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唤起民众”的旗帜下，大力推广民众教育，江苏省民众教育运动随之兴起和发展。民众教育馆、通俗教育宣讲、实业教育、民众学校、生计教育轰轰烈烈展开，并为此设立图书馆、体育场等，提升民众文化，宣传科学，扭转社会风俗，培训技能，增强劳动者素质和生产效率，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
關键词：民国时期;民众教育;史料研究;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20）09C-0066-04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唤起民众”的旗帜下，大力推广民众教育，在法规制度、人才培养、行政建制、设施场所、经费划拨、施教时间、施教内容、施教区域等方面均有新的发展，具有持久性、广泛性的特点。民国时期，江苏省更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众教育运动，是当时国内发起最早、影响最大的省份，有力推动了全国性的民众教育运动普及和发展。
1912 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面向全体民众，推行社会教育[1]。江苏省民众教育运动也由此拉开序幕。民国时期出现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都属于“社会教育”范畴[2]。当时的民众教育事业，“有学校式的，就称为民众学校教育。社会式的，就称为民众社会教育。总之，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3]。随着设立民众教育馆、进行通俗教育宣讲、开展实业教育、兴办民众学校、农民生计教育等各项民众教育运动兴起，江苏省民众教育运动取得了蓬勃发展。
一、民众教育馆
通俗教育馆的设立，是民国时期民众教育的最大特色，后来慢慢演变为民众教育馆，成为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通俗教育馆最早出现在江苏。1915 年，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委派教育科员濮祁筹办省立通俗教育馆。1916年 2 月，省立通俗教育馆正式成立，“设置甫数月，游览者己售出券计十五万余人”。1929 年 10 月更名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分图书、博物、讲演、音乐、体育五部，对社会民众开放。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除供民众参观、听讲、娱乐等外，另设平民学校，还派出讲演员赴各县巡回讲演，提倡公民教育。[4]在发展民众教育馆的同时，江苏省政府还在各县筹建农民教育馆，开展农民乡村教育。1929年，江苏省民众教育馆有135所，到1934年，达到225所，占当时全国民众教育馆728所的近三分之一。江苏省民众教育馆共分为省立和县立两种类型，其中省立民众教育馆7所，1927年在南京设立首家省立民众教育馆。1928年在江宁设立汤山农民教育馆。1929年江苏省会由南京迁移到镇江后，在镇江设立省立民众教育馆。为了促进苏北民众教育运动开展，1932年在徐州设立省立民众教育馆，同时在淮安设立省立清江民众教育馆。为发展淞沪地区民众教育，1933年在俞塘设立省立民众教育馆。1934年，原南京民众教育馆搬至江宁，改为省立江宁民众教育馆。原汤山农民教育馆搬至南通，改为省立南通农民教育馆，同时在东海新设立省立民众教育馆。[5]县立民众教育馆方面，在省政府的要求下，江苏省各县均设立了几处县立民众教育馆或者农民教育馆，数量众多，遍布全省，成为苏南、苏北各地开展民众教育活动的中心机构。[6]（见图1）1932年，江苏省教育厅制定了《民国二十一年度县立民众教育馆考察方案》，明确了各县民众教育馆年度最低工作标准。1935年又颁布了《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普及民众教育标准工作实施方案》，对于提高各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效率，进一步在江苏全省范围内普及民众教育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7]。江苏省政府要求各地民众教育馆积极参与地方治理。1930年，江苏省颁布《十九年度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注意要项》，1932年颁布《江苏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标准》[8]，1933年颁布《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9]。这些文件规定了江苏省各级民众教育馆的工作方向，在改进民众生活、培养民众自治能力、训导民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地方自治建设。各级地方民众教育馆也将促进地方自治力、唤醒民众意识当作工作努力方向[10]。与此同时，各地民众教育馆自建立伊始，就将兴办民众学校开展识字教育、实施流动教学扫除城乡文盲等工作放在对民众进行训导教育的首要地位，以普通民众和社会底层劳苦大众作为施教对象，培养城乡居民最基本的文字读写能力，做到“粗通笔墨”，减少了文盲，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各地民众教育馆还积极参与当地的风俗改良，劝导民众移风易俗，宣传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提倡国历，珍惜时间，倡导男女平等，尊重妇女，反对缠足等，改造民众落后风俗习惯。[11]
二、通俗教育宣讲
针对民众的通俗教育宣讲在清末就已产生，到民国时期被正式编入政府教育体制。通俗教育由清末的无组织自发状态而趋于规范化、标准化、组织化。1915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该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截至1917年，江苏省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12处，会员1012人。这一时期，通俗教育宣讲在江苏开展活动记录很多。1913年江苏省政府派出模范讲演团在全省38 个县举行了通俗巡回讲演。截至1915年，江苏省有通俗教育讲演所69处、巡行宣讲团 59 处。为了示范引导，通俗教育研究会开办讲演练习所，培训各县讲演学员，并在各县巡回讲演 180 余场次，起到了劝善、讲科学、除迷信等作用。1918年，江苏省教育厅要求全省的小学校长和教员在休假的时候要兼任通俗教育讲演员，参加教育宣讲活动，并要上报查核。[12]
