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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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在传统文化、传统意义系统出现剧烈震荡时,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既批判传统思想,又结合“国家民族的改造”目标,提出了意义重构的问题,旨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并建构起一整套具有现代性价值的意义系统.这不仅呼应了时代变革的诉求,而且成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发生的逻辑基点.陈独秀、胡适等人大力倡导“文学改良”“文学革命”,重点是关注新文学在价值层面、意义层面上的整体转换,期待新文学能够在这两个方面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一是超越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意义约束,表现现代中国人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精神自由的向往;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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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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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在传统文化、传统意义系统出现剧烈震荡时,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既批判传统思想,又结合“国家民族的改造”目标,提出了意义重构的问题,旨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并建构起一整套具有现代性价值的意义系统.这不仅呼应了时代变革的诉求,而且成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发生的逻辑基点.陈独秀、胡适等人大力倡导“文学改良”“文学革命”,重点是关注新文学在价值层面、意义层面上的整体转换,期待新文学能够在这两个方面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一是超越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意义约束,表现现代中国人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精神自由的向往;二是通过文化反省与批判,赋予新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意义内涵.这就使得中国新文学在发生之际就表现出给予现代中国人的性格、心理和精神等诸多领域高度关注的创作特点,展现出向民族文化性格和心理结构深处开掘的创作走向,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价值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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