的韩国，由于传统观念的作怪，反对卢武铉的人和在野党为了为难他，就推动了对卢武铉总统的弹劾案。
这件事让人不禁想起17世纪初朝鲜朝发生的光海君的废位事件。当时，尊明排清的事大论者(西人派系)把光海君废位的理由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光海君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在对明与清的外交政策上实行了中立立场，当时执政派认为光海君背叛了大明王朝而实行了亲胡人(清)政策，这是不忠、不信(因为明朝在壬辰倭乱时曾派兵援助朝鲜朝)；第二个原因是仁穆大妃废母事件。在信奉性理学、重视孝道的儒家国家，居然发生了废掉母亲的废伦事件，这是“不孝”。所以反光海君的西人派系找这两个借口造反，废黜了光海君。可见，他们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反而根据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废黜了君主。
虽然时代变化了，但在韩国人重视正名、名分的观念影响下，现在普通韩国人潜意识里还存在不轻的等级观念。表面看来，“两班、中人、贱人”等级别之分和“嫡、庶之分”好像没有了，但炫耀起自己的家庭时往往会说，“我的姓是某某地方之姓，所以我家属于两班血统”，或“我的几代祖先当过中央的某某职位，我们家族都属于两班阶级”。为了证明这些问题，或确立自己家族的正宗，不少家族都有自己的族谱。怕万一自己家里没有族谱，会被人轻视，有些人则用钱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在韩国，不少家庭根据遗嘱分财产时，还是按照古代嫡长子制度的习俗来分，即一般给老大或儿子多分一点，剩下的分给各个兄弟姐妹。这主要是老大或儿子奉养祭祀的关系。
家族如此，那么个人又如何立足于社会呢?实际能力固然重要，然而学位比能力更为重要。在韩国，学位不仅是一种身份和学问等级的象征，而且代表着更多的社会意义。大学录用和晋升教授的第一个条件不是出色的学问或能力，而是有没有博士学位，至于教学水平如何则是次要的。甚至很多中小企业老板或大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也追求博士学位，还有些人向学校捐款后获得名誉博士学位。格外重视学位的社会风气还导致了一些高校出现学位造假和高学历泛滥现象。
二
从国家、家庭到个人的这些现象都与儒家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即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特别体现在个人与国家及家庭的关系之中，与国家的关系是“忠”，与家庭的关系是“孝”。朝鲜王朝作为朝贡国，与明朝宗主国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到了朝鲜王朝后期，由于清朝的侵略，孝宗(1619－1659)准备征讨清朝。当时的讨伐计划是根据孔子的“春秋大义”、“尊明排清”、“小中华”的大义名分。但连孝宗自己也说：“我很明白，凭我们的能力根本不能战胜胡人，但天理和人心不容这些胡人的侵略。我虽然能力不足，但不得不讨伐清朝满洲人。”从而可知，孝宗的北伐不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而是按照“天理”，按照对明朝的“忠”与“信”，从“尊明伐胡”的大义名分上北伐。明知会失败甚至亡国，还知不可为而为之。孝宗驾崩，此事才作罢。然而，明朝灭亡，清廷坐稳天下之后，朝鲜王朝不得不俯首称臣。但有一点倒是坚持到了最后，即从儒学正统上轻视清朝，自认为继承了中原儒家文化，称自己为“小中华”。这种一直以来独尊儒术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在韩国导致了以下几种流弊：
(一)唯上是从
儒家伦理的核心构架即为“三纲五常”，朱熹将其崇尚为“天理”。既然是天理，就必须遵守。正是这种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的无上权威，强化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和家长制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的观念起到了巩固和维护当时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朱熹的思想对韩国民众的意识及思想文化有着异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年以上的韩国人从小都背诵过“三纲五伦”，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学过被称为“天伦”的“三纲五伦”、“世俗五戒”等观念。虽然时代已经变化了，但“三纲五常”观念在韩国人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1945年韩国解放之后，从第1代总统李承晚到现在的第17代总统李明博，虽然中间各个政权之间有所差别，但众多媒体和韩国人仍然把总统与国务委员及各部长的关系比作古代君臣关系。尤其是保守派掌权时这种现象更突出，一切都由总统说了算。韩国《宪法》明确规定，大韩民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但实际运作上是以总统统率的行政机构为“纲”，政府享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权力，也因此，韩国的政治领域比起别的领域来要落后得多。
在世界各国中，韩国社会可能是最强调“孝道”的。不仅在家里，在学校，而且社会上也广泛使用这两个字。比如，儿女们安排父母旅游被称为“孝道旅行”；向父母送礼物被称为“孝道礼物”；字大、屏幕大且价格便宜的手机被称为“孝道手机”，此外还有“孝道商品券”等等。可见“孝道”两个字使用很广。这可能是重视忠、孝的韩国社会独有的现象。当然，作为正常的人伦关系，这是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韩剧拥有大量的中国观众，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喜爱这种人伦关系。但如果过了头，就会带来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目前韩国社会“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的“父是一家之长”的观念还普遍存在。《礼记·内则》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当今韩国社会也是如此。父子、父女关系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上下、从属关系。个人的价值实现要根据父母的意志，个人的价值体现在作为一个家族成员的价值。所以，在当代韩国，父母不太认可自己子女个人独立的存在价值，仅把它们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来看待，把孩子的所有事情都看做是家族的事情。如婚姻绝对不是男女个人的私事，婚姻的目的在于“事宗庙，继后世”，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事。现在韩国年轻人虽然自由恋爱，但结婚时还不能完全自己作主，最后还得听父母的决定。此外，年轻人在很多事情上都听从父母意见，尤其是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比如升初中和高中，或者考大学等等，所有关键的决定和手续几乎都由家长来安排。因此，跟亚洲别的国家相比，韩国的大学生对父母的依赖性特别强，不仅是本科生，研究生也是如此。子女的学费、生活费等个人的消费还是依靠父母，因为他们皆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这就是重视家庭共同体的儒家思想的体现。
