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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各方面发展最快的时代，是一个走向知识经济、走向信息社会、走向“晚辈文化”的时代。
这个时代既让人兴奋，又使人困惑。有人调侃道：“一上网，感到天下大乱；一开电视，又觉得天下太平。”这种心态，表明了在多元文化的今天，人们不善于鉴别和分析各式各样、铺天盖地涌来的信息。
哲学工作者指出，现代社会有两个新特点：“合理分歧”和“不定风险”。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一些分歧是合理的，是可以并存的；而风险是难以预料，是不确定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理解、把握合理分歧和善于预见、处理风险。
达到这种要求，对于成年人已经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而对未成熟的孩子来说，则更是难上加难。不过，现在有了“正能量”这个试金石，在面对良莠混杂、泥沙俱下的信息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删繁就简，有效地鉴别、选择的方法。
“正能量”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可以使人表现出一个新的自我，从而更加自信、更加充满活力。相反的则是“负能量”。
教育工作面对的是未成熟的孩子，他们多么需要我们传递“正能量”，激发“正能量”啊！
“苗圃”“温室”的作用
我们当然要提倡孩子们独立自主，敢于创新，但并不是给他们的自由度越高，“开放”得越彻底，他们发展得就越好。也不能把“开放”和“封闭”绝对地对立起来，好像“开放”就是绝对的好，“封闭”就是绝对的坏。
东南大学的樊浩教授在《现代教育的文化矛盾》中提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新的生命总是在封闭而不是开放的条件下孕生的。鸡蛋只有在蛋壳内才能生出小鸡，婴儿只有十月怀胎才能一朝分娩，如果过早地开放，不是扼杀小生命，就是生出怪胎。封闭是开放的前提，没有封闭，也就无所谓开放。封闭与开放的关系是：当不开放就难以使生命成长和成熟时，就必须适时开放。文化生命同样遵循这个原理。文化生命的培育，文化个体与文化特色的创造，在初始阶段只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才能完成，过度开放培养的不是世界公民，而只是文化上的漫游者，这种人没有文化故乡，没有民族认同感，更没有民族意识。在国家意识形态存在和“文明冲突”的背景下，这种教育对一个民族来说，无疑是悲剧性的。”
这篇文章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一是培养孩子，开始也需要有一个封闭的环境，过早的开放，过度的开放，对孩子的成长并不好；二是培养孩子，也需要适时开放，不适时开放，也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和成熟。
这个理念，也是为了保证教育环境中“正能量”的作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要积极提供“正能量”；适时开放中，要善于选择“正能量”，才能使孩子们将来有实力去迎战狂风暴雨。正像“苗圃”“温室”对于稚嫩幼苗的作用一样，适度的封闭与开放，有利于让未成熟主体在“正能量”护卫下健康成长。
人类的童年期在动物中是最长的，教育是一种“慢功夫”，在百年树人的漫长岁月中，如果没有恰当的教育环境，要想让未成熟主体获得充分的“正能量”，可能会成为空话。
崇高理想是根本的“正能量”
现在，社会上有人把“拒绝理想，远离崇高”当做时髦，以为一谈理想，就是“假”；一论崇高，就是“空”。好像只有天天谈享受，处处聊钱权，才是真实、不虚伪。如果这种人生哲学传染了教师，影响了学生，再多的琐碎的“正能量”也无济于事。因为理想、信念是根本的“正能量”，如果根都烂了，再多的“正能量”也改变不了错误的发展方向。
在多元文化的今天，我们不能轻视“拒绝理想，远离崇高”思潮的影响，因为它已经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言碎语，而是有现代西方某些理论支持下的比较系统的理念。
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对人的本性的看法。强调人是“独立的‘人’”，人应该“认识真正的自我”，欣赏“只有自由哲学承认人的身体，思想，意志的独立性，和对自己的所有权”等等理念。有的则走得更远，提倡“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凡是反对他们看法的，就一概被他们归入被“洗脑”不可救药的类型。
这种理念的错误，在于他们只看到了人的本性中“独立”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的本性中“社会性”的一面。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强调了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这个基本性质。人类虽然没有大象强大，没有狮子凶猛，但是却能够高于它们，就在于人类能够合作。
人的社会性，这是一个基本的客观现实。看不到这一点，把个体的独立性夸大，甚至夸大到否认合作，反对集体主义，最终也会把个人毁了。
引导孩子们从小关心父母，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国家，树立崇高的理想，在这个基础上，才会不断获得真正的更多的“正能量”。
冲破“狭隘天地”运用“正能量”
教育事业是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大事情，它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教育工作不能陷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中。我们只是主张“文化生命的培育，文化个体与文化特色的创造，在初始阶段只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才能完成”。一定的封闭是为了更好地迎接、进入开放的世界。即使在一定的封闭条件下，也必须将全社会的信息，有计划、有选择、有过滤地传递给学生。
