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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5日，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浙江省省长李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浙江全面消除了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现象，成为全国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无独有偶，在同月召开的江苏省“两会”上，这个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对外公布——继2011年基本消除年收入25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后，江苏自2012年实施的新一轮脱贫奔小康工程“开花结果”，截至2015年底，全省“十二五”时期实行扶贫建档立卡的411万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实现4000元预期脱贫目标。
脱贫攻坚战战鼓正酣。在全国上下厉兵秣马、合力同心战贫困的当下，这两个东部省份依托自身优势，自我加压，积极作为，把贫困挡在了“十三五”的门外，也给这场事关民生福祉的伟大战役吹响了嘹亮的进军号。
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十二五”以来，东部各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措施，在深化精准脱贫、加快脱贫进度、提高脱贫水平、健全脱贫机制、探索脱贫路子等方面走在前列，为全国的脱贫攻坚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浙江速度
“以前赚钱很难，一年最多也只有一万多。”初春，浙江省遂昌县柘岱口乡村民叶松旺一边填写发货单一边说。2011年，叶松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触网”开起了淘宝店，主营商品包括吊瓜子、花生、土猪肉……无一不是正宗的山里货。现在他全职在家做电商，一年收入就有四五万元。
“十二五”期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六个精准”的要求，浙江探索出不少颇具特色的扶贫开发方式，农村电商就是其中之一。在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扶持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农民开始分享“互联网+”带来的红利。
义乌青岩刘村，曾被李克强总理赞为“中国网店第一村”，创业者有近15000人，刚刚过去的2015年，青岩刘村线上交易额约40亿元；丽水遂昌目前已有2000多家网店，其中网店协会会员1600多家；阿里公布的2015年三季度财报显示，衢州龙游农村淘宝合伙人收入位列全省第一。
截至2015年10月，浙江全省7800个农村电商服务点如星火燎原，25个农业特色馆和250个淘宝村异军突起，超过60%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发展生鲜农产品网上销售。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区域发展并不平衡。多年来，浙江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以“八八战略”为总纲，从建设“两创”“两富”再到迈向建设“两美”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每五年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扶持政策，上马一个针对特定贫困群体的扶贫工程。从“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到“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从“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到“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从“下山脱贫”到“山海协作”，从12个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到丽水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浙江不断调整战略方向，推动扶贫开发工作步步为营、层层深入。
1997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的省份；2002年，又在全国率先消除贫困乡镇；2012年，浙江确立了4600元的省级扶贫标准，比国家标准高出一倍；2015年年初，浙江给26个欠发达县“摘帽”……这就是扶贫路上的浙江时刻表，目标清晰，成效显著。
之所以能提前五年高标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浙江依靠的，就是“精准”二字。对有劳动能力的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一方水土养育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致贫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无缝对接、精准到人的扶贫模式，让之江大地上的绝对贫困现象逐渐消除。目前，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全国最高，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全国最高，农民收入水平全国最高，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全国最小。
“十三五”时期，浙江将建立健全“消除4600”成果巩固机制，在确保贫困现象不反复的同时，把重心转到帮扶低收入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和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上。目标是到2020年，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100%，推动扶贫开发迈向新征程。
广东格局
广东的“双到”经验，在扶贫领域早已家喻户晓。55岁的胡荣亮过了大半辈子苦日子。多年来，他靠着几亩菜地，好不容易拉扯大3个儿子，一家五口人挤在低矮的泥砖房里生活。胡荣亮所在的新葫村地处粤东山区，人多地少，全村1/10的人口是贫困户。
这是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典型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涡轮”吸引粤东西北的人力、物力向珠三角流动，导致粤东西北的经济和社会民生事业发展相对缓慢，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2009年，广东率先探索扶贫“双到”（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模式，举全省之力，聚社会之财，集全民之智，实施扶贫攻坚，形成了领导重视程度最高、扶持政策最实、资金投入最多、社会参与最广的大扶贫格局。
