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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书写语言变革，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的问题上，学者们多从语言的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以及现代语言学视角进行研究，但却忽视了近代传媒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以至于五四时期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书写语言后，胡适还认为“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①。其实令胡适感到意外的就是晚清大量出现的近代传媒尤其是白话报刊在促进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本文试从大众传媒视角重新审视近代传媒对晚清至五四时期语言转型的促进作用与历史价值。
晚清社会的传播困境与语言变革的现实要求
中国言文分离的历史由来已久。言文分离既造成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分隔，也给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不高的社会底层民众的阅读与表达带来障碍。中国文学经过远古时代诗经、楚辞、诸子散文的奠基，到中古时代唐宋诗文的纯熟，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和谐的古典文学。及至明清以降，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变动，古典文学日渐衰微，虽有文人不断打起复古旗号，师法唐宋，以重振古典文学的“道统”和“文法”，但已是落日余晖，盛景远逝。作为传统文学余波的桐城派自清中叶形成以后极力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力图在政治上正风俗、兴教化，在文学上远师《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近学归有光，推崇古文义法，但文人所作之文内容空疏，几乎成了变相的八股文。清政府通过强化科举考试，大兴文字狱，窒息一切言论自由，致使大批知识分子只有埋头故纸，皓首穷经，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伺机入侵，清王朝内忧外患，晚清知识分子日渐感到章句之学的沉闷空洞，以及恪守“道统”与“文统”面临的现实困境，认为时代在变，文章不能不因时而变。一些有爱国之心的士大夫和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谋求变革社会，实现富国强民；希望通过对民众的启蒙，唤醒国民的觉醒，让更多中下层国民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以实现强国之梦。
启蒙民智，学习西方，达到富国强民，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的目的就要进行宣传，而晚清知识分子却面临着因文言文的“易读性”差带来的传播困境。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典雅深奥，晦涩难懂，而一般中下层民众则因受教育程度低而难以接受。这种矛盾激发了知识分子通过改造书写语言，降低认知难度来扩大启蒙思想传播范围的想法。他们认为要想实现“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②，就必须对文言文进行改造，通过使文言向白话的转化即实现“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来满足大众接受新知的需要，进而造就适应现代化国家需要的“新国民”。在知识分子看来，白话文是一种拯救历史和民族的现代工具，是一种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富国强民的良方。白话文的存在和传播必须借助与之相应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晚清知识分子从鸦片战争前后创办的外籍报刊和国人自办的报刊中得到了启迪，发现白话报刊是实现白话文广泛传播的最佳载体。白话报刊不但克服了普通民众的阅读障碍，更因其具有大众传播的特性，能公开、直接而广泛地传播信息和知识，当传播的信息达到一定规模时就能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改良思潮，进而达到启蒙的目的。
近代传媒促进了晚清语言的现代化转变
从戊戌变法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大约20年的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代。无论是作为传播知识和思想的媒介、符号，还是启蒙知识分子的传播观念均经历了根本性转变。传播媒介由文言报刊向白话报刊转变；传播符号由文言文向“新文体”、白话文转变；传播观念则由晚清人文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埋头故纸转向从近代传媒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寻求富国强民之策。实现一系列转变的前提是必须变革既有的文言文书写体系，建立一套适应现代传媒需求的白话文体系。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非常注重媒介在变革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即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可能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这个时代所呈现的传播形态、传播媒介带给社会的变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近代传媒自西方传入中国后，给晚清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人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近代中文报刊以及《广州纪录报》、《中国丛报》等外文报刊为晚清知识分子和思想先进的士大夫了解西方国家事务以及科学知识与民主思想提供了窗口，拉开了国人通过近代传媒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序幕。西式印刷机的引进，为以近代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扩大了中国民众接触媒介的机会，唤醒了知识分子建立民族国家的希望。正如传播学家施拉姆所说：“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③正是近代传媒的出现，才使晚清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现代文明、认识到启迪民智对民族国家崛起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现代体制国家的可能性。可以说，近代传媒对晚清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典型的是引发了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和戊戌变法运动。