(二)唯长是尊
如果说“唯上”体现为人伦间纵向的关系，那么，“唯长”则体现为人伦间横向的关系。在韩国，如果不是上下隶属关系，也不是家庭亲属的关系，常人之间就要遵从“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无论是哪个场合，韩国人一见面，就按照辈分或年龄来排列顺序。笔者发现，在韩国教书的中国教授们评价韩国大学生，一般是“活泼、开朗、讲卫生、有活力、有礼貌、对老师很尊敬”。而韩国的老师们对学生作评价时，首先考虑的是学生在礼仪方面的表现。所以，韩国学生不仅对老师讲礼貌，对同学也很讲礼貌，当然，主要指对“学长”。韩国大学生之间的排列顺序有两种标准：一是按照年级的高低来区别，以“学长、学弟、学姐、学妹”相称；二是按照年龄的大小来区别，称呼“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同一个系里互相认识的同学之间，根据年级的高低来称呼对方。初次见面或不太熟悉的人之间聊天时，可能不到五分钟就互相问起对方的年龄。等他们之间排列“顺序”之后，马上称呼对方“哥哥、弟弟”或“姐姐、妹妹”。这时作为弟弟或妹妹们说话时一定得用敬词来跟前辈说话。一般在其他国家里年龄属于个人隐私，不方便询问，也可以说是忌讳的。这可能也是韩国独有的现象，即使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地，都没有或少有此现象。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们之间也是互相先问年龄，明确大小(也就相差几个月)之后，才开始一起玩。比如六岁的孩子要求五岁或四岁的孩子们叫自己时，一定叫姐姐或哥哥，不让对方称呼自己的名字。所以在韩国，不管男女老幼都非常重视兄长弟幼的观念，前后辈关系非常明确。这是在“长幼有序”的传统儒家观念影响下，韩国人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十分在乎礼仪和辈分的韩国人在中国生活时，最不太适应的是“朋友”这个称呼，对中国国情不太了解的韩国人甚至会非常讨厌“朋友”这个词。其实“朋友”两个字在中国人际关系上是最常用的词汇之一，而且有着非常亲切的含义，孔子也曾经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问题在于“朋友”在韩国的含义不一样，在韩国人的观念里，朋友一定是年龄相当的人，也就是“朋辈”。如果有比自己年轻5—10岁的中国人虽然是带着好感拍着自己的肩背说“咱们都是好朋友”时，韩国人也接受不了。
所以在韩国的同一个团体或集团里，除了职位高低的特殊情况之外，一般根据年龄的高低来排列顺序，年纪大的人变为老大，说话比较有效力。如果有两个人吵架，一般年龄大的人责骂年轻人，问年龄多大，之后说没有礼貌或没有教育好。一切都是根据年龄的大小来判断的，个人能力并不重要。在国外，韩国人相遇时也往往不到十分钟就互问年龄，或问对方居住的时间，他们认为居住时间较长的人不仅有权威，而且经验丰富。也就是根据居住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能力的大小。
(三)男尊女卑
“男尊女卑”观念的形成是儒家思想对东方人思维造成的最不良的影响。《论语·阳货》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贬低了女人的地位。但随着最近中国儒学热的兴起，有些人根据朱熹的主张拥护孔子的主张，认为孔子说的女子不是指大 众妇女，而是指女奴隶或奴婢。然而历代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中，我们不难看到“男尊女卑”的观点。如《礼记·郊特牲》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春秋·谷梁传》：“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所也。”《白虎通·三纲六纪》：“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Ⅲ这些是儒家经典中关于女人的定义，认为女性应该依附男性而生存，足见儒家对女性的鄙视。
在儒家看来，既然“妇人，从人者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那么女性做任何事都不应该主动，而应持被动的态度。这种意识和风俗在韩国延续了一千多年，韩国女性做事时怎么可能自作主张或擅自处置呢?加上“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甚至不够柔顺都可成为丈夫抛弃妻子的正当理由，因此，她们非自甘卑弱不可。况且当代韩国还受到嫡长继承制的父系文化意识的支配，女性看到了妈妈和奶奶们服从父亲、丈夫、儿子的情况，便主动地显出卑微柔弱，因为这样才受人保护。所以，一般韩国女性习惯地安于社会和风习规定的位置。女性不具有自我价值，其生存意义依据对男性的贡献多少而得以评价。这是韩国社会的最大弊病之一。
“男尊女卑”观念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传宗接代”意识的影响。孔子最推崇的周王朝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其主要精神为嫡长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准则的“遗产继承法”，包含了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宗法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确立亲疏关系、等级、分封和世袭关系，以防止权力斗争，从而巩固分封制度。所以这些制度非常重视姓氏、血统和后嗣，没有后嗣等于没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也就没有希望。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这里的“无后”不是指没有孩子，而是没有儿子。“无后为大”的理由是“绝先祖祀”，也即实行不了宗法制度的核心：“对先祖祭祀”。不能祭祀等于没有礼，没有礼等于不应天理。如果士大夫不实行天理，那就没有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所以一定要有后嗣，即需要儿子，不需要女儿。可见，古代社会里儿子是绝对要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了传宗接代，人们往往不择手段，比如，男人往往三妻四妾，或用金钱买能生孩子的女人等等。甚至韩国和中国骂人的语言里也反映出这些观念。在中国与韩国，最严重的骂人的话就是“断子绝孙”，这在韩国与中国都可以说是最大的诅咒。
