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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亭 本名廖莲婷。2012年在《青年文学》《民族文学》发表处女作，现有多篇散文、小说见于《广西文学》 《青年文学》《民族文学》《作品》《文艺报》《美文》《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西部》等刊，出版散文集《南方的河》（作家出版社）。
一
我总觉得有写下这些的必要。
一是因为我近日的思绪总是缠绕在十二三岁那段时光中，回忆总觉得意犹未盡、欲罢不能。
二是我这一两年到处飞，去得最远的地方是新疆和越南，现在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雪乡，日夜对着天地的洁白，在大雪纷飞的安静中与书为伴，安顿一颗固执、贫穷而又敏感的心，就有了写的渴望。
三是我觉得这些零碎记录的片段、信笔为之的涂鸦有时候比一本正经地“作文”更真诚、更可靠。自以为是、轻率的地方或许会有，但我希望它们更多的是天真、本真和诚实。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眼睛能让你们看到一些过去的生活，体会到一些简单而又蓬勃的美好。
那时还是经常憧憬未来的。没来由地自信和笃定，每天都想要展开双臂飞着走，呼啦啦——呼啦啦——
对未来的无数种可能性和大学生活满怀期待，甚至觉得高中生活，也会像小说《花季·雨季》描绘的那般美好。只是经历了才知，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鲁迅《社戏》里说的不可重复的豌豆味儿令我印象深刻。真的，从小到大，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太多这样的遗失。比如，在大街上或者超市买了玉米、红薯，样子和童年吃过的一模一样，甚至外观还要漂亮些，可是咬一口却不是记忆中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气得心里直骂：假货，中看不中用。不仅买的是这样，就连自己亲手照着记忆做的也是，不免悲从中来。过去的味道，永不会再有了。
十二三岁，真是神奇的年龄，那时从身体到心灵都是清朗的。和过去的味道一样，不可重复。
二
初中寄宿的学校，在离家二十多公里的镇上。学校不大，一栋教学楼、一栋办公楼、一个操场、两个篮球场、一排教师宿舍、一排瓦舍、男女学生各一间澡堂和厕所，便尽了。教学楼是三层，每层五间教室，办公楼也是三层，也是每层五间房，二层是教师办公用，一层存放学校的物资，个别房间隔出部分做学生活动室，三层则辟作女生宿舍，而男生只能住在操场和澡堂、厕所之间的那一排瓦舍里，白天照不到阳光，夏天蚊虫多得能将人抬走，雨天有的屋顶还会漏水，屋里的少年们则成了鱼，比起来女生能住楼房算是学校给优待了。
我住三层最西边的宿舍。宿舍有三排床，每排上下铺各十个床位，住满六十个人，分别是初一（一）班、初二（一）班、初三（一）班的全体女生，每个年级的其他四个班则填在另外四间宿舍里。每排床位的间隔只容得下一个人走，床的长度约一米七，宽度约一米二，大小刚容得下一个人睡，但是我们每个人会在床头放一个木箱，箱里装着日常换洗的衣物和其他物件，长得太高的人就只能蜷腿睡了。实在没地放箱子，床底都放满水桶，水桶装着第二天早晨洗漱用的水，因为宿舍是不通自来水的。幸好靠门的地方有一个木架，放着六十个人的口盅、牙刷、牙膏、洗发水，木架旁有一排钉子挂着六十个人的毛巾。睡觉时要是有人打呼噜，只能认倒霉，一间教室般大的宿舍里的六十个人的和平需要忍耐维持。半夜被尿憋醒，若不能忍着，只得爬起下楼，走过操场、男生宿舍，去到女厕解决。要是寒冷的冬夜，下楼走到操场，呼呼的大风吹着，尿意都快被冻回去了。最怕的还是闹肚子的夜晚，上上下下奔走多少次才消停？要是不小心路途上没忍住，阿弥陀佛，下面的话就不说了。
在家里我都是一个人睡一间屋子，上了初中，猛然间要听整个宿舍的鼾声睡觉，着实感到新鲜和惊奇。真的，就是这两个词，鼾声远远近近、此起彼伏，怪异而奇妙。我睡眠浅，听过不少人的梦话，有时听得忍不住笑出声来，只好用被子蒙住头捂着嘴笑。没有哪个晚上我睡眠足过，第二天只好强撑着精神听课，迷迷糊糊半睡半醒间学习成绩一直能保持第一，这也是活见鬼。
我的床位在靠南的窗边，从窗户看去，楼下十米外就是校门，铁门多数时候关着，有保安看守，门外是一条大土路，路过去是个晒谷场，晒谷场再过去就被一片树林挡住了，隐隐约约露着一些楼房的墙角。晒谷场已经没有人晒过东西，偶尔有人家在那办丧事，我躺在床上，扭过头去，就能从窗户看见晒谷场上忙忙碌碌的一伙人，有忙着做饭端菜的，有忙着吃的，有忙着哭的，一个临时搭建的塑料棚子露着白幡，我不敢细看，不用想都知道是什么。丧事进行的那几天，起床铃声嘹亮地响起，唢呐、铙钹也嘹亮地响起，上课铃声嘹亮地响起，唢呐、铙钹也嘹亮地响起，听得人惊悚。
日常里还有个声音是让我苦恼的。凌晨四五点钟，米粉厂会用三轮车送来早餐用的米粉，保安就会咣咣当当地把大铁门打开，铁门旋开时尖利的摩擦声总能吵醒我，肚子也跟着咕咕叫起来，此时唯一的安慰就是想着再忍上一两个钟就能在早餐时吃到米粉了。
起床铃声六点钟准时响起，六十个人疯了似的从床上爬起，飞速地穿衣、刷牙洗脸，然后跑下楼，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六点一刻到六点半是早操和领导讲话时间，没有人敢迟到，会有值日老师和值周班级点名，人数不全的班级要被扣量化分，班主任和全班同学都会被值周领导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批评。
早餐是在早操之后。我们的碗都存放在早餐棚下的课桌做的餐桌里，每天的早餐由值日生分发，做完早操我们仍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早餐棚排队领早餐，二两米粉，几粒花生米，用食堂的肉汤搅拌了吃。早读是六点五十分开始，吃完洗刷好碗放在桌子里我们就得进教室，午餐、晚餐再以同样的速度拿碗排队领饭菜。
洗澡都在一间十几平米大的浴室里。从食堂用桶打热水，提几百米路到澡堂排队，至少得等两个人才轮到自己。轮到自己洗了，水早就不热了，冬春我就总是感冒。这不算什么，最奇怪的是，排队的人目光都在肆无忌惮地看着洗澡的人洗澡，洗澡的人完全暴露在多人的目光中。这种看有什么意义呢，比如我吧，我从来都不记得我看过的那些胴体，可我等的时候目光分明也是直溜溜地看着她们的。 起床，做操，吃饭，上课，洗澡，睡觉，这就是初中生活的日常。
三
整个初中我只有一个班主任，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我们是他毕业后带的第二届学生。
初二、初三都会重新根据分数分班，有的学生读完三年都有三个班主任了，可我只有一个。想想，值得庆幸，也很遗憾。