三、实业教育
民国初期，实业家张謇怀抱实业救国理想，身体力行开展教育实践。张謇创办各种实业机构和各种职业技术学校，江苏实业教育得到极大发展。其中著名的有南通甲种农业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女子传习所，针对性地对纺织女工、企业技术工人等进行专门技术教育培训，培养了熟练工人，提升了劳动者素质和生产效率。1912年柏文蔚设立南京崇实学校，开展缝纫、刺绣等专业培训;吕凤子在丹阳创办私立正则女子学校。至1913年，江苏开设实业教育培训学堂37 所、学习人数 2621 人、教员401人、投入经费306622元。然而，民国初期，江苏省纺织、面粉加工、卷烟、造纸、制糖、制革、火柴、榨油、搪瓷等轻工业发展较快，江苏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对各类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需求巨大，江苏省实业教育发展远不能满足产业员工需求。[13] 四、民众学校
民众学校清末开始萌芽，民国初期逐渐推广。1912年，民国政府提出切音字母案，准备了民众学校所需教材。至1918年，江苏省有公众补习学校9所，每校班级数3个，每班学生平均人数40人;有半日学校17所，每校班级数3个，每班学生平均人数40人;有简易识字学校33所，每校班级数3个，每班学生平均人数40人。[14]这些民众学校大概分为三类：一种是附设，在原有小学基础上附设民众学校;一种是借设，借空闲房屋或庙宇办理民众学校;还有一种是专设，寻觅专用校址建立民众学校。[15]民众学校对于江苏省民众教育运动开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五、生计教育
民国时期，生计教育开展轰轰烈烈。1927年至1934年，黄炎培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开展生计教育实验，开办农场22.2亩，开挖鱼池13处，发展农户养鸡，培植苗圃，开垦果园，推广新式农具，推广良种，创设合作社等，通过几年实验，农作物产量增长，经济收入增加。[16]与此同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创办黄巷民众教育实验区，在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完备合作组织，发展农村副业，防灾救灾，救济失业游民，开垦荒地，发展种植养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17]
此外，江苏省还通过图书馆、体育场教育民众。江苏省原有图书馆改名为省立第一图书馆，在吴县增设省立第二图书馆，其他各县均设立图书馆，但以南通、无锡两馆最为完备，武进、松江图书馆亦较可观。在38县筹备成立公共体育场，其余省立各学校也积极筹备成立体育场。[18]
六、研究述评
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教育思想空前活跃。以建立不同于传统学校的新学校实验室为特征的“新教育运动”在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此起彼伏。在美国，以杜威实用主义为核心的进步主义教育风靡了半个多世纪。相对于欧洲的新学校教育实验室，进步主义教育更关心普通民众的教育，更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中国的民众教育深受进步主义教育影响。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根据中国教育实际，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以“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等思想为指导，主张教育要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通过改变个人实现改变社会的目的。这种对教育的主张和实践不仅带来了教育观念的更新，推动了非正规教育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众素质的提高，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
观察民国时期民众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可以发现其蕴含着以下多重启示。
1.政府倡导是民众教育活动得以广泛开展的前提。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设立，既为顶层设计做好了组织准备，也为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提供了工作依据，民众教育活动由此形成全面开花的良好局面。
2.政策支持推动了民众教育活動的持久发展。《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普及民众教育标准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在法规制度、设施场所、建设标准、工作要求、实施方案等各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民众教育的持久发展夯实了基础。
3.进步知识分子的积极实践和典型垂范扩大了社会影响。张謇、黄炎培、柏文蔚等贤达率先垂范，开一代风气，给民众展示了活泼泼的新生活景象。
4.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满足了民众的需求。提高文化水平、劝导移风易俗、倡导男女平等、宣传科学知识等顺应了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带来新的风尚;现代民族工业技能培训、生计教育实验等不仅拓展了民众的生活视野，也促进了社会发展。在形式上，参观、宣讲、培训、实验、娱乐等各呈特色，不同文化程度和生活背景的受众可自由选择参与形式。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针对教育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能不断改进，如针对有的巡回演讲由于语言障碍“不受社会之欢迎”的问题，则通过培训各县讲演学员，要求全省的小学校长和教员在休假的时候兼任通俗教育讲演员，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距离。
