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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11—30
作者简介：沈传亮(1976--)，男，山东莘县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
摘 要：由于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社会化渠道的影响，部分公民选择了公务员职业并在社会化工具的影响下继续着社会化之旅，该过程显示出公务员群体具有特点鲜明的社会化规律。因此，了解和总结这些规律，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途径建设、遏制官本位思想的不良影响是提高公务员群体素质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7)01--0037--04
公务员群体是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研究该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经历对于公务员的选拔录用、能力建设，以及预测今后中国政治发展走向均有一定的意义。笔者以问卷调查①为基础，对公务员政治社会化经历进行实证性分析，总结规律，提出了加强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公务员群体的政治社会化分析
个体或群体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接受政治文化，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适应政治社会，离不开政治社会化及其各种渠道。对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途径进行分析，能揭示公务员群体政治素养的形塑过程。
1．家庭经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个体政治人格塑造、基本政治生活规范获得方面作用关键。了解公务员政治社会化经历必须考察公务员的家庭背景。此处着重考察其父母及亲戚是否担任过党政职务，这些职务对公务员走上机关工作岗位有无影响。
陆学艺指出：“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1]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是公务员群体，父辈群体如果是管理者阶层，其下一代进入管理者阶层的可能性逐渐增大。调查表明，33．8％的公务员的父母有过从政经历，亲戚中有从政人员的则占到53．1％。在考察家中从政人员对自身走上党政机关工作岗位有无影响时，认为有影响的占到68．6％，认为影响较大的比例占18．5％。可见，家庭影响是部分中国公民选择公务员职业的原因之一。
调查显示，公务员群体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59．3％的公务员其父母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水平教育，受过初中教育的有20．5％，没有受过教育的比例仅为4．8％(而这些公务员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高中毕业受教育年限应该在10年以上，而2000年全国的受教育平均年限才不过7．56年，可见，公务员父母是一个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这对公务员成长比较有利。
2．学校途径。学校以其制度的特殊即具有统一和较易控制的特殊性见称，世界各国均在其制定的政策、目标和政治理想的指引下，通过学校教育的历程，去塑造个体的政治信仰及政治人格，形成个体在政治上的行为定向模式。学校不仅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公务员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学校教育除传授各学科基本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之外，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学校专门进行政治社会化，塑造学生符合主流政治文化的主要途径。因此，公务员从学期间对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能直接反映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另外，学生本身是否有过学生干部经历、参加学生社团的经历对于他们走上社会也比较重要。调查显示，77．5％的公务员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表示满意，表示不满意的占20％左右。这不仅表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课教学取得预期效果，还说明公务员群体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但20％左右的人对思想政治课表示不满意，也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引起重视。数据显示，从事过班干部工作的公务员在有效样本中比例高达81．3％，而从学期间没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公务员只占有效样本的18．7％。学生干部是服务学生的一个群体，从事该工作不仅能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还能够增强和锤炼其服务意识、集体意识、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这恰恰是从事公务员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可见，学生干部经历对其今后从事公务员工作有一定帮助。
3．同辈群体。同辈群体对个体政治倾向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所谓同辈群体(peer group)指的是“有大致相当的社会地位，并且通常年龄相仿的一群人”[2]。因为同辈群体年龄相仿，知识水平相近，往往能够互相影响，所以也会对个体的政治意识产生较大影响。这里主要从同学、朋友、战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由于目前择业实行双向选择，人们都比较注重向关系较近的同学、朋友或战友征求意见。同辈群体的意见往往会对现代个体的职业选择发生较大影响。调查数据显示，包括朋友、同学、战友在内的同辈群体对于公务员所从事的职业影响占62．7％。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独立性加强，因此，也有37．2％的公务员选择没有受其影响。
在考察与从政同学之间在毕业后的关系保持方面时，63．6％的公务员表示，与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学的关系比从学期间密切。在考察“和朋友能否进行政治问题方面的沟通”时，有93％的公务员选择了能和朋友比较顺利地就政治话题进行讨论和沟通，而选择“有困难”的仅占5．6％。军队转业人员是公务员的三大来源之一。调查显示，军队生涯对于人们从事公务员行业影响较大，比例高达85％。同样，战友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也比较大，选择“有影响”的比例高达85．7％。可见，同辈群体直接对其从事公务员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4．大众传媒。大众传播媒介是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工具，它能左右人们的态度和影响人们的行为。调查显示，从公务员经常阅读的报纸来看，大部分公务员对于主流报纸比较关注，同时也比较关注本地报纸的新闻报道。《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代表着执政党的态度，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公务员群体比较关注和经常阅读《人民日报》的比例分别占21．8％、19．4％。相当部分公务员比较关注和经常阅读本地党的机关报，比例分别占38．3％、42．7％。可见，公务员比较关心国家和本地政治、经济方面的新闻报道，政治化程度较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报纸和公务员政治社会化之间存在互动的动态影响关系。