因此，对于教育者来说，务必冲破“狭隘天地”，在全社会寻找那些推动社会前进，积极向上的各种“正能量”，首先武装自己，继而引导学生。
我们的确应该很好地为学生、为家长做好服务。要服务得好，就需要善于引导学生、家长在繁杂的信息中，大浪淘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获得更多、更好的“正能量”。
现在，有的教师，甚至一些教育传媒，对于某些带有“负能量”的信息，不加分析，不加批判，貌似“客观”地传递给学生，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更有甚者，误把“负能量”当做“正能量”，推荐给师生。
塑造“优良人格”发挥“正能量”
在发挥“正能量”的问题上，作为教师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人格，自己看问题的思想方法。
因为教师面对的是未成熟主体，是稚嫩的孩子们，教师是他们成长中的“重要他人”。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有时候几乎是涉及他的一生。教师能否对学生发挥“正能量”，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成为培养第二代的大问题。
一个教师，如果总是把学生看得一无是处，经常讽刺、挖苦学生，整天气呼呼地与学生相处，缺少“正能量”，学生怎么能够健康成长？教师自己的心境怎么能够愉快？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有一定道理。其实，主要是思想方法决定命运。同样是面对“半杯水”，有的人主要看到“只有半杯了”，强调了悲观的一面；有的人主要看到“还拥有半杯”，强调了乐观的一面。这种思想方法用到人际关系上，有的人首先看到的是别人的缺点，就会感到“世界上没有好人”，这样的人，朋友只会越来越少。面对学生，首先看到学生的问题，不理解“问题”正是学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契机”，抓住了，才能激发学生继续前进。这种片面性的思想方法，孤家寡人的处世态度，由于离开了人类善于合作的本性，处处散发着“负能量”，久而久之，就决定了他人生走向失败的命运。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家英若诚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几十年我亲眼所见，有些才华出众的人，最后由于人格的褊狭误入歧途。”对此，我也有同感。有的才华出众的教师，就是因为放松了思想道德的修炼，只是片面地追求业务水平，甚至粗暴地对待学生，虽然工作也有一定成绩，但终究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原因很简单，他往往是不自觉地就散发着“负能量”，这是因为他缺少高尚人格——这个教师最根本的财富。
苏霍姆林斯基强调指出“教师的人格是进行教育的基石”。我们教师有了优良人格，才会在教育工作中不断发挥“正能量”，才能以自己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引导未成熟的孩子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这个时代既让人兴奋，又使人困惑。有人调侃道：“一上网，感到天下大乱；一开电视，又觉得天下太平。”这种心态，表明了在多元文化的今天，人们不善于鉴别和分析各式各样、铺天盖地涌来的信息。
哲学工作者指出，现代社会有两个新特点：“合理分歧”和“不定风险”。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一些分歧是合理的，是可以并存的；而风险是难以预料，是不确定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理解、把握合理分歧和善于预见、处理风险。
达到这种要求，对于成年人已经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而对未成熟的孩子来说，则更是难上加难。不过，现在有了“正能量”这个试金石，在面对良莠混杂、泥沙俱下的信息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删繁就简，有效地鉴别、选择的方法。
“正能量”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可以使人表现出一个新的自我，从而更加自信、更加充满活力。相反的则是“负能量”。
教育工作面对的是未成熟的孩子，他们多么需要我们传递“正能量”，激发“正能量”啊！
“苗圃”“温室”的作用
我们当然要提倡孩子们独立自主，敢于创新，但并不是给他们的自由度越高，“开放”得越彻底，他们发展得就越好。也不能把“开放”和“封闭”绝对地对立起来，好像“开放”就是绝对的好，“封闭”就是绝对的坏。
东南大学的樊浩教授在《现代教育的文化矛盾》中提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新的生命总是在封闭而不是开放的条件下孕生的。鸡蛋只有在蛋壳内才能生出小鸡，婴儿只有十月怀胎才能一朝分娩，如果过早地开放，不是扼杀小生命，就是生出怪胎。封闭是开放的前提，没有封闭，也就无所谓开放。封闭与开放的关系是：当不开放就难以使生命成长和成熟时，就必须适时开放。文化生命同样遵循这个原理。文化生命的培育，文化个体与文化特色的创造，在初始阶段只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才能完成，过度开放培养的不是世界公民，而只是文化上的漫游者，这种人没有文化故乡，没有民族认同感，更没有民族意识。在国家意识形态存在和“文明冲突”的背景下，这种教育对一个民族来说，无疑是悲剧性的。”
这篇文章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一是培养孩子，开始也需要有一个封闭的环境，过早的开放，过度的开放，对孩子的成长并不好；二是培养孩子，也需要适时开放，不适时开放，也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和成熟。
这个理念，也是为了保证教育环境中“正能量”的作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要积极提供“正能量”；适时开放中，要善于选择“正能量”，才能使孩子们将来有实力去迎战狂风暴雨。正像“苗圃”“温室”对于稚嫩幼苗的作用一样，适度的封闭与开放，有利于让未成熟主体在“正能量”护卫下健康成长。