前不久有调查表明，韩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程度极其严重。2009年10月27日，瑞士非营利组织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了2009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世界经济论坛以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就经济参与和机遇、教育程度、政治赋权、健康四个领域，对相关项目赋予数值后得出结果。北欧国家继续在男女平等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如果将男女完全平等视为100分，冰岛以82.8分居首位，随后依次为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家。在亚洲国家当中，菲律宾居首位，其次是中国；日本以67.6分排在第75位；韩国以61.4分排在第115位。对韩国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丢脸的调查结果。因为除了中东和非洲等一些具有特殊情况的国家之外，韩国的排名处于最下游。
(四)唯名是大
宋儒特别讲究“名分”，当有人问程颐：有一个孤苦的寡妇，家贫无所依靠，可否再嫁?他回答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宁肯饿死，不能失节。因为失节就不符合寡妇做人的名分。这样看来，名分比人的生命还重要。司马光也非常强调名分：“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而这在韩国发展成了“名分主义”。中宗(1488—1544)时，北方边界多次遭到女真族酋长速古乃的侵略。速古乃不仅掠夺边疆百姓的粮食和家畜，而且抓走男女老少，其危害越来越严重。当时朝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派李之芳偷袭速古乃。但士林派儒生赵光祖(1482—1519)认为，欺骗对方不符合王道的“大义名分”，坚持反对偷袭的作战方案。他说：“这是一个欺骗对方的不太正当的手段。作为一个堂堂国家朝廷，怎么会用欺骗的方式来偷袭一个小小的胡人呢?臣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没面子的事情，一个国家不应该采取这种拙劣方法，干脆正式地公开出兵讨伐他们才对。”他认为名分比战争的胜利更重要。而很多大臣反对赵光祖的主张说：“在兵法上，不仅有正统的战术，也有很多奇招。御前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情不能随便更改。”当时兵曹判书柳聃年也说：“做农耕的事情向男仆问，做家务事向女仆问。臣从小开始出入北方，非常了解胡人的习俗。不应听从对北方边界情况一点不了解的儒生的主张，朝廷已经决定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改变。”但中宗还是接受了赵光祖的意见，最后放弃了这一最为有利的作战计划。
早在高丽朝末期，韩国社会便强化“正名”和“名分”。据史料来看，高丽末期编纂史书时，受中国春秋学的影响，宋朝名分论逐渐传播到高丽社会。到了朝鲜时代，重新整顿礼制与法制时，把名分论当做其理念的基础；而且编纂《国朝五礼仪》和施行《朱子家礼》时，从名分论的角度说明其内涵，并根据名分论制定了《经国大典》里面的《告尊长条》、《部民告诉禁止法》、《庶孽禁锢法》等条律。因此，朝鲜时代除了非常重视君、臣、父、子的名分关系之外，还根据朝鲜社会的特殊性，格外重视地方首领与老百姓、奴婢主与奴婢、嫡子与庶孽之间的名分关系。为了强化等级秩序、宣扬名分的重要性，政府经常表彰忠臣、孝子、烈女等，全国到处修建碑阁、旌间门、祠宇等，所以，名分论在韩国人的观念里可谓根深蒂固。
当代韩国社会中，这种名分观念还表现为特别讲体面、爱面子。很多韩国人为此不怕受罪，有的甚至到了不要命的地步。如果说中国人较讲究的是“食”，则韩国人讲究的是“衣”。这种现象也与古代传统观念有关。古代儒者出门时最讲究的是“衣冠整齐”，因为这“衣冠”就是区别身份等级(区别“分”和“名”)的唯一形式指标。另外，可通过“衣冠整齐”来判断该人的修养。
如果说古代可以通过“衣”来区分“两班、中人、贱人”的等级，那么，现在除了衣，还有车、房等成为富豪、中产阶级、下层人民这种新等级的标志。所以韩国人有钱的话，先买大房子与配套的豪华家具、名牌音响设备等(即使不喜欢听音乐，也一定要买又大又好的音响设备)，然后再买汽车和名牌衣服与皮包等。在韩国，这就意味着自己人生的成功。首尔江南地区的大房子是普通韩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大街上排气量2 000CC以上的重型车最多的国家不是美国、日本或欧洲，而是韩国。
最近，韩国新闻媒体援引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介绍了最近住在纽约的韩国人的自杀率越来越高的现象。《纽约时报》援引韩国总领事馆的资料说，2009年韩国人的自杀率比2007年和2008年各增加了三倍和两倍。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最近纽约市的自杀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唯有韩国国 籍的人自杀率在增加。《纽约时报》引用韩国人的话分析自杀的原因说：“因为韩侨是非常重视体面和威信、自尊心较强的民族，一有挫折，就容易选择极端的想法。”又说：“如果韩国人进不了名牌大学或者成绩不好，或在社会上想爬高而遇到挫折时，常常会感到羞耻和闷瞀。”从古以来，皇帝有皇帝的体面，大臣有大臣的体面，父亲有父亲的体面，师长有师长的体面，士大夫有士大夫的体面，都非常重视面子。卢武铉总统自杀前曾说道：“对不起!我真的无颜(面目)面对普通市民。”可能他自己有很多自杀动机，但笔者认为与重视名节的韩国传统观念一定有密切关系。即便这些因素不完全是上述韩国人最终自杀的原因，至少韩国人重视体面、学历、成绩、上进心等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形式主义
上述种种成为流弊，成为积习，势必导致形式主义。儒家礼仪本身非常繁琐，不仅有人际关系中的各种礼节，而且有对宗庙、族群、家庭的祭祀等等。关于这一点，可以比较历史上和当代非常相似的三件事情。非常典型的是，历史上朝鲜后期曾发生了“两次礼颂争论”。第一次是孝宗驾崩以后，其嫡长子即位，即显宗。显宗即位年(1659)，孝宗驾崩而引发慈懿大妃该怎么服丧的争论。因为当年是己亥年，史称“己亥礼讼”，也称“第一次礼讼争论”。它是指在宗法制度下，因王位继承者的嫡庶、丧服的等差、宗室勋戚的封号等礼仪问题所引起的争讼。当时孝宗驾崩后，孝宗的继母慈懿大妃应穿一年的丧服还是三年的丧服?该问题引起了朝廷的极大争论。根据朝鲜王朝的《国朝五礼仪》，如果次男离世，母亲要穿一年的丧服，如果嫡长子或君王逝世，母亲应穿三年的丧服。而当时以宋时烈为主的西人派系(李栗谷派系)认为孝宗是次男地位，主张慈懿大妃穿一年的丧服(昔年服)；但尹铺等南人派系(李退溪派系)认为孝宗虽是次男，但他是继承王统的国王，一定要根据国王和嫡长子的地位和名分，主张慈懿大妃穿三年的丧服(斩衰服)。这些问题有很多政治因素，但最关键的是形式上的“名”(君王)和“分”(尊严)的问题(根据这些判断穿着年服或斩衰服)。“第一次礼讼争论”最后以慈懿大妃穿一年的丧服，即当时执政的西人派系获胜而告终。
过了15年，孝宗妃逝世，朝廷又发生了“第二次礼讼争论”。当时孝宗的继母慈懿大妃还在世，同样，如果把孝宗妃看成嫡长媳妇，慈懿大妃穿一年的丧服(朞年服)。然而如果把她看成次男媳妇的话，只需穿9个月的丧服(大功服)即可。当时，孝宗的儿子显宗已经长大了，他对15年前不把他父亲孝宗看成嫡长子和君王的事情很不高兴。跟西人派系激烈争论之后，他接受了南人派系的主张，让慈懿大妃穿一年的丧服。
