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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表看，陆蓉之恐怕是策展人里最可爱的那一个，不仅仅是她的装扮，
还因为她的感性、坦率，不爱讲套话、大词。年过花甲的她做了30多年的策展人，去过很多地方、
认识很多人，惊心动魄的经验远多于平淡如水。尽管如此，她依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我对自己还充满了无知”。
如果要以一句话来说明我此前一甲子的人生，那就是“每天从早到晚都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很勤劳，因为我的兴趣很多、身体很好、意志力很坚强，最重要的是我热爱工作。我曾经开玩笑说过，我是一只非常认命的工蜂，因为工蜂的生存意义就是为了工作。我还特意为每天勤劳工作的这类人创造一个词：“Beeple”。
今年我已经62岁了，有4个孙，我的父母亲都健在，老爸92岁了还能跳探戈，妈妈82岁，我老公也76岁了。有人奇怪为什么一个老奶奶还喜欢装萌，其实我本来就很萌，不是装的。我把帽子拿掉以后，你会觉得我长得很像我喜欢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
我最近整理我的相片，自己都惊叹，我怎么会有这么多造型。与以前相比现在我实在是太正常了，染红发只是因为我有了一些白头发。年轻时我剪过朋克头，还有阴阳头，就是半边长发半边是完全剃掉的短发。有次家里聚会，都是长辈，吃饭时有个老先生坐在我一边，看到的是我的长发，吃完饭我给老人家奉茶，他看到我另外一边，老先生很惊讶地说，你们家什么时候有双胞胎姐妹？我把另一边转过来给他看，老人家差点昏倒。
我刚刚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策划“未来通行证”大型展览，是我告别策展生涯的终点。汇集了100多个艺术家的作品，我刻意安排大量的绘画搭配雕塑塞满展场，想营造一个万花筒般的视觉效果。我知道艺坛会有人因此而诟病我，认为我不够严谨，不知抉择，其实他们不懂我的心。我只是不断为大家去发现去发掘，不想遗漏任何一个有机会可以展示的艺术家。我说不明白，我没有功利的选择原则。你可以看得到我是一个很个体的人，我把这样的展览作为一个告别，其实也是一个开始，希望我以后有一段新的艺术人生。
永远的上海南市人
我应该算是相当纯血统的上海人。母亲的郁家是昔日上海南市的老家族，在城隍庙边上有个四开门面的“郁良心堂”中药房。从我外公的祖父辈开始，郁家办了六所义务小学，后来又增办了一家义务中学。抗日期间，上海的法租界许多无名尸都无处掩埋，郁家捐出法华乡下的花园，成了公墓。从前城隍庙有一条小街叫“敦惠路”（如今改名叫幸福路），就是以我外公的祖父名号命名的。
我外公是学法律的，毕业后如愿成为上海律师公会会员。他生养了十七个儿女，其中有五个女儿在女画家李秋君的引荐下，都拜在张大千的门下，当时拜师事件还上了报纸，成为沪上艺坛的佳话。1946年，外公到台湾参加博览会推销郁良心堂的中药，只带了不会画画的我母亲和最小的儿子郁慕明（现在台湾担任“新党”党主席），结果不久后两岸之间交通就阻隔了，直至辞世他都没机会再回故乡。
从小我是跟在外公身边长大的，他虽是一介布衣儒商，却坚持练书法，爱书成瘾。幼儿园时，一位老师认为我是天才小画家，激起外公的莫大希望，那之后他成了我的私塾老师，全心全力栽培我。很小我就开始画人体素描，经常给大人们“表演”当众挥毫。九岁时，外公安排我向海上文人画家刘雅农学习画山水。后来，外公听说张大千要来台湾了，格外兴奋，天天跑到古董店去寻找适当的拜师礼，终于通过友人约得与张大千相会了。那时爸妈与外公都盛装陪我去拜师，经过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张大千收下了拜师帖，却表示他已经是我的五位姨妈的老师了，所以辈分不能搞乱，将我交给当时也在场的弟子匡时（仲英）来负责教导。
我13岁时，因为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公公的提携，我在台北植物园里的中央图书馆开了人生的第一个个展，成了一个小小的名人，但在学校里反而成为同学们冷嘲热讽的对象。在我记忆中，不但从小缺少同龄的玩伴，还天天与公公、婆婆一辈的老人在一起。
父亲对我的期待也不亚于外公。高中时有一年暑假，他安排我参加了台湾中部横贯公路的徒步旅游团，到了终点后又将我送到台湾电力公司谷关招待所闭门作画，整个暑假里我就以此经历画出一幅四十公尺的长卷。1971年，我刚满20岁那年，又被家里人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留学。可以说懵懂无知的我是随着家人的安排起步的，当然这些步子走得很好很稳。