甲午战争后，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已经认识到传媒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和价值，希望通过掌控媒介话语权达到启蒙民智、变革社会的目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创办的《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湘报》、《知新报》等维新报刊就是这一想法的明证。这些报刊虽然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成就，但使用的语言仍是文言文或半文言文，传播范围局限在上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有违启蒙运动的初衷，也不符合大众传媒对大众化语言的要求。要想实现对民众的启蒙，首先让他们能阅读书报，接受新知，破除文言文带来的阅读障碍，构建一种适应启蒙需要与符合大众传媒特点的语言符号体系。维新变法的思想先驱黄遵宪最早指出言文分离带来的阅读障碍，认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④。他从启蒙民众的现实需要出发要求变革以文言文为主的书写语言，实现言文一致，方便普通民众接受新知。但他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因缺乏媒介的支持而在当时影响有限。
梁启超在主持《时务报》时深切体会到变革书写语言对民众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他针对文言文影响民众阅读和思想启蒙的现状提出了改造旧文体的主张，并在办报实践中通过借鉴王韬等人的报章文体及外国语法创造出一种适应报刊需要的“新文体”，即“时务文体”。这种“新文体”具有“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⑤等特点。
梁启超的“新文体”虽没有摆脱文言文的窠臼，只是一种浅近的半文半白文体，离真正的白话文尚有较大距离，但他在办报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现代传媒特征对大众化语言的要求，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这种文体进行推广，对后来的书写语言转型和新闻语言的构建带来了深远影响。“新文体”既是适应民众启蒙需要的语言革新，又是适应现代传媒需要的报章语言。
维新时期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主张并通过创办白话报刊实践这一主张的是裘廷梁。他把对白话文的倡导与白话报刊实践联系起来并通过白话报刊扩大了对白话文的宣传。他的系统论述白话文理论的纲领性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就发表在其所办的《无锡白话报》上。裘廷梁认为国家的兴衰与国民的智慧紧密相连，而语言文字与国民的智慧休戚相关。只有彻底地“崇白话而废文言”，国人的聪明智慧才能体现。裘廷梁认为宣传维新变法，开启民智须先办报纸：“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办报要先办白话报：“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⑥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白话文与白话报刊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白话报刊是达到“言文合一”，推行白话文最为大众化的宣传工具。为了实践这一理论，他和侄女裘毓芬于1898年5月在无锡创办了《无锡白话报》，为扩大影响，从第5期报名改为《中国官音白话报》。裘廷梁把白话报刊与宣传白话文和扩大启蒙影响等同看待，他的白话报与白话文理论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裘廷梁的白话文理论和白话报实践影响巨大，此后标明“白话”或“俗话”的报刊大量涌现，正如有学者所说：“裘廷梁的白话文理论如果不借助于现代报刊的支持，就不会真正演化为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⑦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发深重，亡国的危险使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都认识到创办白话报刊以实现启蒙与革命的重要性。从1899年到1918年，各地新创办的白话报刊多达170种。⑧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用白话出版的书籍以及用白话写成的鼓吹改良或民主革命的小册子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促进了白话文的社会影响与广泛应用。报刊的白话化与表述文字的白话化相互影响与融合，加快了近代书写语言由文言向白话转变的进程。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表征着白话文作为媒体语言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杭州白话报》认为白话报刊“用顶通行的话，一句一句说出来，包管人看一句懂一句”，让“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⑨，从而使国人“能够不知不觉地把一股英雄气概发泄出来，把一副爱国心肠感动起来”。在这里，白话文、白话报与启蒙宣传三者有机联系，体现出办报者启蒙群体的广泛与传播观念的下移。陈独秀在办《安徽俗话报》时主张：“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语，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语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⑩他所办的《安徽俗话报》使用的语言就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以极通俗的文字表达“开民智”的启蒙主张。《安徽俗话报》刊载的文学作品如民间谣曲、戏曲、白话小说等也基本采用民间流行的曲调、弹词和白话。胡适在回忆主编《竞业旬报》时也说：“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竞业旬报》不仅是胡适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也是他训练白话文的基地，这一经历为他在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白话报刊对白话文的促进作用也深刻影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语言。革命党人于1903年创刊的《中国白话报》就用通俗的语言号召国民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批判改良主义。陈天华的说唱体作品《猛回头》与长篇白话演说《警世钟》，因其通俗易懂，可以说唱，不仅在学校与军队中大量传播，还深入民间。即使推崇魏晋文的章太炎也曾用白话文为报刊撰写过多篇论文。还有一些名为维新，实则用白话向民众灌输封建道德，以娱乐、取利为目的的白话书刊也很流行。这些白话报刊相互转载文章，给晚清白话文运动造成了很大声势。
