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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和新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性著作，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一次全面建构。在这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经典著作中提出的“现实的个人”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对此研究能更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对“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的视角做了大量科学而精辟的剖析，深刻的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现实的个人”的重要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内涵，以及对我国当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现实的个人 唯物史观
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继《神圣家族》之后再度合作的成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创作的一部经典论著，是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以下简称《提纲》）之后，在分析、判断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基础上，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出了系统的、完整的阐述，是“新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它基本上终结了过去的一切旧哲学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规律，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形态》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在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上，在整个哲学的发展史上，实现了一个变革，开辟了一片新方向。《形态》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即历史唯物主义，被列宁称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序言”中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同现实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如此投合沉溺于幻想的委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 使得这种斗争得不到任何信任。”[1]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政治斗争入手，展开了对斯蒂纳、费尔巴哈等人的彻底清算。“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各种努力，都没离开过哲学的基地。”[2]“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实践，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不是从主体去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理论家弗·梅林指出，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形态》对于费尔巴哈的评论，那一定是很有教益的；而这些评论，大多应该和《提纲》相吻合。[3]费尔巴哈承认在人的思维之外还有客观世界存在，承认人的思维能正确反映外部的世界并把握其规律性。费尔巴哈把人从天上拉回到自然，支持实在的人，但他的“感性”只是“感性对象”，是直观的抽象，是抽象的解说，从而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蒙上了层纱幕。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感性对象”，而非“感性活动”。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物质生活条件、历史社会发展，孤立的去考察人自身。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历史本身对人自身的生成性，导致了他把人类社会相同于自然，而看不见“历史的自然”，再没有承认人类实践的真实的变革意义。显然，费尔巴哈只是停留在了理论的层面，他并没有从现实的生活条件来观察人自身，他看到的人，是缺乏活动、缺乏历史、缺乏真正社会关系的，处于“两个人之间的交往”的“抽象的人”，而不是活着的、从事物质活动的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只框定在于对世界的直观， 另一方面则局限于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非‘现实的历史的人’。”“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得不求助于二重性的直观， 这种直观介于仅看到‘眼前’东西的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和普通直观之间。”[4]“费尔巴哈的主要缺点他不理解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5]在“人”学问题上，费尔巴哈所设的前提的错误必然是导致他结论的偏差甚至错误。
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前提和开端，以人的现实和历史的活动，赋予了“人”以历史和历史感的原则。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手稿上加注了这样的边注：“一般人。唯一者。个人。”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已具备了用“现实的个人”来综合了斯蒂纳的“唯一者”和费尔巴哈的“一般人”关于人的片面、抽象概念的理论思路。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会上演两次，一次是喜剧，一次是悲剧。就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带有一种同情心理，在作为喜剧和漫画式的斯蒂纳那里，他更多的是一种犀利的批判。马克思早年在《提纲》中写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现实性”，指的就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并且是参与实践活动的人，即“现实的人”。它包含两层涵义：第一，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尤其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第二，现实的人，必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是实践的人。从《提纲》到《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现实的个人”的理论时，总把个人放在其物质生产环境或者从活动中来考察。由此，“人”才可以实现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也就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才可以形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全面而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他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想象出来的人出发， 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7]。“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8]。“现实的个人”发现，人对自身存在的研究从此摆脱“抽象人性论”的思想框架，找到了科学基础。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且时刻都不离开这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非所谓处在幻想的、离群索居以及世隔绝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明确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活动这三者组成的有机整体。
第一、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人。人是自然存在的人，这就决定了人的存在首先要决定于其自然需要的满足，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这就突出了人在前提中的中心地位。现实的个人不是单独孤立的“原子”，而是处于某些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并随着所处的历史境遇的不同而变化，其感性实践就在于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而呈现的历史。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现实的人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时所产生的一定社会关系，并在这一定社会关系中所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而社会关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生命和个体的存在，正是因为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这恰是决定了他不是抽象的、虚幻的，而是发展中的、现实的人。人不仅是社会的自然前提和基础，并且还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使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体现者。社会的各个要素都贯穿着人的活动，都渗透着人的影响和作用。意识由生活决定，意识不能决定生活，把“生活决定意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生活则不是意识所过的生活，历史也不是意识自身的发展过程。