因为我是长女，所以得到了家里最好的资源。只要我愿意画画，就会得到赞美、得到奖励，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做了可爱的动作就有狗饼干吃。外公在我每次完成作品时，就带我出去吃江浙小点心或者看场电影。回忆起来，自己一直生活在备受疼爱与肯定的氛围里。
教育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我们家庭最重视的价值，为了让我们念最好的公立学校，父亲伤透脑筋，迁户口、转学校，最后还花了大钱送我们姐弟几个上私立学校。这其实是亚洲人共有的价值观，美国的亚裔家庭几乎都很重视儿女的教育，也很舍得将金钱、精力投在儿女教育方面。我在20世纪70年代移民美国，同时还把我所有家人都移民到美国了。我们家五姊弟的下一代，全都在美国出生、长大、受教育，再下一代全都是混血儿了。
结缘台北故宫
我能进入艺术的天地，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是引领我的大贵人。我从小尊称他为“蒋公公”，他与我们一家三代都有交情。
当年我画完那幅徒步横贯台湾中部公路长卷图，抱去故宫请蒋公公指点，他看了之后大喜过望，让我把这幅长卷留在他的办公室，有机会便拿出来给人欣赏。蒋公公退休离开故宫时，因为我人在布鲁塞尔留学，画作也就在他的安排下捐赠给了故宫。
高中三年的寒暑假我也总到故宫当工读生，从服务台的导览训练，到书画处沏茶打杂，中午经常去蒋公公的宿舍跟他一起吃饭聊天。当时我很能体会蒋公公栽培我的用心，也很努力学习。就算后来有段时间我曾经弃艺从商，他也不减对我的信心。从1989年起，我经常回台，偶尔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演讲，蒋公公都会光临捧场，坐在第一排为我鼓掌。那时我已经不画画了，我想他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失望。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后现代的艺术现象》出版时，我特地将那本书献给外公与蒋公公。 我在比利时求学不到三年的时间，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吸收不是在学校，基本都是在旅游当中得来的。用学生票的优惠条件无目的到处漫游，看到火车窗外有大教堂的地方，就在那一站下车，参观当地的美术馆、博物馆，不分古今，逢馆必入。日后即使我移民美国、返台定居，或到大陆工作，只要一有机会我还是会飞到欧洲，用欧游火车券无目的的漫游，这是我结合游览、学习与工作三合一的“秘方”。
这样的旅程也激起了我提笔写作的欲望。从70年代初开始，我写了很多亲临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和艺术评论，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艺术。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根本没有华人参与国际当代艺术的舞台，即使有些日本的艺术家像草间弥生等人突破了限制，但也往往只是单一的个别事件，根本无法形成亚洲的气候。那时亚洲人在欧美的艺坛不是零星的点缀，就是非常边缘化的处境。
初到欧洲和美国时，虽然感到新鲜和惊喜，但我也不觉得谁比谁了不起。我受中国教育影响很深，我一直觉得到西方学习是一种补充，而并不会觉得我是去朝拜的。
那时我继续在加州州立和城市大学系统里的艺术系进修绘画，先后一共念了十多间学校。原本我也一直相信自己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直到32岁那年，我赔掉了三年的积蓄，关闭了开在加州的画廊。那是1978年，我在橘郡（City of Orange）开办了“新一辑画廊”（Stage One Gallery）。我的策展路线除了支持观念艺术，就是力挺女性艺术家。70年代时，刚好是西方观念艺术崛起的时候，当时我的Stage One Gallery是很前卫的空间，每次开幕都非常热闹，有时我还会邀请New Wave的乐队，或举办行为艺术的表演。忙了两年，眼看Stage One经营得蒸蒸日上，画廊的租约到期后，房东却要涨5倍的房租，这让我根本无法存活。最后，我决定结束画廊的营运，改行进入房地产投资和买卖。
MOCA Lady