他学问不大，能力也不大，却足以让初中的我觉得知识渊博。
他说他不是名师，但相信能严师出高徒，对我们算是挺严格的。初一时各个班主任带的班生源、水平都是一样的，初二他就成了尖子班班主任，初三成了实验班班主任，占据学校越来越好的生源。
平时我们说起他都以“老大”代指，好像是班里一个眼睛大大的淘气的男生先这样称呼的。为什么叫“老大”呢？也许只是因为他是班主任，也许是觉得他有点严厉和专断。不管因为什么，同学们这样称呼时，是亲切多于埋怨。
我书读得多，又能写，语文总是第一，自然得到他很多关注。这几乎是所有老师难以避免的通病，只是每个人表露的方式不同。
他那时呢，总觉得班里什么事交给我，就可以放心不管了。我做班长那一年多里，除了我主动找他，其他时候他几乎没管过班里的杂事。他上课从不备课，教务处要老师上交备课本，让我临时给他写了满满一本的备课本。很多次测试试卷是让我帮他改的。他出差了，还让我帮他上课。要是我当老师碰上我这样的学生，我也喜欢死了。
他有什么能耐呢？上《天净沙·秋思》那一课，他带我们全班同学走出铁门，走过晒谷场，穿过林中路，来到田野中。稻田被一条水流环绕着，水上有座桥，不远处有些人家。
他说：“小桥，流水，人家，普普通通，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为什么到了马致远笔下就那么美呢？”
同学们有的装作没听见，有的听到了也不说话。
他就自顾自地说：“是在一个想家的人眼里才变得美。那个古人牵着瘦马赶路，太阳要落山了，看到熟悉的充满烟火气的人家，想起自己的漂泊和家里的人，他能不觉得眼前平常的小桥流水人家很美吗？那种情境，就是得提炼这几种平常的意象，才动人。换成别的都没有这效果。”
是旅人眼里的小桥流水人家所以才那么美！我这个浪子如今深深地佩服这句话。
这样有能耐的老师还有很多。
除了语文老师，其他老师是换了一次又一次。尤其是初二，多了几门功课，老师就不够用，学校让一个退休的男老师给我们班上历史、生物。他头发灰白，人很奇怪，讲课总是笑眯眯的，皱纹在脸颊漫开，很滑稽。
他上历史课时总是给我们传授一些奇怪的记忆方法。
比如长征的历史意义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可以记成“三挽救”，再记不住，就记成“三碗酒”，一碗给党，一碗给红军，一碗给革命。
再比如，1883年马克思去世，怎么记呢？1883谐音“一爬爬上山”，我们那死人出殡俗称“上山”，就记成“马克思一爬爬上山”。
还有很多别的，又通俗又好玩，估计是他那辈人当年学习的经验，带着特有的色彩，至今印象深刻。
他上的生物课是猛料，臊得我们脸一阵一阵红的。且不说他讲了寄生虫一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不敢吃螺蛳，就连猪肉我都不敢碰，就因为他把血吸虫、猪肉绦虫讲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光是凭他讲青春发育、生理现象、生殖器构造、胚胎、繁殖等知识的认真劲儿，就够我们受用的了。作为女生，初二有的来过月经了，有的还没来过，却都要在全班男生面前赤裸裸地面对。更何况还有生殖器构造、胚胎发育、繁殖。他在讲台上笑眯眯地讲，我们在下面听得都要羞死了。
男生看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
我们看男生，还是老样子，只是脖子多了喉结，嗓音某一天突然就发不出以前的声音了。
学完生物，就要参加生物会考。我们还没会考，他就突然消失，班主任也没跟我们说他去哪了。后来偶然听人说，他孩子带他去柳州看病了。
再见他是几个月以后，头发全白了。在操场上远远看见我，就走过来，笑眯眯地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柳州有个精神病院，你要不要去啊……”
果真是病了。
这样突然离开的老师，还有很多。
四
由于成绩好，我经常騙得班主任批假放我出铁门。我多数时候请假是因为发烧出去打针，有时却只是闷得慌，非得出去晃荡晃荡不可。请假时我都提前练习好一阵咳嗽，演得脸不红心不跳的。
桐岭镇的公路两边交错几条街巷，杂货铺、米粉铺、包子铺、草帽铺、鞋店、衣服店、鸡鸭行、菜市……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我闲逛一阵，吃一碗粉，买一斤果子，享受完了，就朝油行边的书店走去。
那是个十来平米的书店，以教辅书为主，但也有一些我爱看的书籍，《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 《聊斋志异》 《薛丁山征西》《射雕英雄传》《血鹦鹉》等，还有《知音》《读者》《意林》等旧刊。书店老板是个中年婆娘，每次我走的时候都会买上一本书，所以她不介意我在书店一待就半天。像《金瓶梅》这种大部头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完的，我买回去偷偷在宿舍和教室看。初三了，语文测试偶尔涉及古典名著，参考答案都会说潘金莲是恶妇荡妇，我偷偷看的书却让我觉得她可怜，真的，我不知哪来的那种悟性，书里说潘金莲是黄河决堤的灾民，流落时只是几岁的女孩，被有钱人买去做丫鬟，做得一手好针线，长成姑娘了却因太漂亮被嫉妒、报复，最后被主家卖给武大郎做媳妇。潘金莲从小做梦的如意郎君都是文雅书生，骤然嫁了武大郎，虽委屈，倒也安心过日子，帮武大郎做烧饼卖钱。武松打虎回来探亲，潘金莲喜欢上这个英武的弟弟，可是武松不领情。武松走了，本来潘金莲的日子还可以平静下去，可是风吹起了门帘，照见一个白面官人，就是西门庆，看那模样不是日思夜想着要嫁的人吗？潘金莲再也不能平静了，就有了后来的故事。这是她的命，她的孽，她的抗争。和包法利夫人一样可怜。可是我不能对语文老师说，也不能对同学说，意识里觉得有这种思想应当羞愧。 书店外有个戏台子，破败不堪了，镇上的戏班子偶尔会在台上搭戏，我要是碰上了，就买上一包零食站在台下看上一会儿。台上的人咿咿呀呀地唱什么，我听得不甚明白，光是觉得他们穿的戏服好看，画的戏妆好玩。和我一起看的，都是镇上的老头老太太们，除我一个没什么年轻人。老头老太太们对我很好，问这问那的，还给我糖果吃。没演上几出戏太阳就西斜了，有时戏唱到一半，看天色晚了就不唱了，演员们卸妆回家，老头老太太们也弯着腰弓着背回家，我则在米粉店再吃上一碗粉，毫无悔悟地回学校。这一次出来，打够了支撑一月安心读书的鸡血。
有一次我在桐岭大街上晃荡，买了一瓶六神花露水。
我在一个杂货铺闲看，被蚊子叮了。老板娘拿出一个绿色的瓶子说：“擦了花露水蚊子就不咬了，洗澡时滴两滴到水里，皮肤还很香，要一瓶？”
夏天到来了，蚊子多得很，我就买了。打了热水提到澡堂，要等两个同学洗好才轮到我。我拿出花露水瓶，滴几滴进桶里。盖瓶盖时不小心手滑，瓶子落到地上，摔坏了。有半边瓶子残留着花露水，我觉得可惜，捡起来倒了很多进自己桶里，又怕放太多把自己洗坏了，就扭头问旁边的女生：“花露水，给你要不要？”对方回一句：“神经病。”没理我。