既然生活就是“现实的个人”的生活，则“现实的个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观念。没有了人，一切发展都成了空谈。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存在主义把唯物主义说成是“人学空场”，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只见物不见“人”等，是是站不住脚的，缺乏根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能正揭示人的本质，使人成为真正的社会的人，又使社会真正成为人的社会。 第二、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的历史活动的人。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把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就忽视了研究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忽视了研究现实的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这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没有多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就人来研究人，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去考察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多样化的，但生产活动是人的基本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人的本质既是稳定的，又是变化的，我们在认识人的本质时，必须准确的运用历史辩证发展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的个人”相较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劳动。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的根本的就是是劳动发展史和生产发展史。马克思把历史看做“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人的历史活动使历史本身具有了变革性和发展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描述，我们并不仅是当做经验的感性的描述。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考察已经从起初的自我意识的考察和政治生活的考察，进入到了对人的经济、生活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从这样一视角出发，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和情境中，构建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历史的前提。在《形态》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该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出发。”“因此，第一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0]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应当确定的“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1]，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的东西。人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生存问题，才可能去从事宗教、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2]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这种基于一切生物共有的新陈代谢规律的自然需要，称之为现实的人的“第一需要”，并明确地将其作为自己历史观由此生成的“第一事实”或“因素”。为此，我们只有从只有到现实的个人生产活动中去寻找，才能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描绘现实的个人的生产过程，才能描绘出丰富的社会发展历史；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才能够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趋势。
第三、现实的个人活动，是受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活动。“现实的个人”是活着的、有生命的。有生必有死，可人类历史却从未销声匿迹，反之坚强地跨越历史的变迁，以更丰富的姿态站上历史舞台。人类的生产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口生产，还体现在人类通过社会遗传的方式发展自身。人性不是外部世界赋予的，也非人生来就有的，而是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3]这种物质生产生活即为实践，而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既是物质生产活动的能动承担者，又受到现实物质生产条件的制约。“现实的个人”，既不是单纯的生物个体，也不非纯粹的意识主题，而是社会性自然性的统一，是一定历史中的人、活动过程中的人、社会的人。人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现实的个人若要活下去，历史若要延续下去，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没有物质生活条件，现实的个人就无法生存，历史也就自然中断，那还谈什么人的生产活动，更无需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了。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现实的个人的研究，对现实的个人生产活动的考察，就是要研究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只有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把“物质生活条件”区分开来，把社会生活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区别开来，并用物质关系去阐明思想关系，才能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人类的生存以基本生活需要得到的满足为前提，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15]“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是感性活动，是他们的生命活动和生命表现。当然，物质生活条件也不是现存的、天然的外部自然环境，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周边世界，它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基础，从根本上规定着“现实的个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此外，它还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础，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劳动过程，同时，它又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形成的过程，其中会带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一系列事业的发展。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历史并不是对于日常的琐碎的一些偶然事件的经验描述和概括，他们要发现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既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也表征了人类的革命及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中发现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
三
人类在探索社会历史之谜的过程中曾有过困惑，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探索社会历史的金钥匙。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人道主义传统对于“人”本身的关注，转而去关注人人所需要的生活条件、基本要求、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这使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关注真正回到了他们所说的“地上”，与现实的横切面周围的环境以及纵切面的人类自身的发展发生了交集，并在这其中进行着自己的构建。也正是在这样的构建和被构建的构成中，实际上完成了历史和个人的一个双重的革命，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更重要的是，它比以往一切思想家有着对人类更美好价值的执着的追求。“现实的个人”只有在实践过程中能动地改造对象世界，并在其当下的现实活动和现实生活条件中寻找异化根据，才能推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范围内生成。“复归”描述的是人的本质发展过程，从低级到高级，从肯定走向否定，再走向否定之否定，人的本质带有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回到过去。以此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变，是重要的质的飞跃；一字之改，“含金量”之高，为我们扎实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阶段性目标，把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美好前景，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集民智、广泛协商，增强合力、增进共识。因此，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这部巨著中所阐述的“现实的个人”这一重要理论，必定对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5.
[2] [4] [7] [8] [13]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008.11重印）：64，75，73，67，68，56.
