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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2日，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科前生物”，SH 688526）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交易。虽然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科前生物被划入医药制造业，但由于主营业务为兽用生物制品，所以仍被众多市场人士视为农林牧渔板块的最新一员，更是科创板开板一年多以来首家挂牌的农业类上市公司。在近期生猪养殖行业持续高位运行的情况下，科前生物的市场表现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以10月26日收盘价计算，其总市值超过175亿元。
从2001年创立以来，这家脱胎于华中农业大学的高科技企业逐步构建起了兽用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和动物防疫技术服务的产业链，完成了涵盖畜用疫苗、禽用疫苗、宠物疫苗等领域的产品布局，成为国内兽用生物制品行业的领先企业。2017年和2018年，科前生物在国内非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市场销售收入排名第二，其中在非强免疫猪用生物制品市场排名第一。
科前生物的主导产品是猪伪狂犬病活疫苗，根据中国兽药协会提供的统计数据，在2017年和2018年，公司这一疫苗的销售量在全国排名第一。此外，科前生物是国内少有的能同时提供猪伪狂犬病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的企业，能为规模化的生猪养殖企业提供猪伪狂犬病整套净化方案，成为生物安全防疫产品和技术服务的重要服务商，为万亿级别的生猪养殖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安全运行保障。
当然，因为业务跟生猪养殖产业紧密相连，所以科前生物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猪周期”的影响。在2017年和2018年业绩快速增长之后，在非洲猪瘟疫情暴发的情况下，科前生物2019年的营收同比下降30.98%，其猪用活疫苗和猪用灭活疫苗的销量同比下降34.56%和32.82%。不过，随着下游生猪存栏量的恢复，科前生物今年的业绩也重现增长，预计前三季度将实现营收约5.30亿元—5.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36.27%—41.41%；净利润达2.70亿元—2.8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43%—49.29%。
科前生物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从中窥见我国兽用生物制品行业的趋势变化，更能作为新时代里科研院所专业人员创业创新的一个范本，以引发各界人士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抓住行业格局深刻变化的契机
我国兽用生物制品行业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动物疫病病种多、病原复杂、流行范围广，并且随着畜牧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密度不断增加，畜禽感染病原的机会日渐增多，兽用生物制品尤其是兽用疫苗在畜禽养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来。
根据中国兽药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共有99家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另有6家新建企业尚未投产），拥有1969个有效的产品批准文号，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2018年，整个行业实现兽用生物制品销售额达132.92亿元，其中猪用生物制品和禽用生物制品占据主流，销售额合计为104.43亿元，占兽用生物制品总销售额的78.57%。在2013年—2018年期间，国内兽用生物制品行业的销售额年复合增长率为7.10%，呈现较快发展的势头。
兽用生物制品按照“针对的疫病是否属于国家强制免疫”，可以划分为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和非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两大类。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是国家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施强制免疫所使用的疫苗产品，农业农村部每年会根据动物疫病的传播情况颁布《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以确定需要强制免疫的病种，相对应的疫苗则由省级兽医主管部门通过政府采购供应。比如在2018年，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病种在全国范围内皆被列为强制免疫病种。而非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是除政府采购之外，以直销或经销等市场途径进行销售的兽用生物制品，包括市场苗、诊断试剂、血清、卵黄抗体等，相比前者更为市场化。
在2010年以前，我国兽用生物制品企业把以口蹄疫为代表的国家强制免疫疫病作为主要业务方向。而随着畜牧业的规模化发展，以猪伪狂犬病为代表的非强免疫病给畜牧业带来了巨大危害，严重影响了畜禽生殖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健康，导致畜禽大量死亡，给整个产业带来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非強免兽用生物制品（尤其是猪用生物制品）迎来了发展良机。
根据中国兽药协会的统计数据，近年来非强免兽用生物制品市场增长速度明显更快。2018年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的销售额为55.78亿元，占兽用生物制品总销售额的41.97%，相比2016年—2017年的数据，显示出较大的下滑之势。而2017年非强免兽用生物制品的销售额为74.95亿元，较2016年增长了12.58亿元，占兽用生物制品总销售额的56.08%。2017年，市场苗的份额首次超过了政府苗，其中的原因，除了下游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对于畜禽疫病的防控意识不断提升、加强对市场苗的采购之外，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病种退出国家强制免疫疫病行列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
