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蓉村，号蓉邨，苏州洞庭东山人。原在苏州护龙街五百六十七号闾邱坊巷口开设博古斋书坊。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大量旧家贵族汇聚上海，他们为了生计，纷纷“争贷所储书籍，以易钱米”，上海由此成为旧书交易中心。专营古籍的博古斋也开始了向上海发展的步伐，据《民国上海出版业》记载，柳蓉村于民国七年（1918）在上海汉口路惠福里弄口设立博古斋分号，从此跻身上海书林。
　　和其他书客不同的是，除了得当的经营方式外，柳蓉村对古籍有着深入的研究，陈乃乾曾说柳蓉村“虽未尝学问，但勤于研讨，富于经验，且获交于江建霞、章硕卿、朱槐庐等诸辈，习闻绪论，遇旧本书，入手即知为何时何地所刻，谁家装潢，及某刻为足本，某刻有脱误，历历如数家珍。家本寒素，居积致小康，每得善本，辄深自珍秘，不急于脱售。夜深人静时，招二三知音纵谈藏书家故事，出新得书，欣赏传现。屋小于舟，一灯如豆，此情此景，至今犹萦回脑际也”。刘承干也有“蓉村精鉴别，于宋元旧椠能识其真伪，余尝以今之钱听默称之”之说，可见，柳蓉村在古籍的鉴别研究方面确实具有很高的水准。也正是凭借着这一特殊的优势，柳蓉村很快拉近了和上海学林的关系，其经营的博古斋也在上海打开了局面。
　　也因为书籍的缘故，在上海扎下根来的柳蓉村和同在上海的刘承干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从刘承干为柳蓉村刻书写序一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但两人的往来却是远远早于此，据《求恕斋日记》记载，刘承干在1913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就有“柳蓉村来”的记录，并于五月初六日向柳蓉村购买了元版《隋书》等十一种。因此，两人的往来至迟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此后，柳蓉村不断地上门推销书籍，刘承干也从柳蓉村手上买了很多书籍，柳蓉村的博古斋成为嘉业堂藏书的重要来源。
　　书客在书籍的流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书客逐利的本性也往往让购书者产生不快。与刘承干交往的书客中，贪小便宜者有之：“邱绍周来，余处前在南京购有《学津讨原》残本，绍周欲之，将明刻《水东日记》、《诗经类考》、《二思堂丛书》三种向余掉换，初时说定四十元，伊将此三种强余换去，其实此三种所值不到三十元耳。甚矣，书估之欺人也。”
　　以己书高估价将刘之书籍强行换取，让刘承干有“甚矣，书估之欺人也”之感叹。
　　重复售卖者有之：“汤治平来，携书求看。伊近来有自广东丁氏来何义门手批《（精）津逮秘书》共一百一十二本，经筱珊审定，确系真迹，余已向彼买定，计洋六百元。不意伊书又曾携至石铭处求售，石铭连《仪礼》只还六百元，汤即将此书归余，而石铭匿其书不与，以六百五十元强与成交，汤则莫可奈何，只得售于彼矣。然书籍乃风雅之事，今则锱铢必较，事同市井，吾所不取。”
　　对于张石铭的强买之事，刘承干无可奈何，虽然心中有点不快，但也只好以“书籍乃风雅之事，今则锱铢必较，事同市井，吾所不取”来为自己找个台阶下。但从这件事中反映出来的书估多头兜售、牟取高价的恶劣行径也确实让人愤慨。
　　柳蓉村作为书客，当然也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张元济在致傅增湘的信中就有关于柳蓉村这方面的记载：“柳蓉村可恶已极，仅见寄《方言》、《困学纪闻》两种与尊处，问《大戴礼》，则云已售去，问某某，则云尚未修好，其实皆是一种鬼蜮伎俩，已令将《方言》两种径寄去。书估面目，骄人至此，吾辈不可不有以惩之也。”
　　“《方言》及《困学纪闻》因柳估过于居奇，自视太重，故不愿代寄。前日往询，则云邮局令其作价，须先报关费，钱太多，尚未寄出，云云。弟已催令速寄，但不知有无变卦。《大戴记》探知，云售与孙星如，问诸孙君，云亦在磋议，尚未到手，究不知从中是何狡狯。柳估为人，可恶之至。”
