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7岁的刘吉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职务。
　　他曾潜心研究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被认为是最了解西方制度的中共高干之一。他当过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智囊，对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也发挥了作用。
　　6月9日，针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所面对的困境，以及中国改革等问题，他提出了个人见解。
　　刘吉认为，当前美国、欧洲、日本与发展中国家都面对着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难题，因此，全世界必须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两难”的世界，也是大改革的世界。
　　两难的世界
　　我们正处在艰难的世界——一个充满着越来越严峻“两难”形势的世界。当前美国、欧洲、日本与发展中国家都面对着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难题，因此，全世界必须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两难”的世界，也是大改革的世界。
　　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兼中欧基金會理事长刘吉教授指出，美国利用二次大战的“红利”和战后冷战的形势，建立起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造就了“三超”社会：超级繁荣、超高超前消费，以及超规模的财政预算赤字。
　　然而，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的结构性两难，如果不继续巩固军事和经济霸权，它将不可能继续得到巨额的世界资源与霸权利益，国民生活水平将下降。然而，世界已进入和平发展时代，美国继续搞霸权主义，必然遭到全世界反对，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这是美国面对的两难。
　　欧洲在二战后，由于社会民主思潮与工人运动崛起，加上两党制的政党竞争，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抬高。今天，欧洲的社会福利已经超过劳动生产力所创造的价值，这一方面形成债务危机，也造就了约占人口10%的懒汉，移民冲突与极右势力崛起又加剧社会危机。因此，欧洲陷入“谁改革福利制度谁下台，不改革又克服不了债务危机”的两难。
　　刘吉认为，日本当年利用了甲午战争后中国付出的赔款，后来又抓住历史机遇，在美国的保护下完成“贸易立国”、“技术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自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而今随着整个亚洲崛起，日本在高新技术上竞争不过欧美，在一般技术和产品上又面对新兴国家的强大竞争。
　　刘吉指出，明治维新以来的“脱亚入欧”方略已走不通，但是要“脱欧回亚”需要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同时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谈何容易？
　　亚洲新兴国家则不同程度地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分配不公”、“共享”的意识取代“拼搏”意识成了社会主流。在舆论压力下，中国政府的焦点也转向关注民生与弱势群体。
　　刘吉语带批评地说：“结果把发展忽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态势就慢慢受到了压抑。”
　　“江泽民真心想搞民主”
　　谈到中国的未来十年，刘吉指出，中国要从各地的“两难”处境中吸取教益：绝不可搞霸权，要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但千万不能搞福利社会，要融入亚洲，还要坚定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避开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他指出：“如何避开或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是未来十年的根本使命。”
　　为此，刘吉开出了四大药方，首先是必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行到底，尤其要加强对市场经济运行准则的法治保护。其次，政治、文化等一切上层建筑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而且上层建筑的改革必须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为目标、为检验准绳。
　　刘吉越谈到重点语气越高亢，并善于举例阐明道理，他再次重申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与政改的四个层次选择。
　　这包括治理跑官卖官、说假话等“中国病”；改变延续千年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建设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
　　曾经为最高层出谋献策，研究改革方案，刘吉在演说中不忘强调领导人对民主体制的诚意，并希望外界理解中国所面对的困难。
　　他说：“江泽民同志，从他内心里讲是真想搞民主。当年有地方要闹事，他去一口气把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全用英文背一遍，学生们就傻了。”
　　“问题是，13亿人怎么搞民主，什么是真正民主？”
　　在研究过西方民主体制后，刘吉总结出，民主必须有言论充分自由、少数服从多数与多数尊重少数这三要素；需要参与群体要有大致相同的素质，信息对称，同时还需要法律保证。
　　刘吉发现，从这个意义上，人类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民主。当前西方国家投票率之低，也表明多数人对民主制度的厌弃。反之，他从网络微博的发展中看到“电子民主”潮流的将临，多党政治的丧钟已经被敲响，政党存在的合理性遇到了根本的挑战。
　　不过，中国网络出现的“多数人暴政”问题，知名经济学家被迫退出了微博，微博成了“老百姓的微博”、“女电影明星的微博”等现象，也说明“电子民主”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于中国的社会民主，刘吉总结道：“中国不必去赶西方多党政治的末班车，但是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认真应对电子民主的挑战。还是共产党一党说了算，将来越来越不行了。”
　　“因此，共产党应该比较自觉地、清醒地来自我实现马克思关于政党自我消亡的预言或者理想。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就是努力不懈地准备民主的条件和保证。至于中国的社会民主最后是怎么样的？这恐怕是要几代人努力完成，是几代人以后的事情。”
　　邓小平受到鼓舞
　　当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还请刘吉展望下半年中共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新中关系的前景。
　　刘吉的回答，反映了从1970年代末就经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想法。
　　刘吉表示，当年邓小平推进中国现代化时，并没有很强的信心。大约100年前，清朝的洋务运动失败了，上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与工业化也失败了，中共建国后向苏联学习，同样以失败告终。
　　实现现代化，中国能吗？邓小平从新加坡的经验中得到了鼓舞。
　　刘吉说：“既然华族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在新加坡这样的体制下，能实现现代化，为什么中国不可以？”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于李光耀先生，以及对新加坡华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奋斗所创造的经验，是感觉非常珍贵的。”
　　他相信，中国民众在心理上很能够接受新加坡企业家到中国投资。
　　“新加坡人来我们欢迎，语言也没有障碍。要是美国老外来了，黄头发、蓝眼睛，长时间就会感觉是不是又是帝国主义来牵制我们了？因此我想，十八大以后，将会有更好的条件跟新加坡来进行合作。”
　　党内如何讨论人事
　　刘吉是参加过党委讨论的。从中央一直到地方，他领导的部门，党委会开会基本上是怎么样呢？他说道，比如讨论人事问题，就是组织部长和“一把手”、书记，他俩商量好了，其他不管人事的常委就带着一大堆文件在会上看，自己看自己的。
　　组织部还讲了，我只是执行单位，还是书记说了算。
　　那开会要提拔谁，不提拔谁，怎么办？不提拔谁，就让他第一个被讨论。因为讨论第一个人选的时候常委们都精神抖擞，都能发表意见。
　　那么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有了这个意见那个意见，最后结论就是：暂时搁一搁吧。
　　到了12点大家都饿着肚子要吃饭了，看看还有几个人没讨论？哦，还有三个，这时就拿出一个人选来，某某大学毕业，有这个那个优点，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暴躁一点。大家很快说：噢，通过！
　　刘吉质疑，这种常委会，哪能体现党委集体领导？这么通过就完了，也没有无记名投票，所以必须建立起集体领导的意识规则。
　　他提到英国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英国病》，写了英国的很多弊病。如果有人要写一本书叫《中国病》，他说也会很精彩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当年领导英国克服“英国病”的是撒切尔夫人，那是“铁娘子”，她下了决心就这么干，下面工人游行、示威，她就是每个礼拜上电视讲为什么要克服“英国病”，坚决不动摇。要解决“中国病”也很不容易，需要像铁娘子这样子的——“铁男人”。
　　领导人亲民、爱民下去民间调查，刘吉说：“根本看不到真的情况。比如说要到公园去看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就先派警卫部队去看看，采取安全措施，等到领导人去看的时候，公园里面全换了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