5.教育的公平和公平的教育为民众教育注入了新理念。从公学、私塾走向民众教育馆，教育呈现出平民化、大众化倾向。无论城乡，不分老幼，以普通民众和社会底层劳苦大众作为施教对象，促进了教育公平。民众学校采用“附设”“借设”“专设”等多种形式，学校教师既面向在校学生，也面向属地民众开展教育活动，学校与社会融为一体，不很充分的教育资源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体现了整合资源开展社会教育的精神。
江苏省各级民众教育馆将促进地方自治力、唤醒民众意识作为努力方向，在改进民众生活、培养民众自治能力、训导民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地方自治建设。民众教育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因此汲取了发展的源泉。
参考文献：
[1][2]杨才林. 民国社会教育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茅仲英.俞庆棠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4][12]朱煜.试论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以江苏为考察中心[J]. 历史教学，2017（14）.
[5]孙一凡.民众教育馆参与地方自治建设研究——以江苏省为考察中心（1928—1937）[D].扬州：扬州大学，2018.
[6]朱煜.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1928-1937）——以江苏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普及民众教育标准工作实施方案[J].江都教育，1935（7）.
[8]江苏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标准[G].《江苏省政府公报》，1932.
[9]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J].江都教育，1934.
[10]彭大栓. 省立东海民众教育馆本年度工作实施计划[J].淮海，1935.
[11]朱煜. 江苏民众教育馆研究（1928—1937）[D].苏州：苏州大学，2012.
[13]季剑. 近代江苏职业教育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08.
[14]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5]盛文浩.本院五年来民众学校事业之得失成败[J]. 教育与民众，1933.
[16]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17][18]杨才林.“作新民”、“唤起民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7.
[19]张蓉. 论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的演进历程[J]. 集美大学学报，2003（3）.
责任编辑：谢传兵
關键词：民国时期;民众教育;史料研究;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20）09C-0066-04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唤起民众”的旗帜下，大力推广民众教育，在法规制度、人才培养、行政建制、设施场所、经费划拨、施教时间、施教内容、施教区域等方面均有新的发展，具有持久性、广泛性的特点。民国时期，江苏省更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众教育运动，是当时国内发起最早、影响最大的省份，有力推动了全国性的民众教育运动普及和发展。
1912 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面向全体民众，推行社会教育[1]。江苏省民众教育运动也由此拉开序幕。民国时期出现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都属于“社会教育”范畴[2]。当时的民众教育事业，“有学校式的，就称为民众学校教育。社会式的，就称为民众社会教育。总之，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3]。随着设立民众教育馆、进行通俗教育宣讲、开展实业教育、兴办民众学校、农民生计教育等各项民众教育运动兴起，江苏省民众教育运动取得了蓬勃发展。
一、民众教育馆
通俗教育馆的设立，是民国时期民众教育的最大特色，后来慢慢演变为民众教育馆，成为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通俗教育馆最早出现在江苏。1915 年，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委派教育科员濮祁筹办省立通俗教育馆。1916年 2 月，省立通俗教育馆正式成立，“设置甫数月，游览者己售出券计十五万余人”。1929 年 10 月更名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分图书、博物、讲演、音乐、体育五部，对社会民众开放。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除供民众参观、听讲、娱乐等外，另设平民学校，还派出讲演员赴各县巡回讲演，提倡公民教育。[4]在发展民众教育馆的同时，江苏省政府还在各县筹建农民教育馆，开展农民乡村教育。1929年，江苏省民众教育馆有135所，到1934年，达到225所，占当时全国民众教育馆728所的近三分之一。江苏省民众教育馆共分为省立和县立两种类型，其中省立民众教育馆7所，1927年在南京设立首家省立民众教育馆。1928年在江宁设立汤山农民教育馆。1929年江苏省会由南京迁移到镇江后，在镇江设立省立民众教育馆。为了促进苏北民众教育运动开展，1932年在徐州设立省立民众教育馆，同时在淮安设立省立清江民众教育馆。为发展淞沪地区民众教育，1933年在俞塘设立省立民众教育馆。1934年，原南京民众教育馆搬至江宁，改为省立江宁民众教育馆。原汤山农民教育馆搬至南通，改为省立南通农民教育馆，同时在东海新设立省立民众教育馆。