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耳彭自然史》审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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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城出版社要出版《塞耳彭自然史》新的中文译本,邀我编辑审稿,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责任编辑又嘱我作跋,贸然允诺。及至提笔,心里头却打起鼓来。卷首艾伦的《導言》和周作人的推文,让我陡生“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惶惑。关于怀特,其人其事其书,前人已有详尽梳理。在此,不妨谈谈我的编辑随感与名物审校体会。


  现代意义的自然观察发轫于怀特。
  人类一直在认识与解释自然。当西方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由中古跨入近代再跃至现代,完成了对自然界的去神秘化,理性主义传统复苏,普遍开明的氛围形成,科学家与科学探究受到推崇,接近自然被视为美德。由此,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开始转变,不再是索取一个向度。与此同时,相关的自然知识与经验在不断增长,自然观察的知识基础逐渐夯实。怀特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引现代自然观察之滥觞,可谓水到渠成。
  怀特的自然观察是对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的田野观察的继承、扬弃与发展。在中世纪,自然的价值仅仅体现在宗教意义上,人类认识自然不依靠逻辑和常识,充满迷信、恐惧和隐喻。当英国哲学家培根发出质疑之声,认为真正的知识是从观察和实验中得来的。约翰·雷紧随其后,抛弃先验神学,改奉自然神学,开启了认识自然的新视角。雷试图调和自然科学与宗教权威,赞美上帝创造了自然万物,并提供给人类使用,但这常常是以密语形式呈现的,需要解密、翻译和释读,于是他深入大自然去观察去实验,寻找关于事物存在方式的普遍解释,思考生物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此理念影响了英国好几代博物学家,并形成英伦博物传统,怀特是其代表性人物。
  怀特观察自然,不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密语,不是以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没有占有欲,没有万物为我所用的功利。老实说,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跋涉全球采集或科考,宗教神性的影子虽已袪除,但多少掺有征服自然或者服务国家的因素。比如英国博物学家威尔逊四次来中国西部考察植物,将一千五百多种植物引种到英伦的皇家园林和私人花园,共计采集植物标本六万五千余份,因此有植物猎人之称。他对待自然的态度当然是为用,植物不过其猎物而已。

  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博物学传统。古训说“一物不知,君子之耻”,在风土志、地方志、异域志、草木志中,在《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中,在文人的笔记野史中,有不少关于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的记载,但大多是粗浅的、零碎的、陪衬的。比如“葛之蕈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诗经·葛蕈》),动植物描写虽然占了一半篇幅,不过借物起兴的“物”之用,诚如孔夫子所言,学诗的功用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仍脱不了为用二字。