有一天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做生意？我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我呆呆坐在办公桌前，觉得打心底里我还是想回到艺术，回去做策展的工作。我不是那么爱财的人，这个世界有无数像我这样不够精明的生意人，也不缺我这一个。这之后，我决心努力写艺术评介的文章，努力争取做展览。我想要发掘有才华的艺术家，只要有机会策划展览，一个可以容纳5个人的展览空间，我会邀请10个人；可以容纳20个人的展览空间，我会尽力挤进60个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多半时间都留在台湾，我和谢素贞（现为北京今日美术馆馆长）策划了《复数元的视野》台湾当代艺术大展，集结了四十多位艺术家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出，至今仍是两岸交流最大规模的台湾当代艺术展。
2005年夏天，在上海一个饭局上，我与上海当代艺术馆（MOCA）主席龚明光相识，我以过去不存在于美术馆系统的“创意总监”名义，正式加入了上海当代艺术馆的团队，给他们当了六年的义工，帮龚馆长打造了中国第一间民营当代艺术馆。有些人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白白做一件事情。我不拿钱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台北的实践大学是全职教授，合约注明了是不能兼任何副业的，但没有条款禁止担任义工，所以我坚持不接受工资。
我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华人世界的MOCA Lady，因为此前在台北，我协助了龙应台局长成立了台北的MOCA；到了上海就忙着帮龚馆长打理他的上海MOCA；2007年底，我又被动员到北京月亮河，尝试为月亮河城堡的地产专案建立月亮河MOCA。我还担任过上海外滩18号创意中心艺术总监。我的中国当代艺术馆之旅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我起步的那个时代，想做一个女性艺术家仍然很不容易，华人的艺术世界里，根本还没有策展人的概念。想要当一名女性独立策展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从我做的第一个展览开始算，三十一年过去了，我认为“策展人”这个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新的云端时代，会有不同的角色可以帮助更多的艺术家。
让我再次想退出策展生涯的原因，还源于一次来自于我的学生的伤害。2009年，我着手准备“动漫美学双年展”，这次我将展览的规模扩大到北京今日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广东美术馆，跨海峡两岸联合举办。却因为我错误信任了自己一手提携的学生，她处心积虑的私心，破坏了这个合作计划，在开展之际、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毫无预警地被迫退居幕后。虽然展览最后还是在四个馆分别举办了，但却促使我下决心退出策展人这个行列。
原本是我将“Curator”翻译成“策展人”这个称谓，然而同时我却目睹了这个行业因为名声与金钱所带来的腐败，我非常痛心，想要告别这个我曾经衷心付出也热爱过的领域。
一起慢慢变老
我离过两次婚，和我家“老爷”傅申的婚姻是我的第三次婚姻，终于给了我温暖、宁静、稳定和幸福的生活。原因是我们都经历过巨大的婚姻变故，彼此更懂得宽容、感恩与知足。
傅申是我从小就仰慕的才子，但是年轻时无缘相识，两人各自经历了二次婚姻后，幸运之神才向我们伸了手。可是能结成夫妻，更多的是我的努力，我的女追男的成功故事，当年还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傅申与我都是蒋复璁公公最疼爱的晚辈，因为蒋公公，我对傅申耳熟能详，他经常说起傅申在故宫跟随他工作的种种回忆；而傅申对我则是全然陌生、一无所知，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分别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发展，年龄与时空的差距，并未在当时形成的交集。我和傅申第一次正式交谈，是他回台参加一个研讨会，我特意通知他去探视病重的蒋公公。
