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自己的祖国法国刚刚踏入空间科学研究领域时，我就非常关心这一问题，即法国的科学团体无法单独为一流的空间科学项目的发展提供最完整和良好的环境。法国科学团体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缺少科学繁荣必要的开放性。具体到我自己的工作，我与国际科学家交往频繁，主要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因为在早期，美国人已经在各个方面领先了，欧洲国家或多或少处于相当的水平，我与欧洲科学家的联络更方便。1963年，我作为欧洲空间研究院(ESRO)的顾问参与了欧洲的空间项目，欧洲空间研究院于1974年改名为欧空局。这是一段辉煌的时期，它见证了一个多个国家参与的新机构的诞生，而这些国家曾常年处于战争状态，且刚刚从二战这一最惨烈的战争中走出来。1957年苏联发射全球第一颗卫星(Sputnik 1)后，空间科学因战争而关闭的大门重新打开了，新一代的科学家逐渐形成一个全新的概念一一欧洲。几年后，在空间科学领域，欧洲通过国际合作而迅速发展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梯队。感谢空间科学，我们很快与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建立了联系，各国都热衷于开展空间科学的合作，原因是谁都无法独立完成一个空间项目，或者是因为这样可以与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合作。
　　那与中国科学家的联络与合作呢?最初非常少！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欧空局任科学项目主任时，惊讶地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个中国科学家团队的来信，当时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合作参与欧空局星簇计划的邀请。我们对来自中国的回复感到非常惊喜，因为我们只知道非常少的几位中国科学家，且与任何中国科学家都没有任何联系。我和合作各方对这些陌生的朋友给予了积极的回复，并对第一次北京之行翘首企盼。对欧空局以及星簇团队来说，这开启了最有成效、最迷人的旅程。伴随着中国双星计划的实施，双方的合作达到了顶峰。
　　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36届世界空间科学大会(COSPAR大会)是中国空间科学团体的又一次成功。全球第一颗卫星(Sputnik 1)发射后，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COSPAR)于1958年成立，以促进各国空间科学家的交流。我非常荣幸地主持了北京COSPAR大会，并有机会了解中国空间科学所取得的其他一些成就。来自全球的2000多位科学家相聚北京，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感受年轻的中国同行的激情与能力。
　　自2003年开始，我在位于瑞士首都伯尔尼的围际空间科学研究所(ISSI)任执行主任，这是一个只有8名全职员工的机构。我们组织研讨会，为空间科研成果的分析、讨论提供一个没有政治压力的环境，有些议题可能会比较微妙、具有争议性，比如环境变化。每年，ISSI接待800位来自全球各地的来访者，包括中国。2010年12月，在一个关于未来如何在极地上空观测太阳的论坛上，中国成为焦点所在。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年发射太阳极地轨道射电望远镜(SPORT计划)，且正在为这一研究开展国际合作。这次论坛共有来自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几个太空研究领域的主要国家的35位科学家参与，中国有7位科学家参会。
　　不管政治体系如何，空间科学为国家间提供了一个开放对话的机会。希望中国继续开展国际合作，并以此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欧洲和美国模式的优点之一就是管理结构明晰、做法明确。如果中国想登上自己的空间站，中国应该无偏见地向各国开放，而不是像国际空间站各方对待中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