我又看另一个女生，她已经洗得差不多了。我发了发狠，就把剩下的花露水全都倒进自己桶里。那一天，洗澡水凉丝丝的，有清凉油的感觉。
我以为那种清凉的感觉过一会就没了，可是整个晚上皮肤都是凉丝丝的，好爽！
由于那句“神经病”，我记住了那个女生，还记住了那个在洗澡的女生，因为我注意到她俩总是一块行动。
说来也是奇怪，没说过话的，平日里路遇十几回也跟没见过似的，一旦记住一点印象，总觉得在学校里到哪都能碰上。跑出宿舍下楼吃早餐，碰上了。跑去吃午饭，碰上了。跑去吃晚饭，碰上了。跑去打水洗澡，还是碰上了。碰上了就尴尬地笑一笑说，吃饭啊，洗澡啊。
有一天傍晚放学，恰好是月休一次的周末，关了一个月的学生都可以回家。收假回来，同学们都在谈论玉米地里的惨叫，一个女生在回家路上被坏人拖进玉米地，糟蹋了。学校召开紧急安全教育大会，从此不再在傍晚让住得远的学生回家。
那以后我碰到那个说我“神经病”的总是一个人忧心忡忡地走路，她的同伴再也没有出现，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不幸的女生。
有一次我放学，在桐岭大街买了一对鸽子。鸽子笼摆在鸡行那里，我路过时鸽子冲我咕咕咕地叫，白羽毛，红爪子，尖嘴儿粉嫩粉嫩的。我忍不住蹲下来逗弄它们，老板娘就一个劲地怂恿我买：“很好养的，能吃玉米粒、谷子，在楼顶搭个窝就行。”家里盖楼房后，我也一直想养鸽子，就买了。
鸽子花光我所有的钱，没钱不能坐车，只好步行二十多公里路回家。路上我肩背书包，手提着鸽子笼，鸽子在笼子里乖乖地待着，时不时眼睛警惕地看看路，发出咕咕咕的声音，我边哼着歌儿边在路边拔一根草拨弄它们的羽毛。
走过田台村，是一大片田野，禾苗还没抽穗，田埂满是青草。我遇到个在田埂放牛的傻子。我走过他时，他冲我喊：“放学了！”我害怕，不理他。他又喊：“放学了！”
他真的是个傻子。脖子是歪的，嘴巴也是歪的，下巴淌着口水。
我始终不理他。他在后面扬起牛鞭骂我，捡起石头砸我。我奔命地往前跑，鸽子咕咕咕地叫着，羽毛惊慌地扑打着。
远远甩开他后，我转进山路，太阳偏到山头了，周围寂静得看不见一个人影。我怕遇到坏人，祈祷着不要遇到坏人，壮胆唱起歌，唱着唱着，哑掉了，怕歌声引来坏人。
我又撒开腿拼命往前跑。跑啊，跑啊，终于看到人了，是个大叔在田里拔草。
慌得又要往前跑，突然看到田里还有女人在拔草。
有女人就不用怕了。安全大会上老师说的。
我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终于可以正常走路了。
妈妈看见鸽子说：“买这东西干什么，白吃东西，也没人有空理它。”
我说：“很好养的，能吃玉米粒、谷子，在楼顶搭个窝就行。”
爸爸看见鸽子说：“买这东西做什么，吃坏粮食！”
我说：“很好养的，能吃玉米粒、谷子，在楼顶搭个窝就行。”
周日下午要回学校前，我让妈妈给我保證一定要帮我喂鸽子。妈妈说：“行，放心上学去吧！”
我第二次回家，鸽子已被炖汤了。
痛哭！
五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那儿离桐岭镇有五六十公里，搬回父母住处不久，就寄宿在初中学校里了。实际上那时我观念中的“家”是外婆家，这曾一度让我父母担忧和失望。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因距离的关系回父母家的次数多了，意识就跟着改变，看来没有什么是时间做不到的。我有好几次省下伙食费，背着父母转两三趟中巴车到陇头湾看外公外婆，妈妈知道了总会说我几句。她说她的，我还是按我的心意行事。
我不在陇头湾的日子，外公外婆就两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吃饭，后来是外婆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吃饭。偶尔去看他们，总想给他们买点东西带过去，可是在大街上转来转去都不知道买什么，于是什么都没有买。过了几年，我在柳州市里念高三，终于给外婆买了顶毛线帽，给外公买了一双毛线手套。我高高兴兴地带回家，准备过年时带去给外公外婆，弟弟说漏嘴告诉我，外公死了。我怔住了，偷偷哭了好久。晚上爸妈回来跟我说，瞒着我是怕影响我学习和考试。第二天我哭着跑回学校住几天才回家。
那时我才明白，我什么也给不了亲人，面对时间，我什么也做不了。
秋天某一天，我从陇头湾辗转带回一麻袋的柿子，分给全班同学吃。我和L吃得太多了，吃坏了肚子，两个人不得不请假去桐岭镇医院输液。当天回来，听说班里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男生里成绩最好的W发动全班同学联名上书学校领导，要求寒假不补课。我听了着实佩服他的勇气，又感到这注定是徒劳。很快“起事”以失败告终，班主任被领导严厉批评，W处境也岌岌可危。 上晚自习，W叫住我，求我跟他去见班主任。不知道他是咋想的，估计以为班主任平日里疼我，有我在他就没有事。我当时还在发烧，晕头晕脑跟着去了。去了我光是在旁边坐着不说话，他俩一直在那说，说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脑袋嗡嗡地响。突然，W跪了下去，抱住班主任的膝盖哭。
我惊呆了，头脑一片空白，仿佛做梦一般，之后发生什么我一点都没注意，满头满脑只剩下那跪着的形象。
我经常想起这一幕，教育制度的弊端多么巨大，个人的反抗多么弱小。后来此君同我一样考上最好的高中，大学又在上海求学并定居上海，也算有为。这种有为是不是与当年能反抗的气魄有关呢？虽弱小，但毕竟包裹着一个敢发出声音的灵魂。
那时，学校里有些事情是没道理可讲的。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不讲道理，而是世道不讲道理。
操场种着几棵龙眼，初秋时节结满沉甸甸的果子，我们一天要路过它们几十回，低头抬头都能看得见。我们的眼睛看得见龙眼的饱满，我们的舌头记得龙眼的甘甜，可是我们一颗也不敢摘，学校给我们发了禁令。但是学校会卖掉这些果子，卖得的钱用作教师聚餐。食堂也养着几头肥猪，用我们的剩饭喂养的，猪宰杀了我们一块肉也吃不到，去哪了呢？老师们隔段时间要聚餐，过年了要分腊肉。老师们清贫且辛苦，想来也是应该的。可是，我们还是想能分学生一些羹汤。
同样没道理的还有犯纪律被处罚一事。寄宿学校什么时间该干什么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脱离轨道就是犯纪律。比如，晚睡时间你没睡，被查房和夜巡的人发现，就要记大过一次。
说来也怪，H同学一次晚上十二点在篮球场给发小过生日，就被巡逻的抓住了，被处罚后一蹶不振。那天我和L也没好好睡觉，凌晨三四点还在学校角落里晃荡，却一点事也没有。第二天听说H被抓，惊讶不已，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中考结束后我到学校领录取通知书，路上碰到H，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故意绕路避开我。想他刚入初中时，那么意气风发，此番光景让人好生感慨。
