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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文字学是一门高深的学科，而徐中舒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古文字学家，他在“破许疑端”问题上，对《说文解字》进行了理性的评价，诠解和纰缪传统“六书说”的概念和来源，并提出了大胆的看法。并且他视古文字为史料来补正和考索古史，主张在客观历史语境下动态考察古文字的形、音、义，借助古文字探索古代社会的真相，为古文字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键词：徐中舒；古文字研究；理论方法；学术实践
作者简介：甄真，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2
1925年开始，徐中舒追随王国维多年，形成了治古文字的基本方法和思维。徐中舒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电机相互印证，采用了王国维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运用古文字结合相关史料，在王国维和梁启超的指导下，撰写了《殷周民族考》、《徐奄、准夷、群舒考》，走上了系统研究古文的道路。1929年，徐中舒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编辑员，在此徐中舒思想上受史语所治学之风的熏染，坚持“多重证据法”和广泛的史料观，直接从书里到书外努力搜寻新材料，并且他更加有意识地把古文字视为钻研古史不可或缺的新材料。1938年，徐中舒到四川大学历史系执教，并从事科研和教学长达50余年。1987年，徐中舒继续为国家培养古文字学人才，相继主持编订了数部古文字字典，如：《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足见他对古文字学的深厚感情。
一、徐中舒古文字研究的理论方法
1.“破旧立新”
对于《说文》研究古文字的基础地位，徐中舒非常重视，认为古今依据汉人古训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称赞许慎为代表的汉儒解字自有从成法。指出：“汉儒有家法，说法不轻易改动，有直接的传授系统，保存古代的东西很多；并且汉代与殷周时代距离较近，古人对文字所反映的社会情形比后人多；同时汉儒对古代经典解释比较严谨，比较重视，尤其是在许慎前后，贾逵、马融等很多人通儒博通群经，在文字解释方面较能观其会通，不限于今文、古文一家。”徐中舒清楚地意识到许慎未见过金文等，取材仅依靠当时经过辗转传抄之书。他明言参照汉人训诂的同时，要谨慎根据更古的材料来探寻古文字字义，指正《说文》编纂所依据的资料缺乏。另外，针对许、段撰著的失误，为了探求文字本义，徐中舒尽可能地大胆“破许”、“疑段”，坚持直视前代古文字学家的相因之失，跳出了《说文》的条例，他指出：“研究古文字，有很多局限性，但是要注意每个字的原意。几十年来，‘破许’还不够大胆。今天我们要打破旧框框，从多方面加考虑，如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情况、生活条件等。以后文字的发展，不管是那个时代都要参考这些条件。我们绝不要被许、段的结论所束缚，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了解每一个字的本义，才能有所创造和发明。”并且徐中舒在《古文字学讲义》客观纠正了《说文》数处错讹。
2.补正“六书说”
徐中舒批斥许慎六书说是不恰當的，“没有把文字构造的原原则与人们对文字的解释运用分开，而是混列在一起。”徐中舒理性纠正六书本非固有的造字之法：总结多年治学心得重释六书说的来源，他指出：“过去考释古文字的人，总认为古人造字有一定的方法、意义，应该按照六书条例，这是不对的。六书在造字之初是没有的，是文字大备以后人们归纳出的条例。”并且为了说明文字发生的途径，徐中舒随后列举一字多形的性情，以此推证六书说意旨的不完备。并且他多次述及不能讲六书说看作最原始的造字之法：“六书是由后人根据实际情况归纳出来的原则，是文字发展到成熟阶段后根据它来造字，绝不是先有六条标准的。”另外，在前人的基础上，徐中舒深刻阐发了六书“转注”，在《古文字学讲义》中，他较早地诠释转注产生的原因，进一步说明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中，文字“意义有所引申”。1984年，在《怎么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中，徐中舒又创造性地指出将六书分为三类，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并举例说明凡声音相同之物不必另造他字，可共同使用一个字，以一字赅多义此为假借，为了使多义各有所属，增加偏旁转相注明，方便假借多了使用方便，即：转注。这种分类考察不但揭示出中国文字创造和孳乳的原则，其论多有前人不及之处，梳清了长久以来对转注意义的混淆。
