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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周作人；竹枝词；风土；谐诗；川柳
摘要：周作人喜爱风土志，重视民俗学研究，反对“道学气”，这使其文化视野向着竹枝词敞开；反过来，从他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态，因此，借“周作人与竹枝词”这“一斑”可略窥“周作人民间文化情怀”之“全豹”。在有关文章中，周作人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竹枝词并显示其对竹枝词的审美取向：一是重视竹枝词的“土风”，甚至出现了“重注轻诗”的取向；二是重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在纵向的层面上将竹枝词置于中国谐诗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在横向的层面上则通过与日本川柳的比较来阐明竹枝词的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4-0034-05
竹枝词，或名竹枝、竹枝歌、竹枝子、竹枝曲、巴渝曲等，学界一般认为竹枝词本为古代巴渝一带(今四川东部)的民歌，唐代时文人介入，据其体式和风格创作新词。据朱自清考察：“《词律》云：《竹枝》之音，起于巴蜀，唐人所作，皆言蜀中风景。后人因效其体，于各地为之’。这时《竹枝》已成了一种叙述风土的诗体了”。使竹枝词在诗坛上大放光彩并盛行于世者，当推刘禹锡。刘曾参与王叔文的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遭到贬谪。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刘禹锡来到夔州，得闻民间竹枝之曲。屈原入湘沅后以其地民歌体式作《九歌》，同样善于向民间艺术学习的刘禹锡遂仿照屈原之例创作《竹枝词》九篇，后又创作《竹枝词》两篇，共11篇。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便是其《竹枝词二首》之一。刘禹锡并非创作竹枝词的第一位文人，但竹枝词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体式进入中国诗歌史，刘禹锡却功不可没。此后宋元明清，直至当代，竹枝词创作一直绵延不断。
周作人对竹枝词给予过很多关注，他曾几次撰文阐述与竹枝词有关的问题。周作人学识渊博，而又倾心风土民俗，更兼反对“道学气”，所有这些都使其文化视野向着竹枝词敞开。可以说，周作人与竹枝词的相遇具有一种必然性；反过来，从其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态。事实上，本文的写作目的即在于借“周作人与竹枝词”这“一斑”而窥“周作人民间文化情怀”之“全豹”。
在有关文章中，周作人对竹枝词的源流、分类及艺术特点都有所论述。
首先，周作人对竹枝词的源流概略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说起竹枝的历史，大家都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之，关于人的汉有刘子政的《列女传赞》，关于物的晋有郭景纯的《山海经图赞》，不过以七言绝句的体裁，而名为竹枝者，以刘禹锡最早，这也是事实”。周作人还认为刘禹锡的竹枝词“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化吧”。一些论者将文人竹枝词的首事之功归于杜甫，周作人的看法能否站得住脚另当别论，但周氏所认为“古已有之”的刘子政《列女传赞》和郭景纯《山海经图赞》在艺术表现上与竹枝词的相似之处值得研究者关注。
其次，周作人对竹枝词的外延、分类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周作人看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来引申，咏史事，咏名胜，咏方物，这样便又与古代的图赞相接连，而且篇章加多，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虽然风趣较前稍差，可是种类繁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自占有一部分地位了”。此之谓“百咏”，周作人举了阮阅所著的《郴江百咏》、朱彝尊所著的《鸳鸯湖棹歌》、纪昀所著的《乌鲁木齐杂诗》、蔡云所著的《吴歈百绝》等书为例，他将这些著作中的诗歌皆视作竹枝词。