  怀特观察自然,纯粹因为与生俱来的对大自然的迷恋,被求真的科学精神所驱使,正如现代鸟类学家詹姆斯·费舍所说:“于怀特而言,自然研究者与自然爱好者的身份是浑然一体的。”怀特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平等的、友善的,怀揣一颗赤子之心,了解自然,理解自然,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然而,实现和谐谈何容易。怀特在田野观察中对鸟类着力尤多,被誉为现代观鸟之父。怀特之后影响较广的观鸟者,当推美国博物学家奥杜邦。奥杜邦对鸟类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然而,他对待鸟类是有些野蛮的,在为那部被誉为鸟类圣经的《美洲鸟类》画插图时,为了逼真地还原每种鸟,他用枪打下若干只鸟,然后钉在架子上作为模特儿。以科学之名,仍行坑鸟害鸟之事。
  怀特观察自然,是将自然万物纳入观察范围,草木鸟兽、气候物候、地质地貌、环境生态,无所不包。怀特没有从世界遥远的角落搜集外来物种进行研究,而是每天漫步在小乡村,以科学家的态度,几十年如一日,细致入微地观察自然生态。观察毛脚燕每年的到来、育雏、离开,观察林中小水塘随季节与气候的变化而消涨,观察蟋蟀从卵到若虫到成虫的变态过程,观察状如蛛网的纤维物覆于葡萄藤上结出的葡萄则汁不饱味不足,观察无壳蜗牛在冬日好天气里出来破坏菜园……他观察到,塞耳彭的自然万物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动植物都有自己的位置,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缺少任何一环,和谐就会被打乱。

  倾注人文关怀,视大自然为各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这样的自然理念,在此之前是没有的,或者说多少是模糊的,是怀特为英国近代生态思想奠下第一块基石,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一代思想巨擘。
  怀特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视自己为大自然中的一员,他观察,他思考,他写作,他的魂是捺印在草木鸟兽上的。
  如今,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人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与大自然的联系是断裂的,普遍有自然缺失症,比如,对周边环境缺乏兴趣,不认识身边的动植物,不能理解自然的美好,等等。为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自然教育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在此背景下,怀特的生态自然理念的价值再次凸显出来。今天,在实践自然教育时,该怎样去观察自然,感受自然,怀特将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现代意义的自然随笔肇始于怀特。   怀特日复一日在塞耳彭村及周边观察草木鸟兽,留下了大量笔记,并以信札形式与本南德与巴林顿两位博物学家交流,最后结集成《塞耳彭自然史》出版。该读物呈现为尺牍体,每封信札却是一篇篇随笔,详细描述对自然的观察与感受。怀特无意插柳,却开启了自然随笔这种新的文学表达形式。

  西方博物学黄金时期留下了浩繁的著作,但多是些面孔古板的科学报告,或者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今天基本湮没无闻,唯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等少数著作仍为今人所乐于阅读。究其原因,正如艾伦在《导言》里所说,因为科学在不断进步,再好的论著,也会随着时光流逝沦为明日黄花。今天若要认识草木鸟兽,恐怕没有人会指望从十八世纪博物学家的论著中寻找答案。既然如此,现代读者谁堪忍受学究式故纸的刻板与枯燥呢?
  怀特描述自然,是把观察过程当作文学作品徐徐展开的情节娓娓道来的,详尽描述观察对象的每个细节,不用华丽的辞藻,而是带着温情,由探究自然而思考生命,并上升至美学与哲学的高度,读来有牧歌的趣味,又能收获博物学知识。故《塞耳彭自然史》能从众多博物学著作中脱颖而出,且葆有恒久的生命力。正是自然随笔这种写法,让《塞耳彭自然史》青史留名,塞耳彭村也成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怀特的文学遗产滋养了后世,十九世纪涌现出的一大批自然随笔,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约翰·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与《塞耳彭自然史》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法布尔的《昆虫记》被誉为“科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