[3] [6]李殿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007重印）：111，112.
[5]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发展史，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113.
[9] [10] [11]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24，32，79.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008.11重印）：580.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现实的个人 唯物史观
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继《神圣家族》之后再度合作的成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创作的一部经典论著，是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以下简称《提纲》）之后，在分析、判断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基础上，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出了系统的、完整的阐述，是“新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它基本上终结了过去的一切旧哲学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规律，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形态》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在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上，在整个哲学的发展史上，实现了一个变革，开辟了一片新方向。《形态》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即历史唯物主义，被列宁称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序言”中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同现实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如此投合沉溺于幻想的委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 使得这种斗争得不到任何信任。”[1]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政治斗争入手，展开了对斯蒂纳、费尔巴哈等人的彻底清算。“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各种努力，都没离开过哲学的基地。”[2]“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实践，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不是从主体去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理论家弗·梅林指出，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形态》对于费尔巴哈的评论，那一定是很有教益的；而这些评论，大多应该和《提纲》相吻合。[3]费尔巴哈承认在人的思维之外还有客观世界存在，承认人的思维能正确反映外部的世界并把握其规律性。费尔巴哈把人从天上拉回到自然，支持实在的人，但他的“感性”只是“感性对象”，是直观的抽象，是抽象的解说，从而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蒙上了层纱幕。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感性对象”，而非“感性活动”。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物质生活条件、历史社会发展，孤立的去考察人自身。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历史本身对人自身的生成性，导致了他把人类社会相同于自然，而看不见“历史的自然”，再没有承认人类实践的真实的变革意义。显然，费尔巴哈只是停留在了理论的层面，他并没有从现实的生活条件来观察人自身，他看到的人，是缺乏活动、缺乏历史、缺乏真正社会关系的，处于“两个人之间的交往”的“抽象的人”，而不是活着的、从事物质活动的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只框定在于对世界的直观， 另一方面则局限于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非‘现实的历史的人’。”“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得不求助于二重性的直观， 这种直观介于仅看到‘眼前’东西的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和普通直观之间。”[4]“费尔巴哈的主要缺点他不理解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5]在“人”学问题上，费尔巴哈所设的前提的错误必然是导致他结论的偏差甚至错误。
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前提和开端，以人的现实和历史的活动，赋予了“人”以历史和历史感的原则。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手稿上加注了这样的边注：“一般人。唯一者。个人。”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已具备了用“现实的个人”来综合了斯蒂纳的“唯一者”和费尔巴哈的“一般人”关于人的片面、抽象概念的理论思路。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会上演两次，一次是喜剧，一次是悲剧。就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带有一种同情心理，在作为喜剧和漫画式的斯蒂纳那里，他更多的是一种犀利的批判。马克思早年在《提纲》中写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现实性”，指的就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并且是参与实践活动的人，即“现实的人”。它包含两层涵义：第一，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尤其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第二，现实的人，必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是实践的人。从《提纲》到《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现实的个人”的理论时，总把个人放在其物质生产环境或者从活动中来考察。由此，“人”才可以实现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也就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才可以形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全面而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他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想象出来的人出发， 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7]。“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8]。“现实的个人”发现，人对自身存在的研究从此摆脱“抽象人性论”的思想框架，找到了科学基础。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且时刻都不离开这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非所谓处在幻想的、离群索居以及世隔绝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明确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活动这三者组成的有机整体。
第一、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人。人是自然存在的人，这就决定了人的存在首先要决定于其自然需要的满足，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这就突出了人在前提中的中心地位。现实的个人不是单独孤立的“原子”，而是处于某些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并随着所处的历史境遇的不同而变化，其感性实践就在于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而呈现的历史。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现实的人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时所产生的一定社会关系，并在这一定社会关系中所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而社会关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生命和个体的存在，正是因为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这恰是决定了他不是抽象的、虚幻的，而是发展中的、现实的人。人不仅是社会的自然前提和基础，并且还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使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体现者。社会的各个要素都贯穿着人的活动，都渗透着人的影响和作用。意识由生活决定，意识不能决定生活，把“生活决定意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生活则不是意识所过的生活，历史也不是意识自身的发展过程。既然生活就是“现实的个人”的生活，则“现实的个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观念。没有了人，一切发展都成了空谈。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存在主义把唯物主义说成是“人学空场”，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只见物不见“人”等，是是站不住脚的，缺乏根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能正揭示人的本质，使人成为真正的社会的人，又使社会真正成为人的社会。 