以后的同学聚会，我都没见过他。
六
睡觉铃声响起，值周领导、值日老师、大舍长会查房。领导、老师和大舍长核对完人数后，就会去学校各个角落搜寻，电筒嗖嗖嗖地到处照射。
可是他们终究会去睡觉的，再有耐力的老师也不会熬过一点钟的，就连宿舍里的人也都睡熟了。这时我和L就偷偷地爬起来，到篮球场或者厕所楼顶玩耍。
H因为十二点在操场给人过生日被抓，肯定不深谙此理，又或者，他们太贪恋睡觉了，只是想早点把生日礼办完就各自去睡，没想到十二点是最危险的时段。
星空浩大，夜风清凉，整个校园睡去了，篮球场偏僻，保安根本不会来，没有人打扰我和L。
实际上，我们在篮球场也干不了什么，说说话，跳跳台阶。双脚并拢，往上跳是五个阶梯，往下跳也是五个阶梯。
犯纪律的兴奋充实我们的心，使得白天学习积攒的压力一下子消散。如果说一起扛过枪蹲过一个战壕的才是好兄弟，那么我也可以说一起犯过纪律的才是好同学。
篮球场围墙边的树叶轻轻地摇着，沙沙的声息仿佛夜的呼吸。偶尔树林中传来一声鸟叫，粗哑的，应该是乌夜啼。
跳累了，我们就坐在台阶上，看星空。猎户座看上去像老头在钓鱼，鱼竿垂向我们的头顶。北斗七星像勺子，很笨拙的勺子，日常生活中我根本没用过那种勺子。银河呢，淡淡地铺开，缓缓延伸着。牛郎织女是哪两颗呢，找最亮的星星，可是很多星星都很亮啊，终是认不出来，更别提什么大熊座、狮子座。
估摸着那些烂仔的摩托车队快来了，我们就起身，跑过食堂、教学楼、操场、男生宿舍，来到厕所和澡堂。这是个两层高的楼，一楼是厕所，二楼是澡堂，左边是男，右边是女。
要去到楼顶，只有通过男生那边的阶梯。夏天蚊虫浓密得像烟雾，在低处和角落翻滚鼓荡。
我们站在女厕门口等十分钟，确定没有人进男厕，也没有人从男厕里出来，就跑到那边的楼梯，躬身爬上楼顶。楼顶不宽，可是下面就是大马路，视野贯通整条路。我们蹲下来等，不敢站着，容易被发现，也不敢坐下，楼面太脏。我们也不说话，有一次说话的教训是，楼下的男厕传出男生“有鬼啊”的叫声，引来了保安，幸好我们已在保安到来前偷偷跑下楼躲进了女厕。有惊无险，没被发现，保安责怪男生乱喊，就把他带走了。是啊，有谁会相信女生深夜上男厕楼顶，何况保安在楼顶用手电筒照来照去也没见个影儿。
风不大时，下面男厕的异味就飘上来。可是没关系，摩托车的声音已经远远传来。
车灯照亮马路，几辆摩托车呼啸而来，马达声呼呼呼——骑车的都是十几岁的青年，我妈平时口中的烂仔。
车子一路呼啸，他们的嘴巴也一路喧哗呼啸，迅捷地来到我们脚下的大土路，又箭一般疾驰而过，消失在远处。多么优美的速度！多么放浪的青春！他们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只有两三分钟，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只有无所顾忌的喧哗与骚动，对我们来说，却是盛大的表演。我们看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们。
骚动远远地消失了，夜晚回归沉寂，我们得到暂时的安慰。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啊！
临近中考，很多课就变成自习课了，比如音乐课、体育课、绘画课。自习课多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得进书的，有时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我就跑去看艺術生在篮球场上素描课。我曾经苦恼过要不要当绘画艺考生，因为那是我能知道的我唯一的兴趣。我把想法对班主任和妈妈都说了，均遭反对。他们虽反对，我还是跑去看艺术生上绘画课。最后他们说服我的理由是，做艺术生要有很多钱才能继续上学。
因为没什么课，班里座位也不再调换，最后半个学期，F总坐在我前面，她是初二时从市里转学回来的，平时住在学校，放假就住在镇上她大伯家里。她大伯是镇上开诊所的。
自习课时，她一会儿扭头朝右憋着气狂笑，一会儿扭头朝左憋着气狂笑。实际上并没有人和她说话，也没有人回应她，她只是自个儿莫名其妙地狂笑。笑累了，她就转身朝后冲着我说话，也不管我听不听。 她说：“我出生刚一个月，我妈就把我丢到山上。没办法，生太多女儿，她不想要我。是我奶奶从山上把我抱回来的。”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是笑的。没错，不是哭，是笑，眼睛还眯着。
说完她又憋着气狂笑。
我说：“喔，我有个妹妹，也是被送人了。”说完我继续做题，心却再也静不下来。
下课后我问她：“我总是失眠多梦，睡不着时听你们讲梦话，睡醒了总清楚地记得梦到什么，你大伯可会治？”
她说：“周末我带你去找他看看。”
周末我们果真出铁门向着她大伯镇上的诊所而去。那时我一身黑衣，她全身白服，走在路上她打趣说活像黑白无常。
在诊所，见到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大伯，穿着白衣服，像白大褂，又不像白大褂。搬个板凳让我坐着，叫我伸出手来放在桌子上。
我问：“做什么？”
F笑着说：“你照着做就是了。”
我疑惑地伸出手，大伯手指搭在我手上。
哦，号脉呢！
他号脉的当儿，我就想着武侠里悬丝诊脉的事，不知他会不会。
号脉后他问了几句情况，给我开了药，我和F就回学校了。大伯也不留F吃饭，F也没从诊所回大伯的家。
吃了药，我果然没有做梦，也没有失眠。
可我却变得不安，总是做梦的人，突然不做梦了，也是受不了的。
不安以后药效就不管用了，吃了还是做梦，不吃了也还是做梦。我又安心了。
现在想来，他给我开的应该是镇静剂，或者安眠药。
在最后备考的那段时间里，F总是莫名其妙地狂笑，而我却是莫名其妙地大哭。
一次全班同學在唱《军中绿花》，我伏在课桌上哭，没来由地哭。
还有一个月就中考了，临考前的最后一次回家，在家里的浴室洗澡，我也没来由地哭，放开了声音地哭，洗澡水哗哗地流着，泪水哗哗地流着，流在我的身体外，也流在我的身体里。
伯父在外面喊：“哭什么？”
我喊：“不要管，就是想哭。”
过一会妈妈也在外面喊：“哭什么，发神经啊？”
我喊：“别管我！”
洗完哭完，老老实实上学去。
还有半个月就中考，我和L跟着隔壁班的男生周末跑出铁门去爬山。
还有五天就中考，我编个理由和班主任请假，跑到十公里外的一个初中待了三天，我的小学同学都在那个初中里。
终于中考了。
终于放榜了。
终于发录取通知书了。
我、L、W和M考上了地区高中，全省排前八的高中，我们整个县只有四十五个名额，我们学校考上七人，隔壁八班两人，补习班一人，我们班四人。F考上市重点，成为一匹黑马，看她平时成绩大家都以为她会考上县中而已。