对于收视率较高的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主的《新闻联播》节目，公务员也比较重视，选择每天都看的公务员占到有效样本的38．3％，选择“两三天看一次”的占48．1％。在浏览互联网方面， 20％的公务员上网主要看政治新闻，对经济、社会新闻也有占25．5％的公务员给予关注。
二、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三大规律
从上可知，作为国家管理层的公务员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经历有着独特的形态，展现出一些规律。
第一，教育程度高端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教育经历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国民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基于党和国家对干部选拔、培养的高度重视，尤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促使我们在选拔干部时注重从年轻有为、学历较高的群体中选拔，干部群体的知识水平大大提高，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受教育水平。20世纪90年代干部群体的称谓渐渐改为公务员群体。公务员群体教育程度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公务员自身教育素质的提高，则更有利于其为公众服务。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新矛盾、新问题也层出不穷，客观要求公务员必须具备较为全面的素质。很多具体业务工作明确要求公务员具备某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这些知识往往通过学校教育才能系统掌握。因此，公务员教育程度高端化既是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规律，同时还有利于其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职责的需要。这同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强调干部群体知识化的要求趋于一致。
第二，受家庭影响较大。一般而言，家庭长辈群体通过个体行为、营造家庭氛围等诸多方式都会深深影响晚辈，言传身教包含了语言交流和行为控制两个方面。个体行为的很多影响也不尽相同，但在关键选择上，如工作定位、择校等都会深深影响晚辈群体。另外，一个家庭如果具有民主、平等的和谐氛围，也会对家庭晚辈政治性格的塑造产生一定的影响。家庭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第一个环节，家庭的影响对其职业选择十分重要。调查表明，认为亲戚从政对自己选择公务员职业有影响的公务员比例占到67．3％，其中认为影响较大的占15．5％，这反映出选择公务员职业的人员受家庭影响较大的规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很多家庭对于公务员职业十分认可，这基本能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官本位”思想对当代中国家庭、当代人的深刻影响。
第三，社会化经历中政治性经历突出。从宏观方面看，社会化过程中对人的影响来自多方面，包括社会、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但不同方面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会促使人作出不同的职业选择。总体而言，中国人社会化经历政治色彩相对较浓，因为中国社会还基本是官本位社会。该社会氛围会对家庭、学校、传媒以及社会不同群体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其择业趋向和行为方式。对家庭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一些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走向仕途，以提高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地位。从学校来看，学校政治色彩较浓，如学校的行政级别，学生团体的等级层次分明等，这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大众传媒来看，官至上色彩较为浓厚，而对公务员待遇、福利、工作稳定的宣传也大大刺激了很多年轻人对其产生向往。基于大环境影响，从中观和微观结合的角度看，不同社会群体依然是在政治化色彩较为浓厚的社会氛围中生活，一些社会个体通过种种社会化影响，走上仕途。一般而言，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就比较容易从事和政治有关的职业。公务员群体中70％以上的人在学校期间曾经参加过各种学生组织、有近64％的公务员比较关心政治新闻的统计数据，可以反映出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第三个规律：公务员早期或者正在进行的社会化经历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个人早期社会化经历对其职业选择的影响，一些人之所以成为公务员和其自身较强的政治性经历有一定关系。
三、加强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建设的措施
当代中国，家庭、学校、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给予了主流政治文化以不同程度的支持。由于利益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对公务员群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从各方面“形塑”适应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公务员。
1．加强政治社会化途径。
第一，充分发挥家庭作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开展，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其职能更多地集中在生育、照看孩子和社会化上面。塔尔科特一帕森斯认为，家庭的两个主要功能是初级社会化和人格稳定化[3]。从传统的角度看，修身齐家的思想至今影响依旧，充分发挥家庭的社会化作用势在必行。因此应在家庭中树立民主、平等、和谐、友爱、团结的家庭关系，抵制家长制作风等带有专制色彩的现象，建立现代和谐家庭关系。同时正确对待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以上问题只有在家庭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
