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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维、李商隐同为唐代著名诗人，二人都与佛教禅宗思想颇有渊源，他们笔下的诗歌有很多都渗透出禅意。然而细论之，二人的禅诗诗境是不同的。本文从“境之创造”、“境之意象”、“境之情味”、“境之旨归”四个方面逐一进行比较，试图揭示出二人禅诗诗境的不同的艺术特质。
关键词：王维 李商隐 禅诗诗境 比较
王维、李商隐都是唐代诗人中的一流作家，王维擅长描写悠远的意境，李商隐则擅长表现幽深的感情。唐代禅学大兴，以五祖弘忍在黄梅开创“东山法门”为标志，禅宗在唐代开始日渐兴盛，后来北方的神秀和南方的慧能双峰并峙，南北二宗各领风骚，至中唐而大兴。王、李二人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都曾亲践佛事（王维甚至还给慧能写过《六祖能禅师碑铭》），二人的诗作也多含禅机佛趣，是佛教文化与文学融合的典范，但细读其作品，不难发现，二人禅诗也存在差异。差异何在？一言以蔽之，诗境不同。
本文所谈的“诗境”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一是诗境描写的内容和境地，即“境之创造”；二是诗境是通过描写哪些方面创造的，即“境之意象”；三是诗人在创造诗境时，体现出诗人的什么心态，表现出什么审美情趣，即“境之情味”；四是诗人通过诗境的创造想达到什么样的抒情目的，即“境之旨归”。
一 “境之创造”
从诗歌内容看，王维多偏重于景，抒发山水真趣的体悟；而李商隐则偏重于情，表现世事无常的况味。
王维是状元才子，少年得志，但随后一生却仕途不顺，晚年信佛，过着一半出世一半隐居的生活。《新唐书·王维传》说他“笃志奉佛”，不食荤腥，不穿华服。他在宋之问留下的辋川别墅里与友人裴迪“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华子冈、竹里馆、柳浪、辛夷坞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隐居生活使他有机会浸润于自然之中体悟山水真趣。在他笔下，山明水秀，云淡风清，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生命感，人与自然高度和谐。比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该诗反映出王维在创造诗境时的一个显著特点：善于处理动静对比关系。前两句创造了夜静山空的境界，桂花悠然飘落，大地静谧无声；第三句以动衬静，欲显其静。由于山谷万籁俱寂，所以月出而惊鸟，同时因山鸟惊啼，越发显出山谷之寂静，与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王维的禅诗中“空”、“寂”二字频繁出现，如“空谷归人少”、“夜坐空谷寂”、“空林独与白云期”，等等，无一不是描绘清幽寂静、远离尘嚣之地，构成了一个“动静不二”的世界，由此可以看出诗人与自然的那种天然的亲和力。
李商隐的身世也颇为坎坷：早年丧父，生活贫苦，入仕后一方面受牛党令狐楚的知遇之恩，成为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的同学，另一方面又做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婿，结果深陷牛李党争。他原想置身党争之外，但最终却是两边都不讨好，一直受打压而不得志。官场屡屡失意，加之爱妻病故，最终使他向佛教寻找精神安慰，萌生了当“清凉山行者”的念头。“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青灯黄卷，暮鼓晨钟，却不能完全排解诗人的忧思。看遍世事无常，尝尽情感幻灭，李商隐自然要将这种感情诉诸笔端。如他的《锦瑟》，千百年来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们的目光，如果从禅理的角度解读，它体现着佛家的空幻与无常。佛家认为“诸法无我”、“诸行无常”，三生即刹那，刹那皆永恒，而永恒皆虚妄。如《金刚经》“六如真言”所言，人生种种皆如梦、幻、泡、影。《锦瑟》前六句描写了一个个令人感伤的刹那瞬间：锦瑟断弦、庄生梦蝶、望帝啼鹃、沧海珠泪、蓝田玉烟，最后全部都归之于幻灭。诗人笔下的人生种种遭际感受都是“惘然”，唯有虚幻的回忆才是“可待”的，可见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了一般爱情诗歌的那种“爱不得而苦，离不开而悲”的情感生发模式，在对人生的认识上与佛教殊途同归：既然人生本质是无常、追求结果皆梦幻，那么耽溺于痛苦之中是毫无益处的，只有放下执念，才能超越痛苦。
二 “境之意象”
