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0年的深秋,秋风格外萧杀,刺骨的寒气已提前肆虐大地,那年我14岁。在读了二年初中以后,考入了南昌五中四年制的“理工班”,四年后即1964年如愿考入同济大学。在南昌五中的四年学习生涯,虽已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但用年逾花甲的生命来激活那久远的记忆,内心的波澜仍难以平静。
一、昔日校园、校风和良师
透过毕业照,当年的教学楼又呈现在我眼前:
二幢三层的教学楼对称围合布置,具有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按黄金分割比例的三道拱圈门洞,镶嵌在每层楼的中央。具有宫廷外廊符号的三排廊柱,使正立面的视觉效果特别丰富。
那时,南昌五中坐落在南昌市的荒郊野外,校门正对面是某军独立师师部,戒备森严。据说红军长征时,曾为毛泽东当警卫员的陈昌奉,就在这个师当过师长。放眼四望,周边尽是菜地农田,水塘泥滩。校园似乎有意浮游闹市尘埃之外,避开喧嚣,让同学们以恬淡的心境专心读书。
全校只有三个高中年级,1500余名师生。学校云集了一批江西省高中年段顶尖的优秀师资:政治老师邓庆余,语文老师王章庆,代数老师邓志揆,几何老师熊大桢,三角老师张光才,俄语老师钟盛,物理老师龚生松,化学老师石适华。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霞蔚云蒸,阵容整齐。
校长是位军人,据说在辽沈战役打“四平”时立过战功。他又兼书记,在大会上,才能听见他声如洪钟。校训威严有加,校风井然严明。学校要求学生必须住校,使一群不谙世事的少年,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学习生活、衣食起居就面临准军事化管理。
年轻的班主任血气方刚,是准军事化管理的实施者。他教物理,讲概念,引人入胜。他带班身体力行,事不分巨细,体不分强弱,时不分昼夜,令行禁止。女生对他望而生畏,男生对他早起晨练的吆喝,如老鼠见到猫。
1960年的冬天,由于饥饿和寄宿,感觉特别寒冷和凄苦。学校严格规定,准时熄灯就寝,统一吹号起床,用膳严格定量,考试竞赛频繁。这种车轮滚滚式的学习与生活,使刚刚进五中校门的半大孩子难以适应,先后有二十余人离校。我和大部分同学,至少一年后才缓过劲来。
白天的校园,真可谓读书声与天籁齐鸣。由于附近几乎没有建筑物,晚自习的白炽灯光,虽集中在二幢教学楼,却把五中附近的一片夜空,照得通明如白昼,格外引人注目。
各门学科的精英教师,治学严谨,使我们学会了独立生存,领悟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尤其是为我们顺利进入高等学府,教会了大家如何捡起这块有效的敲门砖。他们在应对考试方面,特具敏锐。我还记得两个例子。
1964年7月,高考迫在眉睫。物理老师突然向大家发问:气态方程在密闭条件下才能成立,如果漏了5克气体,你们有谁能解出这道方程?全场沉默了几秒钟后,他欣然出招演算。几天后,考场上果然出现同样的高考题,且为10分题。我惊喜之余,立即手到擒来。
高考前几天,政治老师突然要求大家一定要熟读刚出刊的中苏两党论战要闻,其中一道高分题果然被这位老师言中!