“双到”模式的精髓，亦是“精准”。
首先是精确瞄准。第一个重点是瞄准扶贫对象，各帮扶单位深入到贫困村、贫困户摸底，调查核实基本情况，按照“户有卡、村有册，镇有簿、县有案”的工作要求，登记造册，录入电脑，建立动态档案和帮扶台账，实现全省联网，使帮扶情况一目了然。瞄准贫困成因是第二个重点，各帮扶单位详细了解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以及贫困户生活生产情况，找出贫困原因，为制定扶贫规划和措施提供可靠依据。
其次是“靶向治疗”。广东各地、各帮扶单位按照所在市、县（市、区）制定的扶贫“双到”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根据每个村、每户贫困户的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采取“一村一策、一户一法”，制定每村、每户的具体帮扶计划和措施，使帮扶工作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
扶贫开发“双到”工作开展至今，广东坚持定点、定人、定责帮扶，结出累累硕果。尤其是2013年第二轮“双到”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围绕“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目标，加大投入、创新机制、狠抓落实，全省3599个帮扶单位共派出7986名干部驻村，保证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组，每户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投入各类帮扶资金202.95亿元，对20.9万贫困户、90.6万相对贫困人口、2571个相对贫困村和21个扶贫开发重点帮扶县开展帮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经济项目、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贫困户家庭经济收入明显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民生保障水平明显提高，贫困村“两委”班子战斗力明显增强，民意测评帮扶双方满意率高。 同时，“双到”还进一步推动了广东扶贫工作由单纯依靠政府向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的格局转变，建立起了省市县镇“竖到底”，各行各业“横到边”，慈善机构、港澳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广泛参与的大扶贫格局。2010年，广东又在全国首开先河，每年定期举办“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6年来，社会各界踊跃捐款达百亿元，营造了“人人行善、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社会氛围。
目前，按照广东省确定的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4000元（2014年不变价）的扶贫标准，全省尚有70.8万相对贫困户、176.5万相对贫困人口，分散在14个地级市的1.9万个村，同时还有部分贫困人口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新时期的脱贫攻坚战已打响，广东提出将在2018年提前两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确保目标达成，将从补齐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短板、补齐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短板和补齐扶贫开发短板三方面综合发力，全力解决全面小康“不全面”的问题。
江苏机制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刘老庄村是“刘老庄八十二英烈”殉国之地，也曾“穷名”远扬。可眼下再进刘老庄，处处可见喜人景象：20多幢高标准住宅楼依次林立，距离小区不远处，是一个个现代化的大棚。“大棚里全是食用菌，可带动周边400多名农民就业。”村支书朱林说。在省政府办公厅的对口帮扶下，村里加速集体土地流转，兴办起江苏天元建筑有限公司，购置了9台大型机械和设备，承揽市政、绿化工程，还注册成立了6个合作社、1个春茂合作联社，全村734名劳动力全部就业，外出打工的150名村民有115人返乡就业，52人自主创业。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8年的3000多元，提高到2015年的15000元。
刘老庄村的脱贫致富只是江苏扶贫的一个缩影。自1992年开始，这个地处东部的发达省份立足本地特点，按照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并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并进、扶贫“输血”与扶志“造血”并进的思路，对苏北经济薄弱地区连续组织五轮扶贫开发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贫困“歼灭战”，让贫困一步步退却。至2015年年底，江苏“十二五”时期扶贫建档立卡的411万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实现4000元预期脱贫目标。
而在江苏精准高效的扶贫开发实践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其20多年前首创的“五方挂钩”帮扶机制。
因为自然资源、历史形成等因素，江苏苏北地区有大量低收入人群。西南岗地区、成子湖周边地区、黄墩湖滞洪区、石梁河库区、刘老庄地区、灌溉总渠以北地区这6个集中连片地区，是全省发展的最“短板”。
为引导各方资源向经济薄弱地区集聚，江苏实行省级机关部门、部省属企业、苏南发达县市、高校科研院所与苏北经济薄弱县“五方挂钩”帮扶的工作机制。明确省级机关部门每年投入不少于20万，苏南挂钩县不少于500万，不脱贫、不脱钩。还连续组建19届省委工作队，累计派出5300多名党员干部到苏北12个重点县开展驻点帮扶。
在“十二五”期间，江苏省委、省政府对苏北19个县（市、区）建立了“五方挂钩”帮扶小组，有247个单位参与挂钩帮扶。2012—2015年，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含实物折价）74.39亿元，其中，无偿资金10.51亿元，项目资金63.88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4397个，其中帮村项目3393个。
政策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让昔日的经济落后村变了模样：沛县草庙村兴建500栋高效日光能温室和1200亩高标准钢架大棚，形成长达10里的蔬菜产业带；泗洪县垫湖村村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带头发展“三来一加”创业项目，帮助230多名低收入劳动力和留守妇女就地就业；泗阳县郝桥村108户低收入户免费领到短毛母白山羊216只，几年后存栏达1012只，每年户均增收6000元左右……