3.“系联考释”
徐中舒在历史语境中，提出了对考证古文字进行系联考释。1983年，在《怎样考释古文字》中，徐中舒详述了“系联考释”的方法，将彼此有联系的数个文字横向分析，强调整理古文字不仅要考察某一个文字本身各期的演变，还要结合文字发生发展的时代、社会等历史因素进行纵向审视。并且还指出：“考释古文字，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要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根据考古资料、社会学等情况，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然后对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进行探索。”徐中舒在“穴、复、丘”等文字的具体考证上，根据古代黄河流域穴居或半穴居情况，进行了举例说明。如：“穴”像以土覆盖梁木之上；“复”则像半穴居前后有两道出入之形；“丘”向穴居两侧出入处特高之形。徐中舒认为中国文字从象形字开始便有实物演化引申而来，因此，考释古文字必须要了解其风俗习惯，“要深入到古代”才能了解字源和语源。《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是对《考释古文字》观点的补充。徐中舒就文字随时间、地域的不同发生渐变性的现象，针对文字间的相关性，视为文字演化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应该注意不同时代嘉文、金文等不同载体的文字字形及其字义、字音的客观变化规律，重在到处不能孤立研究文字。他把互相有关的字、字形相近的字等联系起来，深入考察，穷其流变。同时，他批判历代古文学家默守成規之失，重点举出数例对回归历史语境考察古文字的方法再次加以诠解，意将古文字还原到它产生、嬗变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
二、徐中舒古文字研究的学术实践 1.古文字所记是最直接的古史资料
徐中舒用考古发现的讹古文字以补正古史文献记录的遗漏，古文字可以传世文献对读以补史书流传中的讹误，是最直接的古史资料。如：《陈侯四器考释》中，徐中舒以此作为“研究当时史事迹经典上最重要的资料”，用四器校订史籍中的年代问题，并且徐中舒还明言“黄帝之传说见于记载之可考者，当以陈侯因所载为最早”，根据陈侯因器为公元前375年所作，结合典籍考辨，徐中舒断定黄帝传说已流传于当时，其铭文称黄帝为高祖，而在当时之前或稍后的著述中黄帝传说仍不多见。另外，而徐中舒利用山西省博物馆禹鼎铭文订正《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啸堂集古录》摹写之讹误。其以205字的鼎文为“西周对南方用兵的重要记事”，弥补了历史记载的阙佚。
2.用古文字的形义探讨古人对客观外界的认识
徐中舒用古文字本身之形義来探讨古人对客观外界的认识。1944年，徐中舒以古文字为史料，精辟概述了用古文字探索古史的重要意义，并发表了《井田制度研究》。指出：“古文字可以大大地丰富我国古史内容，可以使我们对古代史得到更多的了解，这是象形文字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贡献。”在学术实践中，徐中舒受梁启超“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他以古文字学为史料，以“向下看”的眼光，透视古代社会的基本生产、日常生活等，打破了对于上层建筑和个人主义的惯性审视，以字考史的探讨范围早已轶出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之外。
徐中舒考察先秦历史主要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管理，古人的日常生活等入手，早期他撰有《耒耜考》一文，专论农业工具在先秦时代演变和功用。旨在“从一两件农具上试探农业严谨的消息。”徐中舒利用有款识的铜器等来考辨耒、耜的字形、形制等状况，对先秦社会的农具使用和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细微观照。1977年，徐中舒从古文字的角度出发，撰成了《古井杂谈》，以象形文字及地下发掘的资料加以补充，再现了古代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考索古井的井上形制、井下状况。另外，徐中舒还将古文字运用于考证古代的阶层划分和文化源流之演变上，从甲骨中关于需的三十余条卜辞入手，为探明儒家文化起源和丰富儒的知识进行了铺垫，证实了春秋孔子以前儒家职业性的活动。徐中舒哪找《北史·高车传》所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从文字的音韵推论高车族以乘高轮车得名。并且徐中舒根据铜器与两轮大车之外来输入，推知中国文化在远古既有撷人之长融汇贯通之趋势。
参考文献：
[1]彭裕商. 徐中舒先生在古文字学上的贡献[J]. 中华文化论坛. 1998（03）.
