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贵州省贵阳市人，1931年出生。姥爷本是学医的，生业于湘雅医学院的前身湖南雅礼大学，由于该校是教会学校，所以姥爷的英文很好。毕业后先在中学教英文，做到教务主任后弃教从商，用他良好的英文功底与英国人做汽油生意，就任亚细亚汽油公司总经理。后因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缅公路被炸，生意逐渐萧条。
　　姥爷是个儒商，又只有母亲一个女儿，母亲从小学习很好，深得姥爷喜爱，所以姥爷刻意从各方面培养母亲，为她买了钢琴，聘请了钢琴老师。母亲年少时也调皮，枯燥的钢琴练习曲弹不下去，钢琴老师没辙，只能挑选好听的练习曲让她单奏。所以母亲弹钢琴的水平也仅限于初级，不过我倒觉得老妈的练习曲弹得挺好，流畅悦耳。姥爷病逝于1948年，在世时给母亲设计的未来是凄大学法律系。
　　1950年抗美援朝打响，高中即将毕业的母亲思想非常激进，放弃上大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母亲参军后，先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了一年半报务，后分到贵州军区镇远军分区做报务员。在这里与爸爸相识相爱。
　　1955年爸爸奉命调到了北京的总参某部，当时部队只留两种女兵——文工团员和医务工作者。妈妈不会从事文艺工作，要是搞医可先上医科大学，妈妈高中毕业，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妈妈怕见血，不愿意当医生，所以脱下了军装，随大入京，分配到北京市少年宫当了一名人民教师。
　　据母亲回忆，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街上的人很少，那时颐和园的昆明湖清澈见底，一望无垠，她和父亲经常去那儿游泳，母亲在北京的市郊还发现了在贵阳从未见过的骆驼做运输工具，感到非常新奇。
　　父母定居北京后，我和弟弟们相继出生，我们虽然都出生在北京，但我们姐弟三个的名字却寄托了父母对自己家乡深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