实践证明，“五方挂钩”这一机制发挥了政府、社会、市场等多重作用，有效帮助了苏北经济薄弱地区调整经济结构，开发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增强了经济薄弱地区的造血功能和内生发展动力，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高于当地平均水平，苏北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进入“十三五”，江苏的扶贫开发工作由消除绝对贫困进入缓解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江苏将以全省乡村人口6%左右的低收入人口、6%左右的经济薄弱村、苏北6个重点片区和黄桥、茅山革命老区为主要帮扶对象，到2020年实现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6000元。同时，12个省重点帮扶县（区）分批退出，全省各地以县（市）为单位基本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让低收入人口“一个不少、一户不落”地共同迈进小康社会。正如江苏省省委书记罗志军所说，使发展更有“温度”，让百姓的生活更有“质感”。
创新试验
为提高扶贫开发工作水平，不断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从2013年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相继批准设立了江苏宿迁、辽宁阜新、浙江丽水、广东清远、山东淄博和福建三明6个东部扶贫改革试验区。
以“改革”和“创新”为抓手，这些试验区为深入推进我国的脱贫攻坚积极探索，进行着具有实验意义的新尝试，并总结出一系列新经验。
2015年初，江苏宿迁市启动了以创新精准扶贫、村级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经营、就业创业服务、土地整治利用、农村金融服务、生态扶贫补偿、城乡统筹建设“八大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验区建设。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整体帮扶与精准到户协同推进、要素保障与自我发展形成合力、全面推进与机制创新有机结合的扶贫开发新路。到2015年底，全市99.5万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部实现4000元脱贫目标，稳定实现不愁吃穿，基本消除绝对贫困；360个省定经济薄弱村全面实现新“八有”，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15万元，一些发展较好的经济薄弱村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值得一提的是，宿迁抢抓“互联网+”重大机遇，加快推动电商扶贫，探索出“一村一品一店”的农村电商模式，并形成经验在全省总结推广。 2015年以来，山东淄博市依托成为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机遇，利用各级专项扶贫资金，大力实施整村推进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等项目，并在博山3个镇的7个省级扶贫工作重点村中，探索出“N+1”资产收益扶贫开发新模式，贫困村、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显著增强。
淄博市的“N+1”资产收益扶贫开发模式按照“公司运作、村集体资产入股、村民入股”的原则，利用100万元扶贫专项资金以及村集体自筹资金、社会闲置资产注册成立股份公司（合作社），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所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分别以30%和70%确权到村集体和贫困户。公司不得对外担保，若经营不善、达到临界值时进行强制清算。公司清算剩余财产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出资额应优先分配，强制清算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由村委代持，这就给专项资金安上了“保险锁”。此外，公司对专项扶贫资金形成的资产负有保值增值责任，确保贫困户长期持股、持续分红、永久脱贫。在此基础之上，淄博市依托自然生态和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坚持一村一品，整体规划产业项目，科学编制实施方案，实行公司化、市场化运作，逐步探索形成了乡村旅游+资产收益分红、特色种植+资产收益分红、果树认养+资产收益分红、物流配送+资产收益分红等不同类型的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
2014年底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后，福建三明市立即着手编制了《福建省三明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在精准扶贫到户、到村、到县三个层面，明确了全面推行“348”精准扶贫到户机制、完善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制度、完善贫困村干部驻村帮扶制度、创新贫困村资金互助机制、创新社会扶贫新机制等16项体制机制创新内容。省政府也出台了省级财政从2015-2020年，每年安排3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三明试验区建设8个方面的扶持政策。截至目前，三明试验区全域已有2.5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占建档立卡贫困总人口的23.3%。
东西协作
这些年，东部地区在大力解决自身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西部欠发达省份。
1996年，福建、宁夏两省区建立对口扶贫协作关系。此后，参与东西扶贫协作的东部省市不断增加。20年来，东西扶贫协作在各领域不断深入，各省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以政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东西扶贫协作道路，取得明显成效。
据统计，1996年至2014年，东部各省市共向西部贫困地区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18.2亿元，引导企业实际投资1.2万亿元，实施合作项目8万余个，帮助西部地区输出劳务人员664.3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538.3亿元。为促进交流合作，双方领导考察互访8.8万人次，其中省级5160人次；东部地区共为西部贫困地区培训各类人才55.7万人次，引进各种科技实用技术3072项。