这些诗作性质不完全统一，在《北京的风俗诗》一文中，周作人对它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分类，共分三大类：第一类所咏差不多全属历史地理性质，虽说也在歌咏土风之胜，实际上只是山川古迹，往往与平常怀古之诗相似。周作人最不看重此类。第二类延续了第一类对山川古迹的歌咏，但“略变其面目”。所谓“略变其面目”即是“加入岁时风物的分子”，由此较前一类来说较为周作人所喜爱。周作人在这里重点以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为例，且很看重《鸳鸯湖棹歌》在竹枝词发展史上的地位。周作人说：“元明之间所作亦不甚少，惟清初朱竹坨的《鸳鸯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词之盛行于世，实出于此”。《鸳鸯湖棹歌》的身后，和诗蔚为大观，堪称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鸳鸯湖棹歌》为朱彝尊歌咏故乡嘉兴风俗习惯的诗集，棹歌为起源于江南水乡民间歌谣的一种诗体，宋元以后棹歌渐渐向着与竹枝词、浪淘沙合流的方向发展，故《鸳鸯湖棹歌》也被周作人视为竹枝词)。第三类竹枝词以风俗人情为主，是所谓的“风俗诗”。“平铺直叙不能讨好，拉扯故典陪衬，尤其显得陈腐”，所以“余下来的办法便只有加点滑稽味，即漫画法是也。所以这一类的竹枝词说大抵是讽刺诗并无不可……”既是风俗诗，又带有讽刺的倾向和诙谐的风格特征，也即“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这也是周作人最为喜欢的一类。
最后，从周作人的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竹枝词的特质。前文所述周作人对竹枝词大刀阔斧的分类，即可看出他的审美取向。像周作人所说的第二类，之所以比前一类更对他的胃口，根本原因即在于加入了“岁时风物的分子”；而作为“竹枝正宗”的第三类之所以最为他所喜爱，除了“风土”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标准即是这类词具有讽刺、诙谐特质。清代王士稹对竹枝词的特质有过很好的概括：“竹枝泛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人，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王士稹是从竹枝词与绝句相区别的角度提出竹枝词的特质的，概括有二：其一题材集中在风土人情上；其二风格以诙谐风趣为主。虽然在相关文字中看不到周作人对这两大特点具体而专门的表述，但从整体上考察，周作人关于竹枝词的论述(《关于竹枝词》、《北京的风俗诗》、《汴宋竹枝词》、《竹枝词的打油》等)，几乎都是围绕这两个特点加以展开的。下面即从这两个层面进一步讨论。
竹枝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和浓烈的地方色彩，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多种地域性的竹枝词创作，诸如三峡竹枝词、西湖竹枝词、扬州竹枝词、都门竹枝词、岭南竹枝词，等等。作为风土诗，竹枝词在民俗学上具有重要价值。这样一来，喜爱风土志、重视民俗学研究的周作人便很自然地与竹枝词相遇，周的文化心态与竹枝词有着很好的契合。
周作人特别钟情于描绘物产习俗、风土人情的书籍。在《广东新语》中周氏如是说：“我很喜欢讲风物的书。小时候在丛书里见到《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北户录》等小册子，觉得很有兴味”。兴趣所及，又岂止他此处所列的《南方草木状》等书籍，诸如《陶庵梦忆》、《帝京景物略》、《清嘉录》、《一岁货声》、《燕京岁时记》、《如梦录》等风物志更是常被提起。《关于竹枝词》在一开头便大段引用了此前周作人自己所写的两篇文章，其一是《(燕都风土丛书)序》，其二是《十堂笔谈》之 九《风土志》。在所引用的文字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了他对记录“风俗物产”的书籍的喜爱：“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所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所以他屡屡撰文介绍“风土志”，介绍地方风物，推动民俗学研究。