第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中国教育正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而大学生不仅是现在而且更是未来公务员的主要来源。经济全球化要求公务员具备各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这些素质的获取、素养的形成和教育关系甚大。在受教育过程中，学生的政治意识得到培养，政治知识得到提高，政治人格得到形塑。因此，必须创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进对高校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手段，只有培育了大批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才能为国家输送更多的高素质公务员。
第三，利用大众传媒积极营造健康良好的主流政治文化。大众传媒对于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巩固主流政治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大众传媒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大众媒介对政治权力系统的高度依附性或高度的一致性[4]，大众媒介是作为政治权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在此情况下，一定要处理好大众传媒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宣传和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目前具体而言，就是要积极努力宣传“八荣八耻”，塑造积极向上、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立场坚定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积极培养公务员的公共精神。
2．注意对公务员进行持续的政治社会化，培育“为公”思想。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从个体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一直到老年都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通过增强对公务员群体社会化经历的了解，及时调查公务员群体的思想状况。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思想引导，在保护个体利益、培育自主意识的同时，更注重“为公”思想的熏陶，防止“为私”思想泛滥。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大多通过公务员去执行，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代表着党的形象，因此，公务员群体对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十分重要。及时跟踪了解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状况，还有助于把握公务员群体的思想变化，能够对公务员群体形成健康向上的民主法治性政治文化提供帮助，为营造和谐、民主、法治、公正的政治文化氛围奠定基础。同时还要加强对公务员的培训工作，在培训和学 习的互动中加强对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3．遏制以官本位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官文化”泛滥。将做官视作知识分子“出息”的惟一“正途”，是“官文化”的重要标志。目前这种观念依然存在，且影响深远。而若将其作为价值取向，必将直接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民主文化的健康成长，这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民主观念的传播，都将成为障碍。遏制官本位思想的泛滥并批判之，“其意义不仅在于政治民主化，而是全社会的现代化”[5]。为此，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经济方式铲除“官本位”思想产生的自然经济基础；二要通过大力发展执政党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公民实现广泛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三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事制度，实行科学管理；四要健全和加强监督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五要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六要加强纪律教育，突出为政道德建设。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公务员群体代表着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形象，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要求他们必须成为遏制官本位思想的表率。因此，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加强对公务员群体民主精神、参与意识、法治素养等方面的培育，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存在于现存社会关系中的一切缺陷是历史地产生的，同样也要通过历史地发展才能消除”[6]。因此，“官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同样，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通过政治社会化形塑一个追求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官文化”公务员群体，正是历史地消除传统“官文化”载体的重要途径，显然这个过程也是长期的。
【注释】
①调查期间总计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942份，回收率为63％。年龄方面：40岁以下公务员占72．1％，30岁以下占29．9％，50岁以上占4．6％。行政职务方面：处级干部218人，科级干部335人，科级以下365人。工作单位方面：173人在党务机关工作，501人在政府机关工作，20人在人大机关工作，18人在政协机关工作，74人在司法机关工作，其他单位133人。学校经历方面：研究生学历20人，本科学历371人，专科学历287人；高中或中专学历231人，初中学历15人。党派背景方面：共产党员746人，共青团员78人，民主党派16人，群众80人。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美]戴维一波普诺，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英]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等译．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张 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5]刘永佶．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责任编辑：王篆 E-mail：zhuan．wang@163．com]