没有那些狂笑，不知道F会考得怎么样。没有那些大哭，我也不知道我会考得怎么样。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要稳扎稳打，有的人要仗剑直行，有的人要稀里糊涂，有的人要像我这样神经兮兮的，才能活得舒服。
但愿每个人，都能舒舒服服。
责任编辑 韦 露
一
我总觉得有写下这些的必要。
一是因为我近日的思绪总是缠绕在十二三岁那段时光中，回忆总觉得意犹未盡、欲罢不能。
二是我这一两年到处飞，去得最远的地方是新疆和越南，现在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雪乡，日夜对着天地的洁白，在大雪纷飞的安静中与书为伴，安顿一颗固执、贫穷而又敏感的心，就有了写的渴望。
三是我觉得这些零碎记录的片段、信笔为之的涂鸦有时候比一本正经地“作文”更真诚、更可靠。自以为是、轻率的地方或许会有，但我希望它们更多的是天真、本真和诚实。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眼睛能让你们看到一些过去的生活，体会到一些简单而又蓬勃的美好。
那时还是经常憧憬未来的。没来由地自信和笃定，每天都想要展开双臂飞着走，呼啦啦——呼啦啦——
对未来的无数种可能性和大学生活满怀期待，甚至觉得高中生活，也会像小说《花季·雨季》描绘的那般美好。只是经历了才知，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鲁迅《社戏》里说的不可重复的豌豆味儿令我印象深刻。真的，从小到大，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太多这样的遗失。比如，在大街上或者超市买了玉米、红薯，样子和童年吃过的一模一样，甚至外观还要漂亮些，可是咬一口却不是记忆中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气得心里直骂：假货，中看不中用。不仅买的是这样，就连自己亲手照着记忆做的也是，不免悲从中来。过去的味道，永不会再有了。
十二三岁，真是神奇的年龄，那时从身体到心灵都是清朗的。和过去的味道一样，不可重复。
二
初中寄宿的学校，在离家二十多公里的镇上。学校不大，一栋教学楼、一栋办公楼、一个操场、两个篮球场、一排教师宿舍、一排瓦舍、男女学生各一间澡堂和厕所，便尽了。教学楼是三层，每层五间教室，办公楼也是三层，也是每层五间房，二层是教师办公用，一层存放学校的物资，个别房间隔出部分做学生活动室，三层则辟作女生宿舍，而男生只能住在操场和澡堂、厕所之间的那一排瓦舍里，白天照不到阳光，夏天蚊虫多得能将人抬走，雨天有的屋顶还会漏水，屋里的少年们则成了鱼，比起来女生能住楼房算是学校给优待了。
我住三层最西边的宿舍。宿舍有三排床，每排上下铺各十个床位，住满六十个人，分别是初一（一）班、初二（一）班、初三（一）班的全体女生，每个年级的其他四个班则填在另外四间宿舍里。每排床位的间隔只容得下一个人走，床的长度约一米七，宽度约一米二，大小刚容得下一个人睡，但是我们每个人会在床头放一个木箱，箱里装着日常换洗的衣物和其他物件，长得太高的人就只能蜷腿睡了。实在没地放箱子，床底都放满水桶，水桶装着第二天早晨洗漱用的水，因为宿舍是不通自来水的。幸好靠门的地方有一个木架，放着六十个人的口盅、牙刷、牙膏、洗发水，木架旁有一排钉子挂着六十个人的毛巾。睡觉时要是有人打呼噜，只能认倒霉，一间教室般大的宿舍里的六十个人的和平需要忍耐维持。半夜被尿憋醒，若不能忍着，只得爬起下楼，走过操场、男生宿舍，去到女厕解决。要是寒冷的冬夜，下楼走到操场，呼呼的大风吹着，尿意都快被冻回去了。最怕的还是闹肚子的夜晚，上上下下奔走多少次才消停？要是不小心路途上没忍住，阿弥陀佛，下面的话就不说了。
在家里我都是一个人睡一间屋子，上了初中，猛然间要听整个宿舍的鼾声睡觉，着实感到新鲜和惊奇。真的，就是这两个词，鼾声远远近近、此起彼伏，怪异而奇妙。我睡眠浅，听过不少人的梦话，有时听得忍不住笑出声来，只好用被子蒙住头捂着嘴笑。没有哪个晚上我睡眠足过，第二天只好强撑着精神听课，迷迷糊糊半睡半醒间学习成绩一直能保持第一，这也是活见鬼。
我的床位在靠南的窗边，从窗户看去，楼下十米外就是校门，铁门多数时候关着，有保安看守，门外是一条大土路，路过去是个晒谷场，晒谷场再过去就被一片树林挡住了，隐隐约约露着一些楼房的墙角。晒谷场已经没有人晒过东西，偶尔有人家在那办丧事，我躺在床上，扭过头去，就能从窗户看见晒谷场上忙忙碌碌的一伙人，有忙着做饭端菜的，有忙着吃的，有忙着哭的，一个临时搭建的塑料棚子露着白幡，我不敢细看，不用想都知道是什么。丧事进行的那几天，起床铃声嘹亮地响起，唢呐、铙钹也嘹亮地响起，上课铃声嘹亮地响起，唢呐、铙钹也嘹亮地响起，听得人惊悚。
日常里还有个声音是让我苦恼的。凌晨四五点钟，米粉厂会用三轮车送来早餐用的米粉，保安就会咣咣当当地把大铁门打开，铁门旋开时尖利的摩擦声总能吵醒我，肚子也跟着咕咕叫起来，此时唯一的安慰就是想着再忍上一两个钟就能在早餐时吃到米粉了。
起床铃声六点钟准时响起，六十个人疯了似的从床上爬起，飞速地穿衣、刷牙洗脸，然后跑下楼，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六点一刻到六点半是早操和领导讲话时间，没有人敢迟到，会有值日老师和值周班级点名，人数不全的班级要被扣量化分，班主任和全班同学都会被值周领导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批评。
早餐是在早操之后。我们的碗都存放在早餐棚下的课桌做的餐桌里，每天的早餐由值日生分发，做完早操我们仍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早餐棚排队领早餐，二两米粉，几粒花生米，用食堂的肉汤搅拌了吃。早读是六点五十分开始，吃完洗刷好碗放在桌子里我们就得进教室，午餐、晚餐再以同样的速度拿碗排队领饭菜。
洗澡都在一间十几平米大的浴室里。从食堂用桶打热水，提几百米路到澡堂排队，至少得等两个人才轮到自己。轮到自己洗了，水早就不热了，冬春我就总是感冒。这不算什么，最奇怪的是，排队的人目光都在肆无忌惮地看着洗澡的人洗澡，洗澡的人完全暴露在多人的目光中。这种看有什么意义呢，比如我吧，我从来都不记得我看过的那些胴体，可我等的时候目光分明也是直溜溜地看着她们的。 起床，做操，吃饭，上课，洗澡，睡觉，这就是初中生活的日常。
三
整个初中我只有一个班主任，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我们是他毕业后带的第二届学生。
初二、初三都会重新根据分数分班，有的学生读完三年都有三个班主任了，可我只有一个。想想，值得庆幸，也很遗憾。
他学问不大，能力也不大，却足以让初中的我觉得知识渊博。
他说他不是名师，但相信能严师出高徒，对我们算是挺严格的。初一时各个班主任带的班生源、水平都是一样的，初二他就成了尖子班班主任，初三成了实验班班主任，占据学校越来越好的生源。