难忘高考前夜,南昌酷暑难当。师生有如蒸笼里的馒头,都闷在教室挑灯夜战,大汗淋漓还得心静如水。校方急中生智在二幢教学楼间的广场上,临时拉线架起了四盏大灯照明。顷刻之间,几十张桌椅全面铺开,各门功课的教学精英在露天灯光下,为学子们解题。时而伏案疾书,时而站着滔滔不绝。
1964年8月的一个傍晚,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一位全身淋湿的中年男子,急忙跑来我家,原来是班主任张光才老师。他还来不及吃晚饭,就冒雨从城东赶来市中心通知我,同济大学已按第一志愿将我录取,明早务必到省招生办去当场核查视力,令我们全家感动不已。
张老师因在三角函数教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历届学生给他起了个“三角大王”的美称。我利用寒暑假求解了大量数学题,却无法找到正确答案核对。张老师挤出大量休息时间为我批改,还启发我:“‘三角大王’的称呼不妥,三角课程不是孤立的。许多代数、几何、三角公式与定理,是可以相互证明的,不要拘泥一种方式求解。”这种拓宽思路、强化推导思维的教学理念永远不会过时。不仅在当今基础数学教育中需要推行,而且在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时,仍然行之有效。20世纪80年代,我曾因破解某项大型贮仓设计工程中的数学力学难题与关键技术,而独立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项,这同样得益于在南昌五中受到的“童子功”。当时的数学题海战术在推理能力和计算方法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几十年后的同学聚会又见过张老师几面,我曾多次向他表示感激。他却说,“已记不清了,不要放在心上。”在张老师去世多年后,我才得知噩耗,每念及此,甚感歉疚。张老师早年不经意地以哲学高度,启迪了我的基础数学逻辑思维,使我终生受益。其师德也使我终生难忘。
反思高中生过早进入“理工班”学习,虽有利高考应试,但弊端不少。直到最后一年,“理工班”才开始恶补历史、地理、生物。当时,风行“重理工,轻医农,藐视文科”。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跛脚严重的学生,的确很难成为有大创意的工程师。
所幸我念高二时,古典文学遇到了真正的启蒙老师,他就是满腹经纶,又愁绪万千的王章庆老师。当年反右倾,他因为一句口头禅“船到桥下自然直”,被卷入政治旋涡,铺天盖地的批判大字报几乎要把他吞没。因为我政治“觉悟”低,看不懂大字报,只知道对老师应当毕恭毕敬。1964年的初春,他书写对联:“春来桃李竞芳菲,时至鱼龙多变幻”,张贴在教室门口,特别醒目提神。此举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政治动员令相悖,显然,王老师是冒着再次遭受批判的风险,又在为同学们指点迷津,很是催人奋进。
王老师文史功底深厚,讲授古典文学尤其经验丰富。对外虽沉默不语,内心却是在忍辱负重。他深爱着自己的学生。他用鄱阳腔认真讲解古文,难懂无味的楚辞史记篇章,被这位先生摇头晃脑讲得声情并茂,出神入化。一群热衷数理化的“理工班”学生,居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他用心讲解《屈原列传》的神情和抑扬顿挫的声调,我至今未忘。
正是他开启了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几十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还能整段背诵贾谊的《过秦论》,这似乎也是对他师生情结的延续。
这就是当年五中的校园、校风和良师,在我离开五中近半个世纪来,给我留下难以抹去的记忆。
二、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高中岁月全过程地在三年困难时期度过。当年全校大兴“一种三养”,用操场种南瓜,用空地种蔬菜;用树叶磨成汁,用碱水做稀饭;艰苦求学,民兵训练不断,拼命读书,文体活动照旧。
当时,每人每月三两食油,大饼油条是稀罕之物。个别男生为了减少热量消耗,只有靠卧床休息兼喝盐开水。有的男生当步入食堂才发现,因为上餐多吃了一点,而下餐甚至窘困到喝不上一碗稀粥时,相互还能支援饭菜票,以解一时之饥。
由于饥饿,有同学突然急患阑尾炎,疼痛难当甚至危及生命。全班十几个男生就不顾一切,用担架轮换肩扛手抬,在寒冬的夜晚,赶了十几里路,奔赴医院抢救。脱险后的一刻,主治医生望着我们感叹:“算你们送得快,已经化脓穿孔了,再晚半个小时就没命了!”