  我们也有成色十足的博物学著作,比如明成祖的胞弟朱橚著的《救荒本草》。书中记载四百多种植物,全部来自直接观察,文字描述包括每种植物的别名、生长环境、识别特征、形态性味、加工烹制、药用价值等。这是一部优秀的植物学著作,却不能当文学作品来读,故其传播范围及影响便不够广泛与久远。
  《塞耳彭自然史》耐读,或许还因其类似《归园田居》的人生态度。与陶潜一样,怀特早年便从城市退隐,回归乡间,过起“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日子,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不被尘世的龌龊玷污自然天性。怀特一生践行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心远地自偏,有忘机的天真意趣,有富足的精神追求。如艾伦在《导言》里所说,怀特的这些信札是过去业已消失的乡绅生活的鲜活画卷,安宁、富足、闲暇、文雅,有科学趣味,身居小屋一隅,心系大地万物。《塞耳彭自然史》让人不禁掩卷沉思,今时今日,物质为上,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慢生活已成奢望,狼奔豖突的我们,是否可以放慢脚步,发出灵魂追问,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人生,自然界的真谛是什么,人生的真谛又是什么。


  《塞耳彭自然史》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为我国读者所知。一九三四年三月,李广田在《大公报》发文介绍。同年六月,周作人在《青年界》发文,不吝赞美之辞,周氏还节译过部分章节,比如《蜗牛与蛞蝓》,并遗憾不能全译出来。六十年代,叶灵凤列举“当译而未译的书”,本书也是其中之一种,并期望“一位翻译好手和一位学贯中外的自然学家合作”,将本书翻译成中文。此书之难译,由此可窥一斑。
  自周作人开始鼓与呼,几十年光阴倏忽而逝,第一个中文译本于二○○二年终于面世,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者缪哲,确是一位翻译好手,也是学贯中外的学者。按严复的信达雅的译事准则,他的译文不悖原文、文辞畅达自不必说,其译文的雅,遣词造句近乎洁癖,高古、典雅、洗练、隽永,有余音绕梁之意味深长。缪哲译本作为破冰之译,便树立起一座陡峭的高峰。花城出版社推出的第二个中文译本,译者张和声,同样是学养深厚的学者,译有多种西方经典名著。其译文通俗晓畅,并请专业人士对动植物名做了提升。后浪未必逐前浪,毕竟文字风格各异,两个译本各有千秋,于阅读者则多了一种选择。

  《塞耳彭自然史》直至新世纪初年才出现第一個中文译本,原因或如叶灵凤所言,动植物名称是翻译中的一大障碍吧。
  人类自古就对物种进行命名和分类,只是在不同文化里呈现出不同的方法和语言表达,世界上数以千万计的物种并没有统一的名称,即使在同一种文化里,同名异物或异名同物也非常普遍。当人类进入地理与物种大发现时代,不同地区的交流变得频繁,物种名称不统一,常常造成混乱。生物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创立世界通用的生物命名法,直到一七六八年,林奈在《自然系统》中提出科学的生物命名法—双名法,物种名称混乱的状况才逐步走向终结。
  在怀特的时代,生物命名法正由探索走向统一,动植物名称仍然百花齐放。他书中的动植物名称,有俗名,有学名,有约翰·雷的命名,有林奈的命名,还有许多不知名学者的命名。那些从民间汲取乡土知识的俗名,虽然通俗形象,却无从知晓到底是何物。雷的命名,即使知其学名,也难以对应上中文名。一些林奈的命名,由于生物科学的发展,科属分类发生了变化。而一些动植物,中国根本没有。