在周作人看来，要想真正知悉中国文化，须深入民间，踏踏实实从事民俗学研究。他说：“研究中国文化，从代表的最高成绩看去，固然是一个方法，但如从全体的平均成绩着眼，所见应比较地更接近真相”(《专斋随笔》)。在《风土志》中，周作人说：“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民间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要想使文艺具有个性，也须借助“强烈的地方趣味”，使其具备“风土的力”(《旧梦》)。除了这些出于直接功利的目的外，周作人之喜爱“风土志”，还出于其童年体验，如在《立春以前》中，周氏认为：“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度过了我的儿童时代”，虽然已是破落大家，“不过故乡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是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举凡祭灶、祀神、祭祖、过年拜岁、逛大街、看迎春、春分祠祭、清明扫墓，种种习俗、诸般风物均印于周作人心上，于是“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这些知识“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许多岁时记与新年杂咏之类的书我也还是爱读不置”。另外，周作人之喜爱“风土志”还出于对一种活泼健全且充满诗意的农耕文化的怀旧情感，这一点较为复杂，此处不赘。总之，周作人对“风土志”的钟情，使其文化视野自然地向竹枝词敞开。不仅如此，它还决定了周作人对竹枝词的审美取向，即最喜爱和最重视竹枝词的“土风”。所以周作人尽管将竹枝词的外延拓展得很宽，但其关注的中心却在于作为风俗诗的竹枝词，周作人称其为“韵文的风土志”，并视之为“竹枝正宗”。他说：“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诗，虽然如竹坨《棹歌》第十九首云：‘姑恶飞鸣逐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这样的诗我也喜欢，但我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土风’。”在《汴宋竹枝词》中，周作人也说：“我不懂得诗，但竹枝词以志民俗风物，又事属汴京，作者对于风土之变不能无深恫，如小引所言，此则读者虽是风雅外行，也能赏识也”。
对竹枝词“土风”的强烈关注，使得周作人非常看重原诗下面的注解，甚至有重注轻诗之取向。周作人说：“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偶尔有点小注或解题，后来注渐增多，不但说明本事，为读诗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为当然必具的一部分，写得好的时候往往如读风土小记，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趣味”。在《汴宋竹枝词》中，周作人便是读注甚于读诗，该文举了两个例子，均是从原诗的注解加以展开，而并未从艺术的角度对竹枝词本身加以讨论。这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周作人的民俗学视野和他对竹枝词的价值取向。无独有偶，施蛰存在1990年呼吁抢救和保存竹枝词时说：“我想建议诸位竹枝词的收集家，把众多的竹枝词筛选一下。首先淘汰一批只有诗，没有注文的；再在有注文的作品中选取其有民俗学资料价值的，这样就可以减少数量，撷取精华；然后分省编录，由各省志书编辑室分别承担印行，这就省力省事，可以收到保存文献的效果”。重注轻诗的倾向与竹枝词艺术显然存在着疏离，但从民俗学视角来说，周的取舍带有一定的合理性。
竹枝词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其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一贯反对“道学气”的周作人对竹枝词的诙谐特征作了较为全面和较为透辟的论述，这些论述既着眼于竹枝词而又不局限于竹枝词；既论述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又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所针砭；既可视作对竹枝词的考察，又可视作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批评，视野开阔，认识深入。总的来说，周作人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加以展开的。在纵向层面上周作人将竹枝词的诙谐幽默置于中国古代谐诗的发展历程中来考察；在横向层面上周作人将中国的竹枝词与日本的川柳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如前所述，在《北京的风俗诗》一文中，周作人将竹枝词分为三大类，在他看来，最上者即是以风俗人情为主，“乃是竹枝正宗”，该类竹枝词即是风俗诗。