当我在1995年听说傅申要订婚了时，我马上打电话给他，要求和他喝咖啡见面谈。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他表明心迹。我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听说你要订婚了，请你在结婚前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先和我交往，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因为只有我配得上你，我了解你的学问和历史地位。”
当时已年近六十岁的他听到我的告白当场就愣住了。为了追求他，我还辞掉远在台中东海大学的教职，拜托实践大学的教授帮忙推荐我到他们学校的台北校区教书。然后我又租了一间套房，干脆搬到他家的楼下，每天煮家乡菜请他下楼来吃，饭后就和他看电视、聊天。后来还借口帮他洗衣服，拿到了他家的钥匙，这样随时会出现在他家，他也就不方便邀请别的女性朋友来家里坐坐了。
这样还不够。在我们交往时，他的第一个生日，我写了一篇《生日快乐》的文章投稿给《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并请他们在傅申生日那天刊登。文章如期刊出，我欢天喜地把报纸拿给傅申看，没想到他看了后勃然大怒，怪我不该把私事昭告天下。我也没申辩，因为我真正的目的，是让其他竞争对手知道我已经进场。
我们结婚十几年，在同一楼层，各有各的书房与工作空间，夫妻间保持一种距离就不容易有摩擦。婚后有八年的时间，我经常在外工作，有朋友替他打抱不平，说我怎么可以追到了他却经常离家工作，把他抛在一边。傅申告诉他的朋友，因为我比他年轻很多，也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所以他要让我尽情发挥所能，然后再一起慢慢变老，我以后才不会埋怨婚姻阻碍了自己实现梦想。
离开策展人这一行，是因为我想要更有效率、为更多爱好艺术的人群服务，而不只是艺术圈而已。我留下最大的遗憾，是一直想在中国策划一个大型的草间弥生作品展，但最终都没做成。每次看到她的个展，都会有好多想象，她是我心目中的女巨人。还有一些心里的不舍，比如计划要在艺术馆做李安的展览，至今也还未实现，因为实在想不出如何做一个展出李安电影的展览，一个不用道具或相片的视觉展。
我家“老爷”知道我不再做展览了，非常开心，他说我当策展人就是当轿夫，每次忙着为别人抬轿子，别人还可能嫌你的轿子太破，装潢得不够漂亮，嫌你跑得太慢了。现在好了，从策展的领域退下来，这样就不必东奔西跑，不必经常离开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台湾照顾年迈的父母，也可以专为我家“老爷”抬轿子了。
还因为她的感性、坦率，不爱讲套话、大词。年过花甲的她做了30多年的策展人，去过很多地方、
认识很多人，惊心动魄的经验远多于平淡如水。尽管如此，她依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我对自己还充满了无知”。
如果要以一句话来说明我此前一甲子的人生，那就是“每天从早到晚都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很勤劳，因为我的兴趣很多、身体很好、意志力很坚强，最重要的是我热爱工作。我曾经开玩笑说过，我是一只非常认命的工蜂，因为工蜂的生存意义就是为了工作。我还特意为每天勤劳工作的这类人创造一个词：“Beeple”。
今年我已经62岁了，有4个孙，我的父母亲都健在，老爸92岁了还能跳探戈，妈妈82岁，我老公也76岁了。有人奇怪为什么一个老奶奶还喜欢装萌，其实我本来就很萌，不是装的。我把帽子拿掉以后，你会觉得我长得很像我喜欢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
我最近整理我的相片，自己都惊叹，我怎么会有这么多造型。与以前相比现在我实在是太正常了，染红发只是因为我有了一些白头发。年轻时我剪过朋克头，还有阴阳头，就是半边长发半边是完全剃掉的短发。有次家里聚会，都是长辈，吃饭时有个老先生坐在我一边，看到的是我的长发，吃完饭我给老人家奉茶，他看到我另外一边，老先生很惊讶地说，你们家什么时候有双胞胎姐妹？我把另一边转过来给他看，老人家差点昏倒。
我刚刚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策划“未来通行证”大型展览，是我告别策展生涯的终点。汇集了100多个艺术家的作品，我刻意安排大量的绘画搭配雕塑塞满展场，想营造一个万花筒般的视觉效果。我知道艺坛会有人因此而诟病我，认为我不够严谨，不知抉择，其实他们不懂我的心。我只是不断为大家去发现去发掘，不想遗漏任何一个有机会可以展示的艺术家。我说不明白，我没有功利的选择原则。你可以看得到我是一个很个体的人，我把这样的展览作为一个告别，其实也是一个开始，希望我以后有一段新的艺术人生。
永远的上海南市人