  在中国,我们的祖先早就根据观察对物种做了粗略分类,并造出相应汉字分别命名。在第一部辞典《尔雅》里,关于动物有《释鸟》《释兽》《释畜》《释虫》《释鱼》五篇,关于植物有《释草》《释木》两篇。以鸟类为例,共有一百多个带鸟字旁的汉字,用来给鸟命名。有些鸟名沿用至今,如鸺鹠、鹪鹩、鹡鸰等,有些却被俗名替代,比如古雅的鸲鹆早已尘封古书中,广为人知的俗名是八哥。《尔雅》里收录的均为雅言,民间多用俗名,且同一种鸟在不同地区的叫法五花八门,如夜鹭,别名有灰洼子、星鸦、苍鳽、星鳽、夜鹤等,广东称夜游鹤,川东称水洼子。二十世纪初年,随着西方物种分类法进入中国,华夏大地上大部分鲜为人知的鸟类由欧洲人发现并按双名法命名,中国第一批鸟类学家在确定其中文名称时,用上了古书中的鸟名,以及民间流行的俗名,以前不曾被发现的鸟则赋予新名,鸟类名称并不统一。一九四七年,鸟类学家郑作新整理的《中国鸟类名录》发表,鸟类名称开始趋向规范。然而,有研究者称,自一九七六年《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第二版出版迄二○○六年,先后有十多种中国鸟类名录的专著问世,一些鸟类的中文名称仍然不甚统一。   进入新世纪,随着动植物分类学的发展,物种名称逐步规范化,生物学知识亦逐步向大众普及,动植物名称的壁垒不再高不可企,但仍是翻译中必须啃的硬骨头。


  野外观鸟十载,我大脑里储存有千余种鸟类的识别特征,拿到译稿后,其中一个审阅重点就是对照原书逐一核对鸟名。查阅的主要参考资料如下:一、 Birds of the British Isles(Angus Books Ltd,2005);二、Collins Bird Guide - The Most Complete Guide to the Birds of Britain and Eruope(2ND edition,Lars Svensson,2011);三、郑光美主编《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科学出版社2017年);四、马敬能等著《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五、Oriental Bird Images,http://orientalbirdimages.org;六、Avibase,http://avibase.bsc-eoc.org;七、The Birds of Great Britain,by John Gould,http://www.panteek.com。
  确定鸟名的原则是,不管怀特采用的是俗名,还是雷或者林奈或者其他人的命名,一律译为规范的中文名称,且以《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为准,此名录能涵括怀特书中所谈到的鸟类。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如果译本中仍保留各种称谓的鸟名,容易给读者带来困惑,甚至传递错误的信息。
  例一,民间观鸟者一般是采用《中国野外鸟类手册》的鸟名,本译本一律统一为《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的名称,比如,不用“普通楼燕、欧亚夜鹰、欧石鸻、水蒲苇莺”等鸟名,而用“普通雨燕、欧夜鹰、石鸻、蒲苇莺”等。
  例二,Cuckoo,指大杜鹃。杜鹃科杜鹃属的鸟类,在英伦三岛只有这一种,而在中国则有五种,如果译为中文俗名布谷,模拟其鸣声,形象,有朴质的乡土气。可是,问题也接踵而来。在我们老家川东一带,被称作布谷的鸟包括大杜鹃和四声杜鹃,芒种时节,四声杜鹃大声催促农人—快种苞谷,大杜鹃也大声应合—播谷。那么,这布谷到底是指谁呢?大杜鹃古称子规,在不同地区还有喀咕、郭公、获谷等俗名,那么,用其他名称又何尝不可呢?
  例三,Redbreast。也称Robin、Robin Redbreast,正式英文名为European Robin,中文名欧亚鸲,在文学作品里一般译为知更鸟。这种鸟儿是欧洲常见的优势鸟种。美国作家哈珀·李创作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Kill a Mockingbird),获一九六一年普利策奖,小说中的知更鸟却不是一只鸲,而是一只嘲鸫。
  由是观之,《塞耳彭自然史》不是虚构类作品,它是严肃的科普读物,中文鸟名应该具有身份的唯一性,不引起歧义,因此,中译本宜采用通行的规范性中文名称,而非具地域色彩的俗称或其他。
  那么,如何核实每种鸟的身份呢?英文名与拉丁学名一直沿用至今的,查核中文名称即可。如果不是,则采用如下几种方法:
  一是读原著注释。
  《塞耳彭自然史》第一版付梓于一七八九年,出版者是怀特的兄弟,在伦敦做书商的本杰明。到两百年后的今天,译成各种语言的版本估计达两百种吧。比较理想的英文底本有福斯特本和艾伦本,福斯特本的注释很周详,艾伦本有大量插图。
  福斯特是怀特研究权威,对书中的鸟类作了细致考订,一些俗名补充了拉丁学名,一些英文名或者学名已改变的,注明新的英文名与学名。福斯特的注释可谓功德无量,如果没有他的训诂式注释,只看原著,好些鸟名让人气馁,毫无头绪,根本不知从何查起。