当时，尹鑴等人指责宋时烈等西人派系有损君主的尊严，认为西人的主张不符合君主的名分。朝鲜后期频繁发生的礼讼事件还与党派斗争交叉纠结，这些都和重视形式与名分的性理学的弊病有密切联系。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形式上的大义名分比国家的存在还重要。受性理学影响较深的朝鲜王朝经常出现这些重视名分和形式的事情。
然而时隔将近四百年后的今天，又有了类似的争论，有些人称它为“第三次礼讼争论”。这次发生在前总统金大中的葬礼上。在韩国，政府出面举行的葬礼有国葬(国丧)和国民葬两种次，其中最高级别是国葬(国丧)。国葬(国丧)和国民葬都是为当过大统领(总统)中对国家和社会有显著功勋的人举行的葬礼。举办国葬时，一切葬礼费用由国家来承担，并且国葬的当天定为法定公休日；举办国民葬时，部分费用由国家来承担，其他费用由遗属来承担。前总统卢武铉逝世时举办了为期七天的国民葬，当时韩国人民对此没有争论。然而前总统金大中逝世时，当时韩国政府出于葬礼平衡方面的考虑，劝导遗属举行国民葬，但遗属和民主党等在野党及进步派都强烈要求举办最高级别的国葬，理由主要有二：其一，金大中不仅是当过总统的国家元老，而且是韩国独一无二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其二，他生前努力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同时，还努力缓和朝韩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促进建立两个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对此他的功劳最大。对这种国葬的要求，极保守派激烈反对。最尴尬的是具有决定权的李明博总统。据有关报道，直到金大中总统逝世的第二天，即至2009年8月19日当天下午，政府也未能确定葬礼方式。但李明博总统最后还是决定接受“为期六天的国葬方案”。韩国建国以来，仅有在任期中逝世的前总统朴正熙一人享受了国葬待遇。因此，很多报纸报道说：“金大中前总统的葬礼将是韩国历史上第二次国葬，也是首次为卸任总统举行的国葬。”
然而问题是，根据韩国的习俗和惯例，葬礼一般都是奇数的，即三天、五天、七天、九天，从来没有过偶数的。仅前总统朴正熙一人享受了为期九天的最高国葬待遇，举办国民葬的卢武铉前总统也是为期七天的国民葬。“为期六天的国葬方案”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对政府的国葬决定，极保守派坚持批判的态度，认为金大中前总统达不到举办国葬的资格，即不符合名分；在野党和有些进步派人士也批评了“为期六天的国葬”，认为不符合名分和国葬形式。关于这个问题，双方都议论纷纷，因此，有报道说“好像在韩国又发生了第三次礼讼争论”。不管他们之间的争论有无意义，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重视形式与名分的争论是继承了朝鲜时代传统儒家思想而产生的。这些保守与进步势力之争越演越烈，导致国力消耗，造成舆论被分裂的不良影响。
从古至今，韩国社会重视名分和形式的程度虽然随着社会的变化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基本观念并无多大改变。形式化的结果往往导致保守，这对韩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利。要改变过分重视形式和拘泥于名分的倾向，则需要追求实际和功效；相比形式主义，更需要重视内涵和能力，并充分发挥个人才华和特长，难有如此，韩国才可以进入名副其实的先进国家行列。
韩国的贸易总量排在世界第10位左右，但妇女地位的排名则排在第115位。可见，韩国人的经济意识与男女平等意识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大。需要关注的是李明博政府建立之后，韩国的排名每年都大幅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儒家文化气氛比较浓厚的保守派掌握政权的结果。我们知道性理学支配韩国社会之后，韩国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理念被极度强化，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毫无权益可言。调查的数据也反映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如在“预期寿命”项目中，韩国女性排在第1位，在健康领域获得最高分，而在议会、政府、企业董事会等中，女性的参与率依然很低。比如，在世界排名中，议会、高层公务员、公司经营班子等中的女性比例占第114位，男女比率占第116位，部长级女性比例占第124位，处于政治、经济领域排名的最下游。很明显，这都与传统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与韩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不仅也属儒家文化圈，而且是儒家文化的原产国，照理上述各方面的状况应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韩国社会那样严重。究其原因，这与儒家文化在中国现当代遭受过两次大冲击有关。一次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接着有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中国近现代思想解放运动。这些运动为了摆脱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国
[关键词]儒家文化；韩国社会；多种局限；批判继承
朝鲜王朝时期，儒家思想达到了鼎盛。朝鲜人积极接受儒家思想，这从朝鲜末期的儒学者张志渊的《朝鲜儒教渊源》中可以了解。他说：“杜氏《通典》曰：‘东夷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又曰：‘其书文并同华夏，自古以礼义称者，良有以也。’檀君之季，殷太师箕子避周以来，以《洪范九畴》之道教化东方。《洪范九畴》，天所以锡夏禹而箕子得其道以是传之于周武王者也……箕子既传于武王，又躬行于朝鲜，设八条之教以教化吾人，则其八条虽遗缺失传，然孔子赞《易》曰：‘箕子之明夷’，明夷者，其道明于东方也。然则，朝鲜虽谓之儒教宗祖之邦可矣。是故《论语》孔子‘乘桴浮海’之志，有‘欲居九夷’之语，盖谓吾东是儒教旧邦，故夫子欲如箕子之布教行道而有是言也。”由此可知，朝鲜王朝儒者们的历史观认为箕子朝鲜是韩国历史的开端。建立朝鲜王朝的李成桂灭了高丽王朝之后，定国号为“朝鲜”，这也是从箕子朝鲜得来的名称。根据这些因素，朝鲜王朝在政治和思想上全面贯彻了“崇儒抑佛”政策，而朝鲜社会几乎变成了儒家社会的典型。
但朝鲜与明清之间文化差异也不小。如明清社会除了程朱理学之外，中阳明学在绅士阶层也颇为流行。而朝鲜朝廷虽然尊明事大，但基本上排斥阳明学。朝鲜王朝一贯地固守程朱理学，同时也根据程朱理学反对和批判明朝的宦官政治与三教合一的思想倾向，这些都影响了后世。因此，从朝鲜王朝开始，韩国社会的思想传统在儒家文化的塑造下，基本呈现稳定的形态，直至今日。
一
儒家文化作为韩文化的基盘，上自国家理念，下至百姓生活，可谓无处不在。其优越性不少，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儒家文化确实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论述已有很多，此处不再赘述，本文要分析的是它另一方面的社会表现。