近代传媒尤其是白话报刊对晚清语言变革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麦克卢汉在阐述媒介与文字结合产生的作用时所说：“拼音字母意味着权力、权威，意味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字母表和埃及人的莎草纸相结合之后，停滞不前的寺院‘官僚’和僧侣对知识和权力的垄断就结束了。”他进一步指出近代和现代西方的一切文明，似乎都是印刷术产生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印刷术这种人的延伸产生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普及识字和普及教育。”结合晚清白话报刊对语言的变革及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作用来看，麦克卢汉并没有过分夸大媒介的作用。晚清白话报刊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媒打破了上层社会对知识的垄断，改变了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方式，给民众接受知识，参与启蒙提供了工具。在维新知识分子看来，提倡白话既是维新的政治需要，也是适应媒介传播特征的需要。白话报刊可以做到“以话代文，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今广开民智之助。”白话报刊可以做到言文统一，既为中下层民众阅读提供了方便，也有益于民众启蒙；既为晚清知识分子提供了白话文理论的实践基地，也为书写语言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型奠定了物质基础。
白话报刊在晚清书写语言变革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晚清社会联系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媒介，白话报刊为下层民众接收信息、获取知识、参与启蒙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文言作为主要书写语言的历史局面。白话报刊是晚清语言变革的重要媒介，也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与语言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晚清白话报刊为促成书写语言由文言向白话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构成媒介的三要素是物体、符号和信息。媒介是符号的载体，符号是媒介的表征，相应的媒介要求相应的符号与之相配。但是晚清社会中的言文分离严重制约了人们思想的表达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谋求语言变革，主张书面语与口语的统一以破除民众阅读的障碍。“白话”这一概念被裘廷梁提出后，在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与广泛传播并随着维新变法与民主革命的宣传实践，最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全民族的书写语言。白话报对白话文的提倡促使我国书写语言的通俗化，对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现代文学语言从开始就是以报刊为载体，适应读者需要的，文学语言的变革与报刊语言的出现是同步进行的。白话报刊还促进了我国近代学校国文教育的改变。首先是学习官话，使学校“开始由只教书面语言向既教书面语言又教口头语言的方向发展”。其次是改变了我国国文教科书的书写。1901年、1902年朱树人编的《蒙学课本》与俞复等编的《蒙学课本》先后问世，“行文虽仍为‘文言体’，但文字已较为通俗”，“以儿童是否常见，以笔画繁简，以语句多少为先后排列顺序，是这套国文教科书刻意追求循序渐进的主要依据”。1909年陆费奎还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中提出了把简体字作为正体字使用的主张。可见白话报刊在推动言文合一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无不与传播媒体联系在一起。一定的传媒文化带来一定的语言变革运动和语言方式。”如果没有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与对白话文的大力传播，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终成功不可想象。
晚清白话报刊适应了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宣传的语言需要。白话报刊与晚清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随着时代的演进，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的进步，以及接受文化传播的对象的变化，原来的文言文体已经不能适应晚清社会变革的需要，白话文既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需要，也是适应现代传媒的宣传要求使然。因为以文言文为书写语言的古代文化凝结着古人的思想，是古代传播方式和媒介方式的体现。由于古代书写工具和传播工具的滞后和简陋，书写语言要求简洁凝练，文言文成就了古代传播媒体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只适合在上层社会传播，对于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的中下层民众存在许多障碍。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重在启蒙中下层民众，让他们通过看书读报接受新知，白话报刊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传播媒介适时地适应了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宣传的语言要求，满足了对文化水平较低的中下层民众的启蒙宣传需要。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说：“中国的白话报刊从开始诞生，到大量发展，只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它的发展是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紧密联系的。”