  例一,Sylvia salicaria。这是林奈的命名,怀特有时又用雷的命名Passer arundinaceus minor Raii。福斯特注释道,它是学名为Acrocephalus schoenobaenus的Sedge Warbler。中文名为蒲葦莺。
  例二,Willow-wren。林奈命名为Motacilla trochilus,雷命名为Regulus non cristatus,怀特在观察中听其叫声,确定它们是不同的三个种,分别称之为large Willow-wren、Middle Willow-wren、Smallest Willow-wren,有时又用Second Willow、Langhing Wren、Middle Yellow Wren来指称其中一种。福斯特注释道,这三种鸟无疑是学名为Sylvia (Phylloscopus)sibilatrix的林柳莺(Wood Warbler)、Sylvia(Phylloscopus)trochilus的欧柳莺(Willow Warbler)、Sylvia(Phylloscopus)collybita的叽喳柳莺(Chiffchaff),怀特是第一个区分这三种柳莺的人。在田野中区分这些鸟,最好的办法是听声音。书中经常出现这几种鸟,怀特对其叫声作了描述,小柳莺叫声短而尖利,中柳莺叫声轻快甜美,大柳莺会发出咝咝颤鸣。如果没有福斯特的注释,这些名称在书中交替使用,会被绕得晕头转向的。观鸟界有大鹰小莺难辨之说,柳莺属几十种鸟儿外形特征差不多,即便是柳莺研究专家,在野外也主要凭鸟声来辨识。听音辨鸟的方法,也可追溯至怀特吧。
  二是看图识鸟。
  艾伦本配有四十余幅鸟类插图,灰度,印刷略模糊,但逼真度还在,鸟种识别特征大致可辨,据此看图识鸟是没有障碍的。
  英国博物学家古尔德(John Gould,1804-1881)为继奥杜邦之后最伟大的鸟类插图画家,他的五卷对开本《大不列颠的鸟类》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三年在伦敦发行,共收录三百六十七幅彩绘鸟图。图上标有的鸟种拉丁学名,大多数为最初的林奈的命名。惜乎,上网搜索,仅从一家名Panteek的古董画网页上寻得十余幅鸟图。如果手头有此书的全本,第三种确名方法便无用武之地了。   例一,Brambling,今为燕雀的英文名。怀特在书中描述为白色的云雀,本南德的《不列颠动物志》里称之为Snow-fleck。它不是燕雀,也不是叫雪花的云雀,艾伦本插图是一只带雪花斑的鹀—雪鹀,现在英文名为Snow Bunting。
  例二,Passer torquatus Raii,这是雷的命名。这鸟儿像蒲苇莺一样栖于芦苇丛中,粗喙,艾伦本插图是一只芦鹀,生境和嘴形都符合怀特的描述。
  例三,Brown Wood owl,怀特有时又称之为Brown Owl。前者中文名为褐林鸮,后者现在的英文名为Tawny Owl,中文名为灰林鸮。查英国鸟类名录,只有灰林鸮;查世界鸟类名录,褐林鸮分布的西界大致在中亚;艾伦本插图为一只灰林鸮;可互证这是异名同物。
  例四,Thrush(Turdus musicus),古尔德插图为一只欧歌鸫,图下标有学名Turdus musicus,现在更名为Song Thrush(Turdus philomelos)。
  三是抽丝剥茧。
  随着鸟类分类学的发展,鸟名在不断修正,有如下几种变化情况—(1)英文名、属名不变,种加名变了。例如灰白喉林莺,原名Whitethroat(Sylvia cinereal),现名Common Whitethroat(Sylvia communis)。(2)英文名、种加名改变,属名不变。例如黍鹀,原名Bunting(Emberiza alba),现名Corn Bunting(Emberiza calandra)。(3)英文名、属名改变,种加名不变。例如林岩鹨,原名Hedge-sparrow(Sylvia modularis),现名Dunnock(Prunella modularis),由林莺科林莺属分离至岩鹨科岩鹨属。(4)英文名不变,属名与种加名变了。例如赤胸朱顶雀,原名Linnets(Fringilla linota),现名Eurasian Linnet(Carduelis cannabina),由燕雀屬分离至金翅雀属。
  如果无注释与插图可资参考,要弄清楚鸟儿的身份,就必须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循着蛛丝马迹,抽丝剥茧。
  例一,Whitethroat。据Birds of the British Isles与 Collins Bird Guide记载,Sylvia属有两种Whitethroat,即Common Whitethroat(Sylvia communis,灰白喉林莺)与Lesser Whitethroat(Sylvia curruca,白喉林莺)。书中的Whitethroat(Sylvia cinereal),其名称与其中哪一种都不完全符合。