这些风俗诗在艺术上平铺直叙不能讨好，拉扯故典又显陈腐，余下即是走滑稽一途，由此而成讽刺诗。周作人勾勒了中国古代谐诗的发展历程。他从批判的角度指出，中国历来滑稽的文字和思想不够发达。本来，道家思想之博大能够允许滑稽的文字和思想产生，但后来儒法两家却很讲正经，结果就对“滑稽”造成了压抑，使滑稽的文字和思想难以生长。汉代时道家文化之余绪尚能产生“滑稽”和“诙谐”，如郭舍人和东方朔在“柏梁台联句”中所开的玩笑即是。俟佛教新兴，禅宗成立，思想界遇到解放之机缘，又因译经而产生文章上的偈体，但偈体却被道学家拿去做了说理诗，只有隋唐时王梵志和寒山子的五言诗、明朝时志明和尚的七绝尚能脱去束缚。周作人特别看重志明和尚脱雅入俗、直抒己意之诗作，并在文中提及志明和尚《牛山四十屁》中的两首。在他看来，志明和尚的诗虽不能说怎样了不得的好，但却具备了谐诗的风格，可以视作讽刺诗和风俗诗。明朝因王阳明、李贽的影响，文学思想又来了一次大解放，公安派独抒性灵，把道学家的说理诗挽救了回来，但毕竟还是不能彻底摆脱礼教之束缚，其流风及于清朝，如李渔、郑燮之作皆是如此。等到《文章游戏》四集的编者缪莲仙、《岂有此理》二集的作者周竹君出现，专心作打油诗，这才确立了谐诗独立的地位。在这里，周作人勾勒出了中国谐诗发展的线索。之后周将竹枝词定位于谐诗之列，这样便凸显出竹枝词的文化背景及其艺术风格。
周作人又从横向的角度拿来日本的川柳，通过与川柳的比较说明竹枝词的艺术质地。周作人对日本文化谙熟于心，可以说日本文化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他撰文介绍过多种体裁的日本文学，诸如小说、俳文、俳句、川柳、狂言、落语等。就川柳来说，周氏在《我的杂学之十六·川柳》(收入《苦口甘口》)、《日本的诗歌》(收入《艺术与生活》)、《日本的讽刺诗》(收入《谈龙集》)等文章中都曾介绍过。川柳，或称“狂句”，是俳句之变体。当初由俳谐连歌发生一种异体，先出七七二句为题，令各人续五七五的三句，此为“前句附”，前句务取意义广泛者，以便续者可以自由构思。后经由俳人绿亭川柳(原名柄井八右卫门)之手，“前句附”摆脱了前句，成为十七字的滑稽诗，并因祖师绿亭川柳而得名。周作人认为，中国风俗诗或谐诗未曾像川柳似的有过一段发达的历史，要那么理想的好自然也不容易，但二者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正因二者原则上一致，周作人才得以通过川柳来说明竹枝词的诙谐风格。 那么，两者一致的“原则”体现在何处呢?《日本的讽刺诗》强调了川柳的艺术特点：“好的川柳，其妙处全在确实地抓住情景的要点，毫不客气而又含蓄地抛掷出去，使读者感到一种小的针刺，似痛似痒的，又如吃到一点芥末，辣得眼泪要出来，却刹时过去了，并不像青辣椒那么粘缠。川柳揭穿人情之机微，根本上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们看了那里所写的世相，不禁点头微笑，但一面因了这些人情弱点，或者反使人觉得人间之更为可爱，所以它的讽刺乃是乐天家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并不是厌世者的诅咒”。周作人在这里形象地说明了川柳的美学特点，文字虽短内涵颇深。大体上说，周认为川柳的美学特点是两种审美效果的融合，一者是刺，一者是抚。刺使人痛，但这刺有所节制，不至于使其与读者构成对立关系，因此既痛又痒。所刺者为人性弱点，但所持情感却是善良和友好的，故它不是厌世者的恶毒诅咒。川柳的美学原则同时即是竹枝词的美学原则，正因如此，周作人认为，作为竹枝词正宗的第三类(即以风俗人情为主者)“大抵是讽刺诗”，“不过这里要不得那酷儒莠书的一路，须得有诙谐的风趣贯串其中，这才辛辣而仍有点蜜味”。“辛辣而仍有点蜜味”不正与川柳使读者“似痛似痒”的美学效果相一致吗?可见，周作人将竹枝词与川柳作比较，所要得到的不是两者之异，而恰是两者之同。通过川柳，周作人形象而深入地阐述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
在《北京的风俗诗》中，周作人饶有兴趣地从北京的竹枝词中举了几个诙谐的例子，兴趣之浓，使得他几年后撰写的《竹枝词的打油》依然搬用了这几个例子，呈现“迂儒”让人捧腹的窘态。显然，周作人对竹枝词诙谐特征的喜爱和重视，是与其一贯地反对“道学气”的生活观和文艺观相一致的。
注释：
