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其实很可爱。
　　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武汉人有武汉人的优点。他们为人直爽,天性率真,极重友情。要说毛病,就是特别爱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汉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给足。苟能如此,你就会在他们粗鲁粗暴的背后体会到温柔。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武汉人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说话都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口气和方式。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所以,毛泽东不但横渡长江之先河,还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汉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武汉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过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极好不可。但武汉人却乐此不疲。
　　武汉人不太注意吃相。他们吃起东西来,往往“直呵直呵”地。尤其是吃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特有的一种小吃,一般做早点,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热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面条煮熟,捞起来摊开晾凉,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时,烧一大锅滚水,将面放在笊篱里烫热,再拌以芝麻酱、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辣椒,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武汉人接过来,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来吃,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地品味,也永远吃不腻。
　　爱吃热干面,正是武汉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喜欢像吃热干面一样,三下五去二,从不装模作样。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即便要说假话,也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当他认定你这个人可以一交时,他对你是绝对掏心掏肺地真诚。他为你帮忙不辞辛苦也不思回报,当然他可能在办事过程中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但真诚之心却是随处可见的。他们也会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玩点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时候打点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来,因为他们的天性是率真的。
　　武汉人的好相处,还在于他们没有太多的“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尽管武汉建市已经很久,武汉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气,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更向往江湖,无妨说是“身处闹市,心在江湖”,与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颇有些相似。这大约因为北京周边是田园,而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之故。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
　　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比如他们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做“嫂子”,这就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统统看作哥哥。他们当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样爱“抱团儿”。“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武汉人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汉人极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记恩怨、讲义气、重然诺。这些特点武汉人都有。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反正,武汉人一旦认定你是朋友,就特别帮忙,特别仗义,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没事时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见踪影。他们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臧否恩怨都写在脸上。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汉时,多对武汉人的性格不以为然,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却会喜欢武汉人,甚至自己也变成武汉人。
　　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而且历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使得武汉人“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这就无疑是一种文化优势 有此文化优势,岂能不大展鸿图?
　　武汉人也敢哭。在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骚“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地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爽朗。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
　　武汉人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气候条件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武汉人也确实活得不容易。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艳阳;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还怕什么?
　　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也不会在乎。
　　同样,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的武汉人,也有着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气”。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他们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爱,也敢憎敢爱。他们的情感世界是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而且,爱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
　　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因而,武汉人经常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逆来顺受和优柔寡断。他们会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死都不得服周!”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武汉人性格。这种性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强”。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谈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粗壮,却也相当地“野”,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往往会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讶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