同时，我国的东西扶贫协作也由刚起步时东部单向帮扶西部，拓展为在对口帮扶框架下东西部双向互动、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由最初主要是政府间的援助行为拓展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共同参与，再发展到包括各类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爱心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多形式、宽领域的广泛参与，形成了“闽宁模式”“沪滇模式”“浙川模式”“甬黔模式”“两广模式”等成功范例。
作为我国东西扶贫协作的先行者，闽宁协作发端于“八七”扶贫攻坚关键时刻。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从“共同富裕”“两个大局”出发，将东南沿海10个较发达的省市与西部10个较贫困的省区“牵”在一起，指定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
福建省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成立了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农办、计委、经贸委等19个省直机关为成员单位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当年11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福建召开，会议决定：两省区政府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总结对口帮扶工作，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建立扶贫协作发展基金；从沿海5个省辖市中选出8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对口帮扶宁夏8个国定贫困县；互派挂职干部、部门对口协作等。
20年来，习近平先后两次到宁夏考察指导工作，五次出席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三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出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成为“闽宁模式”的灵魂。
20年来，福建先后选派9批140多名干部到宁夏中南部山区挂职。一批又一批援宁干部带着对这片贫瘠土地的想象，跨越三千公里而来，载着深深的眷恋和西部精神归去，将开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思想观念，将东部的经验、模式、思路，将无私奉献精神、责任和爱，将“爱拼才会赢”的文化内核，播种在西海固这片世界级的贫困土地上。
20年来，福建累计无偿援助宁夏的资金达9.2亿元，社会各界捐助近2亿元，帮助建设闽宁示范村140个、生态移民新村20个，新建扩建学校236所，援建卫生院所315个，4万多闽商在宁投资发展。随着一次次联席会议的召开，从修路、建井窖、坡改梯到巩固提高80个闽宁温饱示范村、扶持1000户农户发展菌草技术；从支持35万生态移民、共同推进六盘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工程到鼓励更多企业参与中阿经贸、支持开通厦门至银川直航航班……宁夏的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全区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城乡面貌显著变化，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借“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东风，昔日陆上丝绸之路枢纽的宁夏，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福建，将在更广阔的平台上牵手合作，继续谱写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新篇章。
无独有偶，在同月召开的江苏省“两会”上，这个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对外公布——继2011年基本消除年收入25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后，江苏自2012年实施的新一轮脱贫奔小康工程“开花结果”，截至2015年底，全省“十二五”时期实行扶贫建档立卡的411万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实现4000元预期脱贫目标。
脱贫攻坚战战鼓正酣。在全国上下厉兵秣马、合力同心战贫困的当下，这两个东部省份依托自身优势，自我加压，积极作为，把贫困挡在了“十三五”的门外，也给这场事关民生福祉的伟大战役吹响了嘹亮的进军号。
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十二五”以来，东部各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措施，在深化精准脱贫、加快脱贫进度、提高脱贫水平、健全脱贫机制、探索脱贫路子等方面走在前列，为全国的脱贫攻坚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浙江速度
“以前赚钱很难，一年最多也只有一万多。”初春，浙江省遂昌县柘岱口乡村民叶松旺一边填写发货单一边说。2011年，叶松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触网”开起了淘宝店，主营商品包括吊瓜子、花生、土猪肉……无一不是正宗的山里货。现在他全职在家做电商，一年收入就有四五万元。
“十二五”期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六个精准”的要求，浙江探索出不少颇具特色的扶贫开发方式，农村电商就是其中之一。在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扶持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农民开始分享“互联网+”带来的红利。
义乌青岩刘村，曾被李克强总理赞为“中国网店第一村”，创业者有近15000人，刚刚过去的2015年，青岩刘村线上交易额约40亿元；丽水遂昌目前已有2000多家网店，其中网店协会会员1600多家；阿里公布的2015年三季度财报显示，衢州龙游农村淘宝合伙人收入位列全省第一。
截至2015年10月，浙江全省7800个农村电商服务点如星火燎原，25个农业特色馆和250个淘宝村异军突起，超过60%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发展生鲜农产品网上销售。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区域发展并不平衡。多年来，浙江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以“八八战略”为总纲，从建设“两创”“两富”再到迈向建设“两美”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每五年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扶持政策，上马一个针对特定贫困群体的扶贫工程。从“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到“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从“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到“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从“下山脱贫”到“山海协作”，从12个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到丽水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浙江不断调整战略方向，推动扶贫开发工作步步为营、层层深入。