①参看吴艳荣《近三十年竹枝词研究述评》，刊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②参看陈水根《论棹歌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特点》、《鸳鸯湖棹歌试论》，分别刊于《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南昌高专学报》2002年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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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作人喜爱风土志，重视民俗学研究，反对“道学气”，这使其文化视野向着竹枝词敞开；反过来，从他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态，因此，借“周作人与竹枝词”这“一斑”可略窥“周作人民间文化情怀”之“全豹”。在有关文章中，周作人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竹枝词并显示其对竹枝词的审美取向：一是重视竹枝词的“土风”，甚至出现了“重注轻诗”的取向；二是重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在纵向的层面上将竹枝词置于中国谐诗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在横向的层面上则通过与日本川柳的比较来阐明竹枝词的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4-0034-05
竹枝词，或名竹枝、竹枝歌、竹枝子、竹枝曲、巴渝曲等，学界一般认为竹枝词本为古代巴渝一带(今四川东部)的民歌，唐代时文人介入，据其体式和风格创作新词。据朱自清考察：“《词律》云：《竹枝》之音，起于巴蜀，唐人所作，皆言蜀中风景。后人因效其体，于各地为之’。这时《竹枝》已成了一种叙述风土的诗体了”。使竹枝词在诗坛上大放光彩并盛行于世者，当推刘禹锡。刘曾参与王叔文的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遭到贬谪。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刘禹锡来到夔州，得闻民间竹枝之曲。屈原入湘沅后以其地民歌体式作《九歌》，同样善于向民间艺术学习的刘禹锡遂仿照屈原之例创作《竹枝词》九篇，后又创作《竹枝词》两篇，共11篇。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便是其《竹枝词二首》之一。刘禹锡并非创作竹枝词的第一位文人，但竹枝词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体式进入中国诗歌史，刘禹锡却功不可没。此后宋元明清，直至当代，竹枝词创作一直绵延不断。
周作人对竹枝词给予过很多关注，他曾几次撰文阐述与竹枝词有关的问题。周作人学识渊博，而又倾心风土民俗，更兼反对“道学气”，所有这些都使其文化视野向着竹枝词敞开。可以说，周作人与竹枝词的相遇具有一种必然性；反过来，从其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态。事实上，本文的写作目的即在于借“周作人与竹枝词”这“一斑”而窥“周作人民间文化情怀”之“全豹”。
在有关文章中，周作人对竹枝词的源流、分类及艺术特点都有所论述。
首先，周作人对竹枝词的源流概略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说起竹枝的历史，大家都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之，关于人的汉有刘子政的《列女传赞》，关于物的晋有郭景纯的《山海经图赞》，不过以七言绝句的体裁，而名为竹枝者，以刘禹锡最早，这也是事实”。周作人还认为刘禹锡的竹枝词“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化吧”。一些论者将文人竹枝词的首事之功归于杜甫，周作人的看法能否站得住脚另当别论，但周氏所认为“古已有之”的刘子政《列女传赞》和郭景纯《山海经图赞》在艺术表现上与竹枝词的相似之处值得研究者关注。
其次，周作人对竹枝词的外延、分类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周作人看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来引申，咏史事，咏名胜，咏方物，这样便又与古代的图赞相接连，而且篇章加多，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虽然风趣较前稍差，可是种类繁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自占有一部分地位了”。此之谓“百咏”，周作人举了阮阅所著的《郴江百咏》、朱彝尊所著的《鸳鸯湖棹歌》、纪昀所著的《乌鲁木齐杂诗》、蔡云所著的《吴歈百绝》等书为例，他将这些著作中的诗歌皆视作竹枝词。这些诗作性质不完全统一，在《北京的风俗诗》一文中，周作人对它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分类，共分三大类：第一类所咏差不多全属历史地理性质，虽说也在歌咏土风之胜，实际上只是山川古迹，往往与平常怀古之诗相似。