　　柳蓉村先是谎称尚未修好的《大戴记》已售去，使用一些令人不快的“鬼蜮伎俩”，后又“过于居奇，自视太重”，因费用原因不肯代寄《方言》、《困学纪闻》，这些都使得张元济对柳蓉村的行为十分恼怒。
　　虽然张元济和柳蓉村在购书的过程中出现过令人不愉快的状况，但刘承干和柳蓉村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甚至对柳蓉村的售书颇为满意。刘承干对柳蓉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蓉村在敝处交易有年，其人诚实可靠，决不有所游移……蓉村谨慎，非长美可比也。”不知是不是因刘承干是自己的购书大户，而使得柳蓉村对刘承干加以特殊照顾。但刘承干和柳蓉村两人的关系超越一般纯粹购书与售书这样简单的雇主关系是肯定的，刘承干多次借钱给柳蓉村购书即是证明。1914年3月，为购宁波天一阁散出之书，柳蓉村曾向刘承干借洋一百元。同年5月，柳蓉村又从刘承干处借洋一百。除了借钱之外，柳蓉村也为刘承干售卖嘉业堂所刻之书。刘承干日记中有“午后柳蓉村来，携去《雪桥诗话》二十部代为销售”的记载。
　　除了书客的身份，柳蓉村同时还刊刻书籍。陈乃乾说：“影印大部丛书之事，博古斋实开其端，所印有《士礼居》、《守山阁》、《墨海金壶》、《拜经楼》、《百川学海》、《津逮秘书》、《宋六十家词》诸种，以一人之力而翻印旧书至数千册，可谓豪矣。”柳氏影印的丛书多是大部头者，其中不少搜罗美备，校雠亦极精审，有的原本流传稀少。
　　如1920年印的《借月山房汇钞》，清张海鹏辑，共十六集，其书搜采前明并清儒未刊之籍，若惠定宇《易例》、陶正靖《詩说》诸书。传本绝稀，世不经见，当时藏家往往有缺失之憾。
　　1921年印的《墨海金壶》，清张海鹏辑，是书刻于嘉庆十七年（1812），没多久，即毁于火，残版后归金山钱氏，故传本绝少。柳觅得原版，重印以行世。是年还印了清钱熙祚辑“守山阁丛书”。
　　1922年印的“拜经楼丛书”，清吴骞辑，是书种数已不可考，多稀见之本，吴氏自著《诗集》、《诗话》、《珠楼遗稿》、《哀兰绝句》、《愚谷文存》、《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等皆在。柳氏积年裒辑，仅而能全。
　　这些书籍的刊刻，无疑是“有德于往贤”、“嘉惠于来哲”的豪举，为此，柳蓉村也是尽心竭力。刘承干日记中有柳蓉村为筹集刻书的费用而贱卖书籍的记录：“1920年5月24日下午柳蓉村来，与之买成查他山太史手批苏诗二部，计洋五百四十元。此乃著名之物，蓉村初得时非千元不卖，现以印石印《借月山房》、《大观录》二书须万元本钱，现款周转不灵，故贬价售之。”
　　认同“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更广”的刘承干，自己也有刊刻丛书之举，对于同是刊刻丛书的柳蓉村自然大加赞赏，倾囊相助。除了购买柳蓉村书籍，助其回笼资金、刊刻书籍之外，还帮助提供刊刻书籍的底本，柳蓉村在刊刻《借月山房汇钞》时，刘承干就提供过底本。
　　刘承干对柳蓉村刻书的支持，还表现在为其刊刻丛书为序。对于柳蓉村求序的要求，刘承干几乎是有求必应，《百川学海》、《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守山阁丛书”、“拜经楼丛书”，都有刘承干写的序言。在序言之中，刘承干对柳蓉村的刻书之举也是不吝赞美之词：
　　蓉村付之印人，广为流布，与夫韫椟而藏惟求善贾者，其立心公私为何如耶？殆今之钱听默也。昔听默开萃古斋，视书之装钉签题，便晓某家某人之物，素称识古，所见多异本，当时黄荛圃、顾涧宾诸老无不交誉之，蓉村非其流亚欤？虽然听默可谓贤矣，至于出其私橐流传古书，则未之及也。
　　刘承干与柳蓉村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与一般书客的关系，尤其是柳蓉村以一人之力刊刻书籍之举，深得刘承干的赞赏，两人可谓是真正的“斯文绝续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