晚清白话报刊初步确立了大众传媒的基本语言范式。晚清言文合一的书写主张首经黄遵宪提出后，并未在维新期间的报刊中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即使是《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等维新报刊也是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语言。直到《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平湖州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等白话报刊创办后，加之裘廷梁、陈荣衮等人的理论呼吁才使白话成为维新报刊的主要语言。如果不是借助《无锡白话报》的宣传，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以及“白话为维新之本”的理论也不会影响如此之大。正是这些白话报的影响才使晚清报刊大量使用白话文。这些白话报刊大量运用民间语言以及口语，具有通俗浅近、平白如话的特点。如《演义白话报》登载的一条讽刺清朝官员媚外求荣丑态的新闻：“那时镇海、定海虽被洋兵占住，洋将留兵不多，大队洋船都到江苏地方去了。可恨刘抚台、奕将军、文参赞、伊大臣、舍钦差这许多大员驻在浙江并无一点儿调度，只是拜天拜地求个议和了事，不肯趁此收复城池，真是可叹！”这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没有文言痕迹，与现在的传媒语言基本一致。戊戌变法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创办的无论是启蒙性质还是革命性质的白话报刊都十分注重语言的浅显易懂，语言的规范性超过了维新时期的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直隶白话报》、《白话新报》的语言“并非仅仅呆板地袭用民间的粗辞鄙语，而是采用了一种糅合着口语、方言、评话语汇的‘杂交’文字”。后来，这些杂交文字逐渐衍变为比文言通俗、较口语精练的语体，有些更升华到“或娓娓道来，畅如流水；或哀婉动人，如泣如诉；或激昂慷慨，神采飞扬”的境地。这种白话文为后来的现代报刊所接受，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从办白话报中接受了白话文的写作训练，并把它们运用到五四白话报的办报实践中，经过五四时期的进一步规范，最后确立了现代传媒的基本语言范式。
注 释：
①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②严复：《原强修订稿》，《文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页。
③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④剪成文：《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辑。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⑥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无锡白话报》，1898年5月11日。
⑦周海波：《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5页，第250页。
⑧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2页，第800页。
⑨宣樊子：《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1901年6月20日。
⑩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31日，第1期。
胡适：《四十自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演义白话报》，1897年12月22日。
方一戈：《辛亥号角中的“白话报”》，《联谊报》，2003年1月4日。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校：赵 亮
晚清社会的传播困境与语言变革的现实要求
中国言文分离的历史由来已久。言文分离既造成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分隔，也给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不高的社会底层民众的阅读与表达带来障碍。中国文学经过远古时代诗经、楚辞、诸子散文的奠基，到中古时代唐宋诗文的纯熟，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和谐的古典文学。及至明清以降，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变动，古典文学日渐衰微，虽有文人不断打起复古旗号，师法唐宋，以重振古典文学的“道统”和“文法”，但已是落日余晖，盛景远逝。作为传统文学余波的桐城派自清中叶形成以后极力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力图在政治上正风俗、兴教化，在文学上远师《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近学归有光，推崇古文义法，但文人所作之文内容空疏，几乎成了变相的八股文。清政府通过强化科举考试，大兴文字狱，窒息一切言论自由，致使大批知识分子只有埋头故纸，皓首穷经，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伺机入侵，清王朝内忧外患，晚清知识分子日渐感到章句之学的沉闷空洞，以及恪守“道统”与“文统”面临的现实困境，认为时代在变，文章不能不因时而变。一些有爱国之心的士大夫和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谋求变革社会，实现富国强民；希望通过对民众的启蒙，唤醒国民的觉醒，让更多中下层国民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以实现强国之梦。
启蒙民智，学习西方，达到富国强民，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的目的就要进行宣传，而晚清知识分子却面临着因文言文的“易读性”差带来的传播困境。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典雅深奥，晦涩难懂，而一般中下层民众则因受教育程度低而难以接受。这种矛盾激发了知识分子通过改造书写语言，降低认知难度来扩大启蒙思想传播范围的想法。他们认为要想实现“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②，就必须对文言文进行改造，通过使文言向白话的转化即实现“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来满足大众接受新知的需要，进而造就适应现代化国家需要的“新国民”。在知识分子看来，白话文是一种拯救历史和民族的现代工具，是一种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富国强民的良方。白话文的存在和传播必须借助与之相应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晚清知识分子从鸦片战争前后创办的外籍报刊和国人自办的报刊中得到了启迪，发现白话报刊是实现白话文广泛传播的最佳载体。白话报刊不但克服了普通民众的阅读障碍，更因其具有大众传播的特性，能公开、直接而广泛地传播信息和知识，当传播的信息达到一定规模时就能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改良思潮，进而达到启蒙的目的。