周作人最不看重此类。第二类延续了第一类对山川古迹的歌咏，但“略变其面目”。所谓“略变其面目”即是“加入岁时风物的分子”，由此较前一类来说较为周作人所喜爱。周作人在这里重点以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为例，且很看重《鸳鸯湖棹歌》在竹枝词发展史上的地位。周作人说：“元明之间所作亦不甚少，惟清初朱竹坨的《鸳鸯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词之盛行于世，实出于此”。《鸳鸯湖棹歌》的身后，和诗蔚为大观，堪称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鸳鸯湖棹歌》为朱彝尊歌咏故乡嘉兴风俗习惯的诗集，棹歌为起源于江南水乡民间歌谣的一种诗体，宋元以后棹歌渐渐向着与竹枝词、浪淘沙合流的方向发展，故《鸳鸯湖棹歌》也被周作人视为竹枝词)。第三类竹枝词以风俗人情为主，是所谓的“风俗诗”。“平铺直叙不能讨好，拉扯故典陪衬，尤其显得陈腐”，所以“余下来的办法便只有加点滑稽味，即漫画法是也。所以这一类的竹枝词说大抵是讽刺诗并无不可……”既是风俗诗，又带有讽刺的倾向和诙谐的风格特征，也即“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这也是周作人最为喜欢的一类。
最后，从周作人的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竹枝词的特质。前文所述周作人对竹枝词大刀阔斧的分类，即可看出他的审美取向。像周作人所说的第二类，之所以比前一类更对他的胃口，根本原因即在于加入了“岁时风物的分子”；而作为“竹枝正宗”的第三类之所以最为他所喜爱，除了“风土”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标准即是这类词具有讽刺、诙谐特质。清代王士稹对竹枝词的特质有过很好的概括：“竹枝泛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人，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王士稹是从竹枝词与绝句相区别的角度提出竹枝词的特质的，概括有二：其一题材集中在风土人情上；其二风格以诙谐风趣为主。虽然在相关文字中看不到周作人对这两大特点具体而专门的表述，但从整体上考察，周作人关于竹枝词的论述(《关于竹枝词》、《北京的风俗诗》、《汴宋竹枝词》、《竹枝词的打油》等)，几乎都是围绕这两个特点加以展开的。下面即从这两个层面进一步讨论。
竹枝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和浓烈的地方色彩，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多种地域性的竹枝词创作，诸如三峡竹枝词、西湖竹枝词、扬州竹枝词、都门竹枝词、岭南竹枝词，等等。作为风土诗，竹枝词在民俗学上具有重要价值。这样一来，喜爱风土志、重视民俗学研究的周作人便很自然地与竹枝词相遇，周的文化心态与竹枝词有着很好的契合。
周作人特别钟情于描绘物产习俗、风土人情的书籍。在《广东新语》中周氏如是说：“我很喜欢讲风物的书。小时候在丛书里见到《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北户录》等小册子，觉得很有兴味”。兴趣所及，又岂止他此处所列的《南方草木状》等书籍，诸如《陶庵梦忆》、《帝京景物略》、《清嘉录》、《一岁货声》、《燕京岁时记》、《如梦录》等风物志更是常被提起。《关于竹枝词》在一开头便大段引用了此前周作人自己所写的两篇文章，其一是《(燕都风土丛书)序》，其二是《十堂笔谈》之 九《风土志》。在所引用的文字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了他对记录“风俗物产”的书籍的喜爱：“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所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所以他屡屡撰文介绍“风土志”，介绍地方风物，推动民俗学研究。