[2]陈炜湛. 读《甲骨文字典》兼论甲骨文工具书之编纂——为纪念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而作[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04）.
关键词：徐中舒；古文字研究；理论方法；学术实践
作者简介：甄真，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2
1925年开始，徐中舒追随王国维多年，形成了治古文字的基本方法和思维。徐中舒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电机相互印证，采用了王国维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运用古文字结合相关史料，在王国维和梁启超的指导下，撰写了《殷周民族考》、《徐奄、准夷、群舒考》，走上了系统研究古文的道路。1929年，徐中舒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编辑员，在此徐中舒思想上受史语所治学之风的熏染，坚持“多重证据法”和广泛的史料观，直接从书里到书外努力搜寻新材料，并且他更加有意识地把古文字视为钻研古史不可或缺的新材料。1938年，徐中舒到四川大学历史系执教，并从事科研和教学长达50余年。1987年，徐中舒继续为国家培养古文字学人才，相继主持编订了数部古文字字典，如：《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足见他对古文字学的深厚感情。
一、徐中舒古文字研究的理论方法
1.“破旧立新”
对于《说文》研究古文字的基础地位，徐中舒非常重视，认为古今依据汉人古训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称赞许慎为代表的汉儒解字自有从成法。指出：“汉儒有家法，说法不轻易改动，有直接的传授系统，保存古代的东西很多；并且汉代与殷周时代距离较近，古人对文字所反映的社会情形比后人多；同时汉儒对古代经典解释比较严谨，比较重视，尤其是在许慎前后，贾逵、马融等很多人通儒博通群经，在文字解释方面较能观其会通，不限于今文、古文一家。”徐中舒清楚地意识到许慎未见过金文等，取材仅依靠当时经过辗转传抄之书。他明言参照汉人训诂的同时，要谨慎根据更古的材料来探寻古文字字义，指正《说文》编纂所依据的资料缺乏。另外，针对许、段撰著的失误，为了探求文字本义，徐中舒尽可能地大胆“破许”、“疑段”，坚持直视前代古文字学家的相因之失，跳出了《说文》的条例，他指出：“研究古文字，有很多局限性，但是要注意每个字的原意。几十年来，‘破许’还不够大胆。今天我们要打破旧框框，从多方面加考虑，如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情况、生活条件等。以后文字的发展，不管是那个时代都要参考这些条件。我们绝不要被许、段的结论所束缚，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了解每一个字的本义，才能有所创造和发明。”并且徐中舒在《古文字学讲义》客观纠正了《说文》数处错讹。
2.补正“六书说”
徐中舒批斥许慎六书说是不恰當的，“没有把文字构造的原原则与人们对文字的解释运用分开，而是混列在一起。”徐中舒理性纠正六书本非固有的造字之法：总结多年治学心得重释六书说的来源，他指出：“过去考释古文字的人，总认为古人造字有一定的方法、意义，应该按照六书条例，这是不对的。六书在造字之初是没有的，是文字大备以后人们归纳出的条例。”并且为了说明文字发生的途径，徐中舒随后列举一字多形的性情，以此推证六书说意旨的不完备。并且他多次述及不能讲六书说看作最原始的造字之法：“六书是由后人根据实际情况归纳出来的原则，是文字发展到成熟阶段后根据它来造字，绝不是先有六条标准的。”另外，在前人的基础上，徐中舒深刻阐发了六书“转注”，在《古文字学讲义》中，他较早地诠释转注产生的原因，进一步说明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中，文字“意义有所引申”。1984年，在《怎么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中，徐中舒又创造性地指出将六书分为三类，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并举例说明凡声音相同之物不必另造他字，可共同使用一个字，以一字赅多义此为假借，为了使多义各有所属，增加偏旁转相注明，方便假借多了使用方便，即：转注。这种分类考察不但揭示出中国文字创造和孳乳的原则，其论多有前人不及之处，梳清了长久以来对转注意义的混淆。
3.“系联考释”