平时我们说起他都以“老大”代指，好像是班里一个眼睛大大的淘气的男生先这样称呼的。为什么叫“老大”呢？也许只是因为他是班主任，也许是觉得他有点严厉和专断。不管因为什么，同学们这样称呼时，是亲切多于埋怨。
我书读得多，又能写，语文总是第一，自然得到他很多关注。这几乎是所有老师难以避免的通病，只是每个人表露的方式不同。
他那时呢，总觉得班里什么事交给我，就可以放心不管了。我做班长那一年多里，除了我主动找他，其他时候他几乎没管过班里的杂事。他上课从不备课，教务处要老师上交备课本，让我临时给他写了满满一本的备课本。很多次测试试卷是让我帮他改的。他出差了，还让我帮他上课。要是我当老师碰上我这样的学生，我也喜欢死了。
他有什么能耐呢？上《天净沙·秋思》那一课，他带我们全班同学走出铁门，走过晒谷场，穿过林中路，来到田野中。稻田被一条水流环绕着，水上有座桥，不远处有些人家。
他说：“小桥，流水，人家，普普通通，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为什么到了马致远笔下就那么美呢？”
同学们有的装作没听见，有的听到了也不说话。
他就自顾自地说：“是在一个想家的人眼里才变得美。那个古人牵着瘦马赶路，太阳要落山了，看到熟悉的充满烟火气的人家，想起自己的漂泊和家里的人，他能不觉得眼前平常的小桥流水人家很美吗？那种情境，就是得提炼这几种平常的意象，才动人。换成别的都没有这效果。”
是旅人眼里的小桥流水人家所以才那么美！我这个浪子如今深深地佩服这句话。
这样有能耐的老师还有很多。
除了语文老师，其他老师是换了一次又一次。尤其是初二，多了几门功课，老师就不够用，学校让一个退休的男老师给我们班上历史、生物。他头发灰白，人很奇怪，讲课总是笑眯眯的，皱纹在脸颊漫开，很滑稽。
他上历史课时总是给我们传授一些奇怪的记忆方法。
比如长征的历史意义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可以记成“三挽救”，再记不住，就记成“三碗酒”，一碗给党，一碗给红军，一碗给革命。
再比如，1883年马克思去世，怎么记呢？1883谐音“一爬爬上山”，我们那死人出殡俗称“上山”，就记成“马克思一爬爬上山”。
还有很多别的，又通俗又好玩，估计是他那辈人当年学习的经验，带着特有的色彩，至今印象深刻。
他上的生物课是猛料，臊得我们脸一阵一阵红的。且不说他讲了寄生虫一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不敢吃螺蛳，就连猪肉我都不敢碰，就因为他把血吸虫、猪肉绦虫讲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光是凭他讲青春发育、生理现象、生殖器构造、胚胎、繁殖等知识的认真劲儿，就够我们受用的了。作为女生，初二有的来过月经了，有的还没来过，却都要在全班男生面前赤裸裸地面对。更何况还有生殖器构造、胚胎发育、繁殖。他在讲台上笑眯眯地讲，我们在下面听得都要羞死了。
男生看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
我们看男生，还是老样子，只是脖子多了喉结，嗓音某一天突然就发不出以前的声音了。
学完生物，就要参加生物会考。我们还没会考，他就突然消失，班主任也没跟我们说他去哪了。后来偶然听人说，他孩子带他去柳州看病了。
再见他是几个月以后，头发全白了。在操场上远远看见我，就走过来，笑眯眯地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柳州有个精神病院，你要不要去啊……”
果真是病了。
这样突然离开的老师，还有很多。
四
由于成绩好，我经常騙得班主任批假放我出铁门。我多数时候请假是因为发烧出去打针，有时却只是闷得慌，非得出去晃荡晃荡不可。请假时我都提前练习好一阵咳嗽，演得脸不红心不跳的。
桐岭镇的公路两边交错几条街巷，杂货铺、米粉铺、包子铺、草帽铺、鞋店、衣服店、鸡鸭行、菜市……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我闲逛一阵，吃一碗粉，买一斤果子，享受完了，就朝油行边的书店走去。
那是个十来平米的书店，以教辅书为主，但也有一些我爱看的书籍，《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 《聊斋志异》 《薛丁山征西》《射雕英雄传》《血鹦鹉》等，还有《知音》《读者》《意林》等旧刊。书店老板是个中年婆娘，每次我走的时候都会买上一本书，所以她不介意我在书店一待就半天。像《金瓶梅》这种大部头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完的，我买回去偷偷在宿舍和教室看。初三了，语文测试偶尔涉及古典名著，参考答案都会说潘金莲是恶妇荡妇，我偷偷看的书却让我觉得她可怜，真的，我不知哪来的那种悟性，书里说潘金莲是黄河决堤的灾民，流落时只是几岁的女孩，被有钱人买去做丫鬟，做得一手好针线，长成姑娘了却因太漂亮被嫉妒、报复，最后被主家卖给武大郎做媳妇。潘金莲从小做梦的如意郎君都是文雅书生，骤然嫁了武大郎，虽委屈，倒也安心过日子，帮武大郎做烧饼卖钱。武松打虎回来探亲，潘金莲喜欢上这个英武的弟弟，可是武松不领情。武松走了，本来潘金莲的日子还可以平静下去，可是风吹起了门帘，照见一个白面官人，就是西门庆，看那模样不是日思夜想着要嫁的人吗？潘金莲再也不能平静了，就有了后来的故事。这是她的命，她的孽，她的抗争。和包法利夫人一样可怜。可是我不能对语文老师说，也不能对同学说，意识里觉得有这种思想应当羞愧。 书店外有个戏台子，破败不堪了，镇上的戏班子偶尔会在台上搭戏，我要是碰上了，就买上一包零食站在台下看上一会儿。台上的人咿咿呀呀地唱什么，我听得不甚明白，光是觉得他们穿的戏服好看，画的戏妆好玩。和我一起看的，都是镇上的老头老太太们，除我一个没什么年轻人。老头老太太们对我很好，问这问那的，还给我糖果吃。没演上几出戏太阳就西斜了，有时戏唱到一半，看天色晚了就不唱了，演员们卸妆回家，老头老太太们也弯着腰弓着背回家，我则在米粉店再吃上一碗粉，毫无悔悟地回学校。这一次出来，打够了支撑一月安心读书的鸡血。
有一次我在桐岭大街上晃荡，买了一瓶六神花露水。
我在一个杂货铺闲看，被蚊子叮了。老板娘拿出一个绿色的瓶子说：“擦了花露水蚊子就不咬了，洗澡时滴两滴到水里，皮肤还很香，要一瓶？”
夏天到来了，蚊子多得很，我就买了。打了热水提到澡堂，要等两个同学洗好才轮到我。我拿出花露水瓶，滴几滴进桶里。盖瓶盖时不小心手滑，瓶子落到地上，摔坏了。有半边瓶子残留着花露水，我觉得可惜，捡起来倒了很多进自己桶里，又怕放太多把自己洗坏了，就扭头问旁边的女生：“花露水，给你要不要？”对方回一句：“神经病。”没理我。
我又看另一个女生，她已经洗得差不多了。我发了发狠，就把剩下的花露水全都倒进自己桶里。那一天，洗澡水凉丝丝的，有清凉油的感觉。
我以为那种清凉的感觉过一会就没了，可是整个晚上皮肤都是凉丝丝的，好爽！