我应该算是相当纯血统的上海人。母亲的郁家是昔日上海南市的老家族，在城隍庙边上有个四开门面的“郁良心堂”中药房。从我外公的祖父辈开始，郁家办了六所义务小学，后来又增办了一家义务中学。抗日期间，上海的法租界许多无名尸都无处掩埋，郁家捐出法华乡下的花园，成了公墓。从前城隍庙有一条小街叫“敦惠路”（如今改名叫幸福路），就是以我外公的祖父名号命名的。
我外公是学法律的，毕业后如愿成为上海律师公会会员。他生养了十七个儿女，其中有五个女儿在女画家李秋君的引荐下，都拜在张大千的门下，当时拜师事件还上了报纸，成为沪上艺坛的佳话。1946年，外公到台湾参加博览会推销郁良心堂的中药，只带了不会画画的我母亲和最小的儿子郁慕明（现在台湾担任“新党”党主席），结果不久后两岸之间交通就阻隔了，直至辞世他都没机会再回故乡。
从小我是跟在外公身边长大的，他虽是一介布衣儒商，却坚持练书法，爱书成瘾。幼儿园时，一位老师认为我是天才小画家，激起外公的莫大希望，那之后他成了我的私塾老师，全心全力栽培我。很小我就开始画人体素描，经常给大人们“表演”当众挥毫。九岁时，外公安排我向海上文人画家刘雅农学习画山水。后来，外公听说张大千要来台湾了，格外兴奋，天天跑到古董店去寻找适当的拜师礼，终于通过友人约得与张大千相会了。那时爸妈与外公都盛装陪我去拜师，经过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张大千收下了拜师帖，却表示他已经是我的五位姨妈的老师了，所以辈分不能搞乱，将我交给当时也在场的弟子匡时（仲英）来负责教导。
我13岁时，因为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公公的提携，我在台北植物园里的中央图书馆开了人生的第一个个展，成了一个小小的名人，但在学校里反而成为同学们冷嘲热讽的对象。在我记忆中，不但从小缺少同龄的玩伴，还天天与公公、婆婆一辈的老人在一起。
父亲对我的期待也不亚于外公。高中时有一年暑假，他安排我参加了台湾中部横贯公路的徒步旅游团，到了终点后又将我送到台湾电力公司谷关招待所闭门作画，整个暑假里我就以此经历画出一幅四十公尺的长卷。1971年，我刚满20岁那年，又被家里人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留学。可以说懵懂无知的我是随着家人的安排起步的，当然这些步子走得很好很稳。
因为我是长女，所以得到了家里最好的资源。只要我愿意画画，就会得到赞美、得到奖励，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做了可爱的动作就有狗饼干吃。外公在我每次完成作品时，就带我出去吃江浙小点心或者看场电影。回忆起来，自己一直生活在备受疼爱与肯定的氛围里。
教育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我们家庭最重视的价值，为了让我们念最好的公立学校，父亲伤透脑筋，迁户口、转学校，最后还花了大钱送我们姐弟几个上私立学校。这其实是亚洲人共有的价值观，美国的亚裔家庭几乎都很重视儿女的教育，也很舍得将金钱、精力投在儿女教育方面。我在20世纪70年代移民美国，同时还把我所有家人都移民到美国了。我们家五姊弟的下一代，全都在美国出生、长大、受教育，再下一代全都是混血儿了。
结缘台北故宫
我能进入艺术的天地，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是引领我的大贵人。我从小尊称他为“蒋公公”，他与我们一家三代都有交情。
当年我画完那幅徒步横贯台湾中部公路长卷图，抱去故宫请蒋公公指点，他看了之后大喜过望，让我把这幅长卷留在他的办公室，有机会便拿出来给人欣赏。蒋公公退休离开故宫时，因为我人在布鲁塞尔留学，画作也就在他的安排下捐赠给了故宫。
高中三年的寒暑假我也总到故宫当工读生，从服务台的导览训练，到书画处沏茶打杂，中午经常去蒋公公的宿舍跟他一起吃饭聊天。当时我很能体会蒋公公栽培我的用心，也很努力学习。就算后来有段时间我曾经弃艺从商，他也不减对我的信心。从1989年起，我经常回台，偶尔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演讲，蒋公公都会光临捧场，坐在第一排为我鼓掌。那时我已经不画画了，我想他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失望。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后现代的艺术现象》出版时，我特地将那本书献给外公与蒋公公。 我在比利时求学不到三年的时间，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吸收不是在学校，基本都是在旅游当中得来的。用学生票的优惠条件无目的到处漫游，看到火车窗外有大教堂的地方，就在那一站下车，参观当地的美术馆、博物馆，不分古今，逢馆必入。日后即使我移民美国、返台定居，或到大陆工作，只要一有机会我还是会飞到欧洲，用欧游火车券无目的的漫游，这是我结合游览、学习与工作三合一的“秘方”。