2004年3月12日，韩国国会总会破天荒地通过了对大统领(总统)的弹劾案。像这种经表决通过的对现任总统的弹劾案，是韩国有宪政史以来的第一次。从此日开始，卢武铉总统的权力被暂停，由韩国最高司法权力机构之一的宪法裁判所开始进行弹劾审判程序。国会弹劾总统的理由有三：其一，卢武铉总统违背了《选举法》规定的中立义务；其二，卢武铉总统的亲信涉及不正当事件；其三，卢武铉总统造成政局混乱而导致经济萧条。三个多月后(2004年5月14日)，韩国宪法裁判所驳回了卢武铉总统弹劾案。驳回的理由也有三：其一，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虽然违背了韩国《选举法》规定的公务员中立义务和《宪法》中维护宪法的义务，但不能将它视为可以罢免总统的重大渎职行为；其二，造成政局混乱而导致经济萧条也不能成为弹劾总统的理由；其三，总统亲信腐败，尚无法确定与总统职务是否有关联，所以也不能成为弹劾理由。
其实，在野党弹劾卢武铉总统的最主要理由并非上述三条，而是一条不太正当的理由：“因为总统不像总统”。他们认为卢武铉总统的言行不符合总统的名分和礼仪，他身上不仅找不到总统之“分”，也不符合总统之“名”。韩国总统的一贯形象是：说话严肃稳重，并且都应该说乏味无实的好话，不应说粗话和批评言论界；行为庄重威严，有时需要摆架子，同时要显示出很有威风的样子，让人不敢接近。
但卢武铉总统的形象是完全相反的，他是一位非常直率的平民总统。说话直截了当、口若悬河，甚至用方言尖锐地批评韩国社会的矛盾，直接批评韩国政治的落后和言论界的问题。有时说得过分直率，以致不少人嫌他太轻率。在他身上找不到以往的君臣之分，也找不到故意摆架子的威风，只看到贴近老百姓的平民总统形象。在一般市民眼里，他又是一位不理会外界评价、遵守自己原则的老实总统；有些人批评他是独善其身的总统。当然，在保守派和批评他的人眼里，他根本不像总统，一点也没有总统的体面。但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他的学历：卢武铉是一位没有读过大学的总统。尤其在非常重视学历的韩国社会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反对他的人经常拿学历来讽刺和嘲笑他，而且一般市民也有不少人担心他的学问(其实是学历)是否够资格管理一个国家。在科技较为发达的21世纪的韩国，由于传统观念的作怪，反对卢武铉的人和在野党为了为难他，就推动了对卢武铉总统的弹劾案。
这件事让人不禁想起17世纪初朝鲜朝发生的光海君的废位事件。当时，尊明排清的事大论者(西人派系)把光海君废位的理由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光海君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在对明与清的外交政策上实行了中立立场，当时执政派认为光海君背叛了大明王朝而实行了亲胡人(清)政策，这是不忠、不信(因为明朝在壬辰倭乱时曾派兵援助朝鲜朝)；第二个原因是仁穆大妃废母事件。在信奉性理学、重视孝道的儒家国家，居然发生了废掉母亲的废伦事件，这是“不孝”。所以反光海君的西人派系找这两个借口造反，废黜了光海君。可见，他们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反而根据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废黜了君主。
虽然时代变化了，但在韩国人重视正名、名分的观念影响下，现在普通韩国人潜意识里还存在不轻的等级观念。表面看来，“两班、中人、贱人”等级别之分和“嫡、庶之分”好像没有了，但炫耀起自己的家庭时往往会说，“我的姓是某某地方之姓，所以我家属于两班血统”，或“我的几代祖先当过中央的某某职位，我们家族都属于两班阶级”。为了证明这些问题，或确立自己家族的正宗，不少家族都有自己的族谱。怕万一自己家里没有族谱，会被人轻视，有些人则用钱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在韩国，不少家庭根据遗嘱分财产时，还是按照古代嫡长子制度的习俗来分，即一般给老大或儿子多分一点，剩下的分给各个兄弟姐妹。这主要是老大或儿子奉养祭祀的关系。
家族如此，那么个人又如何立足于社会呢?实际能力固然重要，然而学位比能力更为重要。在韩国，学位不仅是一种身份和学问等级的象征，而且代表着更多的社会意义。大学录用和晋升教授的第一个条件不是出色的学问或能力，而是有没有博士学位，至于教学水平如何则是次要的。甚至很多中小企业老板或大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也追求博士学位，还有些人向学校捐款后获得名誉博士学位。格外重视学位的社会风气还导致了一些高校出现学位造假和高学历泛滥现象。
二
从国家、家庭到个人的这些现象都与儒家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即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特别体现在个人与国家及家庭的关系之中，与国家的关系是“忠”，与家庭的关系是“孝”。朝鲜王朝作为朝贡国，与明朝宗主国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到了朝鲜王朝后期，由于清朝的侵略，孝宗(1619－1659)准备征讨清朝。当时的讨伐计划是根据孔子的“春秋大义”、“尊明排清”、“小中华”的大义名分。但连孝宗自己也说：“我很明白，凭我们的能力根本不能战胜胡人，但天理和人心不容这些胡人的侵略。我虽然能力不足，但不得不讨伐清朝满洲人。”从而可知，孝宗的北伐不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而是按照“天理”，按照对明朝的“忠”与“信”，从“尊明伐胡”的大义名分上北伐。明知会失败甚至亡国，还知不可为而为之。孝宗驾崩，此事才作罢。然而，明朝灭亡，清廷坐稳天下之后，朝鲜王朝不得不俯首称臣。但有一点倒是坚持到了最后，即从儒学正统上轻视清朝，自认为继承了中原儒家文化，称自己为“小中华”。这种一直以来独尊儒术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在韩国导致了以下几种流弊：
(一)唯上是从
儒家伦理的核心构架即为“三纲五常”，朱熹将其崇尚为“天理”。既然是天理，就必须遵守。正是这种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的无上权威，强化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和家长制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的观念起到了巩固和维护当时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朱熹的思想对韩国民众的意识及思想文化有着异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年以上的韩国人从小都背诵过“三纲五伦”，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学过被称为“天伦”的“三纲五伦”、“世俗五戒”等观念。虽然时代已经变化了，但“三纲五常”观念在韩国人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1945年韩国解放之后，从第1代总统李承晚到现在的第17代总统李明博，虽然中间各个政权之间有所差别，但众多媒体和韩国人仍然把总统与国务委员及各部长的关系比作古代君臣关系。尤其是保守派掌权时这种现象更突出，一切都由总统说了算。韩国《宪法》明确规定，大韩民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但实际运作上是以总统统率的行政机构为“纲”，政府享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权力，也因此，韩国的政治领域比起别的领域来要落后得多。
