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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期的转变
今年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连续第三年获得《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的最高奖项“本土最佳研究团队”，也正值研究所成立满十周年。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券商研究所，国泰君安研究所和其前身君安证券研究所在中国证券市场创造了多个第一：最早倡导“价值投资”、最早从事购并和海外融资研究、培养了最多的基金经理、基金佣金收入最高……而最让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骄傲的是，他在2000年研究所发展的关键时期及时地提出了“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
199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君安证券陨落，君安证券研究所与国泰证券研发中心于1999年8月18日进行了合并，在外界看来，二者风格迥异，人员分居三地，整合难度很大。2000年初，李迅雷撰文提出“研究所要以机构客户为主要目标，研究要围绕满足客户的研究性需要，根据客户特征提供个性化服务”，“研究创造不了价值，但肯定能创造佣金。”这一观念在当时受到了来自研究所内部和公司各部门很大的阻力。而李迅雷坚信他的理念经得住市场考验。“只有找到了合适的客户群体，研究工作才能取得最大的回报。”在所内，李迅雷有一句名言：“研究服务是有限的，客户需求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研究服务投入到最合适的客户需求中去”。如今，这一发展方向已经成为证券研究界的共识。
“大研究员，小所长”
虽然前两届“最佳分析师”公布后，有许多证券研究所和基金公司来“挖墙脚”，但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人员流动比例并不高。“不会超过5％吧”，李迅雷说，“首先，因为我们有一种好的文化氛围和团队合作理念，研究所内一直非常团结，从来没有为争待遇问题出现矛盾；其次，和同行业相比，我们的研究员在所内、公司内地位较高。”但是谈及研究员目前的待遇，他仍然流露出些许遗憾，“公司这几年日子不好过，我们一直在力所能及地为研究员提供更优厚的待遇，我想研究员对这些也能够体谅。”
作为国内从业最久的券商证券研究部门管理者之一，李迅雷一直提倡“大研究员，小所长”。他认为自己所应该做好的是引导方向和提供后方支持工作，“我们尽量不给研究员增加负担，不要求他们提供‘优秀论文’，不要那些‘虚’的、‘假大空’的东西，只要实用就好。”在所里，除了李迅雷和一个副所长，没有任何专职行政管理人员，在行政方面投入也很少。研究所下属的行业公司部、策略研究部等一级子部门的经理都是资深行业或策略研究员，担任部门领导是因为他们在所里、在市场上有很高的认同度和影响力。以最大的部门行业公司部为例，下设6个小组，每个组长都是行业骨干，由他们具体对研究员的研究报告把关。“我所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贴近市场，让研究员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为客户提供更多帮助。”
对手与挑战
对于国内的竞争对手，李迅雷对中金颇为关注：“国内目前中金的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其他券商生存环境、生存能力相差不多。”以单个营业部所占市场份额为例，除中金遥遥领先外，国泰君安与其他券商相比还是比较高的。“中金研究的理念、机制在国内领先，比如他们的销售交易部早就成立了，研究人员业绩考评跟佣金收入挂钩，而我们研究所目前还是要靠公司薪酬方面的倾斜来实现。我们有一定差距，也一直在学习。”
李迅雷认为研究所下一步重点要解决的是人员结构问题，目前全所的70多人中，“老研究员过多，中间层缺乏”。这次评比，国泰君安研究所共获得了13个第一名，4个第二名，1个第三名，呈倒金字塔犁，“这反映虽然我们的优秀研究员多，但后备力量较弱。”李迅雷说，他们目前招收研究员的要求是必须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而并不一定要有很强的学习和工作背景，这是因为“所内研究员平均年龄偏大，需要从国内好的高校招收尖子毕业生进行平衡。”在他看来，3 5年就足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研究员，新引进的研究员在外语表达、工具运用上要与目前队伍有所区别。而在研究方向方面，串迅雷承认，国泰君安研究所在宏观研究方面偏弱。“人才是主要原因。我们在人才配置方面需要时间；只要有好的人才，高价我们也愿意出，但目前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优势与希望
李迅雷认为，证券研究市场是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客户通常只关注各个行业前三名分析师的报告，未来整个市场的品牌分析师人数不会超过100名。从国际上看，最受关注的研究报告也主要由“MGM”(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的分析师提供。那么，随着证券市场的开放和QFII的需求增加．国内的证券研究机构是否会像中国台湾本土券商那样，沦为只能专注于二、三流上市公司分析呢?李迅雷表示他很有信心和这些国际大投行进行竞争。“首先，我们是渐进式开放，已经为我们留足了发展空间，而中国台湾的开放过快，政策有误：其次，中国台湾本身大企业不多，而内地现在就已经有13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大型企业很多，我们对大型企业的规范研究至少有5年以上历史，2002年我们就推出了蓝筹股分析研究专著——《未来蓝筹：中国行业龙头研究》一书，行业研究更是从1996年就开始了，已经有很深的沉淀。”李迅雷说，“境外投行对本土企业的理解力还是不如我们，他们至少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来，而这5年间我们还会进步，和他们有一拼。”
