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比如沃尔特·惠特曼，——“活着”的诗人都“住”在哪里呢？
　　电影里。《春风化雨》中，学生们一边吟诵惠特曼他的“船长，我的船长”一边跳上书桌的那一幕，已成为很多人热爱电影和诗歌的理由；
　　课堂上。据说哈佛大学博克学院为支持教师们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培养“下一代的人文主义者”，开设了新课程，让说唱艺术家为学习者朗诵惠特曼的《自我之歌》——之前也有英国学者将说唱歌手2Pac的《Hit Em Up，》与惠特曼的自由体诗相比较——想想那些卷舒自如的断句，自由奔放的节奏，汪洋恣意的情感，可不就是一首纸上Rap？！
　　也有的“居所”出人意料，比如美国歌手Lana DelRey的右胳膊上。一次采访中，Rey（中国粉丝将她的名字译为“拉拉打雷”）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最新文身——“惠特曼·纳博科夫”，两位她在歌曲中引用过句子的作家的名字。
　　已离世一百多年的诗人为打雷姐所崇拜，不足为奇。因为“复古”，是这位风格百变歌手的标签之一，她不仅凭金发复古造型为时尚界所青睐，更在音乐中将复古进行到底——对待“复古”，打雷姐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走六十年代复古风路线的打雷姐，不仅曲风如此，所崇拜的偶像也蛮“复古”：猫王、梦露、摩纳哥王妃，还有惠特曼。
　　作为美国诗歌之父，惠特曼的作品影响了无数后人，——庞德称他为“固执的父亲”——打雷姐也在《BodyElectric》中宣称“Whitman ismy daddy”，这首歌的歌名便来自惠特曼的长诗《I Sing TheBody Electric》，在歌中，她反复唱着“我歌唱带电的肉体”，那慵懒迷幻的声线仿佛正与惠特曼的诗句摩擦起电。
　　因为声线低沉而被叫作“殡仪馆天后”的打雷姐，音乐中流露出对通过死亡不朽于历史这种存在方式的向往。为死亡唱颂歌，让她在灵魂上更加靠近惠特曼。谈及此，乐评人耳帝说：“像她最喜欢的诗人惠特曼所说的：一切都在进行，进行，没有什么崩溃，死和任何人想象的都不同，而且更幸運”。
　　如果得知自己的诗句出现在打雷姐的歌中，惠特曼一定会笑，笑声震动起他长长的胡须，仿佛雷鸣惊醒沉睡的生灵（那雷声来自打雷姐？）“来，把这个礼物拿走”，他也许会再写一首《给某位女歌唱家》，然后慷慨地送上诗句。
　　音乐之于惠特曼，一向拥有至高无上的魅力，他一生热爱意大利歌剧、演讲和海浪的滔滔声，F，O，马西森在《美国文艺复兴》中指出，这是他诗歌音律的主要来源。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大歌剧在纽约极为风靡流行。最初，它们留给青年惠特曼的印象是“令人痛苦的嚎啕，懒洋洋的拖腔，刺耳的尖啸和垂死前那种咯咯的喉音”，但慢慢地，他沉浸歌剧中，最后竟如痴如狂。大歌剧的音乐性与戏剧性融入了惠特曼的感觉世界，当他决心寻找和创造一种新的韵律去歌唱新世界时，便刻意地模仿起意大利歌剧——借鉴了歌剧中的宣叙调和咏叹调两种形式及序曲和结局，惠特曼创造出所谓的“有机韵律”的诗体，他的诗歌从而具有了绚丽多彩的音乐性，“要不是看了那些歌剧，我也许写不出《草叶集》来”，惠特曼把自己的诗歌创作描述成“严格意义上的意大利歌剧式的写作方式”，暗示了音乐对其创作的影响。
　　因此，翻开《草叶集》，会有种错觉：这是一本歌集而非诗集，看看这些诗的标题：有“歌”——《回答者之歌》、《大斧之歌》、《一支加利福尼亚的歌》等；有“歌手和乐手”——《狱中的歌手》、《已故的男高音歌手》、《神秘的号手》等；有“歌唱”——《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我在春天歌唱着》、《歌唱那神异的正方形》……难怪有人说打开《草叶集》就像打开音乐的大门。
　　“没有人比惠特曼更能抓住在美国社会体制中音乐的重要性”，大卫·伊斯曼，《贩卖音乐》一书的作者，称这位民主派诗人的诗都包含了音乐的隐喻，他发现：“歌曲”、“歌唱”、“歌唱家”和“唱歌”这样的词汇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出现了三百多次；仅在他的诗歌标题中就使用了七十二个不同的音乐词汇，——引用惠特曼的诗句，我们也许该“用狂喜的歌来歌唱这一发现”。
　　希望能不停地唱下去，直到死亡的惠特曼，那颗为自由而歌的心至死方休。在老年的黄昏时刻，惠特曼回顾起过去，灵魂在那些“听到过的歌曲，或最美的生活插曲”里悠闲地漂浮，他于是写下这样的诗句——“懒懒地随着退潮向下流荡/这样的微波，略带梗塞的声音，从岸上引起回响”，虽然无数人为这微波的回响所打动，但诗人说：最强有力和最美妙的诗歌还有待人们去吟唱。
　　（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