第二、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的历史活动的人。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把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就忽视了研究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忽视了研究现实的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这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没有多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就人来研究人，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去考察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多样化的，但生产活动是人的基本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人的本质既是稳定的，又是变化的，我们在认识人的本质时，必须准确的运用历史辩证发展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的个人”相较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劳动。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的根本的就是是劳动发展史和生产发展史。马克思把历史看做“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人的历史活动使历史本身具有了变革性和发展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描述，我们并不仅是当做经验的感性的描述。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考察已经从起初的自我意识的考察和政治生活的考察，进入到了对人的经济、生活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从这样一视角出发，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和情境中，构建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历史的前提。在《形态》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该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出发。”“因此，第一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0]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应当确定的“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1]，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的东西。人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生存问题，才可能去从事宗教、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2]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这种基于一切生物共有的新陈代谢规律的自然需要，称之为现实的人的“第一需要”，并明确地将其作为自己历史观由此生成的“第一事实”或“因素”。为此，我们只有从只有到现实的个人生产活动中去寻找，才能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描绘现实的个人的生产过程，才能描绘出丰富的社会发展历史；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才能够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趋势。
第三、现实的个人活动，是受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活动。“现实的个人”是活着的、有生命的。有生必有死，可人类历史却从未销声匿迹，反之坚强地跨越历史的变迁，以更丰富的姿态站上历史舞台。人类的生产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口生产，还体现在人类通过社会遗传的方式发展自身。人性不是外部世界赋予的，也非人生来就有的，而是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3]这种物质生产生活即为实践，而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既是物质生产活动的能动承担者，又受到现实物质生产条件的制约。“现实的个人”，既不是单纯的生物个体，也不非纯粹的意识主题，而是社会性自然性的统一，是一定历史中的人、活动过程中的人、社会的人。人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现实的个人若要活下去，历史若要延续下去，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没有物质生活条件，现实的个人就无法生存，历史也就自然中断，那还谈什么人的生产活动，更无需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了。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现实的个人的研究，对现实的个人生产活动的考察，就是要研究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只有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把“物质生活条件”区分开来，把社会生活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区别开来，并用物质关系去阐明思想关系，才能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人类的生存以基本生活需要得到的满足为前提，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15]“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是感性活动，是他们的生命活动和生命表现。当然，物质生活条件也不是现存的、天然的外部自然环境，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周边世界，它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基础，从根本上规定着“现实的个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此外，它还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础，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劳动过程，同时，它又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形成的过程，其中会带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一系列事业的发展。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历史并不是对于日常的琐碎的一些偶然事件的经验描述和概括，他们要发现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既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也表征了人类的革命及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中发现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
三
人类在探索社会历史之谜的过程中曾有过困惑，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探索社会历史的金钥匙。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人道主义传统对于“人”本身的关注，转而去关注人人所需要的生活条件、基本要求、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这使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关注真正回到了他们所说的“地上”，与现实的横切面周围的环境以及纵切面的人类自身的发展发生了交集，并在这其中进行着自己的构建。也正是在这样的构建和被构建的构成中，实际上完成了历史和个人的一个双重的革命，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更重要的是，它比以往一切思想家有着对人类更美好价值的执着的追求。“现实的个人”只有在实践过程中能动地改造对象世界，并在其当下的现实活动和现实生活条件中寻找异化根据，才能推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范围内生成。“复归”描述的是人的本质发展过程，从低级到高级，从肯定走向否定，再走向否定之否定，人的本质带有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回到过去。以此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变，是重要的质的飞跃；一字之改，“含金量”之高，为我们扎实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阶段性目标，把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美好前景，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集民智、广泛协商，增强合力、增进共识。因此，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这部巨著中所阐述的“现实的个人”这一重要理论，必定对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5.
[2] [4] [7] [8] [13]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008.11重印）：64，75，73，67，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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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008.11重印）：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