在周作人看来，要想真正知悉中国文化，须深入民间，踏踏实实从事民俗学研究。他说：“研究中国文化，从代表的最高成绩看去，固然是一个方法，但如从全体的平均成绩着眼，所见应比较地更接近真相”(《专斋随笔》)。在《风土志》中，周作人说：“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民间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要想使文艺具有个性，也须借助“强烈的地方趣味”，使其具备“风土的力”(《旧梦》)。除了这些出于直接功利的目的外，周作人之喜爱“风土志”，还出于其童年体验，如在《立春以前》中，周氏认为：“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度过了我的儿童时代”，虽然已是破落大家，“不过故乡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是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举凡祭灶、祀神、祭祖、过年拜岁、逛大街、看迎春、春分祠祭、清明扫墓，种种习俗、诸般风物均印于周作人心上，于是“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这些知识“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许多岁时记与新年杂咏之类的书我也还是爱读不置”。另外，周作人之喜爱“风土志”还出于对一种活泼健全且充满诗意的农耕文化的怀旧情感，这一点较为复杂，此处不赘。总之，周作人对“风土志”的钟情，使其文化视野自然地向竹枝词敞开。不仅如此，它还决定了周作人对竹枝词的审美取向，即最喜爱和最重视竹枝词的“土风”。所以周作人尽管将竹枝词的外延拓展得很宽，但其关注的中心却在于作为风俗诗的竹枝词，周作人称其为“韵文的风土志”，并视之为“竹枝正宗”。他说：“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诗，虽然如竹坨《棹歌》第十九首云：‘姑恶飞鸣逐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这样的诗我也喜欢，但我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土风’。”在《汴宋竹枝词》中，周作人也说：“我不懂得诗，但竹枝词以志民俗风物，又事属汴京，作者对于风土之变不能无深恫，如小引所言，此则读者虽是风雅外行，也能赏识也”。
对竹枝词“土风”的强烈关注，使得周作人非常看重原诗下面的注解，甚至有重注轻诗之取向。周作人说：“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偶尔有点小注或解题，后来注渐增多，不但说明本事，为读诗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为当然必具的一部分，写得好的时候往往如读风土小记，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趣味”。在《汴宋竹枝词》中，周作人便是读注甚于读诗，该文举了两个例子，均是从原诗的注解加以展开，而并未从艺术的角度对竹枝词本身加以讨论。这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周作人的民俗学视野和他对竹枝词的价值取向。无独有偶，施蛰存在1990年呼吁抢救和保存竹枝词时说：“我想建议诸位竹枝词的收集家，把众多的竹枝词筛选一下。首先淘汰一批只有诗，没有注文的；再在有注文的作品中选取其有民俗学资料价值的，这样就可以减少数量，撷取精华；然后分省编录，由各省志书编辑室分别承担印行，这就省力省事，可以收到保存文献的效果”。重注轻诗的倾向与竹枝词艺术显然存在着疏离，但从民俗学视角来说，周的取舍带有一定的合理性。
竹枝词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其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一贯反对“道学气”的周作人对竹枝词的诙谐特征作了较为全面和较为透辟的论述，这些论述既着眼于竹枝词而又不局限于竹枝词；既论述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又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所针砭；既可视作对竹枝词的考察，又可视作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批评，视野开阔，认识深入。总的来说，周作人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加以展开的。在纵向层面上周作人将竹枝词的诙谐幽默置于中国古代谐诗的发展历程中来考察；在横向层面上周作人将中国的竹枝词与日本的川柳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如前所述，在《北京的风俗诗》一文中，周作人将竹枝词分为三大类，在他看来，最上者即是以风俗人情为主，“乃是竹枝正宗”，该类竹枝词即是风俗诗。这些风俗诗在艺术上平铺直叙不能讨好，拉扯故典又显陈腐，余下即是走滑稽一途，由此而成讽刺诗。