就诗歌意象看，王维多留心于自然界的刹那变化，以细致入微的笔触精心描绘涧户中的落花、幽谷里的啼鸟、寒灯下的鸣虫、微风中的细枝。这些意象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无论是空山白云、还是落花鸣禽，都是可以悟道的自然之境。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禅诗中，人与物不是分离的，而是融为一体的，在行云流水、清泉明月间，消融了主客体的界限。如《辛夷坞》，写芙蓉花开放在幽深的山谷里，“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于寂寞的意象中深蕴禅意。诗中虽然没有出现“人”，但处处都能感到与花融为一体的诗人的存在。这种境界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非常接近。实际上，除了“无我”之外，本诗还暗含着更深层的禅机，即在平淡悠远、清灵飘渺的诗境中体现着诗人随缘自在，不悲不喜的心境，其意韵正契合佛家的“无生”禅理，即一种不生不灭、涅槃圆满的大自在境界，正如他晚年在《秋夜独坐》说的那样：“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
李商隐则不同，其笔下描绘的多是美好却不长久的意象。如吐丝的春蚕、燃尽的腊炬、古原的夕阳、薄命的红颜。在意境塑造上，李诗不如王诗那般浑然无迹，但论情感的力度却犹有过之。如他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起句连用两个“难”字，说明相见已不易，别离尤更难；颔联以春蚕腊炬为比写出至死不渝的相思；颈联写出两个人物形象：晓镜对妆，抚鬓自伤，是写相思之人；寒夜苦吟，月光洒遍，是写自己，二人相慰相忆，一处相思，两处哀愁。尾联略有亮色，于绝望中隐约透出一线渺茫微弱的希望，可惜这种希望在另一首《无题》中已消散殆尽——“刘郎已去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只留下凄惋欲绝的思绪，久久萦绕。
三 “境之情味”
从诗歌的审美情味看，王维随缘自适、万事不萦于心；而李商隐则矛盾许多：既咀嚼失落、纠缠痛苦，却又希求解脱。
王维号摩诘居士，对《维摩诘经》有特殊的喜爱之情。《维摩诘经》告诉人们：无常是事物的本质，刹那是生命的永恒。受此影响，王维对自然万物的审美体验已经上升到哲学和宗教的核心层次了。面对世事变幻，人间沧桑，他始终抱有一颗平和之心，任运自然，诗悟如禅悟，诗理通佛理，能造禅意诗境，已入佛禅之道，读之令人身世两忘。如他的《终南别业》，以安闲自在的笔调，写诗人的隐居生活。“行到水穷处”，走到山穷水尽之时，一般人往往会哀叹抱怨，但诗人却心如止水，不起波澜，而是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去欣赏白云蓝天，“坐看云起时”。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自有其风景，那些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方，往往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折点。禅宗宣扬“无念、无相、无住”，对一切外在都不产生感情，“随缘放旷，任性逍遥”，恰与诗人的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态度暗合。 论生活经历，李商隐比王维要坎坷许多，他身处唐末乱世中，国运身世两沉沦，对于美好的东西总有一种“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感喟。他空有绝世才华，却始终不能一展抱负，反而在党争夹缝中苦苦挣扎。艰难的身世，曲折的仕途，加重了诗人身上的悲剧气质。后来李商隐虽投身佛门，但这种气质却并未减弱，相反，使其禅诗在体现佛学意趣的同时，增添了悲怆超逸之美。如他的《月》写道：“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通过对月相阴晴圆缺的描写，表达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常人是为月缺而悲，见月圆而喜，以月的圆缺代表感情之有无。而李商隐却认为，即使是月盈圆满也不值得欢喜，因为人生本来就不存在永恒的圆满，纵使一时间好梦成真，其结果仍将归于幻灭，所以月缺无须悲，月圆不必喜，圆缺皆幻，悲喜皆空，从而达到更深层次的超越。
四 “境之旨归”
从诗境的创造目的看，王维以禅入诗，表现对天地万物“本真”的体悟；李商隐则认识到“色”皆为“空”，进而希望借助佛理禅心来超越痛苦。
《五灯会元》借青原惟信禅师之口揭示了修禅的三境界：一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三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先是初次接触、浅尝辄止，然后是满腹疑团、眼花缭乱，最后是吹沙见金、返璞归真，这是一个从认识现象到认识本质再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过程。摆脱了外界干扰，抛弃了识见障碍，以本心本性面对自然，万事万物都显出其本来面目——这正是修禅的最高境界，王维显然已经悟到这一层。自古文人写秋，无不悲伤凄婉，而王维笔下的《山居秋瞑》却透出喜悦平和。清幽静谧的雨后空山，映照在松间的明月，流淌在石上的清泉，浣纱归来嘻闹的女子，解揽而下穿过荷花的渔船，共同构成了一幅动静合宜、声情并茂的优美画卷。诗人将禅机融入诗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怡人、和谐空灵，在他眼中，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李商隐却没有王维那般洒脱，王维是把人生的感悟投射于山水，李商隐却是把情感的痛苦投诸于内心。