[5]县立民众教育馆方面，在省政府的要求下，江苏省各县均设立了几处县立民众教育馆或者农民教育馆，数量众多，遍布全省，成为苏南、苏北各地开展民众教育活动的中心机构。[6]（见图1）1932年，江苏省教育厅制定了《民国二十一年度县立民众教育馆考察方案》，明确了各县民众教育馆年度最低工作标准。1935年又颁布了《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普及民众教育标准工作实施方案》，对于提高各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效率，进一步在江苏全省范围内普及民众教育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7]。江苏省政府要求各地民众教育馆积极参与地方治理。1930年，江苏省颁布《十九年度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注意要项》，1932年颁布《江苏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标准》[8]，1933年颁布《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9]。这些文件规定了江苏省各级民众教育馆的工作方向，在改进民众生活、培养民众自治能力、训导民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地方自治建设。各级地方民众教育馆也将促进地方自治力、唤醒民众意识当作工作努力方向[10]。与此同时，各地民众教育馆自建立伊始，就将兴办民众学校开展识字教育、实施流动教学扫除城乡文盲等工作放在对民众进行训导教育的首要地位，以普通民众和社会底层劳苦大众作为施教对象，培养城乡居民最基本的文字读写能力，做到“粗通笔墨”，减少了文盲，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各地民众教育馆还积极参与当地的风俗改良，劝导民众移风易俗，宣传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提倡国历，珍惜时间，倡导男女平等，尊重妇女，反对缠足等，改造民众落后风俗习惯。[11]
二、通俗教育宣讲
针对民众的通俗教育宣讲在清末就已产生，到民国时期被正式编入政府教育体制。通俗教育由清末的无组织自发状态而趋于规范化、标准化、组织化。1915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该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截至1917年，江苏省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12处，会员1012人。这一时期，通俗教育宣讲在江苏开展活动记录很多。1913年江苏省政府派出模范讲演团在全省38 个县举行了通俗巡回讲演。截至1915年，江苏省有通俗教育讲演所69处、巡行宣讲团 59 处。为了示范引导，通俗教育研究会开办讲演练习所，培训各县讲演学员，并在各县巡回讲演 180 余场次，起到了劝善、讲科学、除迷信等作用。1918年，江苏省教育厅要求全省的小学校长和教员在休假的时候要兼任通俗教育讲演员，参加教育宣讲活动，并要上报查核。[12]
三、实业教育
民国初期，实业家张謇怀抱实业救国理想，身体力行开展教育实践。张謇创办各种实业机构和各种职业技术学校，江苏实业教育得到极大发展。其中著名的有南通甲种农业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女子传习所，针对性地对纺织女工、企业技术工人等进行专门技术教育培训，培养了熟练工人，提升了劳动者素质和生产效率。1912年柏文蔚设立南京崇实学校，开展缝纫、刺绣等专业培训;吕凤子在丹阳创办私立正则女子学校。至1913年，江苏开设实业教育培训学堂37 所、学习人数 2621 人、教员401人、投入经费306622元。然而，民国初期，江苏省纺织、面粉加工、卷烟、造纸、制糖、制革、火柴、榨油、搪瓷等轻工业发展较快，江苏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对各类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需求巨大，江苏省实业教育发展远不能满足产业员工需求。[13] 四、民众学校
民众学校清末开始萌芽，民国初期逐渐推广。1912年，民国政府提出切音字母案，准备了民众学校所需教材。至1918年，江苏省有公众补习学校9所，每校班级数3个，每班学生平均人数40人;有半日学校17所，每校班级数3个，每班学生平均人数40人;有简易识字学校33所，每校班级数3个，每班学生平均人数40人。[14]这些民众学校大概分为三类：一种是附设，在原有小学基础上附设民众学校;一种是借设，借空闲房屋或庙宇办理民众学校;还有一种是专设，寻觅专用校址建立民众学校。[15]民众学校对于江苏省民众教育运动开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五、生计教育
民国时期，生计教育开展轰轰烈烈。1927年至1934年，黄炎培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开展生计教育实验，开办农场22.2亩，开挖鱼池13处，发展农户养鸡，培植苗圃，开垦果园，推广新式农具，推广良种，创设合作社等，通过几年实验，农作物产量增长，经济收入增加。[16]与此同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创办黄巷民众教育实验区，在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完备合作组织，发展农村副业，防灾救灾，救济失业游民，开垦荒地，发展种植养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17]
此外，江苏省还通过图书馆、体育场教育民众。江苏省原有图书馆改名为省立第一图书馆，在吴县增设省立第二图书馆，其他各县均设立图书馆，但以南通、无锡两馆最为完备，武进、松江图书馆亦较可观。在38县筹备成立公共体育场，其余省立各学校也积极筹备成立体育场。[18]
六、研究述评