这些远离家庭,提前过独立生活的半大孩子,在全国普遍极其贫困的条件下,的确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1963年春天开始,五中校园的中心位置,冒出了一座精致的构筑物“优秀学生光荣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每天,成群的驻足观望者都在静静地思考着。在一群上进心极强的青少年学生中,“光荣榜”几乎成了学子们心仪的荣誉殿堂。对上榜的优秀学生,有项硬指标作为必要条件:期末大考七门功课平均分必须在85分或90分以上,或几项单科成绩,必须在全年级的前10名。在这里,高分得到肯定,优秀得到赞美;上游、中游学生得到鼓励;上榜者则似乎看到了自己的高考前景,如一轮红日喷薄欲出。1964年春季开学时,我终于也上了“优秀学生光荣榜”。南昌五中当年特有的激励机制,怦怦荡开我们青涩年纪正在成长的襟怀。南昌五中创造了一个让国人惊叹的记录:1957年,清华大学在江西省录取考生40名,南昌五中竟独占21名。
三、时代的“幸运儿”与“捐门槛”
当年的高等教育,属精英式教育,实非今日大众化教育所能比拟。1964年全国统招大专本科生仅13万!全国重点大学还不足5万人,全国平均入学率约1%。那时能考入全国重点大学,被社会公认为是时代的“幸运儿”。
我班仅有31人参加高考,结果70%以上考入大学。有十几人考入军事院校及全国重点大学。还有一人三门单科成绩名列全省前三名。一个班有这种成绩和升学率,当时不仅在全省名列前茅,在全国也属先进。未录取者,有的成绩也非常优秀,只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有直系亲属沾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边,或社会关系有“重大问题”,都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
这些落榜的同学大部分都响应号召,进了南昌市北郊林场。几十年的人生道路,相对更艰难、更坎坷。好在有“文化大革命”前南昌五中的高中文化底蕴护佑,有的顺应改革开放脱颖而出;有的自学成材进而取得了本科及研究生学历或中、高级职称;有的成了民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除有几人不幸亡故或失踪外,绝大部分人还是事业成功,幸福美满。
也有落榜的同学向我倾诉:当时高考成绩已进入了北大录取线;有的单科成绩全校拔尖;有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目睹自己的高考档案,赫然盖着一个市里特派政审机构的大印:“同意报考,不宜录取”。他们以不同形式自嘲:在五中寒窗苦读四年,锻炼成了现代版的祥林嫂,恰似鲁迅笔下《祝福》中的悲剧主人公,将毕生的血汗钱和辛劳托付给了土地庙,寄情于为庙宇“捐门槛”,只盼赎来生,交好运。
据说高考前的外调及政审非常严格。一所中学的党政部门还没有这种权限,只有上一级组织部门或政审机构才有权力操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南昌如此,全国亦然。只有在改革开放后,人们不再贴有各种政治标签,公民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自由平等。在分数面前,高考考生才有可能一律平等。我们感受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恐怖,我们也亲历了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世事沧桑,个人命运总是和国家命运一样紧密相联,跌宕起伏。
无论人生轨迹如何,大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高中的厚重经历,足以影响人生。在南昌五中的学习,夯实了让我们终身受益的文化基础,在艰难困苦中历练了我们的意志和品质。感恩母校,怀念五中,尤其怀念教育过我们的师长。系于未来,多么有必要将高中基础教育的滋润与得失,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
(作者单位:厦门万地联合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王永红)
一、昔日校园、校风和良师
透过毕业照,当年的教学楼又呈现在我眼前:
二幢三层的教学楼对称围合布置,具有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按黄金分割比例的三道拱圈门洞,镶嵌在每层楼的中央。具有宫廷外廊符号的三排廊柱,使正立面的视觉效果特别丰富。
那时,南昌五中坐落在南昌市的荒郊野外,校门正对面是某军独立师师部,戒备森严。据说红军长征时,曾为毛泽东当警卫员的陈昌奉,就在这个师当过师长。放眼四望,周边尽是菜地农田,水塘泥滩。校园似乎有意浮游闹市尘埃之外,避开喧嚣,让同学们以恬淡的心境专心读书。
全校只有三个高中年级,1500余名师生。学校云集了一批江西省高中年段顶尖的优秀师资:政治老师邓庆余,语文老师王章庆,代数老师邓志揆,几何老师熊大桢,三角老师张光才,俄语老师钟盛,物理老师龚生松,化学老师石适华。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霞蔚云蒸,阵容整齐。
校长是位军人,据说在辽沈战役打“四平”时立过战功。他又兼书记,在大会上,才能听见他声如洪钟。校训威严有加,校风井然严明。学校要求学生必须住校,使一群不谙世事的少年,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学习生活、衣食起居就面临准军事化管理。
年轻的班主任血气方刚,是准军事化管理的实施者。他教物理,讲概念,引人入胜。他带班身体力行,事不分巨细,体不分强弱,时不分昼夜,令行禁止。女生对他望而生畏,男生对他早起晨练的吆喝,如老鼠见到猫。
1960年的冬天,由于饥饿和寄宿,感觉特别寒冷和凄苦。学校严格规定,准时熄灯就寝,统一吹号起床,用膳严格定量,考试竞赛频繁。这种车轮滚滚式的学习与生活,使刚刚进五中校门的半大孩子难以适应,先后有二十余人离校。我和大部分同学,至少一年后才缓过劲来。
白天的校园,真可谓读书声与天籁齐鸣。由于附近几乎没有建筑物,晚自习的白炽灯光,虽集中在二幢教学楼,却把五中附近的一片夜空,照得通明如白昼,格外引人注目。
各门学科的精英教师,治学严谨,使我们学会了独立生存,领悟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尤其是为我们顺利进入高等学府,教会了大家如何捡起这块有效的敲门砖。他们在应对考试方面,特具敏锐。我还记得两个例子。
1964年7月,高考迫在眉睫。物理老师突然向大家发问:气态方程在密闭条件下才能成立,如果漏了5克气体,你们有谁能解出这道方程?全场沉默了几秒钟后,他欣然出招演算。几天后,考场上果然出现同样的高考题,且为10分题。我惊喜之余,立即手到擒来。
高考前几天,政治老师突然要求大家一定要熟读刚出刊的中苏两党论战要闻,其中一道高分题果然被这位老师言中!