在世界各国中，韩国社会可能是最强调“孝道”的。不仅在家里，在学校，而且社会上也广泛使用这两个字。比如，儿女们安排父母旅游被称为“孝道旅行”；向父母送礼物被称为“孝道礼物”；字大、屏幕大且价格便宜的手机被称为“孝道手机”，此外还有“孝道商品券”等等。可见“孝道”两个字使用很广。这可能是重视忠、孝的韩国社会独有的现象。当然，作为正常的人伦关系，这是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韩剧拥有大量的中国观众，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喜爱这种人伦关系。但如果过了头，就会带来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目前韩国社会“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的“父是一家之长”的观念还普遍存在。《礼记·内则》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当今韩国社会也是如此。父子、父女关系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上下、从属关系。个人的价值实现要根据父母的意志，个人的价值体现在作为一个家族成员的价值。所以，在当代韩国，父母不太认可自己子女个人独立的存在价值，仅把它们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来看待，把孩子的所有事情都看做是家族的事情。如婚姻绝对不是男女个人的私事，婚姻的目的在于“事宗庙，继后世”，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事。现在韩国年轻人虽然自由恋爱，但结婚时还不能完全自己作主，最后还得听父母的决定。此外，年轻人在很多事情上都听从父母意见，尤其是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比如升初中和高中，或者考大学等等，所有关键的决定和手续几乎都由家长来安排。因此，跟亚洲别的国家相比，韩国的大学生对父母的依赖性特别强，不仅是本科生，研究生也是如此。子女的学费、生活费等个人的消费还是依靠父母，因为他们皆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这就是重视家庭共同体的儒家思想的体现。
(二)唯长是尊
如果说“唯上”体现为人伦间纵向的关系，那么，“唯长”则体现为人伦间横向的关系。在韩国，如果不是上下隶属关系，也不是家庭亲属的关系，常人之间就要遵从“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无论是哪个场合，韩国人一见面，就按照辈分或年龄来排列顺序。笔者发现，在韩国教书的中国教授们评价韩国大学生，一般是“活泼、开朗、讲卫生、有活力、有礼貌、对老师很尊敬”。而韩国的老师们对学生作评价时，首先考虑的是学生在礼仪方面的表现。所以，韩国学生不仅对老师讲礼貌，对同学也很讲礼貌，当然，主要指对“学长”。韩国大学生之间的排列顺序有两种标准：一是按照年级的高低来区别，以“学长、学弟、学姐、学妹”相称；二是按照年龄的大小来区别，称呼“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同一个系里互相认识的同学之间，根据年级的高低来称呼对方。初次见面或不太熟悉的人之间聊天时，可能不到五分钟就互相问起对方的年龄。等他们之间排列“顺序”之后，马上称呼对方“哥哥、弟弟”或“姐姐、妹妹”。这时作为弟弟或妹妹们说话时一定得用敬词来跟前辈说话。一般在其他国家里年龄属于个人隐私，不方便询问，也可以说是忌讳的。这可能也是韩国独有的现象，即使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地，都没有或少有此现象。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们之间也是互相先问年龄，明确大小(也就相差几个月)之后，才开始一起玩。比如六岁的孩子要求五岁或四岁的孩子们叫自己时，一定叫姐姐或哥哥，不让对方称呼自己的名字。所以在韩国，不管男女老幼都非常重视兄长弟幼的观念，前后辈关系非常明确。这是在“长幼有序”的传统儒家观念影响下，韩国人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十分在乎礼仪和辈分的韩国人在中国生活时，最不太适应的是“朋友”这个称呼，对中国国情不太了解的韩国人甚至会非常讨厌“朋友”这个词。其实“朋友”两个字在中国人际关系上是最常用的词汇之一，而且有着非常亲切的含义，孔子也曾经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问题在于“朋友”在韩国的含义不一样，在韩国人的观念里，朋友一定是年龄相当的人，也就是“朋辈”。如果有比自己年轻5—10岁的中国人虽然是带着好感拍着自己的肩背说“咱们都是好朋友”时，韩国人也接受不了。
所以在韩国的同一个团体或集团里，除了职位高低的特殊情况之外，一般根据年龄的高低来排列顺序，年纪大的人变为老大，说话比较有效力。如果有两个人吵架，一般年龄大的人责骂年轻人，问年龄多大，之后说没有礼貌或没有教育好。一切都是根据年龄的大小来判断的，个人能力并不重要。在国外，韩国人相遇时也往往不到十分钟就互问年龄，或问对方居住的时间，他们认为居住时间较长的人不仅有权威，而且经验丰富。也就是根据居住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能力的大小。
(三)男尊女卑
“男尊女卑”观念的形成是儒家思想对东方人思维造成的最不良的影响。《论语·阳货》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贬低了女人的地位。但随着最近中国儒学热的兴起，有些人根据朱熹的主张拥护孔子的主张，认为孔子说的女子不是指大 众妇女，而是指女奴隶或奴婢。然而历代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中，我们不难看到“男尊女卑”的观点。如《礼记·郊特牲》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春秋·谷梁传》：“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所也。”《白虎通·三纲六纪》：“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Ⅲ这些是儒家经典中关于女人的定义，认为女性应该依附男性而生存，足见儒家对女性的鄙视。
在儒家看来，既然“妇人，从人者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那么女性做任何事都不应该主动，而应持被动的态度。这种意识和风俗在韩国延续了一千多年，韩国女性做事时怎么可能自作主张或擅自处置呢?加上“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甚至不够柔顺都可成为丈夫抛弃妻子的正当理由，因此，她们非自甘卑弱不可。况且当代韩国还受到嫡长继承制的父系文化意识的支配，女性看到了妈妈和奶奶们服从父亲、丈夫、儿子的情况，便主动地显出卑微柔弱，因为这样才受人保护。所以，一般韩国女性习惯地安于社会和风习规定的位置。女性不具有自我价值，其生存意义依据对男性的贡献多少而得以评价。这是韩国社会的最大弊病之一。