1997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的省份；2002年，又在全国率先消除贫困乡镇；2012年，浙江确立了4600元的省级扶贫标准，比国家标准高出一倍；2015年年初，浙江给26个欠发达县“摘帽”……这就是扶贫路上的浙江时刻表，目标清晰，成效显著。
之所以能提前五年高标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浙江依靠的，就是“精准”二字。对有劳动能力的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一方水土养育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致贫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无缝对接、精准到人的扶贫模式，让之江大地上的绝对贫困现象逐渐消除。目前，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全国最高，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全国最高，农民收入水平全国最高，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全国最小。
“十三五”时期，浙江将建立健全“消除4600”成果巩固机制，在确保贫困现象不反复的同时，把重心转到帮扶低收入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和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上。目标是到2020年，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100%，推动扶贫开发迈向新征程。
广东格局
广东的“双到”经验，在扶贫领域早已家喻户晓。55岁的胡荣亮过了大半辈子苦日子。多年来，他靠着几亩菜地，好不容易拉扯大3个儿子，一家五口人挤在低矮的泥砖房里生活。胡荣亮所在的新葫村地处粤东山区，人多地少，全村1/10的人口是贫困户。
这是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典型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涡轮”吸引粤东西北的人力、物力向珠三角流动，导致粤东西北的经济和社会民生事业发展相对缓慢，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2009年，广东率先探索扶贫“双到”（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模式，举全省之力，聚社会之财，集全民之智，实施扶贫攻坚，形成了领导重视程度最高、扶持政策最实、资金投入最多、社会参与最广的大扶贫格局。
“双到”模式的精髓，亦是“精准”。
首先是精确瞄准。第一个重点是瞄准扶贫对象，各帮扶单位深入到贫困村、贫困户摸底，调查核实基本情况，按照“户有卡、村有册，镇有簿、县有案”的工作要求，登记造册，录入电脑，建立动态档案和帮扶台账，实现全省联网，使帮扶情况一目了然。瞄准贫困成因是第二个重点，各帮扶单位详细了解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以及贫困户生活生产情况，找出贫困原因，为制定扶贫规划和措施提供可靠依据。
其次是“靶向治疗”。广东各地、各帮扶单位按照所在市、县（市、区）制定的扶贫“双到”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根据每个村、每户贫困户的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采取“一村一策、一户一法”，制定每村、每户的具体帮扶计划和措施，使帮扶工作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
扶贫开发“双到”工作开展至今，广东坚持定点、定人、定责帮扶，结出累累硕果。尤其是2013年第二轮“双到”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围绕“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目标，加大投入、创新机制、狠抓落实，全省3599个帮扶单位共派出7986名干部驻村，保证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组，每户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投入各类帮扶资金202.95亿元，对20.9万贫困户、90.6万相对贫困人口、2571个相对贫困村和21个扶贫开发重点帮扶县开展帮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经济项目、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贫困户家庭经济收入明显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民生保障水平明显提高，贫困村“两委”班子战斗力明显增强，民意测评帮扶双方满意率高。 同时，“双到”还进一步推动了广东扶贫工作由单纯依靠政府向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的格局转变，建立起了省市县镇“竖到底”，各行各业“横到边”，慈善机构、港澳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广泛参与的大扶贫格局。2010年，广东又在全国首开先河，每年定期举办“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6年来，社会各界踊跃捐款达百亿元，营造了“人人行善、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社会氛围。
目前，按照广东省确定的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4000元（2014年不变价）的扶贫标准，全省尚有70.8万相对贫困户、176.5万相对贫困人口，分散在14个地级市的1.9万个村，同时还有部分贫困人口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新时期的脱贫攻坚战已打响，广东提出将在2018年提前两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确保目标达成，将从补齐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短板、补齐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短板和补齐扶贫开发短板三方面综合发力，全力解决全面小康“不全面”的问题。