在行业格局发生如此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科前生物抓住了市场机会，率先以针对非强免疫病的生物制品为主要研究方向，持续推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非强免兽用生物制品，打开了市场成长空间，赢得了诸多客户的认可。在2017年—2019年间，生猪养殖行业的领先企业温氏股份（SZ 300498）、正邦科技（SZ 002157）、牧原股份（SZ 002714）等一直是科前生物的主要客户群，成为其业务拓展的基石。
虽然2019年业绩出现了一定波动，但随着我国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程度快速提升，相关企业的疫病防控意识不断加强，会更加注重动物疫情防控和兽药的品质。毕竟，规模化养殖企业的生物资产数量多、价值较大且更加密集，一旦发生疫病，就会给企业带来更大损失。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非强免猪用疫苗市场将借此获得更快发展，科前生物的前景也被持续看好。 科研人员“双创”的良好范本
科前生物是由华中农业大学与陈焕春、金梅林、何启盖、吴斌、方六荣、吴美洲、叶长发等七名自然人于2001年1月共同出资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兽用生物制品领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業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有效地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养殖业，促进我国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成立之初，华中农大持有科前生物45%股份，陈焕春等七位创始人共持有剩余55%股份。经过多次变更后，华中农大旗下的资产公司在上市前持有科前生物21.67%股份（上市后稀释为16.78%），仍为单一第一大股东；而陈焕春在上市前持有19.68%股份（上市后稀释为15.24%），与其他六人合计持有73.10%股份（上市后稀释为约59.34%），为科前生物的实际控制人。
陈焕春等创始人均为华中农大的教职员工，他们的服务时间均超过20年，且是我国兽用生物制品领域的权威专家。由此，科前生物与华中农大之间在众多领域都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产品研发上属于深度合作。这些人员的持股情况均已取得华中农大的同意，符合教育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以及华中农大关于党政干部、大学教师、职工在外兼职、创业的相关规定。目前，这七人团队中有五人担任科前生物董事，另外两人则担任监事，且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未在科前生物领取任何报酬。不过，在公司上市后，这些创始人都将拥有巨额的财富。
在与华中农大的合作研发过程中，科前生物与华中农大双方根据各自的擅长领域和研究条件，对研发内容进行合理分工。华中农大主要负责前期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如毒株的分离与鉴定、实验室生产工艺研究、产品质量的检测技术研究、与同类产品的对比等实验室研究内容；而科前生物在参与前期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主要负责研究成果产业化应用和成果转化、产品规模化生产工艺的应用研究、疫苗佐剂的筛选、中试研究、临床试验和复核试验等后期工作。
科前生物目前已取得32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其中与华中农大合作研发取得新兽药注册证书27项，属于双方合作研发、共同申请获得的技术成果，为双方共有。此外，科前生物共拥有专利48件，其中与华中农大共有的专利为16件。可见，科前生物在研发上与华中农大的紧密联系。
而在2019年7月，科前生物与华中农大签署了《合作研发框架协议》，以维持双方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按照市场化机制开展研发合作。华中农大为此还专门出具了说明：“即使科前生物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不再继续在本校任职，本校将继续与科前生物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科前生物可以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使用新兽药注册证书、专利技术等研发成果。”
其实，从1980年代科研院所人员下海创业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投身商业领域，更好地推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各种争议，尤其是个人持股的问题颇为敏感。像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等人在创业初期并未持股，大多挂靠在原单位名下，经过了多次腾挪之后，才终于将部分股权清晰到个人名下。
近年来，这方面的政策愈发清晰，鼓励科研院所人员进行创业创新。2017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发挥事业单位在科技创新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的示范引导作用，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科技创新活力和干事创业热情，促进人才在事业单位和企业间合理流动，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如今，很多拥有一技之长的科研人员在创业之初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拥有相关股权，不再需要遮遮掩掩，比如近期引起热议的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朱煜，其参与创办的两家公司都在申报科创板IPO，其中华卓精科为其实际控制，另外一家华海清科则为参股。