“男尊女卑”观念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传宗接代”意识的影响。孔子最推崇的周王朝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其主要精神为嫡长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准则的“遗产继承法”，包含了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宗法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确立亲疏关系、等级、分封和世袭关系，以防止权力斗争，从而巩固分封制度。所以这些制度非常重视姓氏、血统和后嗣，没有后嗣等于没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也就没有希望。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这里的“无后”不是指没有孩子，而是没有儿子。“无后为大”的理由是“绝先祖祀”，也即实行不了宗法制度的核心：“对先祖祭祀”。不能祭祀等于没有礼，没有礼等于不应天理。如果士大夫不实行天理，那就没有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所以一定要有后嗣，即需要儿子，不需要女儿。可见，古代社会里儿子是绝对要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了传宗接代，人们往往不择手段，比如，男人往往三妻四妾，或用金钱买能生孩子的女人等等。甚至韩国和中国骂人的语言里也反映出这些观念。在中国与韩国，最严重的骂人的话就是“断子绝孙”，这在韩国与中国都可以说是最大的诅咒。
前不久有调查表明，韩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程度极其严重。2009年10月27日，瑞士非营利组织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了2009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世界经济论坛以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就经济参与和机遇、教育程度、政治赋权、健康四个领域，对相关项目赋予数值后得出结果。北欧国家继续在男女平等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如果将男女完全平等视为100分，冰岛以82.8分居首位，随后依次为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家。在亚洲国家当中，菲律宾居首位，其次是中国；日本以67.6分排在第75位；韩国以61.4分排在第115位。对韩国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丢脸的调查结果。因为除了中东和非洲等一些具有特殊情况的国家之外，韩国的排名处于最下游。
(四)唯名是大
宋儒特别讲究“名分”，当有人问程颐：有一个孤苦的寡妇，家贫无所依靠，可否再嫁?他回答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宁肯饿死，不能失节。因为失节就不符合寡妇做人的名分。这样看来，名分比人的生命还重要。司马光也非常强调名分：“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而这在韩国发展成了“名分主义”。中宗(1488—1544)时，北方边界多次遭到女真族酋长速古乃的侵略。速古乃不仅掠夺边疆百姓的粮食和家畜，而且抓走男女老少，其危害越来越严重。当时朝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派李之芳偷袭速古乃。但士林派儒生赵光祖(1482—1519)认为，欺骗对方不符合王道的“大义名分”，坚持反对偷袭的作战方案。他说：“这是一个欺骗对方的不太正当的手段。作为一个堂堂国家朝廷，怎么会用欺骗的方式来偷袭一个小小的胡人呢?臣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没面子的事情，一个国家不应该采取这种拙劣方法，干脆正式地公开出兵讨伐他们才对。”他认为名分比战争的胜利更重要。而很多大臣反对赵光祖的主张说：“在兵法上，不仅有正统的战术，也有很多奇招。御前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情不能随便更改。”当时兵曹判书柳聃年也说：“做农耕的事情向男仆问，做家务事向女仆问。臣从小开始出入北方，非常了解胡人的习俗。不应听从对北方边界情况一点不了解的儒生的主张，朝廷已经决定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改变。”但中宗还是接受了赵光祖的意见，最后放弃了这一最为有利的作战计划。
早在高丽朝末期，韩国社会便强化“正名”和“名分”。据史料来看，高丽末期编纂史书时，受中国春秋学的影响，宋朝名分论逐渐传播到高丽社会。到了朝鲜时代，重新整顿礼制与法制时，把名分论当做其理念的基础；而且编纂《国朝五礼仪》和施行《朱子家礼》时，从名分论的角度说明其内涵，并根据名分论制定了《经国大典》里面的《告尊长条》、《部民告诉禁止法》、《庶孽禁锢法》等条律。因此，朝鲜时代除了非常重视君、臣、父、子的名分关系之外，还根据朝鲜社会的特殊性，格外重视地方首领与老百姓、奴婢主与奴婢、嫡子与庶孽之间的名分关系。为了强化等级秩序、宣扬名分的重要性，政府经常表彰忠臣、孝子、烈女等，全国到处修建碑阁、旌间门、祠宇等，所以，名分论在韩国人的观念里可谓根深蒂固。
当代韩国社会中，这种名分观念还表现为特别讲体面、爱面子。很多韩国人为此不怕受罪，有的甚至到了不要命的地步。如果说中国人较讲究的是“食”，则韩国人讲究的是“衣”。这种现象也与古代传统观念有关。古代儒者出门时最讲究的是“衣冠整齐”，因为这“衣冠”就是区别身份等级(区别“分”和“名”)的唯一形式指标。另外，可通过“衣冠整齐”来判断该人的修养。
如果说古代可以通过“衣”来区分“两班、中人、贱人”的等级，那么，现在除了衣，还有车、房等成为富豪、中产阶级、下层人民这种新等级的标志。所以韩国人有钱的话，先买大房子与配套的豪华家具、名牌音响设备等(即使不喜欢听音乐，也一定要买又大又好的音响设备)，然后再买汽车和名牌衣服与皮包等。在韩国，这就意味着自己人生的成功。首尔江南地区的大房子是普通韩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大街上排气量2 000CC以上的重型车最多的国家不是美国、日本或欧洲，而是韩国。
最近，韩国新闻媒体援引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介绍了最近住在纽约的韩国人的自杀率越来越高的现象。《纽约时报》援引韩国总领事馆的资料说，2009年韩国人的自杀率比2007年和2008年各增加了三倍和两倍。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最近纽约市的自杀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唯有韩国国 籍的人自杀率在增加。《纽约时报》引用韩国人的话分析自杀的原因说：“因为韩侨是非常重视体面和威信、自尊心较强的民族，一有挫折，就容易选择极端的想法。”又说：“如果韩国人进不了名牌大学或者成绩不好，或在社会上想爬高而遇到挫折时，常常会感到羞耻和闷瞀。”从古以来，皇帝有皇帝的体面，大臣有大臣的体面，父亲有父亲的体面，师长有师长的体面，士大夫有士大夫的体面，都非常重视面子。卢武铉总统自杀前曾说道：“对不起!我真的无颜(面目)面对普通市民。”可能他自己有很多自杀动机，但笔者认为与重视名节的韩国传统观念一定有密切关系。即便这些因素不完全是上述韩国人最终自杀的原因，至少韩国人重视体面、学历、成绩、上进心等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形式主义