江苏机制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刘老庄村是“刘老庄八十二英烈”殉国之地，也曾“穷名”远扬。可眼下再进刘老庄，处处可见喜人景象：20多幢高标准住宅楼依次林立，距离小区不远处，是一个个现代化的大棚。“大棚里全是食用菌，可带动周边400多名农民就业。”村支书朱林说。在省政府办公厅的对口帮扶下，村里加速集体土地流转，兴办起江苏天元建筑有限公司，购置了9台大型机械和设备，承揽市政、绿化工程，还注册成立了6个合作社、1个春茂合作联社，全村734名劳动力全部就业，外出打工的150名村民有115人返乡就业，52人自主创业。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8年的3000多元，提高到2015年的15000元。
刘老庄村的脱贫致富只是江苏扶贫的一个缩影。自1992年开始，这个地处东部的发达省份立足本地特点，按照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并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并进、扶贫“输血”与扶志“造血”并进的思路，对苏北经济薄弱地区连续组织五轮扶贫开发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贫困“歼灭战”，让贫困一步步退却。至2015年年底，江苏“十二五”时期扶贫建档立卡的411万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实现4000元预期脱贫目标。
而在江苏精准高效的扶贫开发实践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其20多年前首创的“五方挂钩”帮扶机制。
因为自然资源、历史形成等因素，江苏苏北地区有大量低收入人群。西南岗地区、成子湖周边地区、黄墩湖滞洪区、石梁河库区、刘老庄地区、灌溉总渠以北地区这6个集中连片地区，是全省发展的最“短板”。
为引导各方资源向经济薄弱地区集聚，江苏实行省级机关部门、部省属企业、苏南发达县市、高校科研院所与苏北经济薄弱县“五方挂钩”帮扶的工作机制。明确省级机关部门每年投入不少于20万，苏南挂钩县不少于500万，不脱贫、不脱钩。还连续组建19届省委工作队，累计派出5300多名党员干部到苏北12个重点县开展驻点帮扶。
在“十二五”期间，江苏省委、省政府对苏北19个县（市、区）建立了“五方挂钩”帮扶小组，有247个单位参与挂钩帮扶。2012—2015年，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含实物折价）74.39亿元，其中，无偿资金10.51亿元，项目资金63.88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4397个，其中帮村项目3393个。
政策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让昔日的经济落后村变了模样：沛县草庙村兴建500栋高效日光能温室和1200亩高标准钢架大棚，形成长达10里的蔬菜产业带；泗洪县垫湖村村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带头发展“三来一加”创业项目，帮助230多名低收入劳动力和留守妇女就地就业；泗阳县郝桥村108户低收入户免费领到短毛母白山羊216只，几年后存栏达1012只，每年户均增收6000元左右……
实践证明，“五方挂钩”这一机制发挥了政府、社会、市场等多重作用，有效帮助了苏北经济薄弱地区调整经济结构，开发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增强了经济薄弱地区的造血功能和内生发展动力，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高于当地平均水平，苏北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进入“十三五”，江苏的扶贫开发工作由消除绝对贫困进入缓解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江苏将以全省乡村人口6%左右的低收入人口、6%左右的经济薄弱村、苏北6个重点片区和黄桥、茅山革命老区为主要帮扶对象，到2020年实现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6000元。同时，12个省重点帮扶县（区）分批退出，全省各地以县（市）为单位基本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让低收入人口“一个不少、一户不落”地共同迈进小康社会。正如江苏省省委书记罗志军所说，使发展更有“温度”，让百姓的生活更有“质感”。
创新试验
为提高扶贫开发工作水平，不断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从2013年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相继批准设立了江苏宿迁、辽宁阜新、浙江丽水、广东清远、山东淄博和福建三明6个东部扶贫改革试验区。
以“改革”和“创新”为抓手，这些试验区为深入推进我国的脱贫攻坚积极探索，进行着具有实验意义的新尝试，并总结出一系列新经验。
2015年初，江苏宿迁市启动了以创新精准扶贫、村级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经营、就业创业服务、土地整治利用、农村金融服务、生态扶贫补偿、城乡统筹建设“八大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验区建设。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整体帮扶与精准到户协同推进、要素保障与自我发展形成合力、全面推进与机制创新有机结合的扶贫开发新路。到2015年底，全市99.5万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部实现4000元脱贫目标，稳定实现不愁吃穿，基本消除绝对贫困；360个省定经济薄弱村全面实现新“八有”，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15万元，一些发展较好的经济薄弱村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值得一提的是，宿迁抢抓“互联网+”重大机遇，加快推动电商扶贫，探索出“一村一品一店”的农村电商模式，并形成经验在全省总结推广。 2015年以来，山东淄博市依托成为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机遇，利用各级专项扶贫资金，大力实施整村推进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等项目，并在博山3个镇的7个省级扶贫工作重点村中，探索出“N+1”资产收益扶贫开发新模式，贫困村、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显著增强。