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教育思想空前活跃。以建立不同于传统学校的新学校实验室为特征的“新教育运动”在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此起彼伏。在美国，以杜威实用主义为核心的进步主义教育风靡了半个多世纪。相对于欧洲的新学校教育实验室，进步主义教育更关心普通民众的教育，更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中国的民众教育深受进步主义教育影响。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根据中国教育实际，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以“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等思想为指导，主张教育要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通过改变个人实现改变社会的目的。这种对教育的主张和实践不仅带来了教育观念的更新，推动了非正规教育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众素质的提高，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
观察民国时期民众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可以发现其蕴含着以下多重启示。
1.政府倡导是民众教育活动得以广泛开展的前提。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设立，既为顶层设计做好了组织准备，也为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提供了工作依据，民众教育活动由此形成全面开花的良好局面。
2.政策支持推动了民众教育活動的持久发展。《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普及民众教育标准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在法规制度、设施场所、建设标准、工作要求、实施方案等各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民众教育的持久发展夯实了基础。
3.进步知识分子的积极实践和典型垂范扩大了社会影响。张謇、黄炎培、柏文蔚等贤达率先垂范，开一代风气，给民众展示了活泼泼的新生活景象。
4.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满足了民众的需求。提高文化水平、劝导移风易俗、倡导男女平等、宣传科学知识等顺应了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带来新的风尚;现代民族工业技能培训、生计教育实验等不仅拓展了民众的生活视野，也促进了社会发展。在形式上，参观、宣讲、培训、实验、娱乐等各呈特色，不同文化程度和生活背景的受众可自由选择参与形式。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针对教育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能不断改进，如针对有的巡回演讲由于语言障碍“不受社会之欢迎”的问题，则通过培训各县讲演学员，要求全省的小学校长和教员在休假的时候兼任通俗教育讲演员，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距离。
5.教育的公平和公平的教育为民众教育注入了新理念。从公学、私塾走向民众教育馆，教育呈现出平民化、大众化倾向。无论城乡，不分老幼，以普通民众和社会底层劳苦大众作为施教对象，促进了教育公平。民众学校采用“附设”“借设”“专设”等多种形式，学校教师既面向在校学生，也面向属地民众开展教育活动，学校与社会融为一体，不很充分的教育资源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体现了整合资源开展社会教育的精神。
江苏省各级民众教育馆将促进地方自治力、唤醒民众意识作为努力方向，在改进民众生活、培养民众自治能力、训导民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地方自治建设。民众教育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因此汲取了发展的源泉。
参考文献：
[1][2]杨才林. 民国社会教育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茅仲英.俞庆棠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4][12]朱煜.试论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以江苏为考察中心[J]. 历史教学，2017（14）.
[5]孙一凡.民众教育馆参与地方自治建设研究——以江苏省为考察中心（1928—1937）[D].扬州：扬州大学，2018.
[6]朱煜.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1928-1937）——以江苏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普及民众教育标准工作实施方案[J].江都教育，1935（7）.
[8]江苏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标准[G].《江苏省政府公报》，1932.
[9]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J].江都教育，1934.
[10]彭大栓. 省立东海民众教育馆本年度工作实施计划[J].淮海，1935.
[11]朱煜. 江苏民众教育馆研究（1928—1937）[D].苏州：苏州大学，2012.
[13]季剑. 近代江苏职业教育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08.
[14]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5]盛文浩.本院五年来民众学校事业之得失成败[J]. 教育与民众，1933.
[16]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17][18]杨才林.“作新民”、“唤起民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7.
[19]张蓉. 论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的演进历程[J]. 集美大学学报，2003（3）.
责任编辑：谢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