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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为我们展现了冬日里银装素裹下的西湖美景。雪后的西湖，清冷之余，给张岱提供了特立独行、彰显个性的场所，于是有了“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一文。作为明朝遗民，张岱的故国之思在文中有所流露，如雪夜亭中遇金陵人，强饮三大白等等率性的行为，笔者认为其故国之思倒不是出自对大明王朝的多么眷念，而是格外留恋于自己的家庭成长氛围，留恋于过去恣意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其故国之思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对自身成长过程中饱含渊博学识、浓郁文艺氛围的生活环境的眷念。
张岱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其曾祖为状元，祖父为进士，自其高祖以来，家中长辈均为高官，且均为饱学之儒；祖孙几代均能诗善文，且著作颇丰。张氏三世藏书，岱“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陶庵梦忆三世藏书》）。良好的家世熏陶，家学的渊源，让张岱自小就饱读诗书，才思敏捷，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张岱32岁那年起就用家藏资料编写记传体的明史，这一切都源于渊博的家学。
张家亦是文艺之家，到张岱这辈，则“主人精赏鉴，延师课戏，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谓‘过剑门，焉敢草草’。”（《陶庵梦忆过剑门》）浓郁的文艺氛围，让张岱不仅精通琴艺，而且对戏曲、文艺的鉴赏水平极高。而其仲叔联芳，于绘画方面精通，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鉴赏。年少的张岱耳濡目染，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种种文物古玩之题铭、品评，充分展现了其在金石界的行家地位。
如此一个自小生活环境优越，兼饱读诗书，文艺鉴赏水平奇高的张岱，在饱受国家灭亡，家族沦落，颠沛流离的生活之余，怎能不对自己过去的身世产生缅怀，对曾经优渥的家族生活无比眷念呢？
其二，对自己曾经洒脱恣意、纵情脱俗、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怀念。
张岱的青年时期，正是文人士子思想叛逆的时期，这使他的生活方式备受影响。伴随着明中后期的宦官擅权、佞臣当道、贤能忠直之士或被贬、或遭戮的各种政治腐败现象，在以文人士子为代表的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反程朱理学、叛传统礼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这种思潮的推动，让文人士子在对社会不满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他们一方面标榜高雅清逸，悠闲脱俗，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等文人生活中，着意营造赏心悦目、休闲遣兴的艺术品味，在玩赏流连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另一方面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号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焚膏继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家族来往较多的文人士子们，如徐渭、黄汝亨等，他们的避世玩世甚至于傲世愤世的生活态度，对年少的张岱影响深远。正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也使得张岱自明亡之后，仍留恋于这样的洒脱恣意，清高脱俗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其《自为墓志铭》中得以充分说明——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如此多的“好”字，将张岱年少时的恣意放纵刻画得淋漓尽致。
也因此，大雪三日，本是极寒天气，“湖中人鸟声俱绝”，而张岱却反其道而行，“独往湖心亭看雪”，这一特立独行的举动，则不难理解了。至于初遇同为观雪者的金陵客商，不问究竟，竟强饮三大白而别。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其率真洒脱个性的再次展露，却又何尝不是其遗世独立，率性脱俗，对过去纵情恣意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怀念呢？
其三，对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对女真民族野蛮南侵的排斥。
张岱痴于山水，癖于园林。这正是晚明文人名士标榜清高，避世脱俗的一种方式。无论山水，还是园林，张岱都崇尚清幽、淡远、自然、真朴。这种审美意趣和追求，反映在他的小品文中，便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天空、云层、远山、湖水之间融为一体，白茫茫一片，显得如此苍茫辽阔。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坎坷，又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张岱深切感受到自身的渺茫与无力，写出了“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样的感慨。浩大的天地之中，人、物、事何其渺小，何其微乎其微，不禁让我们顿生“寄蚍蜉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之感。这里是在写景，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而自身如“沧海一粟”的深沉感慨。
张岱对明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女真民族的野蛮南侵倍感厌恶。顺治三年（1645）张岱为躲避清兵入山，仅携带数箧书籍而行。而祖宅所存大量书籍为清兵损毁，40年所积文物，荡然无存。这让张岱对清兵的野蛮愤愤不已，对于异族统治下的官场自然也不抱任何希望。秉承明朝文人士子们的高雅脱俗的文化生活理念，张岱压根儿不愿苟且做官，在慨叹生不逢时的同时，披发入山，归隐山林，著书立说。作为明朝的遗民，张岱如此极端的做法，又何尝不是对女真入侵时野蛮行为的一种无声反抗呢？