由于那句“神经病”，我记住了那个女生，还记住了那个在洗澡的女生，因为我注意到她俩总是一块行动。
说来也是奇怪，没说过话的，平日里路遇十几回也跟没见过似的，一旦记住一点印象，总觉得在学校里到哪都能碰上。跑出宿舍下楼吃早餐，碰上了。跑去吃午饭，碰上了。跑去吃晚饭，碰上了。跑去打水洗澡，还是碰上了。碰上了就尴尬地笑一笑说，吃饭啊，洗澡啊。
有一天傍晚放学，恰好是月休一次的周末，关了一个月的学生都可以回家。收假回来，同学们都在谈论玉米地里的惨叫，一个女生在回家路上被坏人拖进玉米地，糟蹋了。学校召开紧急安全教育大会，从此不再在傍晚让住得远的学生回家。
那以后我碰到那个说我“神经病”的总是一个人忧心忡忡地走路，她的同伴再也没有出现，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不幸的女生。
有一次我放学，在桐岭大街买了一对鸽子。鸽子笼摆在鸡行那里，我路过时鸽子冲我咕咕咕地叫，白羽毛，红爪子，尖嘴儿粉嫩粉嫩的。我忍不住蹲下来逗弄它们，老板娘就一个劲地怂恿我买：“很好养的，能吃玉米粒、谷子，在楼顶搭个窝就行。”家里盖楼房后，我也一直想养鸽子，就买了。
鸽子花光我所有的钱，没钱不能坐车，只好步行二十多公里路回家。路上我肩背书包，手提着鸽子笼，鸽子在笼子里乖乖地待着，时不时眼睛警惕地看看路，发出咕咕咕的声音，我边哼着歌儿边在路边拔一根草拨弄它们的羽毛。
走过田台村，是一大片田野，禾苗还没抽穗，田埂满是青草。我遇到个在田埂放牛的傻子。我走过他时，他冲我喊：“放学了！”我害怕，不理他。他又喊：“放学了！”
他真的是个傻子。脖子是歪的，嘴巴也是歪的，下巴淌着口水。
我始终不理他。他在后面扬起牛鞭骂我，捡起石头砸我。我奔命地往前跑，鸽子咕咕咕地叫着，羽毛惊慌地扑打着。
远远甩开他后，我转进山路，太阳偏到山头了，周围寂静得看不见一个人影。我怕遇到坏人，祈祷着不要遇到坏人，壮胆唱起歌，唱着唱着，哑掉了，怕歌声引来坏人。
我又撒开腿拼命往前跑。跑啊，跑啊，终于看到人了，是个大叔在田里拔草。
慌得又要往前跑，突然看到田里还有女人在拔草。
有女人就不用怕了。安全大会上老师说的。
我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终于可以正常走路了。
妈妈看见鸽子说：“买这东西干什么，白吃东西，也没人有空理它。”
我说：“很好养的，能吃玉米粒、谷子，在楼顶搭个窝就行。”
爸爸看见鸽子说：“买这东西做什么，吃坏粮食！”
我说：“很好养的，能吃玉米粒、谷子，在楼顶搭个窝就行。”
周日下午要回学校前，我让妈妈给我保證一定要帮我喂鸽子。妈妈说：“行，放心上学去吧！”
我第二次回家，鸽子已被炖汤了。
痛哭！
五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那儿离桐岭镇有五六十公里，搬回父母住处不久，就寄宿在初中学校里了。实际上那时我观念中的“家”是外婆家，这曾一度让我父母担忧和失望。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因距离的关系回父母家的次数多了，意识就跟着改变，看来没有什么是时间做不到的。我有好几次省下伙食费，背着父母转两三趟中巴车到陇头湾看外公外婆，妈妈知道了总会说我几句。她说她的，我还是按我的心意行事。
我不在陇头湾的日子，外公外婆就两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吃饭，后来是外婆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吃饭。偶尔去看他们，总想给他们买点东西带过去，可是在大街上转来转去都不知道买什么，于是什么都没有买。过了几年，我在柳州市里念高三，终于给外婆买了顶毛线帽，给外公买了一双毛线手套。我高高兴兴地带回家，准备过年时带去给外公外婆，弟弟说漏嘴告诉我，外公死了。我怔住了，偷偷哭了好久。晚上爸妈回来跟我说，瞒着我是怕影响我学习和考试。第二天我哭着跑回学校住几天才回家。
那时我才明白，我什么也给不了亲人，面对时间，我什么也做不了。
秋天某一天，我从陇头湾辗转带回一麻袋的柿子，分给全班同学吃。我和L吃得太多了，吃坏了肚子，两个人不得不请假去桐岭镇医院输液。当天回来，听说班里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男生里成绩最好的W发动全班同学联名上书学校领导，要求寒假不补课。我听了着实佩服他的勇气，又感到这注定是徒劳。很快“起事”以失败告终，班主任被领导严厉批评，W处境也岌岌可危。 上晚自习，W叫住我，求我跟他去见班主任。不知道他是咋想的，估计以为班主任平日里疼我，有我在他就没有事。我当时还在发烧，晕头晕脑跟着去了。去了我光是在旁边坐着不说话，他俩一直在那说，说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脑袋嗡嗡地响。突然，W跪了下去，抱住班主任的膝盖哭。
我惊呆了，头脑一片空白，仿佛做梦一般，之后发生什么我一点都没注意，满头满脑只剩下那跪着的形象。
我经常想起这一幕，教育制度的弊端多么巨大，个人的反抗多么弱小。后来此君同我一样考上最好的高中，大学又在上海求学并定居上海，也算有为。这种有为是不是与当年能反抗的气魄有关呢？虽弱小，但毕竟包裹着一个敢发出声音的灵魂。
那时，学校里有些事情是没道理可讲的。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不讲道理，而是世道不讲道理。
操场种着几棵龙眼，初秋时节结满沉甸甸的果子，我们一天要路过它们几十回，低头抬头都能看得见。我们的眼睛看得见龙眼的饱满，我们的舌头记得龙眼的甘甜，可是我们一颗也不敢摘，学校给我们发了禁令。但是学校会卖掉这些果子，卖得的钱用作教师聚餐。食堂也养着几头肥猪，用我们的剩饭喂养的，猪宰杀了我们一块肉也吃不到，去哪了呢？老师们隔段时间要聚餐，过年了要分腊肉。老师们清贫且辛苦，想来也是应该的。可是，我们还是想能分学生一些羹汤。
同样没道理的还有犯纪律被处罚一事。寄宿学校什么时间该干什么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脱离轨道就是犯纪律。比如，晚睡时间你没睡，被查房和夜巡的人发现，就要记大过一次。
说来也怪，H同学一次晚上十二点在篮球场给发小过生日，就被巡逻的抓住了，被处罚后一蹶不振。那天我和L也没好好睡觉，凌晨三四点还在学校角落里晃荡，却一点事也没有。第二天听说H被抓，惊讶不已，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中考结束后我到学校领录取通知书，路上碰到H，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故意绕路避开我。想他刚入初中时，那么意气风发，此番光景让人好生感慨。