近代传媒促进了晚清语言的现代化转变
从戊戌变法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大约20年的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代。无论是作为传播知识和思想的媒介、符号，还是启蒙知识分子的传播观念均经历了根本性转变。传播媒介由文言报刊向白话报刊转变；传播符号由文言文向“新文体”、白话文转变；传播观念则由晚清人文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埋头故纸转向从近代传媒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寻求富国强民之策。实现一系列转变的前提是必须变革既有的文言文书写体系，建立一套适应现代传媒需求的白话文体系。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非常注重媒介在变革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即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可能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这个时代所呈现的传播形态、传播媒介带给社会的变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近代传媒自西方传入中国后，给晚清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人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近代中文报刊以及《广州纪录报》、《中国丛报》等外文报刊为晚清知识分子和思想先进的士大夫了解西方国家事务以及科学知识与民主思想提供了窗口，拉开了国人通过近代传媒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序幕。西式印刷机的引进，为以近代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扩大了中国民众接触媒介的机会，唤醒了知识分子建立民族国家的希望。正如传播学家施拉姆所说：“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③正是近代传媒的出现，才使晚清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现代文明、认识到启迪民智对民族国家崛起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现代体制国家的可能性。可以说，近代传媒对晚清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典型的是引发了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和戊戌变法运动。
甲午战争后，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已经认识到传媒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和价值，希望通过掌控媒介话语权达到启蒙民智、变革社会的目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创办的《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湘报》、《知新报》等维新报刊就是这一想法的明证。这些报刊虽然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成就，但使用的语言仍是文言文或半文言文，传播范围局限在上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有违启蒙运动的初衷，也不符合大众传媒对大众化语言的要求。要想实现对民众的启蒙，首先让他们能阅读书报，接受新知，破除文言文带来的阅读障碍，构建一种适应启蒙需要与符合大众传媒特点的语言符号体系。维新变法的思想先驱黄遵宪最早指出言文分离带来的阅读障碍，认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④。他从启蒙民众的现实需要出发要求变革以文言文为主的书写语言，实现言文一致，方便普通民众接受新知。但他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因缺乏媒介的支持而在当时影响有限。
梁启超在主持《时务报》时深切体会到变革书写语言对民众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他针对文言文影响民众阅读和思想启蒙的现状提出了改造旧文体的主张，并在办报实践中通过借鉴王韬等人的报章文体及外国语法创造出一种适应报刊需要的“新文体”，即“时务文体”。这种“新文体”具有“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⑤等特点。
梁启超的“新文体”虽没有摆脱文言文的窠臼，只是一种浅近的半文半白文体，离真正的白话文尚有较大距离，但他在办报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现代传媒特征对大众化语言的要求，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这种文体进行推广，对后来的书写语言转型和新闻语言的构建带来了深远影响。“新文体”既是适应民众启蒙需要的语言革新，又是适应现代传媒需要的报章语言。
维新时期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主张并通过创办白话报刊实践这一主张的是裘廷梁。他把对白话文的倡导与白话报刊实践联系起来并通过白话报刊扩大了对白话文的宣传。他的系统论述白话文理论的纲领性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就发表在其所办的《无锡白话报》上。裘廷梁认为国家的兴衰与国民的智慧紧密相连，而语言文字与国民的智慧休戚相关。只有彻底地“崇白话而废文言”，国人的聪明智慧才能体现。裘廷梁认为宣传维新变法，开启民智须先办报纸：“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办报要先办白话报：“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⑥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白话文与白话报刊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白话报刊是达到“言文合一”，推行白话文最为大众化的宣传工具。为了实践这一理论，他和侄女裘毓芬于1898年5月在无锡创办了《无锡白话报》，为扩大影响，从第5期报名改为《中国官音白话报》。