如此一个率性清高的、洒脱恣意的明末文人，毕生追求高雅脱俗，休闲遣兴的生活意趣和品味，在面对国家灭亡，家族衰败，家财尽失的人生困境，并没有完全颓废，而是选择了避世归隐，纵情山水，著书而终，这又何尝不是其对故国的一种追思，对过去生活种种的难以忘怀？《湖心亭看雪》一文中舟子的喃喃之语中的“痴”字，又何尝不是对张岱怀旧过去的另一种点评？
以上种种观点，均为作者的一点浅见，若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其一，对自身成长过程中饱含渊博学识、浓郁文艺氛围的生活环境的眷念。
张岱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其曾祖为状元，祖父为进士，自其高祖以来，家中长辈均为高官，且均为饱学之儒；祖孙几代均能诗善文，且著作颇丰。张氏三世藏书，岱“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陶庵梦忆三世藏书》）。良好的家世熏陶，家学的渊源，让张岱自小就饱读诗书，才思敏捷，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张岱32岁那年起就用家藏资料编写记传体的明史，这一切都源于渊博的家学。
张家亦是文艺之家，到张岱这辈，则“主人精赏鉴，延师课戏，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谓‘过剑门，焉敢草草’。”（《陶庵梦忆过剑门》）浓郁的文艺氛围，让张岱不仅精通琴艺，而且对戏曲、文艺的鉴赏水平极高。而其仲叔联芳，于绘画方面精通，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鉴赏。年少的张岱耳濡目染，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种种文物古玩之题铭、品评，充分展现了其在金石界的行家地位。
如此一个自小生活环境优越，兼饱读诗书，文艺鉴赏水平奇高的张岱，在饱受国家灭亡，家族沦落，颠沛流离的生活之余，怎能不对自己过去的身世产生缅怀，对曾经优渥的家族生活无比眷念呢？
其二，对自己曾经洒脱恣意、纵情脱俗、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怀念。
张岱的青年时期，正是文人士子思想叛逆的时期，这使他的生活方式备受影响。伴随着明中后期的宦官擅权、佞臣当道、贤能忠直之士或被贬、或遭戮的各种政治腐败现象，在以文人士子为代表的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反程朱理学、叛传统礼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这种思潮的推动，让文人士子在对社会不满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他们一方面标榜高雅清逸，悠闲脱俗，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等文人生活中，着意营造赏心悦目、休闲遣兴的艺术品味，在玩赏流连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另一方面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号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焚膏继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家族来往较多的文人士子们，如徐渭、黄汝亨等，他们的避世玩世甚至于傲世愤世的生活态度，对年少的张岱影响深远。正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也使得张岱自明亡之后，仍留恋于这样的洒脱恣意，清高脱俗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其《自为墓志铭》中得以充分说明——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如此多的“好”字，将张岱年少时的恣意放纵刻画得淋漓尽致。
也因此，大雪三日，本是极寒天气，“湖中人鸟声俱绝”，而张岱却反其道而行，“独往湖心亭看雪”，这一特立独行的举动，则不难理解了。至于初遇同为观雪者的金陵客商，不问究竟，竟强饮三大白而别。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其率真洒脱个性的再次展露，却又何尝不是其遗世独立，率性脱俗，对过去纵情恣意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怀念呢？
其三，对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对女真民族野蛮南侵的排斥。
张岱痴于山水，癖于园林。这正是晚明文人名士标榜清高，避世脱俗的一种方式。无论山水，还是园林，张岱都崇尚清幽、淡远、自然、真朴。这种审美意趣和追求，反映在他的小品文中，便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天空、云层、远山、湖水之间融为一体，白茫茫一片，显得如此苍茫辽阔。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坎坷，又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张岱深切感受到自身的渺茫与无力，写出了“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样的感慨。浩大的天地之中，人、物、事何其渺小，何其微乎其微，不禁让我们顿生“寄蚍蜉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之感。这里是在写景，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而自身如“沧海一粟”的深沉感慨。
张岱对明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女真民族的野蛮南侵倍感厌恶。顺治三年（1645）张岱为躲避清兵入山，仅携带数箧书籍而行。而祖宅所存大量书籍为清兵损毁，40年所积文物，荡然无存。这让张岱对清兵的野蛮愤愤不已，对于异族统治下的官场自然也不抱任何希望。秉承明朝文人士子们的高雅脱俗的文化生活理念，张岱压根儿不愿苟且做官，在慨叹生不逢时的同时，披发入山，归隐山林，著书立说。作为明朝的遗民，张岱如此极端的做法，又何尝不是对女真入侵时野蛮行为的一种无声反抗呢？
如此一个率性清高的、洒脱恣意的明末文人，毕生追求高雅脱俗，休闲遣兴的生活意趣和品味，在面对国家灭亡，家族衰败，家财尽失的人生困境，并没有完全颓废，而是选择了避世归隐，纵情山水，著书而终，这又何尝不是其对故国的一种追思，对过去生活种种的难以忘怀？《湖心亭看雪》一文中舟子的喃喃之语中的“痴”字，又何尝不是对张岱怀旧过去的另一种点评？
以上种种观点，均为作者的一点浅见，若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