在饱尝情感的煎熬后，他终于认识到“一切皆苦”、“色即是空”。佛家认为世间一切都是因缘，都是“有为法”，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李商隐一方面深切体会到人事的变幻无常，一方面又以深邃的感情体验，感悟到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佛教真谛，实现了对痛苦的某种超越，从另一个途径达到了禅的境界。如他的《北青萝》，写诗人于暮色中寻访山林孤僧，途中所见的清淡疏朗的山景，正为诗人提供了悟道的捷径：“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落叶、寒云、钟磬、枯藤，处处都蕴含禅机：既然大千世界事皆在微尘中，那执迷于爱恨情仇又有何益？像《北青萝》这类的诗歌，在李商隐全部诗作中虽然并不多，但实已达到了空灵澄澈的禅境，颇耐咀嚼。
五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王维、李商隐二人禅诗诗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二人禅诗诗境的不同的艺术特质，吴言生先生称二人是：“诗佛摩诘，情禅义山”，可谓真知灼见。王维超然物外，以一种佛的胸怀看待自然人生，通过描写山姿水态，刻画自然界刹那间的现象变化，表现天地间的“本来面目”。他的禅诗情景事理和谐交融，于拈花一笑之中已然开悟，真正达到了任运自然、无欲无求、无喜无忧、不嗔不痴的“诗佛”境界。李商隐纠缠尘缘，自始至终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珍爱，对青春年华的渴慕，处处流露出对生命、对感情的深沉眷恋。他通过咀嚼情感幻灭的况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解脱与超越。然而从总体上看，李商隐并没有达到王维那种“大彻大悟”的佛的境界，仍然执着于幻灭中的追求，因此他虽然修禅，但在前面却需要加一个“情”字，是为“情禅”。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骆继光：《佛教十三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
[4] 吴言生：《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5]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6]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
（杨智，汉口学院文法学院讲师）
关键词：王维 李商隐 禅诗诗境 比较
王维、李商隐都是唐代诗人中的一流作家，王维擅长描写悠远的意境，李商隐则擅长表现幽深的感情。唐代禅学大兴，以五祖弘忍在黄梅开创“东山法门”为标志，禅宗在唐代开始日渐兴盛，后来北方的神秀和南方的慧能双峰并峙，南北二宗各领风骚，至中唐而大兴。王、李二人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都曾亲践佛事（王维甚至还给慧能写过《六祖能禅师碑铭》），二人的诗作也多含禅机佛趣，是佛教文化与文学融合的典范，但细读其作品，不难发现，二人禅诗也存在差异。差异何在？一言以蔽之，诗境不同。
本文所谈的“诗境”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一是诗境描写的内容和境地，即“境之创造”；二是诗境是通过描写哪些方面创造的，即“境之意象”；三是诗人在创造诗境时，体现出诗人的什么心态，表现出什么审美情趣，即“境之情味”；四是诗人通过诗境的创造想达到什么样的抒情目的，即“境之旨归”。
一 “境之创造”
从诗歌内容看，王维多偏重于景，抒发山水真趣的体悟；而李商隐则偏重于情，表现世事无常的况味。
王维是状元才子，少年得志，但随后一生却仕途不顺，晚年信佛，过着一半出世一半隐居的生活。《新唐书·王维传》说他“笃志奉佛”，不食荤腥，不穿华服。他在宋之问留下的辋川别墅里与友人裴迪“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华子冈、竹里馆、柳浪、辛夷坞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隐居生活使他有机会浸润于自然之中体悟山水真趣。在他笔下，山明水秀，云淡风清，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生命感，人与自然高度和谐。比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该诗反映出王维在创造诗境时的一个显著特点：善于处理动静对比关系。前两句创造了夜静山空的境界，桂花悠然飘落，大地静谧无声；第三句以动衬静，欲显其静。由于山谷万籁俱寂，所以月出而惊鸟，同时因山鸟惊啼，越发显出山谷之寂静，与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王维的禅诗中“空”、“寂”二字频繁出现，如“空谷归人少”、“夜坐空谷寂”、“空林独与白云期”，等等，无一不是描绘清幽寂静、远离尘嚣之地，构成了一个“动静不二”的世界，由此可以看出诗人与自然的那种天然的亲和力。