经过连续三年的《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比，国泰君安研究所已经确立了国内的权威地位，但李迅雷表示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就，随着金融证券开放的挑战，一方面，研究所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市场研究，另一方面，QDII已经越来越近，研究所也需要走出国门，研究香港和欧美市场，在国际债券市场和境外金融衍生工具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走国际化道路，这在研究方法、研究水平、人员配置的国际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年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连续第三年获得《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的最高奖项“本土最佳研究团队”，也正值研究所成立满十周年。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券商研究所，国泰君安研究所和其前身君安证券研究所在中国证券市场创造了多个第一：最早倡导“价值投资”、最早从事购并和海外融资研究、培养了最多的基金经理、基金佣金收入最高……而最让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骄傲的是，他在2000年研究所发展的关键时期及时地提出了“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
199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君安证券陨落，君安证券研究所与国泰证券研发中心于1999年8月18日进行了合并，在外界看来，二者风格迥异，人员分居三地，整合难度很大。2000年初，李迅雷撰文提出“研究所要以机构客户为主要目标，研究要围绕满足客户的研究性需要，根据客户特征提供个性化服务”，“研究创造不了价值，但肯定能创造佣金。”这一观念在当时受到了来自研究所内部和公司各部门很大的阻力。而李迅雷坚信他的理念经得住市场考验。“只有找到了合适的客户群体，研究工作才能取得最大的回报。”在所内，李迅雷有一句名言：“研究服务是有限的，客户需求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研究服务投入到最合适的客户需求中去”。如今，这一发展方向已经成为证券研究界的共识。
“大研究员，小所长”
虽然前两届“最佳分析师”公布后，有许多证券研究所和基金公司来“挖墙脚”，但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人员流动比例并不高。“不会超过5％吧”，李迅雷说，“首先，因为我们有一种好的文化氛围和团队合作理念，研究所内一直非常团结，从来没有为争待遇问题出现矛盾；其次，和同行业相比，我们的研究员在所内、公司内地位较高。”但是谈及研究员目前的待遇，他仍然流露出些许遗憾，“公司这几年日子不好过，我们一直在力所能及地为研究员提供更优厚的待遇，我想研究员对这些也能够体谅。”
作为国内从业最久的券商证券研究部门管理者之一，李迅雷一直提倡“大研究员，小所长”。他认为自己所应该做好的是引导方向和提供后方支持工作，“我们尽量不给研究员增加负担，不要求他们提供‘优秀论文’，不要那些‘虚’的、‘假大空’的东西，只要实用就好。”在所里，除了李迅雷和一个副所长，没有任何专职行政管理人员，在行政方面投入也很少。研究所下属的行业公司部、策略研究部等一级子部门的经理都是资深行业或策略研究员，担任部门领导是因为他们在所里、在市场上有很高的认同度和影响力。以最大的部门行业公司部为例，下设6个小组，每个组长都是行业骨干，由他们具体对研究员的研究报告把关。“我所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贴近市场，让研究员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为客户提供更多帮助。”
对手与挑战
对于国内的竞争对手，李迅雷对中金颇为关注：“国内目前中金的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其他券商生存环境、生存能力相差不多。”以单个营业部所占市场份额为例，除中金遥遥领先外，国泰君安与其他券商相比还是比较高的。“中金研究的理念、机制在国内领先，比如他们的销售交易部早就成立了，研究人员业绩考评跟佣金收入挂钩，而我们研究所目前还是要靠公司薪酬方面的倾斜来实现。我们有一定差距，也一直在学习。”
李迅雷认为研究所下一步重点要解决的是人员结构问题，目前全所的70多人中，“老研究员过多，中间层缺乏”。这次评比，国泰君安研究所共获得了13个第一名，4个第二名，1个第三名，呈倒金字塔犁，“这反映虽然我们的优秀研究员多，但后备力量较弱。”李迅雷说，他们目前招收研究员的要求是必须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而并不一定要有很强的学习和工作背景，这是因为“所内研究员平均年龄偏大，需要从国内好的高校招收尖子毕业生进行平衡。”在他看来，3 5年就足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研究员，新引进的研究员在外语表达、工具运用上要与目前队伍有所区别。而在研究方向方面，串迅雷承认，国泰君安研究所在宏观研究方面偏弱。“人才是主要原因。我们在人才配置方面需要时间；只要有好的人才，高价我们也愿意出，但目前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优势与希望
李迅雷认为，证券研究市场是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客户通常只关注各个行业前三名分析师的报告，未来整个市场的品牌分析师人数不会超过100名。从国际上看，最受关注的研究报告也主要由“MGM”(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的分析师提供。那么，随着证券市场的开放和QFII的需求增加．国内的证券研究机构是否会像中国台湾本土券商那样，沦为只能专注于二、三流上市公司分析呢?李迅雷表示他很有信心和这些国际大投行进行竞争。“首先，我们是渐进式开放，已经为我们留足了发展空间，而中国台湾的开放过快，政策有误：其次，中国台湾本身大企业不多，而内地现在就已经有13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大型企业很多，我们对大型企业的规范研究至少有5年以上历史，2002年我们就推出了蓝筹股分析研究专著——《未来蓝筹：中国行业龙头研究》一书，行业研究更是从1996年就开始了，已经有很深的沉淀。”李迅雷说，“境外投行对本土企业的理解力还是不如我们，他们至少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来，而这5年间我们还会进步，和他们有一拼。”
经过连续三年的《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比，国泰君安研究所已经确立了国内的权威地位，但李迅雷表示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就，随着金融证券开放的挑战，一方面，研究所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市场研究，另一方面，QDII已经越来越近，研究所也需要走出国门，研究香港和欧美市场，在国际债券市场和境外金融衍生工具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走国际化道路，这在研究方法、研究水平、人员配置的国际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