这样的旅程也激起了我提笔写作的欲望。从70年代初开始，我写了很多亲临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和艺术评论，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艺术。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根本没有华人参与国际当代艺术的舞台，即使有些日本的艺术家像草间弥生等人突破了限制，但也往往只是单一的个别事件，根本无法形成亚洲的气候。那时亚洲人在欧美的艺坛不是零星的点缀，就是非常边缘化的处境。
初到欧洲和美国时，虽然感到新鲜和惊喜，但我也不觉得谁比谁了不起。我受中国教育影响很深，我一直觉得到西方学习是一种补充，而并不会觉得我是去朝拜的。
那时我继续在加州州立和城市大学系统里的艺术系进修绘画，先后一共念了十多间学校。原本我也一直相信自己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直到32岁那年，我赔掉了三年的积蓄，关闭了开在加州的画廊。那是1978年，我在橘郡（City of Orange）开办了“新一辑画廊”（Stage One Gallery）。我的策展路线除了支持观念艺术，就是力挺女性艺术家。70年代时，刚好是西方观念艺术崛起的时候，当时我的Stage One Gallery是很前卫的空间，每次开幕都非常热闹，有时我还会邀请New Wave的乐队，或举办行为艺术的表演。忙了两年，眼看Stage One经营得蒸蒸日上，画廊的租约到期后，房东却要涨5倍的房租，这让我根本无法存活。最后，我决定结束画廊的营运，改行进入房地产投资和买卖。
MOCA Lady
有一天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做生意？我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我呆呆坐在办公桌前，觉得打心底里我还是想回到艺术，回去做策展的工作。我不是那么爱财的人，这个世界有无数像我这样不够精明的生意人，也不缺我这一个。这之后，我决心努力写艺术评介的文章，努力争取做展览。我想要发掘有才华的艺术家，只要有机会策划展览，一个可以容纳5个人的展览空间，我会邀请10个人；可以容纳20个人的展览空间，我会尽力挤进60个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多半时间都留在台湾，我和谢素贞（现为北京今日美术馆馆长）策划了《复数元的视野》台湾当代艺术大展，集结了四十多位艺术家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出，至今仍是两岸交流最大规模的台湾当代艺术展。
2005年夏天，在上海一个饭局上，我与上海当代艺术馆（MOCA）主席龚明光相识，我以过去不存在于美术馆系统的“创意总监”名义，正式加入了上海当代艺术馆的团队，给他们当了六年的义工，帮龚馆长打造了中国第一间民营当代艺术馆。有些人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白白做一件事情。我不拿钱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台北的实践大学是全职教授，合约注明了是不能兼任何副业的，但没有条款禁止担任义工，所以我坚持不接受工资。
我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华人世界的MOCA Lady，因为此前在台北，我协助了龙应台局长成立了台北的MOCA；到了上海就忙着帮龚馆长打理他的上海MOCA；2007年底，我又被动员到北京月亮河，尝试为月亮河城堡的地产专案建立月亮河MOCA。我还担任过上海外滩18号创意中心艺术总监。我的中国当代艺术馆之旅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我起步的那个时代，想做一个女性艺术家仍然很不容易，华人的艺术世界里，根本还没有策展人的概念。想要当一名女性独立策展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从我做的第一个展览开始算，三十一年过去了，我认为“策展人”这个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新的云端时代，会有不同的角色可以帮助更多的艺术家。