周作人勾勒了中国古代谐诗的发展历程。他从批判的角度指出，中国历来滑稽的文字和思想不够发达。本来，道家思想之博大能够允许滑稽的文字和思想产生，但后来儒法两家却很讲正经，结果就对“滑稽”造成了压抑，使滑稽的文字和思想难以生长。汉代时道家文化之余绪尚能产生“滑稽”和“诙谐”，如郭舍人和东方朔在“柏梁台联句”中所开的玩笑即是。俟佛教新兴，禅宗成立，思想界遇到解放之机缘，又因译经而产生文章上的偈体，但偈体却被道学家拿去做了说理诗，只有隋唐时王梵志和寒山子的五言诗、明朝时志明和尚的七绝尚能脱去束缚。周作人特别看重志明和尚脱雅入俗、直抒己意之诗作，并在文中提及志明和尚《牛山四十屁》中的两首。在他看来，志明和尚的诗虽不能说怎样了不得的好，但却具备了谐诗的风格，可以视作讽刺诗和风俗诗。明朝因王阳明、李贽的影响，文学思想又来了一次大解放，公安派独抒性灵，把道学家的说理诗挽救了回来，但毕竟还是不能彻底摆脱礼教之束缚，其流风及于清朝，如李渔、郑燮之作皆是如此。等到《文章游戏》四集的编者缪莲仙、《岂有此理》二集的作者周竹君出现，专心作打油诗，这才确立了谐诗独立的地位。在这里，周作人勾勒出了中国谐诗发展的线索。之后周将竹枝词定位于谐诗之列，这样便凸显出竹枝词的文化背景及其艺术风格。
周作人又从横向的角度拿来日本的川柳，通过与川柳的比较说明竹枝词的艺术质地。周作人对日本文化谙熟于心，可以说日本文化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他撰文介绍过多种体裁的日本文学，诸如小说、俳文、俳句、川柳、狂言、落语等。就川柳来说，周氏在《我的杂学之十六·川柳》(收入《苦口甘口》)、《日本的诗歌》(收入《艺术与生活》)、《日本的讽刺诗》(收入《谈龙集》)等文章中都曾介绍过。川柳，或称“狂句”，是俳句之变体。当初由俳谐连歌发生一种异体，先出七七二句为题，令各人续五七五的三句，此为“前句附”，前句务取意义广泛者，以便续者可以自由构思。后经由俳人绿亭川柳(原名柄井八右卫门)之手，“前句附”摆脱了前句，成为十七字的滑稽诗，并因祖师绿亭川柳而得名。周作人认为，中国风俗诗或谐诗未曾像川柳似的有过一段发达的历史，要那么理想的好自然也不容易，但二者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正因二者原则上一致，周作人才得以通过川柳来说明竹枝词的诙谐风格。 那么，两者一致的“原则”体现在何处呢?《日本的讽刺诗》强调了川柳的艺术特点：“好的川柳，其妙处全在确实地抓住情景的要点，毫不客气而又含蓄地抛掷出去，使读者感到一种小的针刺，似痛似痒的，又如吃到一点芥末，辣得眼泪要出来，却刹时过去了，并不像青辣椒那么粘缠。川柳揭穿人情之机微，根本上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们看了那里所写的世相，不禁点头微笑，但一面因了这些人情弱点，或者反使人觉得人间之更为可爱，所以它的讽刺乃是乐天家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并不是厌世者的诅咒”。周作人在这里形象地说明了川柳的美学特点，文字虽短内涵颇深。大体上说，周认为川柳的美学特点是两种审美效果的融合，一者是刺，一者是抚。刺使人痛，但这刺有所节制，不至于使其与读者构成对立关系，因此既痛又痒。所刺者为人性弱点，但所持情感却是善良和友好的，故它不是厌世者的恶毒诅咒。川柳的美学原则同时即是竹枝词的美学原则，正因如此，周作人认为，作为竹枝词正宗的第三类(即以风俗人情为主者)“大抵是讽刺诗”，“不过这里要不得那酷儒莠书的一路，须得有诙谐的风趣贯串其中，这才辛辣而仍有点蜜味”。“辛辣而仍有点蜜味”不正与川柳使读者“似痛似痒”的美学效果相一致吗?可见，周作人将竹枝词与川柳作比较，所要得到的不是两者之异，而恰是两者之同。通过川柳，周作人形象而深入地阐述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
在《北京的风俗诗》中，周作人饶有兴趣地从北京的竹枝词中举了几个诙谐的例子，兴趣之浓，使得他几年后撰写的《竹枝词的打油》依然搬用了这几个例子，呈现“迂儒”让人捧腹的窘态。显然，周作人对竹枝词诙谐特征的喜爱和重视，是与其一贯地反对“道学气”的生活观和文艺观相一致的。
注释：
①参看吴艳荣《近三十年竹枝词研究述评》，刊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②参看陈水根《论棹歌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特点》、《鸳鸯湖棹歌试论》，分别刊于《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南昌高专学报》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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