以后的同学聚会，我都没见过他。
六
睡觉铃声响起，值周领导、值日老师、大舍长会查房。领导、老师和大舍长核对完人数后，就会去学校各个角落搜寻，电筒嗖嗖嗖地到处照射。
可是他们终究会去睡觉的，再有耐力的老师也不会熬过一点钟的，就连宿舍里的人也都睡熟了。这时我和L就偷偷地爬起来，到篮球场或者厕所楼顶玩耍。
H因为十二点在操场给人过生日被抓，肯定不深谙此理，又或者，他们太贪恋睡觉了，只是想早点把生日礼办完就各自去睡，没想到十二点是最危险的时段。
星空浩大，夜风清凉，整个校园睡去了，篮球场偏僻，保安根本不会来，没有人打扰我和L。
实际上，我们在篮球场也干不了什么，说说话，跳跳台阶。双脚并拢，往上跳是五个阶梯，往下跳也是五个阶梯。
犯纪律的兴奋充实我们的心，使得白天学习积攒的压力一下子消散。如果说一起扛过枪蹲过一个战壕的才是好兄弟，那么我也可以说一起犯过纪律的才是好同学。
篮球场围墙边的树叶轻轻地摇着，沙沙的声息仿佛夜的呼吸。偶尔树林中传来一声鸟叫，粗哑的，应该是乌夜啼。
跳累了，我们就坐在台阶上，看星空。猎户座看上去像老头在钓鱼，鱼竿垂向我们的头顶。北斗七星像勺子，很笨拙的勺子，日常生活中我根本没用过那种勺子。银河呢，淡淡地铺开，缓缓延伸着。牛郎织女是哪两颗呢，找最亮的星星，可是很多星星都很亮啊，终是认不出来，更别提什么大熊座、狮子座。
估摸着那些烂仔的摩托车队快来了，我们就起身，跑过食堂、教学楼、操场、男生宿舍，来到厕所和澡堂。这是个两层高的楼，一楼是厕所，二楼是澡堂，左边是男，右边是女。
要去到楼顶，只有通过男生那边的阶梯。夏天蚊虫浓密得像烟雾，在低处和角落翻滚鼓荡。
我们站在女厕门口等十分钟，确定没有人进男厕，也没有人从男厕里出来，就跑到那边的楼梯，躬身爬上楼顶。楼顶不宽，可是下面就是大马路，视野贯通整条路。我们蹲下来等，不敢站着，容易被发现，也不敢坐下，楼面太脏。我们也不说话，有一次说话的教训是，楼下的男厕传出男生“有鬼啊”的叫声，引来了保安，幸好我们已在保安到来前偷偷跑下楼躲进了女厕。有惊无险，没被发现，保安责怪男生乱喊，就把他带走了。是啊，有谁会相信女生深夜上男厕楼顶，何况保安在楼顶用手电筒照来照去也没见个影儿。
风不大时，下面男厕的异味就飘上来。可是没关系，摩托车的声音已经远远传来。
车灯照亮马路，几辆摩托车呼啸而来，马达声呼呼呼——骑车的都是十几岁的青年，我妈平时口中的烂仔。
车子一路呼啸，他们的嘴巴也一路喧哗呼啸，迅捷地来到我们脚下的大土路，又箭一般疾驰而过，消失在远处。多么优美的速度！多么放浪的青春！他们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只有两三分钟，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只有无所顾忌的喧哗与骚动，对我们来说，却是盛大的表演。我们看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们。
骚动远远地消失了，夜晚回归沉寂，我们得到暂时的安慰。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啊！
临近中考，很多课就变成自习课了，比如音乐课、体育课、绘画课。自习课多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得进书的，有时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我就跑去看艺術生在篮球场上素描课。我曾经苦恼过要不要当绘画艺考生，因为那是我能知道的我唯一的兴趣。我把想法对班主任和妈妈都说了，均遭反对。他们虽反对，我还是跑去看艺术生上绘画课。最后他们说服我的理由是，做艺术生要有很多钱才能继续上学。
因为没什么课，班里座位也不再调换，最后半个学期，F总坐在我前面，她是初二时从市里转学回来的，平时住在学校，放假就住在镇上她大伯家里。她大伯是镇上开诊所的。
自习课时，她一会儿扭头朝右憋着气狂笑，一会儿扭头朝左憋着气狂笑。实际上并没有人和她说话，也没有人回应她，她只是自个儿莫名其妙地狂笑。笑累了，她就转身朝后冲着我说话，也不管我听不听。 她说：“我出生刚一个月，我妈就把我丢到山上。没办法，生太多女儿，她不想要我。是我奶奶从山上把我抱回来的。”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是笑的。没错，不是哭，是笑，眼睛还眯着。
说完她又憋着气狂笑。
我说：“喔，我有个妹妹，也是被送人了。”说完我继续做题，心却再也静不下来。
下课后我问她：“我总是失眠多梦，睡不着时听你们讲梦话，睡醒了总清楚地记得梦到什么，你大伯可会治？”
她说：“周末我带你去找他看看。”
周末我们果真出铁门向着她大伯镇上的诊所而去。那时我一身黑衣，她全身白服，走在路上她打趣说活像黑白无常。
在诊所，见到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大伯，穿着白衣服，像白大褂，又不像白大褂。搬个板凳让我坐着，叫我伸出手来放在桌子上。
我问：“做什么？”
F笑着说：“你照着做就是了。”
我疑惑地伸出手，大伯手指搭在我手上。
哦，号脉呢！
他号脉的当儿，我就想着武侠里悬丝诊脉的事，不知他会不会。
号脉后他问了几句情况，给我开了药，我和F就回学校了。大伯也不留F吃饭，F也没从诊所回大伯的家。
吃了药，我果然没有做梦，也没有失眠。
可我却变得不安，总是做梦的人，突然不做梦了，也是受不了的。
不安以后药效就不管用了，吃了还是做梦，不吃了也还是做梦。我又安心了。
现在想来，他给我开的应该是镇静剂，或者安眠药。
在最后备考的那段时间里，F总是莫名其妙地狂笑，而我却是莫名其妙地大哭。
一次全班同學在唱《军中绿花》，我伏在课桌上哭，没来由地哭。
还有一个月就中考了，临考前的最后一次回家，在家里的浴室洗澡，我也没来由地哭，放开了声音地哭，洗澡水哗哗地流着，泪水哗哗地流着，流在我的身体外，也流在我的身体里。
伯父在外面喊：“哭什么？”
我喊：“不要管，就是想哭。”
过一会妈妈也在外面喊：“哭什么，发神经啊？”
我喊：“别管我！”
洗完哭完，老老实实上学去。
还有半个月就中考，我和L跟着隔壁班的男生周末跑出铁门去爬山。
还有五天就中考，我编个理由和班主任请假，跑到十公里外的一个初中待了三天，我的小学同学都在那个初中里。
终于中考了。
终于放榜了。
终于发录取通知书了。
我、L、W和M考上了地区高中，全省排前八的高中，我们整个县只有四十五个名额，我们学校考上七人，隔壁八班两人，补习班一人，我们班四人。F考上市重点，成为一匹黑马，看她平时成绩大家都以为她会考上县中而已。
没有那些狂笑，不知道F会考得怎么样。没有那些大哭，我也不知道我会考得怎么样。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要稳扎稳打，有的人要仗剑直行，有的人要稀里糊涂，有的人要像我这样神经兮兮的，才能活得舒服。
但愿每个人，都能舒舒服服。
责任编辑 韦 露