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这篇小说以“光之羽”为名，也许暗示作者意在从尘埃中开出花来，在暗沉的底层生活中发现光之所在。小说讲述了无妻无子带着老父独自生活的“我”（马瞭），在热心的苍蝇小店老板娘帮助下，相亲认识了离异后进城打工的郑洁。由此，郑洁和她的儿子乌冬以及好赌的前夫分别走进了“我”的生活，并渐渐揭开了“我”失去儿子、老父疯癫的前尘往事。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我”名义上是警察实际却只是个辅警，郑洁进城打工不仅要带着孩子还要时刻面对来自前夫的威胁，苍蝇店老板娘未到故事结束便已经黯然离开，还有始终隐在暗处的郑洁前夫、作为路人甲的出租车司机……
　　作者的叙述姿态没有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批判，也没有贩卖廉价的同情，而是竭力贴近其叙述对象，以平视的方式观照并书写他们的生活。在阿英有节制的叙述之下，这些人物以一种极自然坦荡的姿态面对人生苦厄，他们固然无多少闲暇享受生活的悠闲、多彩，但也不过多吐露愁苦和伤痛，默默承受是他们独自时的姿态，互相温暖是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
　　当然，作家不是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作家必须让光从人物的生活里生长出来，从他们的心灵中氤氲开来。一旦有失，这些光就会成为不自然的人工灯泡，作品就会在某种主流话语的照射下失真。
　　小说中几次提到“光”的意象，一次是乌冬深夜去“我”家，“我”跟他互相寻找：“我只好又原地跃起。钥匙串抽打屁股，如一条碍事的尾巴。我举高一只手，仰头，发觉恰好位于路灯正下方。一蓬光线，花洒般泄下。”孩子的信任和快乐同时照亮了这两个人，“他嘎嘎笑，在我怀里打挺。我抱了很久，不出声，也没放下”。另一次是在“我”抓赌迷路之后，电话里乌冬告诉“我”岸上有一座石塔，塔尖有一盏长明灯。于是，在荒凉寂静的深夜，我在一系列意识回溯之后回到现实：“沟陡且滑，那道光线在天空弯曲，悠荡，鱼线般甩来甩去，渐渐抵近我。我甘愿被它垂钓。”这些光都其来有自，有绝对可靠的现实依据——路灯、长明灯;同时又充满象征意义，它们是来自同类的简单而真诚的关怀、温暖和爱。
　　从表面上看，小说的叙述动力来自于对“我”婚姻的期待，小说在随后的演进中也始终沿着相亲、抓赌两条线索交错前行。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则是底层人物对稳定生活，对温暖人生的本能向往推动了小说的叙述。“我”、郑洁、老板娘，甚至半疯的父亲，还有些童稚的乌冬，都明确表达出了这种向往。
　　《光之羽》似乎很容易被归到底层叙事一类文本。底层叙事的功绩之一就是通过文本将城市边缘人带进大众视野，为高歌猛进的现代化书写添上一抹沉重悲悯的色彩。但这种叙事往往基于作者（通常是知识分子）对底层的想象而不是直接经验，于是其中就不同程度地带上了作者自身的主观判断和道德臆测，从而呈现出对生活困境奇观式的消费和对底层人物道德化的表达。阿英对于这种叙事套路显然是有所警惕的。困境固然是人物挥之不去的存在底色，却不是作者着力铺叙的方向。小说中对人物困境的呈现多用曲笔，浅淡勾抹，留白无限。比如借老板娘之口讲述郑洁的经历，始终是在保媒拉纤的氛围中进行，只用淡淡的一句：“你都多久不笑了，是吧？”同情悲悯自在其中，何用大肆铺排煽情。而小说中“我”关于茶室的一段评说颇有底层对精英阶层审美进行调侃解构之意，也可见主人公们在生活困境遮蔽下内心的丰富与强大。
　　人在城市中生存与乡村中不同，乡村是熟人社会，人们见面会打招呼，彼此攀谈，互相了解;而城市中的人，即使在小区、饭店长时间同处一个空间也可能不攀谈不交流，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匿名”的。而小说文本让人物从无名中凸显出来，发现并认同他们作为个体的特殊性。阿英在其作品中建构起了一个相对闭合的小型熟人社会，“我”、郑洁、乌冬甚至饭店老板娘，在相互对望中建立起对彼此的伦理期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抱团取暖”的渴望，一旦这种期待得到满足，他们就成功地从对方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生活处境的荒凉与陌生，建立起对未来的信心与期待。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来自他人的爱与温暖照亮困境中的心灵，小说则照亮被遮蔽的底层生活现场。基于此，这篇小说倒也的确堪以“光”为名。
　　（吴媛，保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在读。有多篇评论文章见于报刊。）
　　編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