难忘高考前夜,南昌酷暑难当。师生有如蒸笼里的馒头,都闷在教室挑灯夜战,大汗淋漓还得心静如水。校方急中生智在二幢教学楼间的广场上,临时拉线架起了四盏大灯照明。顷刻之间,几十张桌椅全面铺开,各门功课的教学精英在露天灯光下,为学子们解题。时而伏案疾书,时而站着滔滔不绝。
1964年8月的一个傍晚,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一位全身淋湿的中年男子,急忙跑来我家,原来是班主任张光才老师。他还来不及吃晚饭,就冒雨从城东赶来市中心通知我,同济大学已按第一志愿将我录取,明早务必到省招生办去当场核查视力,令我们全家感动不已。
张老师因在三角函数教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历届学生给他起了个“三角大王”的美称。我利用寒暑假求解了大量数学题,却无法找到正确答案核对。张老师挤出大量休息时间为我批改,还启发我:“‘三角大王’的称呼不妥,三角课程不是孤立的。许多代数、几何、三角公式与定理,是可以相互证明的,不要拘泥一种方式求解。”这种拓宽思路、强化推导思维的教学理念永远不会过时。不仅在当今基础数学教育中需要推行,而且在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时,仍然行之有效。20世纪80年代,我曾因破解某项大型贮仓设计工程中的数学力学难题与关键技术,而独立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项,这同样得益于在南昌五中受到的“童子功”。当时的数学题海战术在推理能力和计算方法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几十年后的同学聚会又见过张老师几面,我曾多次向他表示感激。他却说,“已记不清了,不要放在心上。”在张老师去世多年后,我才得知噩耗,每念及此,甚感歉疚。张老师早年不经意地以哲学高度,启迪了我的基础数学逻辑思维,使我终生受益。其师德也使我终生难忘。
反思高中生过早进入“理工班”学习,虽有利高考应试,但弊端不少。直到最后一年,“理工班”才开始恶补历史、地理、生物。当时,风行“重理工,轻医农,藐视文科”。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跛脚严重的学生,的确很难成为有大创意的工程师。
所幸我念高二时,古典文学遇到了真正的启蒙老师,他就是满腹经纶,又愁绪万千的王章庆老师。当年反右倾,他因为一句口头禅“船到桥下自然直”,被卷入政治旋涡,铺天盖地的批判大字报几乎要把他吞没。因为我政治“觉悟”低,看不懂大字报,只知道对老师应当毕恭毕敬。1964年的初春,他书写对联:“春来桃李竞芳菲,时至鱼龙多变幻”,张贴在教室门口,特别醒目提神。此举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政治动员令相悖,显然,王老师是冒着再次遭受批判的风险,又在为同学们指点迷津,很是催人奋进。
王老师文史功底深厚,讲授古典文学尤其经验丰富。对外虽沉默不语,内心却是在忍辱负重。他深爱着自己的学生。他用鄱阳腔认真讲解古文,难懂无味的楚辞史记篇章,被这位先生摇头晃脑讲得声情并茂,出神入化。一群热衷数理化的“理工班”学生,居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他用心讲解《屈原列传》的神情和抑扬顿挫的声调,我至今未忘。
正是他开启了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几十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还能整段背诵贾谊的《过秦论》,这似乎也是对他师生情结的延续。
这就是当年五中的校园、校风和良师,在我离开五中近半个世纪来,给我留下难以抹去的记忆。
二、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高中岁月全过程地在三年困难时期度过。当年全校大兴“一种三养”,用操场种南瓜,用空地种蔬菜;用树叶磨成汁,用碱水做稀饭;艰苦求学,民兵训练不断,拼命读书,文体活动照旧。
当时,每人每月三两食油,大饼油条是稀罕之物。个别男生为了减少热量消耗,只有靠卧床休息兼喝盐开水。有的男生当步入食堂才发现,因为上餐多吃了一点,而下餐甚至窘困到喝不上一碗稀粥时,相互还能支援饭菜票,以解一时之饥。
由于饥饿,有同学突然急患阑尾炎,疼痛难当甚至危及生命。全班十几个男生就不顾一切,用担架轮换肩扛手抬,在寒冬的夜晚,赶了十几里路,奔赴医院抢救。脱险后的一刻,主治医生望着我们感叹:“算你们送得快,已经化脓穿孔了,再晚半个小时就没命了!”