科前生物可谓是这一浪潮中的范本，不仅公司与母体（科研院所）之间一开始就各自持有股权，且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外，科前生物的创始人团队也长期保持稳定，利益关系较为清晰，并未出现各种内讧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前生物不断壮大起来，最终成为一家较具规模的上市公司，也为行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更多科研人员的创业都能以类似路径发展，想必会走得更为顺畅，也使得更多的科研成果能有机会实现转化，推动相关事业更好发展。
从2001年创立以来，这家脱胎于华中农业大学的高科技企业逐步构建起了兽用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和动物防疫技术服务的产业链，完成了涵盖畜用疫苗、禽用疫苗、宠物疫苗等领域的产品布局，成为国内兽用生物制品行业的领先企业。2017年和2018年，科前生物在国内非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市场销售收入排名第二，其中在非强免疫猪用生物制品市场排名第一。
科前生物的主导产品是猪伪狂犬病活疫苗，根据中国兽药协会提供的统计数据，在2017年和2018年，公司这一疫苗的销售量在全国排名第一。此外，科前生物是国内少有的能同时提供猪伪狂犬病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的企业，能为规模化的生猪养殖企业提供猪伪狂犬病整套净化方案，成为生物安全防疫产品和技术服务的重要服务商，为万亿级别的生猪养殖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安全运行保障。
当然，因为业务跟生猪养殖产业紧密相连，所以科前生物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猪周期”的影响。在2017年和2018年业绩快速增长之后，在非洲猪瘟疫情暴发的情况下，科前生物2019年的营收同比下降30.98%，其猪用活疫苗和猪用灭活疫苗的销量同比下降34.56%和32.82%。不过，随着下游生猪存栏量的恢复，科前生物今年的业绩也重现增长，预计前三季度将实现营收约5.30亿元—5.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36.27%—41.41%；净利润达2.70亿元—2.8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43%—49.29%。
科前生物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从中窥见我国兽用生物制品行业的趋势变化，更能作为新时代里科研院所专业人员创业创新的一个范本，以引发各界人士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抓住行业格局深刻变化的契机
我国兽用生物制品行业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动物疫病病种多、病原复杂、流行范围广，并且随着畜牧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密度不断增加，畜禽感染病原的机会日渐增多，兽用生物制品尤其是兽用疫苗在畜禽养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来。
根据中国兽药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共有99家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另有6家新建企业尚未投产），拥有1969个有效的产品批准文号，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2018年，整个行业实现兽用生物制品销售额达132.92亿元，其中猪用生物制品和禽用生物制品占据主流，销售额合计为104.43亿元，占兽用生物制品总销售额的78.57%。在2013年—2018年期间，国内兽用生物制品行业的销售额年复合增长率为7.10%，呈现较快发展的势头。
兽用生物制品按照“针对的疫病是否属于国家强制免疫”，可以划分为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和非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两大类。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是国家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施强制免疫所使用的疫苗产品，农业农村部每年会根据动物疫病的传播情况颁布《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以确定需要强制免疫的病种，相对应的疫苗则由省级兽医主管部门通过政府采购供应。比如在2018年，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病种在全国范围内皆被列为强制免疫病种。而非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是除政府采购之外，以直销或经销等市场途径进行销售的兽用生物制品，包括市场苗、诊断试剂、血清、卵黄抗体等，相比前者更为市场化。
在2010年以前，我国兽用生物制品企业把以口蹄疫为代表的国家强制免疫疫病作为主要业务方向。而随着畜牧业的规模化发展，以猪伪狂犬病为代表的非强免疫病给畜牧业带来了巨大危害，严重影响了畜禽生殖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健康，导致畜禽大量死亡，给整个产业带来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非強免兽用生物制品（尤其是猪用生物制品）迎来了发展良机。
根据中国兽药协会的统计数据，近年来非强免兽用生物制品市场增长速度明显更快。2018年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物制品的销售额为55.78亿元，占兽用生物制品总销售额的41.97%，相比2016年—2017年的数据，显示出较大的下滑之势。而2017年非强免兽用生物制品的销售额为74.95亿元，较2016年增长了12.58亿元，占兽用生物制品总销售额的56.08%。2017年，市场苗的份额首次超过了政府苗，其中的原因，除了下游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对于畜禽疫病的防控意识不断提升、加强对市场苗的采购之外，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病种退出国家强制免疫疫病行列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