淄博市的“N+1”资产收益扶贫开发模式按照“公司运作、村集体资产入股、村民入股”的原则，利用100万元扶贫专项资金以及村集体自筹资金、社会闲置资产注册成立股份公司（合作社），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所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分别以30%和70%确权到村集体和贫困户。公司不得对外担保，若经营不善、达到临界值时进行强制清算。公司清算剩余财产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出资额应优先分配，强制清算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由村委代持，这就给专项资金安上了“保险锁”。此外，公司对专项扶贫资金形成的资产负有保值增值责任，确保贫困户长期持股、持续分红、永久脱贫。在此基础之上，淄博市依托自然生态和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坚持一村一品，整体规划产业项目，科学编制实施方案，实行公司化、市场化运作，逐步探索形成了乡村旅游+资产收益分红、特色种植+资产收益分红、果树认养+资产收益分红、物流配送+资产收益分红等不同类型的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
2014年底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后，福建三明市立即着手编制了《福建省三明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在精准扶贫到户、到村、到县三个层面，明确了全面推行“348”精准扶贫到户机制、完善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制度、完善贫困村干部驻村帮扶制度、创新贫困村资金互助机制、创新社会扶贫新机制等16项体制机制创新内容。省政府也出台了省级财政从2015-2020年，每年安排3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三明试验区建设8个方面的扶持政策。截至目前，三明试验区全域已有2.5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占建档立卡贫困总人口的23.3%。
东西协作
这些年，东部地区在大力解决自身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西部欠发达省份。
1996年，福建、宁夏两省区建立对口扶贫协作关系。此后，参与东西扶贫协作的东部省市不断增加。20年来，东西扶贫协作在各领域不断深入，各省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以政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东西扶贫协作道路，取得明显成效。
据统计，1996年至2014年，东部各省市共向西部贫困地区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18.2亿元，引导企业实际投资1.2万亿元，实施合作项目8万余个，帮助西部地区输出劳务人员664.3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538.3亿元。为促进交流合作，双方领导考察互访8.8万人次，其中省级5160人次；东部地区共为西部贫困地区培训各类人才55.7万人次，引进各种科技实用技术3072项。
同时，我国的东西扶贫协作也由刚起步时东部单向帮扶西部，拓展为在对口帮扶框架下东西部双向互动、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由最初主要是政府间的援助行为拓展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共同参与，再发展到包括各类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爱心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多形式、宽领域的广泛参与，形成了“闽宁模式”“沪滇模式”“浙川模式”“甬黔模式”“两广模式”等成功范例。
作为我国东西扶贫协作的先行者，闽宁协作发端于“八七”扶贫攻坚关键时刻。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从“共同富裕”“两个大局”出发，将东南沿海10个较发达的省市与西部10个较贫困的省区“牵”在一起，指定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
福建省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成立了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农办、计委、经贸委等19个省直机关为成员单位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当年11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福建召开，会议决定：两省区政府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总结对口帮扶工作，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建立扶贫协作发展基金；从沿海5个省辖市中选出8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对口帮扶宁夏8个国定贫困县；互派挂职干部、部门对口协作等。
20年来，习近平先后两次到宁夏考察指导工作，五次出席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三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出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成为“闽宁模式”的灵魂。
20年来，福建先后选派9批140多名干部到宁夏中南部山区挂职。一批又一批援宁干部带着对这片贫瘠土地的想象，跨越三千公里而来，载着深深的眷恋和西部精神归去，将开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思想观念，将东部的经验、模式、思路，将无私奉献精神、责任和爱，将“爱拼才会赢”的文化内核，播种在西海固这片世界级的贫困土地上。
20年来，福建累计无偿援助宁夏的资金达9.2亿元，社会各界捐助近2亿元，帮助建设闽宁示范村140个、生态移民新村20个，新建扩建学校236所，援建卫生院所315个，4万多闽商在宁投资发展。随着一次次联席会议的召开，从修路、建井窖、坡改梯到巩固提高80个闽宁温饱示范村、扶持1000户农户发展菌草技术；从支持35万生态移民、共同推进六盘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工程到鼓励更多企业参与中阿经贸、支持开通厦门至银川直航航班……宁夏的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全区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城乡面貌显著变化，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借“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东风，昔日陆上丝绸之路枢纽的宁夏，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福建，将在更广阔的平台上牵手合作，继续谱写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