作者简介：沈传亮(1976--)，男，山东莘县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
摘 要：由于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社会化渠道的影响，部分公民选择了公务员职业并在社会化工具的影响下继续着社会化之旅，该过程显示出公务员群体具有特点鲜明的社会化规律。因此，了解和总结这些规律，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途径建设、遏制官本位思想的不良影响是提高公务员群体素质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7)01--0037--04
公务员群体是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研究该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经历对于公务员的选拔录用、能力建设，以及预测今后中国政治发展走向均有一定的意义。笔者以问卷调查①为基础，对公务员政治社会化经历进行实证性分析，总结规律，提出了加强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公务员群体的政治社会化分析
个体或群体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接受政治文化，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适应政治社会，离不开政治社会化及其各种渠道。对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途径进行分析，能揭示公务员群体政治素养的形塑过程。
1．家庭经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个体政治人格塑造、基本政治生活规范获得方面作用关键。了解公务员政治社会化经历必须考察公务员的家庭背景。此处着重考察其父母及亲戚是否担任过党政职务，这些职务对公务员走上机关工作岗位有无影响。
陆学艺指出：“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1]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是公务员群体，父辈群体如果是管理者阶层，其下一代进入管理者阶层的可能性逐渐增大。调查表明，33．8％的公务员的父母有过从政经历，亲戚中有从政人员的则占到53．1％。在考察家中从政人员对自身走上党政机关工作岗位有无影响时，认为有影响的占到68．6％，认为影响较大的比例占18．5％。可见，家庭影响是部分中国公民选择公务员职业的原因之一。
调查显示，公务员群体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59．3％的公务员其父母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水平教育，受过初中教育的有20．5％，没有受过教育的比例仅为4．8％(而这些公务员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高中毕业受教育年限应该在10年以上，而2000年全国的受教育平均年限才不过7．56年，可见，公务员父母是一个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这对公务员成长比较有利。
2．学校途径。学校以其制度的特殊即具有统一和较易控制的特殊性见称，世界各国均在其制定的政策、目标和政治理想的指引下，通过学校教育的历程，去塑造个体的政治信仰及政治人格，形成个体在政治上的行为定向模式。学校不仅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公务员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学校教育除传授各学科基本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之外，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学校专门进行政治社会化，塑造学生符合主流政治文化的主要途径。因此，公务员从学期间对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能直接反映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另外，学生本身是否有过学生干部经历、参加学生社团的经历对于他们走上社会也比较重要。调查显示，77．5％的公务员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表示满意，表示不满意的占20％左右。这不仅表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课教学取得预期效果，还说明公务员群体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但20％左右的人对思想政治课表示不满意，也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引起重视。数据显示，从事过班干部工作的公务员在有效样本中比例高达81．3％，而从学期间没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公务员只占有效样本的18．7％。学生干部是服务学生的一个群体，从事该工作不仅能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还能够增强和锤炼其服务意识、集体意识、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这恰恰是从事公务员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可见，学生干部经历对其今后从事公务员工作有一定帮助。
3．同辈群体。同辈群体对个体政治倾向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所谓同辈群体(peer group)指的是“有大致相当的社会地位，并且通常年龄相仿的一群人”[2]。因为同辈群体年龄相仿，知识水平相近，往往能够互相影响，所以也会对个体的政治意识产生较大影响。这里主要从同学、朋友、战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由于目前择业实行双向选择，人们都比较注重向关系较近的同学、朋友或战友征求意见。同辈群体的意见往往会对现代个体的职业选择发生较大影响。调查数据显示，包括朋友、同学、战友在内的同辈群体对于公务员所从事的职业影响占62．7％。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独立性加强，因此，也有37．2％的公务员选择没有受其影响。
在考察与从政同学之间在毕业后的关系保持方面时，63．6％的公务员表示，与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学的关系比从学期间密切。在考察“和朋友能否进行政治问题方面的沟通”时，有93％的公务员选择了能和朋友比较顺利地就政治话题进行讨论和沟通，而选择“有困难”的仅占5．6％。军队转业人员是公务员的三大来源之一。调查显示，军队生涯对于人们从事公务员行业影响较大，比例高达85％。同样，战友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也比较大，选择“有影响”的比例高达85．7％。可见，同辈群体直接对其从事公务员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4．大众传媒。大众传播媒介是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工具，它能左右人们的态度和影响人们的行为。调查显示，从公务员经常阅读的报纸来看，大部分公务员对于主流报纸比较关注，同时也比较关注本地报纸的新闻报道。《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代表着执政党的态度，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公务员群体比较关注和经常阅读《人民日报》的比例分别占21．8％、19．4％。相当部分公务员比较关注和经常阅读本地党的机关报，比例分别占38．3％、42．7％。可见，公务员比较关心国家和本地政治、经济方面的新闻报道，政治化程度较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报纸和公务员政治社会化之间存在互动的动态影响关系。