李商隐的身世也颇为坎坷：早年丧父，生活贫苦，入仕后一方面受牛党令狐楚的知遇之恩，成为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的同学，另一方面又做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婿，结果深陷牛李党争。他原想置身党争之外，但最终却是两边都不讨好，一直受打压而不得志。官场屡屡失意，加之爱妻病故，最终使他向佛教寻找精神安慰，萌生了当“清凉山行者”的念头。“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青灯黄卷，暮鼓晨钟，却不能完全排解诗人的忧思。看遍世事无常，尝尽情感幻灭，李商隐自然要将这种感情诉诸笔端。如他的《锦瑟》，千百年来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们的目光，如果从禅理的角度解读，它体现着佛家的空幻与无常。佛家认为“诸法无我”、“诸行无常”，三生即刹那，刹那皆永恒，而永恒皆虚妄。如《金刚经》“六如真言”所言，人生种种皆如梦、幻、泡、影。《锦瑟》前六句描写了一个个令人感伤的刹那瞬间：锦瑟断弦、庄生梦蝶、望帝啼鹃、沧海珠泪、蓝田玉烟，最后全部都归之于幻灭。诗人笔下的人生种种遭际感受都是“惘然”，唯有虚幻的回忆才是“可待”的，可见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了一般爱情诗歌的那种“爱不得而苦，离不开而悲”的情感生发模式，在对人生的认识上与佛教殊途同归：既然人生本质是无常、追求结果皆梦幻，那么耽溺于痛苦之中是毫无益处的，只有放下执念，才能超越痛苦。
二 “境之意象”
就诗歌意象看，王维多留心于自然界的刹那变化，以细致入微的笔触精心描绘涧户中的落花、幽谷里的啼鸟、寒灯下的鸣虫、微风中的细枝。这些意象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无论是空山白云、还是落花鸣禽，都是可以悟道的自然之境。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禅诗中，人与物不是分离的，而是融为一体的，在行云流水、清泉明月间，消融了主客体的界限。如《辛夷坞》，写芙蓉花开放在幽深的山谷里，“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于寂寞的意象中深蕴禅意。诗中虽然没有出现“人”，但处处都能感到与花融为一体的诗人的存在。这种境界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非常接近。实际上，除了“无我”之外，本诗还暗含着更深层的禅机，即在平淡悠远、清灵飘渺的诗境中体现着诗人随缘自在，不悲不喜的心境，其意韵正契合佛家的“无生”禅理，即一种不生不灭、涅槃圆满的大自在境界，正如他晚年在《秋夜独坐》说的那样：“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
李商隐则不同，其笔下描绘的多是美好却不长久的意象。如吐丝的春蚕、燃尽的腊炬、古原的夕阳、薄命的红颜。在意境塑造上，李诗不如王诗那般浑然无迹，但论情感的力度却犹有过之。如他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起句连用两个“难”字，说明相见已不易，别离尤更难；颔联以春蚕腊炬为比写出至死不渝的相思；颈联写出两个人物形象：晓镜对妆，抚鬓自伤，是写相思之人；寒夜苦吟，月光洒遍，是写自己，二人相慰相忆，一处相思，两处哀愁。尾联略有亮色，于绝望中隐约透出一线渺茫微弱的希望，可惜这种希望在另一首《无题》中已消散殆尽——“刘郎已去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只留下凄惋欲绝的思绪，久久萦绕。
三 “境之情味”
从诗歌的审美情味看，王维随缘自适、万事不萦于心；而李商隐则矛盾许多：既咀嚼失落、纠缠痛苦，却又希求解脱。
王维号摩诘居士，对《维摩诘经》有特殊的喜爱之情。《维摩诘经》告诉人们：无常是事物的本质，刹那是生命的永恒。受此影响，王维对自然万物的审美体验已经上升到哲学和宗教的核心层次了。面对世事变幻，人间沧桑，他始终抱有一颗平和之心，任运自然，诗悟如禅悟，诗理通佛理，能造禅意诗境，已入佛禅之道，读之令人身世两忘。如他的《终南别业》，以安闲自在的笔调，写诗人的隐居生活。“行到水穷处”，走到山穷水尽之时，一般人往往会哀叹抱怨，但诗人却心如止水，不起波澜，而是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去欣赏白云蓝天，“坐看云起时”。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自有其风景，那些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方，往往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折点。禅宗宣扬“无念、无相、无住”，对一切外在都不产生感情，“随缘放旷，任性逍遥”，恰与诗人的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态度暗合。 