人类的童年期在动物中是最长的，教育是一种“慢功夫”，在百年树人的漫长岁月中，如果没有恰当的教育环境，要想让未成熟主体获得充分的“正能量”，可能会成为空话。
崇高理想是根本的“正能量”
现在，社会上有人把“拒绝理想，远离崇高”当做时髦，以为一谈理想，就是“假”；一论崇高，就是“空”。好像只有天天谈享受，处处聊钱权，才是真实、不虚伪。如果这种人生哲学传染了教师，影响了学生，再多的琐碎的“正能量”也无济于事。因为理想、信念是根本的“正能量”，如果根都烂了，再多的“正能量”也改变不了错误的发展方向。
在多元文化的今天，我们不能轻视“拒绝理想，远离崇高”思潮的影响，因为它已经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言碎语，而是有现代西方某些理论支持下的比较系统的理念。
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对人的本性的看法。强调人是“独立的‘人’”，人应该“认识真正的自我”，欣赏“只有自由哲学承认人的身体，思想，意志的独立性，和对自己的所有权”等等理念。有的则走得更远，提倡“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凡是反对他们看法的，就一概被他们归入被“洗脑”不可救药的类型。
这种理念的错误，在于他们只看到了人的本性中“独立”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的本性中“社会性”的一面。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强调了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这个基本性质。人类虽然没有大象强大，没有狮子凶猛，但是却能够高于它们，就在于人类能够合作。
人的社会性，这是一个基本的客观现实。看不到这一点，把个体的独立性夸大，甚至夸大到否认合作，反对集体主义，最终也会把个人毁了。
引导孩子们从小关心父母，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国家，树立崇高的理想，在这个基础上，才会不断获得真正的更多的“正能量”。
冲破“狭隘天地”运用“正能量”
教育事业是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大事情，它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教育工作不能陷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中。我们只是主张“文化生命的培育，文化个体与文化特色的创造，在初始阶段只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才能完成”。一定的封闭是为了更好地迎接、进入开放的世界。即使在一定的封闭条件下，也必须将全社会的信息，有计划、有选择、有过滤地传递给学生。
因此，对于教育者来说，务必冲破“狭隘天地”，在全社会寻找那些推动社会前进，积极向上的各种“正能量”，首先武装自己，继而引导学生。
我们的确应该很好地为学生、为家长做好服务。要服务得好，就需要善于引导学生、家长在繁杂的信息中，大浪淘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获得更多、更好的“正能量”。
现在，有的教师，甚至一些教育传媒，对于某些带有“负能量”的信息，不加分析，不加批判，貌似“客观”地传递给学生，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更有甚者，误把“负能量”当做“正能量”，推荐给师生。
塑造“优良人格”发挥“正能量”
在发挥“正能量”的问题上，作为教师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人格，自己看问题的思想方法。
因为教师面对的是未成熟主体，是稚嫩的孩子们，教师是他们成长中的“重要他人”。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有时候几乎是涉及他的一生。教师能否对学生发挥“正能量”，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成为培养第二代的大问题。
一个教师，如果总是把学生看得一无是处，经常讽刺、挖苦学生，整天气呼呼地与学生相处，缺少“正能量”，学生怎么能够健康成长？教师自己的心境怎么能够愉快？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有一定道理。其实，主要是思想方法决定命运。同样是面对“半杯水”，有的人主要看到“只有半杯了”，强调了悲观的一面；有的人主要看到“还拥有半杯”，强调了乐观的一面。这种思想方法用到人际关系上，有的人首先看到的是别人的缺点，就会感到“世界上没有好人”，这样的人，朋友只会越来越少。面对学生，首先看到学生的问题，不理解“问题”正是学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契机”，抓住了，才能激发学生继续前进。这种片面性的思想方法，孤家寡人的处世态度，由于离开了人类善于合作的本性，处处散发着“负能量”，久而久之，就决定了他人生走向失败的命运。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家英若诚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几十年我亲眼所见，有些才华出众的人，最后由于人格的褊狭误入歧途。”对此，我也有同感。有的才华出众的教师，就是因为放松了思想道德的修炼，只是片面地追求业务水平，甚至粗暴地对待学生，虽然工作也有一定成绩，但终究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原因很简单，他往往是不自觉地就散发着“负能量”，这是因为他缺少高尚人格——这个教师最根本的财富。
苏霍姆林斯基强调指出“教师的人格是进行教育的基石”。我们教师有了优良人格，才会在教育工作中不断发挥“正能量”，才能以自己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引导未成熟的孩子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