对于收视率较高的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主的《新闻联播》节目，公务员也比较重视，选择每天都看的公务员占到有效样本的38．3％，选择“两三天看一次”的占48．1％。在浏览互联网方面， 20％的公务员上网主要看政治新闻，对经济、社会新闻也有占25．5％的公务员给予关注。
二、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三大规律
从上可知，作为国家管理层的公务员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经历有着独特的形态，展现出一些规律。
第一，教育程度高端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教育经历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国民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基于党和国家对干部选拔、培养的高度重视，尤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促使我们在选拔干部时注重从年轻有为、学历较高的群体中选拔，干部群体的知识水平大大提高，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受教育水平。20世纪90年代干部群体的称谓渐渐改为公务员群体。公务员群体教育程度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公务员自身教育素质的提高，则更有利于其为公众服务。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新矛盾、新问题也层出不穷，客观要求公务员必须具备较为全面的素质。很多具体业务工作明确要求公务员具备某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这些知识往往通过学校教育才能系统掌握。因此，公务员教育程度高端化既是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规律，同时还有利于其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职责的需要。这同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强调干部群体知识化的要求趋于一致。
第二，受家庭影响较大。一般而言，家庭长辈群体通过个体行为、营造家庭氛围等诸多方式都会深深影响晚辈，言传身教包含了语言交流和行为控制两个方面。个体行为的很多影响也不尽相同，但在关键选择上，如工作定位、择校等都会深深影响晚辈群体。另外，一个家庭如果具有民主、平等的和谐氛围，也会对家庭晚辈政治性格的塑造产生一定的影响。家庭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第一个环节，家庭的影响对其职业选择十分重要。调查表明，认为亲戚从政对自己选择公务员职业有影响的公务员比例占到67．3％，其中认为影响较大的占15．5％，这反映出选择公务员职业的人员受家庭影响较大的规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很多家庭对于公务员职业十分认可，这基本能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官本位”思想对当代中国家庭、当代人的深刻影响。
第三，社会化经历中政治性经历突出。从宏观方面看，社会化过程中对人的影响来自多方面，包括社会、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但不同方面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会促使人作出不同的职业选择。总体而言，中国人社会化经历政治色彩相对较浓，因为中国社会还基本是官本位社会。该社会氛围会对家庭、学校、传媒以及社会不同群体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其择业趋向和行为方式。对家庭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一些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走向仕途，以提高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地位。从学校来看，学校政治色彩较浓，如学校的行政级别，学生团体的等级层次分明等，这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大众传媒来看，官至上色彩较为浓厚，而对公务员待遇、福利、工作稳定的宣传也大大刺激了很多年轻人对其产生向往。基于大环境影响，从中观和微观结合的角度看，不同社会群体依然是在政治化色彩较为浓厚的社会氛围中生活，一些社会个体通过种种社会化影响，走上仕途。一般而言，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就比较容易从事和政治有关的职业。公务员群体中70％以上的人在学校期间曾经参加过各种学生组织、有近64％的公务员比较关心政治新闻的统计数据，可以反映出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第三个规律：公务员早期或者正在进行的社会化经历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个人早期社会化经历对其职业选择的影响，一些人之所以成为公务员和其自身较强的政治性经历有一定关系。
三、加强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建设的措施
当代中国，家庭、学校、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给予了主流政治文化以不同程度的支持。由于利益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对公务员群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从各方面“形塑”适应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公务员。
1．加强政治社会化途径。
第一，充分发挥家庭作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开展，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其职能更多地集中在生育、照看孩子和社会化上面。塔尔科特一帕森斯认为，家庭的两个主要功能是初级社会化和人格稳定化[3]。从传统的角度看，修身齐家的思想至今影响依旧，充分发挥家庭的社会化作用势在必行。因此应在家庭中树立民主、平等、和谐、友爱、团结的家庭关系，抵制家长制作风等带有专制色彩的现象，建立现代和谐家庭关系。同时正确对待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以上问题只有在家庭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