徐中舒在历史语境中，提出了对考证古文字进行系联考释。1983年，在《怎样考释古文字》中，徐中舒详述了“系联考释”的方法，将彼此有联系的数个文字横向分析，强调整理古文字不仅要考察某一个文字本身各期的演变，还要结合文字发生发展的时代、社会等历史因素进行纵向审视。并且还指出：“考释古文字，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要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根据考古资料、社会学等情况，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然后对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进行探索。”徐中舒在“穴、复、丘”等文字的具体考证上，根据古代黄河流域穴居或半穴居情况，进行了举例说明。如：“穴”像以土覆盖梁木之上；“复”则像半穴居前后有两道出入之形；“丘”向穴居两侧出入处特高之形。徐中舒认为中国文字从象形字开始便有实物演化引申而来，因此，考释古文字必须要了解其风俗习惯，“要深入到古代”才能了解字源和语源。《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是对《考释古文字》观点的补充。徐中舒就文字随时间、地域的不同发生渐变性的现象，针对文字间的相关性，视为文字演化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应该注意不同时代嘉文、金文等不同载体的文字字形及其字义、字音的客观变化规律，重在到处不能孤立研究文字。他把互相有关的字、字形相近的字等联系起来，深入考察，穷其流变。同时，他批判历代古文学家默守成規之失，重点举出数例对回归历史语境考察古文字的方法再次加以诠解，意将古文字还原到它产生、嬗变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
二、徐中舒古文字研究的学术实践 1.古文字所记是最直接的古史资料
徐中舒用考古发现的讹古文字以补正古史文献记录的遗漏，古文字可以传世文献对读以补史书流传中的讹误，是最直接的古史资料。如：《陈侯四器考释》中，徐中舒以此作为“研究当时史事迹经典上最重要的资料”，用四器校订史籍中的年代问题，并且徐中舒还明言“黄帝之传说见于记载之可考者，当以陈侯因所载为最早”，根据陈侯因器为公元前375年所作，结合典籍考辨，徐中舒断定黄帝传说已流传于当时，其铭文称黄帝为高祖，而在当时之前或稍后的著述中黄帝传说仍不多见。另外，而徐中舒利用山西省博物馆禹鼎铭文订正《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啸堂集古录》摹写之讹误。其以205字的鼎文为“西周对南方用兵的重要记事”，弥补了历史记载的阙佚。
2.用古文字的形义探讨古人对客观外界的认识
徐中舒用古文字本身之形義来探讨古人对客观外界的认识。1944年，徐中舒以古文字为史料，精辟概述了用古文字探索古史的重要意义，并发表了《井田制度研究》。指出：“古文字可以大大地丰富我国古史内容，可以使我们对古代史得到更多的了解，这是象形文字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贡献。”在学术实践中，徐中舒受梁启超“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他以古文字学为史料，以“向下看”的眼光，透视古代社会的基本生产、日常生活等，打破了对于上层建筑和个人主义的惯性审视，以字考史的探讨范围早已轶出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之外。
徐中舒考察先秦历史主要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管理，古人的日常生活等入手，早期他撰有《耒耜考》一文，专论农业工具在先秦时代演变和功用。旨在“从一两件农具上试探农业严谨的消息。”徐中舒利用有款识的铜器等来考辨耒、耜的字形、形制等状况，对先秦社会的农具使用和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细微观照。1977年，徐中舒从古文字的角度出发，撰成了《古井杂谈》，以象形文字及地下发掘的资料加以补充，再现了古代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考索古井的井上形制、井下状况。另外，徐中舒还将古文字运用于考证古代的阶层划分和文化源流之演变上，从甲骨中关于需的三十余条卜辞入手，为探明儒家文化起源和丰富儒的知识进行了铺垫，证实了春秋孔子以前儒家职业性的活动。徐中舒哪找《北史·高车传》所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从文字的音韵推论高车族以乘高轮车得名。并且徐中舒根据铜器与两轮大车之外来输入，推知中国文化在远古既有撷人之长融汇贯通之趋势。
参考文献：
[1]彭裕商. 徐中舒先生在古文字学上的贡献[J]. 中华文化论坛. 1998（03）.
[2]陈炜湛. 读《甲骨文字典》兼论甲骨文工具书之编纂——为纪念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而作[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