  于是在Oriental Bird Images上搜索两种鸟的别称,结果显示,灰白喉林莺别称Whitethroat、European Whitethroat、Greater Whitethroat,白喉林莺别称Whitethroated Warbler、Common Lesser Whitethroat。初步可圈定怀特的“白喉”是灰白喉林莺。
  再看书中的描述,这是一种夏候鸟,每年四月末五月初迁来,九月末十月初开始迁离。常单独或成对活动,也常与黑顶林莺混群,在篱笆和灌木丛上跳来跳去寻找昆虫,忽高忽低,动作怪异。叫声单调,嘶哑难听,一边叫一边还扇动翅膀,扭捏作态。生性好斗,鸣叫时常常摆出一副怒发冲冠的架势。但在育雏期,显得既狂躁又羞怯,会避开其他鸟类,如孤独的幽灵在小径和公地间时隐时现,苏塞克斯山坡上草木丛生,却看不到它们的身影。时值七八月,则带着小鸟儿一起出来了,菜圃果园中的蔬果难免遭到一场浩劫。我曾在巩乃斯的白杨林里见过它唱歌,高昂着头,露出喉部蓬松的白羽毛,那样子的确霸气。怀特对其栖息环境、叫声、习性、迁徙状况等的描述,与灰白喉林莺完全符合。
  而且怀特还提到,他的兄弟约翰从直布罗陀寄给他一只与“白喉”长得极相似的小嘴鸟,只是胸与腹的灰白色更为显眼,也一样调皮好动,常在枝头跳来跳去,四处觅食。这两种外表极易混淆的“白喉”,下体羽色是辨识特征之一,灰白喉林莺的胸部灰白色染淡粉,而白喉林莺的胸腹部为灰白色。至此,可以确认Whitethroat就是灰白喉林莺。
  例二,Grasshopper lark(Alauda locus-tae)。在Birds of the British Isles与 Collins Bird Guide上检索Alaudidae(百灵科),英格兰共有Common Skylark(Alauda arvensis,云雀)、Wood Lark(Alauda arbore,林百灵)、Horned Lark(Eremophila alpestris,角百灵)三种。云雀与林百灵,书中已有描述,可以排除。剩下一种角百灵,冬候鸟,主要在地面活动,鸣声清脆婉转,常在空中鸣叫;而Grasshopper lark为夏候鸟,据怀特的描述,它常常钻进浓密的灌木丛中,发出咝咝的叫声,只有在悄无人迹的清晨,才会在枝头放声歌唱。从季节、生境、习性、叫声等看,两者相差甚远,而且,怀特在比较Grasshopper lark与林鹨时,特别提到前者背部的黑斑,如果是角百灵,怀特是不会忽略它头侧两小撮突起如角的黑色羽簇的。因此,角百灵也可排除在外。
  再查locustellidae(蝗莺科),英格兰有Grasshopper Warbler(Locustella naevia,黑斑蝗莺)和Savi?s Warbler(Locustella luscinioides,鸲蝗莺)两种。黑斑蝗莺在外形、习性、叫声、迁徙、生境等方面完全符合怀特的描述。鸲蝗莺极似黑斑蝗莺,但体无斑纹。因此,可初步确定此鸟为黑斑蝗莺。
  再查询http://avibase.bsc-eoc.org,英文名带Grasshopper的除了几种蝗莺,还有蝗鵟鹰(Grasshopper Buzzard)和黄胸草鹀(Grasshopper Sparrow)。后两者在英伦没有分布,显然不是怀特所描述的神出鬼没于灌丛中浅吟低唱的小鸟儿。
  通过层层抽丝剥茧,至此可以确定,Grasshopper lark就是黑斑蝗莺。
  我们对怀特是满怀景仰的,《塞耳彭自然史》的翻译和编辑,也是严谨认真的,不敢稍有懈怠。虽已竭尽全力,但囿于才疏学浅,力有所不逮,书中疏漏与错讹恐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是为记。
  二○二○年夏于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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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的七十列传中,排在第三篇的《老子韩非列传》,是从版本到内容都很有意思的一篇。  从版本上講,最奇特的一件事,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这当然是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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