让我再次想退出策展生涯的原因，还源于一次来自于我的学生的伤害。2009年，我着手准备“动漫美学双年展”，这次我将展览的规模扩大到北京今日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广东美术馆，跨海峡两岸联合举办。却因为我错误信任了自己一手提携的学生，她处心积虑的私心，破坏了这个合作计划，在开展之际、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毫无预警地被迫退居幕后。虽然展览最后还是在四个馆分别举办了，但却促使我下决心退出策展人这个行列。
原本是我将“Curator”翻译成“策展人”这个称谓，然而同时我却目睹了这个行业因为名声与金钱所带来的腐败，我非常痛心，想要告别这个我曾经衷心付出也热爱过的领域。
一起慢慢变老
我离过两次婚，和我家“老爷”傅申的婚姻是我的第三次婚姻，终于给了我温暖、宁静、稳定和幸福的生活。原因是我们都经历过巨大的婚姻变故，彼此更懂得宽容、感恩与知足。
傅申是我从小就仰慕的才子，但是年轻时无缘相识，两人各自经历了二次婚姻后，幸运之神才向我们伸了手。可是能结成夫妻，更多的是我的努力，我的女追男的成功故事，当年还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傅申与我都是蒋复璁公公最疼爱的晚辈，因为蒋公公，我对傅申耳熟能详，他经常说起傅申在故宫跟随他工作的种种回忆；而傅申对我则是全然陌生、一无所知，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分别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发展，年龄与时空的差距，并未在当时形成的交集。我和傅申第一次正式交谈，是他回台参加一个研讨会，我特意通知他去探视病重的蒋公公。
当我在1995年听说傅申要订婚了时，我马上打电话给他，要求和他喝咖啡见面谈。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他表明心迹。我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听说你要订婚了，请你在结婚前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先和我交往，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因为只有我配得上你，我了解你的学问和历史地位。”
当时已年近六十岁的他听到我的告白当场就愣住了。为了追求他，我还辞掉远在台中东海大学的教职，拜托实践大学的教授帮忙推荐我到他们学校的台北校区教书。然后我又租了一间套房，干脆搬到他家的楼下，每天煮家乡菜请他下楼来吃，饭后就和他看电视、聊天。后来还借口帮他洗衣服，拿到了他家的钥匙，这样随时会出现在他家，他也就不方便邀请别的女性朋友来家里坐坐了。
这样还不够。在我们交往时，他的第一个生日，我写了一篇《生日快乐》的文章投稿给《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并请他们在傅申生日那天刊登。文章如期刊出，我欢天喜地把报纸拿给傅申看，没想到他看了后勃然大怒，怪我不该把私事昭告天下。我也没申辩，因为我真正的目的，是让其他竞争对手知道我已经进场。
我们结婚十几年，在同一楼层，各有各的书房与工作空间，夫妻间保持一种距离就不容易有摩擦。婚后有八年的时间，我经常在外工作，有朋友替他打抱不平，说我怎么可以追到了他却经常离家工作，把他抛在一边。傅申告诉他的朋友，因为我比他年轻很多，也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所以他要让我尽情发挥所能，然后再一起慢慢变老，我以后才不会埋怨婚姻阻碍了自己实现梦想。
离开策展人这一行，是因为我想要更有效率、为更多爱好艺术的人群服务，而不只是艺术圈而已。我留下最大的遗憾，是一直想在中国策划一个大型的草间弥生作品展，但最终都没做成。每次看到她的个展，都会有好多想象，她是我心目中的女巨人。还有一些心里的不舍，比如计划要在艺术馆做李安的展览，至今也还未实现，因为实在想不出如何做一个展出李安电影的展览，一个不用道具或相片的视觉展。
我家“老爷”知道我不再做展览了，非常开心，他说我当策展人就是当轿夫，每次忙着为别人抬轿子，别人还可能嫌你的轿子太破，装潢得不够漂亮，嫌你跑得太慢了。现在好了，从策展的领域退下来，这样就不必东奔西跑，不必经常离开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台湾照顾年迈的父母，也可以专为我家“老爷”抬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