裘廷梁把白话报刊与宣传白话文和扩大启蒙影响等同看待，他的白话报与白话文理论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裘廷梁的白话文理论和白话报实践影响巨大，此后标明“白话”或“俗话”的报刊大量涌现，正如有学者所说：“裘廷梁的白话文理论如果不借助于现代报刊的支持，就不会真正演化为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⑦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发深重，亡国的危险使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都认识到创办白话报刊以实现启蒙与革命的重要性。从1899年到1918年，各地新创办的白话报刊多达170种。⑧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用白话出版的书籍以及用白话写成的鼓吹改良或民主革命的小册子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促进了白话文的社会影响与广泛应用。报刊的白话化与表述文字的白话化相互影响与融合，加快了近代书写语言由文言向白话转变的进程。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表征着白话文作为媒体语言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杭州白话报》认为白话报刊“用顶通行的话，一句一句说出来，包管人看一句懂一句”，让“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⑨，从而使国人“能够不知不觉地把一股英雄气概发泄出来，把一副爱国心肠感动起来”。在这里，白话文、白话报与启蒙宣传三者有机联系，体现出办报者启蒙群体的广泛与传播观念的下移。陈独秀在办《安徽俗话报》时主张：“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语，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语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⑩他所办的《安徽俗话报》使用的语言就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以极通俗的文字表达“开民智”的启蒙主张。《安徽俗话报》刊载的文学作品如民间谣曲、戏曲、白话小说等也基本采用民间流行的曲调、弹词和白话。胡适在回忆主编《竞业旬报》时也说：“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竞业旬报》不仅是胡适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也是他训练白话文的基地，这一经历为他在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白话报刊对白话文的促进作用也深刻影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语言。革命党人于1903年创刊的《中国白话报》就用通俗的语言号召国民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批判改良主义。陈天华的说唱体作品《猛回头》与长篇白话演说《警世钟》，因其通俗易懂，可以说唱，不仅在学校与军队中大量传播，还深入民间。即使推崇魏晋文的章太炎也曾用白话文为报刊撰写过多篇论文。还有一些名为维新，实则用白话向民众灌输封建道德，以娱乐、取利为目的的白话书刊也很流行。这些白话报刊相互转载文章，给晚清白话文运动造成了很大声势。
近代传媒尤其是白话报刊对晚清语言变革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麦克卢汉在阐述媒介与文字结合产生的作用时所说：“拼音字母意味着权力、权威，意味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字母表和埃及人的莎草纸相结合之后，停滞不前的寺院‘官僚’和僧侣对知识和权力的垄断就结束了。”他进一步指出近代和现代西方的一切文明，似乎都是印刷术产生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印刷术这种人的延伸产生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普及识字和普及教育。”结合晚清白话报刊对语言的变革及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作用来看，麦克卢汉并没有过分夸大媒介的作用。晚清白话报刊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媒打破了上层社会对知识的垄断，改变了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方式，给民众接受知识，参与启蒙提供了工具。在维新知识分子看来，提倡白话既是维新的政治需要，也是适应媒介传播特征的需要。白话报刊可以做到“以话代文，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今广开民智之助。”白话报刊可以做到言文统一，既为中下层民众阅读提供了方便，也有益于民众启蒙；既为晚清知识分子提供了白话文理论的实践基地，也为书写语言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型奠定了物质基础。
白话报刊在晚清书写语言变革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晚清社会联系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媒介，白话报刊为下层民众接收信息、获取知识、参与启蒙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文言作为主要书写语言的历史局面。白话报刊是晚清语言变革的重要媒介，也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与语言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晚清白话报刊为促成书写语言由文言向白话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构成媒介的三要素是物体、符号和信息。媒介是符号的载体，符号是媒介的表征，相应的媒介要求相应的符号与之相配。但是晚清社会中的言文分离严重制约了人们思想的表达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谋求语言变革，主张书面语与口语的统一以破除民众阅读的障碍。“白话”这一概念被裘廷梁提出后，在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与广泛传播并随着维新变法与民主革命的宣传实践，最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全民族的书写语言。白话报对白话文的提倡促使我国书写语言的通俗化，对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现代文学语言从开始就是以报刊为载体，适应读者需要的，文学语言的变革与报刊语言的出现是同步进行的。