在行业格局发生如此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科前生物抓住了市场机会，率先以针对非强免疫病的生物制品为主要研究方向，持续推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非强免兽用生物制品，打开了市场成长空间，赢得了诸多客户的认可。在2017年—2019年间，生猪养殖行业的领先企业温氏股份（SZ 300498）、正邦科技（SZ 002157）、牧原股份（SZ 002714）等一直是科前生物的主要客户群，成为其业务拓展的基石。
虽然2019年业绩出现了一定波动，但随着我国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程度快速提升，相关企业的疫病防控意识不断加强，会更加注重动物疫情防控和兽药的品质。毕竟，规模化养殖企业的生物资产数量多、价值较大且更加密集，一旦发生疫病，就会给企业带来更大损失。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非强免猪用疫苗市场将借此获得更快发展，科前生物的前景也被持续看好。 科研人员“双创”的良好范本
科前生物是由华中农业大学与陈焕春、金梅林、何启盖、吴斌、方六荣、吴美洲、叶长发等七名自然人于2001年1月共同出资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兽用生物制品领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業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有效地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养殖业，促进我国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成立之初，华中农大持有科前生物45%股份，陈焕春等七位创始人共持有剩余55%股份。经过多次变更后，华中农大旗下的资产公司在上市前持有科前生物21.67%股份（上市后稀释为16.78%），仍为单一第一大股东；而陈焕春在上市前持有19.68%股份（上市后稀释为15.24%），与其他六人合计持有73.10%股份（上市后稀释为约59.34%），为科前生物的实际控制人。
陈焕春等创始人均为华中农大的教职员工，他们的服务时间均超过20年，且是我国兽用生物制品领域的权威专家。由此，科前生物与华中农大之间在众多领域都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产品研发上属于深度合作。这些人员的持股情况均已取得华中农大的同意，符合教育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以及华中农大关于党政干部、大学教师、职工在外兼职、创业的相关规定。目前，这七人团队中有五人担任科前生物董事，另外两人则担任监事，且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未在科前生物领取任何报酬。不过，在公司上市后，这些创始人都将拥有巨额的财富。
在与华中农大的合作研发过程中，科前生物与华中农大双方根据各自的擅长领域和研究条件，对研发内容进行合理分工。华中农大主要负责前期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如毒株的分离与鉴定、实验室生产工艺研究、产品质量的检测技术研究、与同类产品的对比等实验室研究内容；而科前生物在参与前期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主要负责研究成果产业化应用和成果转化、产品规模化生产工艺的应用研究、疫苗佐剂的筛选、中试研究、临床试验和复核试验等后期工作。
科前生物目前已取得32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其中与华中农大合作研发取得新兽药注册证书27项，属于双方合作研发、共同申请获得的技术成果，为双方共有。此外，科前生物共拥有专利48件，其中与华中农大共有的专利为16件。可见，科前生物在研发上与华中农大的紧密联系。
而在2019年7月，科前生物与华中农大签署了《合作研发框架协议》，以维持双方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按照市场化机制开展研发合作。华中农大为此还专门出具了说明：“即使科前生物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不再继续在本校任职，本校将继续与科前生物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科前生物可以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使用新兽药注册证书、专利技术等研发成果。”
其实，从1980年代科研院所人员下海创业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投身商业领域，更好地推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各种争议，尤其是个人持股的问题颇为敏感。像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等人在创业初期并未持股，大多挂靠在原单位名下，经过了多次腾挪之后，才终于将部分股权清晰到个人名下。
近年来，这方面的政策愈发清晰，鼓励科研院所人员进行创业创新。2017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发挥事业单位在科技创新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的示范引导作用，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科技创新活力和干事创业热情，促进人才在事业单位和企业间合理流动，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如今，很多拥有一技之长的科研人员在创业之初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拥有相关股权，不再需要遮遮掩掩，比如近期引起热议的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朱煜，其参与创办的两家公司都在申报科创板IPO，其中华卓精科为其实际控制，另外一家华海清科则为参股。
科前生物可谓是这一浪潮中的范本，不仅公司与母体（科研院所）之间一开始就各自持有股权，且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外，科前生物的创始人团队也长期保持稳定，利益关系较为清晰，并未出现各种内讧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前生物不断壮大起来，最终成为一家较具规模的上市公司，也为行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更多科研人员的创业都能以类似路径发展，想必会走得更为顺畅，也使得更多的科研成果能有机会实现转化，推动相关事业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