第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中国教育正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而大学生不仅是现在而且更是未来公务员的主要来源。经济全球化要求公务员具备各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这些素质的获取、素养的形成和教育关系甚大。在受教育过程中，学生的政治意识得到培养，政治知识得到提高，政治人格得到形塑。因此，必须创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进对高校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手段，只有培育了大批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才能为国家输送更多的高素质公务员。
第三，利用大众传媒积极营造健康良好的主流政治文化。大众传媒对于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巩固主流政治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大众传媒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大众媒介对政治权力系统的高度依附性或高度的一致性[4]，大众媒介是作为政治权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在此情况下，一定要处理好大众传媒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宣传和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目前具体而言，就是要积极努力宣传“八荣八耻”，塑造积极向上、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立场坚定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积极培养公务员的公共精神。
2．注意对公务员进行持续的政治社会化，培育“为公”思想。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从个体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一直到老年都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通过增强对公务员群体社会化经历的了解，及时调查公务员群体的思想状况。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思想引导，在保护个体利益、培育自主意识的同时，更注重“为公”思想的熏陶，防止“为私”思想泛滥。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大多通过公务员去执行，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代表着党的形象，因此，公务员群体对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十分重要。及时跟踪了解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状况，还有助于把握公务员群体的思想变化，能够对公务员群体形成健康向上的民主法治性政治文化提供帮助，为营造和谐、民主、法治、公正的政治文化氛围奠定基础。同时还要加强对公务员的培训工作，在培训和学 习的互动中加强对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3．遏制以官本位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官文化”泛滥。将做官视作知识分子“出息”的惟一“正途”，是“官文化”的重要标志。目前这种观念依然存在，且影响深远。而若将其作为价值取向，必将直接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民主文化的健康成长，这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民主观念的传播，都将成为障碍。遏制官本位思想的泛滥并批判之，“其意义不仅在于政治民主化，而是全社会的现代化”[5]。为此，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经济方式铲除“官本位”思想产生的自然经济基础；二要通过大力发展执政党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公民实现广泛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三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事制度，实行科学管理；四要健全和加强监督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五要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六要加强纪律教育，突出为政道德建设。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公务员群体代表着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形象，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要求他们必须成为遏制官本位思想的表率。因此，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加强对公务员群体民主精神、参与意识、法治素养等方面的培育，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存在于现存社会关系中的一切缺陷是历史地产生的，同样也要通过历史地发展才能消除”[6]。因此，“官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同样，公务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通过政治社会化形塑一个追求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官文化”公务员群体，正是历史地消除传统“官文化”载体的重要途径，显然这个过程也是长期的。
【注释】
①调查期间总计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942份，回收率为63％。年龄方面：40岁以下公务员占72．1％，30岁以下占29．9％，50岁以上占4．6％。行政职务方面：处级干部218人，科级干部335人，科级以下365人。工作单位方面：173人在党务机关工作，501人在政府机关工作，20人在人大机关工作，18人在政协机关工作，74人在司法机关工作，其他单位133人。学校经历方面：研究生学历20人，本科学历371人，专科学历287人；高中或中专学历231人，初中学历15人。党派背景方面：共产党员746人，共青团员78人，民主党派16人，群众80人。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美]戴维一波普诺，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英]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等译．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张 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5]刘永佶．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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