白话报刊还促进了我国近代学校国文教育的改变。首先是学习官话，使学校“开始由只教书面语言向既教书面语言又教口头语言的方向发展”。其次是改变了我国国文教科书的书写。1901年、1902年朱树人编的《蒙学课本》与俞复等编的《蒙学课本》先后问世，“行文虽仍为‘文言体’，但文字已较为通俗”，“以儿童是否常见，以笔画繁简，以语句多少为先后排列顺序，是这套国文教科书刻意追求循序渐进的主要依据”。1909年陆费奎还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中提出了把简体字作为正体字使用的主张。可见白话报刊在推动言文合一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无不与传播媒体联系在一起。一定的传媒文化带来一定的语言变革运动和语言方式。”如果没有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与对白话文的大力传播，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终成功不可想象。
晚清白话报刊适应了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宣传的语言需要。白话报刊与晚清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随着时代的演进，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的进步，以及接受文化传播的对象的变化，原来的文言文体已经不能适应晚清社会变革的需要，白话文既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需要，也是适应现代传媒的宣传要求使然。因为以文言文为书写语言的古代文化凝结着古人的思想，是古代传播方式和媒介方式的体现。由于古代书写工具和传播工具的滞后和简陋，书写语言要求简洁凝练，文言文成就了古代传播媒体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只适合在上层社会传播，对于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的中下层民众存在许多障碍。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重在启蒙中下层民众，让他们通过看书读报接受新知，白话报刊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传播媒介适时地适应了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宣传的语言要求，满足了对文化水平较低的中下层民众的启蒙宣传需要。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说：“中国的白话报刊从开始诞生，到大量发展，只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它的发展是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紧密联系的。”
晚清白话报刊初步确立了大众传媒的基本语言范式。晚清言文合一的书写主张首经黄遵宪提出后，并未在维新期间的报刊中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即使是《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等维新报刊也是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语言。直到《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平湖州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等白话报刊创办后，加之裘廷梁、陈荣衮等人的理论呼吁才使白话成为维新报刊的主要语言。如果不是借助《无锡白话报》的宣传，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以及“白话为维新之本”的理论也不会影响如此之大。正是这些白话报的影响才使晚清报刊大量使用白话文。这些白话报刊大量运用民间语言以及口语，具有通俗浅近、平白如话的特点。如《演义白话报》登载的一条讽刺清朝官员媚外求荣丑态的新闻：“那时镇海、定海虽被洋兵占住，洋将留兵不多，大队洋船都到江苏地方去了。可恨刘抚台、奕将军、文参赞、伊大臣、舍钦差这许多大员驻在浙江并无一点儿调度，只是拜天拜地求个议和了事，不肯趁此收复城池，真是可叹！”这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没有文言痕迹，与现在的传媒语言基本一致。戊戌变法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创办的无论是启蒙性质还是革命性质的白话报刊都十分注重语言的浅显易懂，语言的规范性超过了维新时期的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直隶白话报》、《白话新报》的语言“并非仅仅呆板地袭用民间的粗辞鄙语，而是采用了一种糅合着口语、方言、评话语汇的‘杂交’文字”。后来，这些杂交文字逐渐衍变为比文言通俗、较口语精练的语体，有些更升华到“或娓娓道来，畅如流水；或哀婉动人，如泣如诉；或激昂慷慨，神采飞扬”的境地。这种白话文为后来的现代报刊所接受，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从办白话报中接受了白话文的写作训练，并把它们运用到五四白话报的办报实践中，经过五四时期的进一步规范，最后确立了现代传媒的基本语言范式。
注 释：
①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②严复：《原强修订稿》，《文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页。
③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④剪成文：《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辑。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⑥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无锡白话报》，1898年5月11日。
⑦周海波：《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5页，第250页。
⑧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2页，第800页。
⑨宣樊子：《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1901年6月20日。
⑩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31日，第1期。
胡适：《四十自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演义白话报》，1897年12月22日。
方一戈：《辛亥号角中的“白话报”》，《联谊报》，2003年1月4日。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