论生活经历，李商隐比王维要坎坷许多，他身处唐末乱世中，国运身世两沉沦，对于美好的东西总有一种“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感喟。他空有绝世才华，却始终不能一展抱负，反而在党争夹缝中苦苦挣扎。艰难的身世，曲折的仕途，加重了诗人身上的悲剧气质。后来李商隐虽投身佛门，但这种气质却并未减弱，相反，使其禅诗在体现佛学意趣的同时，增添了悲怆超逸之美。如他的《月》写道：“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通过对月相阴晴圆缺的描写，表达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常人是为月缺而悲，见月圆而喜，以月的圆缺代表感情之有无。而李商隐却认为，即使是月盈圆满也不值得欢喜，因为人生本来就不存在永恒的圆满，纵使一时间好梦成真，其结果仍将归于幻灭，所以月缺无须悲，月圆不必喜，圆缺皆幻，悲喜皆空，从而达到更深层次的超越。
四 “境之旨归”
从诗境的创造目的看，王维以禅入诗，表现对天地万物“本真”的体悟；李商隐则认识到“色”皆为“空”，进而希望借助佛理禅心来超越痛苦。
《五灯会元》借青原惟信禅师之口揭示了修禅的三境界：一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三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先是初次接触、浅尝辄止，然后是满腹疑团、眼花缭乱，最后是吹沙见金、返璞归真，这是一个从认识现象到认识本质再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过程。摆脱了外界干扰，抛弃了识见障碍，以本心本性面对自然，万事万物都显出其本来面目——这正是修禅的最高境界，王维显然已经悟到这一层。自古文人写秋，无不悲伤凄婉，而王维笔下的《山居秋瞑》却透出喜悦平和。清幽静谧的雨后空山，映照在松间的明月，流淌在石上的清泉，浣纱归来嘻闹的女子，解揽而下穿过荷花的渔船，共同构成了一幅动静合宜、声情并茂的优美画卷。诗人将禅机融入诗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怡人、和谐空灵，在他眼中，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李商隐却没有王维那般洒脱，王维是把人生的感悟投射于山水，李商隐却是把情感的痛苦投诸于内心。在饱尝情感的煎熬后，他终于认识到“一切皆苦”、“色即是空”。佛家认为世间一切都是因缘，都是“有为法”，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李商隐一方面深切体会到人事的变幻无常，一方面又以深邃的感情体验，感悟到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佛教真谛，实现了对痛苦的某种超越，从另一个途径达到了禅的境界。如他的《北青萝》，写诗人于暮色中寻访山林孤僧，途中所见的清淡疏朗的山景，正为诗人提供了悟道的捷径：“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落叶、寒云、钟磬、枯藤，处处都蕴含禅机：既然大千世界事皆在微尘中，那执迷于爱恨情仇又有何益？像《北青萝》这类的诗歌，在李商隐全部诗作中虽然并不多，但实已达到了空灵澄澈的禅境，颇耐咀嚼。
五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王维、李商隐二人禅诗诗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二人禅诗诗境的不同的艺术特质，吴言生先生称二人是：“诗佛摩诘，情禅义山”，可谓真知灼见。王维超然物外，以一种佛的胸怀看待自然人生，通过描写山姿水态，刻画自然界刹那间的现象变化，表现天地间的“本来面目”。他的禅诗情景事理和谐交融，于拈花一笑之中已然开悟，真正达到了任运自然、无欲无求、无喜无忧、不嗔不痴的“诗佛”境界。李商隐纠缠尘缘，自始至终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珍爱，对青春年华的渴慕，处处流露出对生命、对感情的深沉眷恋。他通过咀嚼情感幻灭的况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解脱与超越。然而从总体上看，李商隐并没有达到王维那种“大彻大悟”的佛的境界，仍然执着于幻灭中的追求，因此他虽然修禅，但在前面却需要加一个“情”字，是为“情禅”。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骆继光：《佛教十三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
[4] 吴言生：《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5]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6]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
（杨智，汉口学院文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