这些远离家庭,提前过独立生活的半大孩子,在全国普遍极其贫困的条件下,的确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1963年春天开始,五中校园的中心位置,冒出了一座精致的构筑物“优秀学生光荣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每天,成群的驻足观望者都在静静地思考着。在一群上进心极强的青少年学生中,“光荣榜”几乎成了学子们心仪的荣誉殿堂。对上榜的优秀学生,有项硬指标作为必要条件:期末大考七门功课平均分必须在85分或90分以上,或几项单科成绩,必须在全年级的前10名。在这里,高分得到肯定,优秀得到赞美;上游、中游学生得到鼓励;上榜者则似乎看到了自己的高考前景,如一轮红日喷薄欲出。1964年春季开学时,我终于也上了“优秀学生光荣榜”。南昌五中当年特有的激励机制,怦怦荡开我们青涩年纪正在成长的襟怀。南昌五中创造了一个让国人惊叹的记录:1957年,清华大学在江西省录取考生40名,南昌五中竟独占21名。
三、时代的“幸运儿”与“捐门槛”
当年的高等教育,属精英式教育,实非今日大众化教育所能比拟。1964年全国统招大专本科生仅13万!全国重点大学还不足5万人,全国平均入学率约1%。那时能考入全国重点大学,被社会公认为是时代的“幸运儿”。
我班仅有31人参加高考,结果70%以上考入大学。有十几人考入军事院校及全国重点大学。还有一人三门单科成绩名列全省前三名。一个班有这种成绩和升学率,当时不仅在全省名列前茅,在全国也属先进。未录取者,有的成绩也非常优秀,只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有直系亲属沾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边,或社会关系有“重大问题”,都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
这些落榜的同学大部分都响应号召,进了南昌市北郊林场。几十年的人生道路,相对更艰难、更坎坷。好在有“文化大革命”前南昌五中的高中文化底蕴护佑,有的顺应改革开放脱颖而出;有的自学成材进而取得了本科及研究生学历或中、高级职称;有的成了民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除有几人不幸亡故或失踪外,绝大部分人还是事业成功,幸福美满。
也有落榜的同学向我倾诉:当时高考成绩已进入了北大录取线;有的单科成绩全校拔尖;有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目睹自己的高考档案,赫然盖着一个市里特派政审机构的大印:“同意报考,不宜录取”。他们以不同形式自嘲:在五中寒窗苦读四年,锻炼成了现代版的祥林嫂,恰似鲁迅笔下《祝福》中的悲剧主人公,将毕生的血汗钱和辛劳托付给了土地庙,寄情于为庙宇“捐门槛”,只盼赎来生,交好运。
据说高考前的外调及政审非常严格。一所中学的党政部门还没有这种权限,只有上一级组织部门或政审机构才有权力操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南昌如此,全国亦然。只有在改革开放后,人们不再贴有各种政治标签,公民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自由平等。在分数面前,高考考生才有可能一律平等。我们感受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恐怖,我们也亲历了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世事沧桑,个人命运总是和国家命运一样紧密相联,跌宕起伏。
无论人生轨迹如何,大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高中的厚重经历,足以影响人生。在南昌五中的学习,夯实了让我们终身受益的文化基础,在艰难困苦中历练了我们的意志和品质。感恩母校,怀念五中,尤其怀念教育过我们的师长。系于未来,多么有必要将高中基础教育的滋润与得失,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
(作者单位:厦门万地联合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王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