上述种种成为流弊，成为积习，势必导致形式主义。儒家礼仪本身非常繁琐，不仅有人际关系中的各种礼节，而且有对宗庙、族群、家庭的祭祀等等。关于这一点，可以比较历史上和当代非常相似的三件事情。非常典型的是，历史上朝鲜后期曾发生了“两次礼颂争论”。第一次是孝宗驾崩以后，其嫡长子即位，即显宗。显宗即位年(1659)，孝宗驾崩而引发慈懿大妃该怎么服丧的争论。因为当年是己亥年，史称“己亥礼讼”，也称“第一次礼讼争论”。它是指在宗法制度下，因王位继承者的嫡庶、丧服的等差、宗室勋戚的封号等礼仪问题所引起的争讼。当时孝宗驾崩后，孝宗的继母慈懿大妃应穿一年的丧服还是三年的丧服?该问题引起了朝廷的极大争论。根据朝鲜王朝的《国朝五礼仪》，如果次男离世，母亲要穿一年的丧服，如果嫡长子或君王逝世，母亲应穿三年的丧服。而当时以宋时烈为主的西人派系(李栗谷派系)认为孝宗是次男地位，主张慈懿大妃穿一年的丧服(昔年服)；但尹铺等南人派系(李退溪派系)认为孝宗虽是次男，但他是继承王统的国王，一定要根据国王和嫡长子的地位和名分，主张慈懿大妃穿三年的丧服(斩衰服)。这些问题有很多政治因素，但最关键的是形式上的“名”(君王)和“分”(尊严)的问题(根据这些判断穿着年服或斩衰服)。“第一次礼讼争论”最后以慈懿大妃穿一年的丧服，即当时执政的西人派系获胜而告终。
过了15年，孝宗妃逝世，朝廷又发生了“第二次礼讼争论”。当时孝宗的继母慈懿大妃还在世，同样，如果把孝宗妃看成嫡长媳妇，慈懿大妃穿一年的丧服(朞年服)。然而如果把她看成次男媳妇的话，只需穿9个月的丧服(大功服)即可。当时，孝宗的儿子显宗已经长大了，他对15年前不把他父亲孝宗看成嫡长子和君王的事情很不高兴。跟西人派系激烈争论之后，他接受了南人派系的主张，让慈懿大妃穿一年的丧服。
当时，尹鑴等人指责宋时烈等西人派系有损君主的尊严，认为西人的主张不符合君主的名分。朝鲜后期频繁发生的礼讼事件还与党派斗争交叉纠结，这些都和重视形式与名分的性理学的弊病有密切联系。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形式上的大义名分比国家的存在还重要。受性理学影响较深的朝鲜王朝经常出现这些重视名分和形式的事情。
然而时隔将近四百年后的今天，又有了类似的争论，有些人称它为“第三次礼讼争论”。这次发生在前总统金大中的葬礼上。在韩国，政府出面举行的葬礼有国葬(国丧)和国民葬两种次，其中最高级别是国葬(国丧)。国葬(国丧)和国民葬都是为当过大统领(总统)中对国家和社会有显著功勋的人举行的葬礼。举办国葬时，一切葬礼费用由国家来承担，并且国葬的当天定为法定公休日；举办国民葬时，部分费用由国家来承担，其他费用由遗属来承担。前总统卢武铉逝世时举办了为期七天的国民葬，当时韩国人民对此没有争论。然而前总统金大中逝世时，当时韩国政府出于葬礼平衡方面的考虑，劝导遗属举行国民葬，但遗属和民主党等在野党及进步派都强烈要求举办最高级别的国葬，理由主要有二：其一，金大中不仅是当过总统的国家元老，而且是韩国独一无二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其二，他生前努力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同时，还努力缓和朝韩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促进建立两个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对此他的功劳最大。对这种国葬的要求，极保守派激烈反对。最尴尬的是具有决定权的李明博总统。据有关报道，直到金大中总统逝世的第二天，即至2009年8月19日当天下午，政府也未能确定葬礼方式。但李明博总统最后还是决定接受“为期六天的国葬方案”。韩国建国以来，仅有在任期中逝世的前总统朴正熙一人享受了国葬待遇。因此，很多报纸报道说：“金大中前总统的葬礼将是韩国历史上第二次国葬，也是首次为卸任总统举行的国葬。”
然而问题是，根据韩国的习俗和惯例，葬礼一般都是奇数的，即三天、五天、七天、九天，从来没有过偶数的。仅前总统朴正熙一人享受了为期九天的最高国葬待遇，举办国民葬的卢武铉前总统也是为期七天的国民葬。“为期六天的国葬方案”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对政府的国葬决定，极保守派坚持批判的态度，认为金大中前总统达不到举办国葬的资格，即不符合名分；在野党和有些进步派人士也批评了“为期六天的国葬”，认为不符合名分和国葬形式。关于这个问题，双方都议论纷纷，因此，有报道说“好像在韩国又发生了第三次礼讼争论”。不管他们之间的争论有无意义，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重视形式与名分的争论是继承了朝鲜时代传统儒家思想而产生的。这些保守与进步势力之争越演越烈，导致国力消耗，造成舆论被分裂的不良影响。
从古至今，韩国社会重视名分和形式的程度虽然随着社会的变化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基本观念并无多大改变。形式化的结果往往导致保守，这对韩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利。要改变过分重视形式和拘泥于名分的倾向，则需要追求实际和功效；相比形式主义，更需要重视内涵和能力，并充分发挥个人才华和特长，难有如此，韩国才可以进入名副其实的先进国家行列。
韩国的贸易总量排在世界第10位左右，但妇女地位的排名则排在第115位。可见，韩国人的经济意识与男女平等意识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大。需要关注的是李明博政府建立之后，韩国的排名每年都大幅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儒家文化气氛比较浓厚的保守派掌握政权的结果。我们知道性理学支配韩国社会之后，韩国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理念被极度强化，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毫无权益可言。调查的数据也反映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如在“预期寿命”项目中，韩国女性排在第1位，在健康领域获得最高分，而在议会、政府、企业董事会等中，女性的参与率依然很低。比如，在世界排名中，议会、高层公务员、公司经营班子等中的女性比例占第114位，男女比率占第116位，部长级女性比例占第124位，处于政治、经济领域排名的最下游。很明显，这都与传统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与韩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不仅也属儒家文化圈，而且是儒家文化的原产国，照理上述各方面的状况应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韩国社会那样严重。究其原因，这与儒家文化在中国现当代遭受过两次大冲击有关。一次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接着有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中国近现代思想解放运动。这些运动为了摆脱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